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基礎教育對廣東的啓示

　　2009年10月，我隨國家教育部專家考察團到德國首都柏林和東部地區訪問。德國在基礎教育方面的一些情况，引發了我對廣東的基礎教育一些問題的思考。

　　一、關於如何建設重點學校和公有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我們國家人才短缺的時候，爲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全面展開了重點學校的建設，對一批原來條件較好的學校，給予人力、物力、財力上的特殊關照，使之成爲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優越、辦學水平和質量都比較高的重點學校。隨着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隨着全社會對教育公平理念的追求，是否還應該辦重點學校？如何對待公有的教育資源分配？成爲社會輿論和廣大家長關注的焦點，也是各級政府需要面對的難題之一。一段時間内，對於繼續開辦重點學校幾乎是一邊倒地否定，於是國家教育部明令禁止辦“重點學校”。可是隨後不久，諸如“省一級學校”、“國家級示範高中”的名目又再出現，各級政府又對這些學校予以人、財、物力上的特殊支持，没有“重點”稱謂的重點中學依然存在。這種以不公平的方法分配公有教育資源的做法，在群衆當中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也帶來了一些難以解决的問題，如初、高中入學考試的問題、擇校問題等等。到底應不應該辦重點學校？以什麽方式辦重點學校？如何分配公有的教育資源？是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作爲社會公平、教育公平理念的一個重要體現，必須大體均衡地分配公有教育資源，不應當對某些學校有特别的照顧。因爲這樣做不僅是對大衆的不公，也取消了學校之間的公平競争。重點學校坐擁優勢，不必花太多心思就超越了其他學校；一般學校望塵莫及，無法與重點學校競争，失去進取之心。廣州曾經有一位所謂“四類”學校的校長對我説：“我現在關心的就是學生中‘男的不死、女的不生’”，即保证學校不要出亂子。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下，要求學校提高教育質量無從談起。但簡單地取消重點也不行，德國東部（東德）就經歷了這麽一個從取消到復辦的過程，對我們不無啓示。

　　東德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和教育制度和我們有類似的地方。東德的基礎教育一向是多層次、多次分流的，既有類似我們重點中學的學術型(gymnasium)中學，有類似我們一般中學的綜合(comprehensive)中學，也有職業(vocational)中學。這種學校體系一度相當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習。東德時期，學校都是由政府按照實際需要撥給經費，當然不是平均分配。隨着兩德的統一，教育公平的理念成爲社會的主導，政府取消了對學術型學校在資金投入、師資建設以及招生入學方面的額外照顧，許多學術型學校辦不下去了。2002年本人訪問德國時，發現東德的學術型中學的資源優勢不復存在，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許多學術型中學都關了門。然而在今年的訪問中却發現，學術型中學又在悄悄地恢復和興起。我們參觀過的一所學術型中學就是在關門之後，又由政府重新撥給校舍並召集原來的教師（現多數已超過50歲）復辦起來的。和德國的同行聊起來，他們認爲社會不能没有精英，學校也不能没有榜樣。取消學術型中學不僅使得一些優質兒童得不到恰當的培養，還使得整個學校體系失去引領方向，導致整體教育質量的下降。東德過去在國際中學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的奥林匹克競賽中成績很好，現已風光不再。甚至在歐盟舉辦的國際性教育質量監控檢測中，德國的排名也相對落後。因此在近幾年，復辦學術型學校的呼聲四起，家長和社會輿論都轉了方向。

　　東德復辦的學術型中學没有走回原來依靠政府特殊照顧的老路，以維持教育的公平。它們或者完全是私立的，從家長和非營利的基金會那裏獲得優勢的資源；或者是在政府按平均的標準分配給它們資源的基礎上，再從學生那裏收部分學費，形成資源優勢。學術型學校復辦不久，已經展示了在培養社會精英方面的優勢，也帶動了其他學校在辦學水平和質量方面的競争，促進了地方教育質量的提高，因此越來越多地方又復辦學術型學校。

