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前身爲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10月，1974年6月改稱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1980年9月擴建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其中哲學和歷史學一直都是該院的骨幹學科依託，其源在於人文精神乃是所有社會科學的核心，離開人文價值的鑒别，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會變得没有意義。原創所負責人（所長）杜國庠同志（1958年10月1日至1961年1月12日在職），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原主席，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原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他早年投身革命，一生從事革命工作，也致力於馬列主義的研究、傳播和著述，他所涉及的學術領域十分寬闊，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古文獻、佛學、邏輯學、因明學等等方面，都具有高深的造詣；其中特别是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在學術界影響很大。1980年建院以後，哲學研究室擴建爲哲學研究所，老一輩學者章沛先生的辯證邏輯學研究，也在全國學術界卓有聲譽；其中業務骨幹歷年完成上級交辦的項目也頗得社會好評。80年代中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筆者在該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方法論研究，由於有《哲學研究》等雜誌的支持，在國内也有一定的影響。應該説，廣東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本來是國内地方社科院中頗有實力而且也具有相當名氣的機構。

　　但在90年代末的“精簡機構、深化改革”中，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建制被撤銷，研究人員壓縮裁减後被合併到文學研究所，由原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牽頭重組“思想文化研究所”（後來因院内全體職工反對，於是妥協，對外稱之爲“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其研究重心則由理論反思和方法探究轉向政治宣傳和市場廣告。改制後盡管投入資金大量增加（但分配和使用均不合理），也搞了不少裝門面的工作（例如完成社科規劃項目、在報紙上開設專欄論壇等）；但總的説來，新建的所却在學術界不但喪失了應有的影響，甚至還喪失了跟同行對話的能力。我以爲，這種“改制”是有問題的。

　　當年撤銷哲學研究所的考慮主要是：一、“清談誤國、實幹興邦”，集中精力搞建設應擺脱意識形態的干擾，擺脱玄虚清談而着眼實際需要，任何社會其實都不需要太多的專業哲學家。二、哲學研究已經有中國社科院和各高等院校哲學係去搞，地方社科院的任務必須要爲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務，要成爲省委和省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没有必要去搞那些玄之又玄的哲學研究。於此，改制中便大力精簡壓縮人文學科（哲學所與文學所合併，孫中山研究所與歷史所合併），擴張社會學科（一個經濟所分置爲宏觀經濟、開放經濟、産業經濟、企業管理與决策、旅遊、國際經濟、現代化戰略等多個職能互相交叉重合的所）和綜合性的研究中心（新建立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精神文明建設研究中心、文化産業與新聞傳播研究中心、省情調查研究中心、泛珠三角研究中心、區域與企業競争力研究中心、消費與市場研究中心、科學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會科學信息中心、社會科學綜合開發中心等等）。

　　但我却以爲，上述説法和做法未必真正能站得住脚。人類所有的思想和實踐，都是“懸掛”在一定的意識形態當中的，價值目標的精神導向並不會阻礙經濟建設，離開思想指導的胡闖亂冒反而可能會陷入操作混亂的泥潭，價值方向的研究絶對不是什麽誤國的清談。就社會分工而言，任何社會確實不需要太多的專業哲學家，但就事業的成功而言，所有工作都必需要有一定哲學思維的參與。盡管中國社科院和大多數高等院校都設有哲學研究所或哲學教研室，然而他們的職能更多的是着眼於文化積累和學科建設，因而跟地方社科院的跟踪觀察和問題探究並不重復。地方社科院確實有思想庫和智囊團的職能，然而這種職能却必須建立在個人獨立思考以及不同運行方式上面，講究不同方案的比較、鑒别和選擇之“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没有差异也就没有選擇，合作是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處處講同一，於是也就没有了决策；任何思想文化的發展，都只能是“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地方社科院既不能雷同於政策研究部門和秘書班子的當下應對、方案選擇，也不能雷同於宣傳部門和各級黨校的政策告示、思想整合。我們的所有工作歸根結底都是爲現實服務的，然而又都是分工協作的；作爲行政領導的秘書與作爲一定組織的智囊與參謀，其職能要求其實從根本上就不可能是一樣的。離開原有的分工去重復其他人的職能，放棄原有的研究基礎，這至少也是一種浪費。

　　改制後新成立的所和中心大多職能重叠，各部門的分工不明，由此無法形成真正的協作和整合機制；就一定意義上看，改制後全院就像一些全能個體户的“扎大堆”，這相對於分工協作的“舊體制”來説，也不見得就是什麽“歷史的進步”。這裏的一些合併，很是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例如，哲學屬於抽象思維，文學却是形象思維；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合到一起確實勉强。又如歷史是研究事實，但研究孫中山却是探討思想；二者也很難混爲一談。還有把港澳研究中心和臺灣研究室合併到國際經濟所，更是令人不可思議；港、澳、臺問題盡管涉及到某些國際關係，然而其本身却是純粹的内政問題，怎麽竟然被歸到國際關係？特别是改制中“只能執行、不能討論”的霸蠻做法，也不符合黨的一貫路綫和政策。改制時即使當初簽好了的那些尚未到期的職稱聘任合同，也一律作廢要重新簽訂。還有改制後人事處仍按原先學科建制設立崗位責任搞“聘任”，但科研處又在事實上不承認這個崗位責任的合法性，每年都要重新申報崗位責任以迎合時髦的“科研計劃”；這使得所有合同文件都變得形同廢紙。而且原先各專業所長期積累的科研資料更由於體制變化而大量散失和廢棄，一些長期關注的問題也往往被迫放棄。科研的市場化導向不但使有關資源的配置出現混亂、倒錯和兩極分化，而且還導致弄虚作假和短期化行爲；科研經費被迅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上，廣大科研人員則變成了“爲領導打工”的雇傭勞動者，金錢交换徹底瓦解了科研人員的自主性和科研課題的連續性。這一切不但背離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初衷，而且也不符合精神生産的規律。