　　德國的情况對我們是一個啓示：取消重點、搞平均主義是不可行的。不管社會發展到什麽程度，都需要培養精英，也需要有優秀的學校作爲榜樣來引領整個教育體系的發展。應該辦好重點學校，但是要有新的思路，這樣的重點不能靠政府來封賜，不能靠對公共教育資源的超額佔有來維持。靠的是學校本身的能力和學校高質量辦學引起家長對教育的投資來支持。

　　不僅德國如此，似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由社會力量來辦精英學校，公立學校則重在保证全體（未來）公民都能接受起碼的合格教育。我們國家將來也必然會走上這一道路。爲保证教育公平，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不應該有檔次，政府對它們一視同仁，將資源均衡的分配給每一所學校。但是高中階段，政府應該逐步推行公立高中分檔收取學費的制度，允許不同檔次的學校按不同的標準收學費。即：不管什麽樣的公立高中，它們得到的政府資源是一樣的，以保证公平。在此基礎上，辦學質量檔次高的學校學費高，而不是現在的一刀切做法。這樣的做法當然需要試點，建議考慮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如廣州、深圳，先選少量如華南師大附中這類學校進行試點，收取較高學費。與此同時，不管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階段，都要鼓勵一些條件較好的私立學校走向精英化，鼓勵一些企業，或像華南師範大學、廣州大學、深圳大學這樣的單位出資開辦非營利型的私立學校，並進一步發展成爲精英學校。政府應取消對私立學校在招生方面的歧視性限制，讓它們逐步改進生源質量。對非營利的私立學校給予和公立學校相同的基本經費資助，如同香港政府對私立學校采取買學位的做法。保证私立學校教師在業務發展和職稱評定方面與公立學校教師有相同的機會。這樣的做法，既符合社會公有資源均衡分配的原則，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也保证了優質學生能够得到充分的發展，社會能够得到精英人才。

　　有人也許會以爲這樣將導致有錢就可以進好學校，造成新的不公平。這是一種誤解。優質的私立學校並非有錢就可以進去，現在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優質私立初中，其入學資格要求遠高於一般公立學校。當然也應注意到，這種優質高價的做法，可能會造成部分有較高潜質而家庭經濟又比較困難的學生面對高學費的困境。對此，政府必須有所作爲，給這類學生予以適當的幫助，如將以往多給重點學校的資源，改爲奬學金或免息貸款，用於資助學業好、有發展潜力而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教育公平並不是搞平均主義，不是搞一刀切。教育公平是一個相對的、變化的、發展的概念。不公平不好，絶對的公平不存在。過分的、絶對化的公平訴求，必定導致與社會多元化、多層次的教育訴求相互對立，是不正確的。

　　二、建立立足廣東的全面的學生素質發展監控體系

　　此次訪問德國的重點，是考察德國教育發展與進步研究中心(Instituteof Educational Progress，德文簡稱IQB)。該中心由德國的文化與教育部倡導成立，設在著名的洪堡大學内，由各州提供資金，進行大規模教育質量監測。爲什麽要這樣做？從教育的合理性上看，德國的同行認爲，當前教育管理模式發生了質的轉變，從傾向於課程計劃管理的輸入導向，轉向學校自主開發課程、監控學校教育成效的效果導向；從内容導向轉向能力轉向。即，過去政府非常關注學校應該教什麽和怎麽教，通過對學生的輸入來引導教學。現在政府傾向於對學習的結果進行考評，以考評來引導教學。從社會需求上看，德國的教育體系非常復雜，學校的自主權也越來越大，各地學校的水平參差不齊，但是所發的却是相同的證書，社會對這種狀况不滿，要求有一個標準統一的外部考評，對學校的教學質量進行監控。因此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機構，開展對學校的教育質量監控。其實不僅德國這樣做，發達國家都這樣做，如美國的NAEP，英國的QCA，都是類似的機構。還有一些跨國的機構，如歐盟的PISA，美國的TISS等等，進行國際性的教育質量比較。從現實上看，主要是由於德國連續幾年在歐盟爲主體的PISA測試排名較差，使德國的教育界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德國教育界覺得PISA測試不合理，德國的實際教育水平不像PISA測試結果那麽差，因此積極地建立起自己的IQB。