　　現在全國和全黨都在學習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反思原先一些不那麽符合科學的想法和做法，使我進一步認識到：

　　一是我們的“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爲本”的發展觀。社會是人的對象化，人是社會的主體化；人的實踐具有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雙重要求，由此作爲認知成果的任何科學都有自身的人文形態和人文訴求，科學的發展觀同時也就是人文的發展觀。特别是在社會激烈分化和價值關係復雜的情况下，更需要弄清自身的價值方向和目標。模糊方向和不擇手段的發展方式很難説是什麽“科學發展觀”。當代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我們當前在落實“科學發展觀”過程中，一定要有切實的人文精神的依託，明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由此必須加强而不是削弱人文精神的研究。

　　二是科學是人們認識對象和把握規律的工具，它並不就是真理本身，然而却是對真理的永恒探究。認識對象的無限性和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所有認識都不可能是完整的。由此綜合當以分析爲基礎，協作當以分工爲前提；於是近代以來開始形成的科學首先便是分科的學問。此外還有，任何研究也都應有較爲超脱的身份立場、一定的學科依託以及長期的跟踪觀察和資料積累；離開原先的知識背景、學科基礎和資料積累，搞“拍腦袋”和“想當然”的綜合研究，其結果只能是一堆文化垃圾。改制後我所看到的一些省社科院成果，由於缺乏原先學科依託和過於急功近利，隨着時過境遷，很多自以爲得意的説法，恐怕都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三是現代社會是個分工協作的社會，每個機構和人物都得有自己的分工位置；重復别人的工作，實際上也就是取消自己的存在理由。古人有雲“和而不同，同則不繼”；所有决策都是以差异而不是以雷同爲基礎的；正如不能用工程師的要求去規範科學家一樣，也不能用政治家的要求去規範思想家。無論宣傳還是教育都是着眼於共識的普及，然而研究却要關注於問題的質疑。當然，下級不能爲上級添亂而要爲領導幫忙，然而這不但要基於整個事業的基本價值方向，而且還要明確不同的分工位置。所謂“忠於職守”，不但要忠於總體價值方向，而且還要恪守各自的職能本分。簡單的跟隨談不上“互補”，絶對的服從也很難説是“共贏”；科研成果必須接受歷史的檢驗而不能局限於上級的認同，給領導出主意與爲領導作宣傳當屬於性質不同的兩回事。由此省社科院不能妄圖取代領導的秘書班子和政策研究室，不能搞成第二宣傳部和黨校教研室，也不能雷同於高等院校的研究所和教研室。

　　四是社會現象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歷史演變的結果；借用數學語言來比喻，它更像復變函數而不像綫性代數。由此任何社會問題研究都是長期跟踪和歷史積累的結果，急功近利和跟風從衆的隨機應對，恐怕是搞不了科學研究的。不斷更新課題和名目繁多的考核，使人們始終都在疲於奔命和窮於應付，由此明顯地影響冷静觀察、獨立思考、長期跟進和思想沉澱、精神昇華；這樣搞出來的成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够是粗枝大葉的。那些金錢導向、工業標準、批量生産、商業運作的“産業化”方式，看來並不符合科研規律。有道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目前我們培養學術人才和進行學術研究的環境和政策設計太急於出人才、出成果,這恐怕並不利於科學長遠發展,也不利於大師級人才養成。太急於出人才,反而出不了大師級人才；太急於出成果,反而出不了時代標誌性的大成果。特别是成果的評價和奬勵機制如果過分依賴於長官意志龢利益偏好，那可能會形成大量的文化垃圾。

　　基於上述考慮，我建議：

　　1.恢復省社科院改制前以學科爲基礎的建制，着眼於基礎積累和跟踪研究觀察。時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的課題可合併到精神文明建設研究中心和文化産業與新聞傳播研究中心，由此不必增加編制和投資。

　　2.院内横向的研究中心應當本着“少而精”的精神慎重設立，不要讓一個領導搞一個“中心”去組建自己的“嫡系”，特别注意不要把機關搞成“全能個體户的扎大堆”。時下的一些固定中心可以考慮改變爲臨時性的横向課題組，不能因爲臨時任務而放棄跟踪觀察、學科依託和長期積累。

　　3.投入科研資金要真正用於科研，其使用和分配應注意公平、公正、公開和有效的原則，防範各種“學術型”的經濟腐敗，注意不要讓專項的科研經費變相成爲福利基金。

　　4.加强長期性的跟踪觀察和戰略思考，尊重科研的長期連續性和文化的歷史積累性，無論什麽問題都切忌一哄而起，一定要着眼於基本材料的積累和分析，而不能熱衷於瞬時感想的提出；研究者應該與時髦保持一個必要的距離。科學研究不是做文章、搞宣傳、賣廣告而是查問題、追原因、找答案，科研成果要有歷史的反復檢驗，研究中必須注意防範各種藉口下行政主導的學術腐敗。

　　5.對科研人員也應講究“鬆綁放權”，着眼於培育他們的自主創新能力，鼓勵他們形成自己的學術個性。

　　（阮紀正）
　　200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