　　這樣的大規模教育質量監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促進學校教育質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引導學校在“應試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遠離素質教育的軌道。因爲這些監控的基本理念還是“科學化”、“數量化”，試圖用更爲“科學”的方法來建立起解釋學業成績的數學（統計學）模型，用便於數量化的紙筆測試卷作爲工具收集數據，然後用系統的統計學方法來解釋考評所得數據，解釋學生的學業成就，得出關於教育質量的結論。這套方法表面上看來比較嚴謹，推行起來也方便，問題在於其基礎。教育概念遠比自然科學的概念復雜，而且許多教育概念的本質是什麽還弄不清楚，在這種情况下對概念進行操作定義，會把概念的大部分内涵、甚至是最重要的内涵給弄丢了。如什麽是人的語文能力，現在的做法是將其分解爲聽、説、讀、寫四個方面，單獨進行測驗。這顯然把語文能力中很重要的思維、想象等等丢掉了。我在2003年訪問英國的QCA和今年訪問德國的IQB的時候，都向主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主人一方面不諱言他們確實有這方面的擔憂，另一方面一致笑稱他們是在向中國學習，以統一考試爲主導來指揮教學。兩國的教育專家和校長也都很擔憂他們的教育也會像亞洲國家一樣走上應試的軌道。

　　從輸入控制轉爲結果監控，同時給學校更大的自主權，是符合教育的規律和世界發展的潮流的。廣東應該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要求，在教育改革、包括教育質量監控方面成爲我國的排頭兵。爲此，建議廣東現在就投入一定的力量，組織一個團隊研究如何全面地檢測學生素質發展的監控體系，在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廣東自己的教育質量監控中心。這一團隊首先要研究國際上教育質量監控的理論基礎和操作方式方法，深入認識目前國際上流行的監控方式的意義，分析其局限性，探索更加符合素質教育思想的全面教育質量監控的理論和方法，並通過試點逐步加以實施。簡要地説，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目前都是只能衡量學生學習的量的方面，還應該研究如何把學生學習的質的方面，或者説質的水平也包括進去。這樣的研究和實踐做好了，是對全世界教育測量評價理論的實質性突破，也是對提高廣東的教育質量的重大貢獻。這樣的研究和實踐在廣東並不是没有基礎，華南師範大學就有一支這樣的理論研究隊伍，不過缺乏經費的支持和實踐的陣地。廣東省教育廳對中小學生的綜合素質測評在全國就很有特色，只要花力氣做進一步的提高和完善，是完全可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進行這樣的工作目前也不需要在人力上有額外的投入，可以模仿國外的經驗，把這樣的研究團隊掛在高等學校，如華南師範大學，把省教育督導室、教研室以及其他高等學校的力量組合起來，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就可以運作。

　　如果廣東現在不采取措施開展教育質量監控的研究工作，也許會像德國一樣陷於被動的局面。我們國家在2005年開始，仿照發達國家的做法，依託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國家基礎教育質量監控中心，並開始初步的預測，他們的做法完全照搬國際上的做法。從歷年高考的情况看，廣東學生在紙筆考試的分數方面一向不如其他省市，略低於全國平均綫。當然這並不能説明廣東的教育質量差，恰恰相反，廣東的學生見多識廣、思維靈活、發展潜力大，不僅得到國内名牌大學的公認，連香港和海外的不少大學都有這樣的看法。廣東考生的筆試成績低主要由於廣東的老師不像一些省市一樣對學生進行高强度、軍事化的應考訓練，這其實是好事。然而上述所謂的質量監控以偏概全，用簡單化的紙筆考試和標準化的方法測量學生的學習水平，並以此推至學校的教育質量。這樣的監控一旦實施，廣東可能就不得不背上“教育質量差”的帽子。由於這種監控涵蓋了從小學至高中的整個階段，可能會把原來相對生動活潑的初中和小學教育也逼上應試教育的軌道，其後果是灾難性的。而如果我們現在開始研究，就能拿出更爲科學合理的數據來解釋廣東的教育質量和水平，從而保证廣東的教育健康發展。

 　　（高凌飈）
　　200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