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指出，當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特别是城鄉二元結搆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務必大膽探索，勇於開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農村發展難題，爲推動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提供不竭源泉。

　　近年來，筆者主持省府立項的相關區域、族群歷史的編撰，同時，也應地方邀請組織長篇歷史調查與研究項目的寫作，對廣東三大民係廣府、客家、潮汕的當下狀况有較深入的瞭解，從調研獲取的材料及數字上，深感廣東山區農民工的問題相當突出，有必要作爲專題提出。

　　粤東、粤北的山區，也就是當今廣東經濟最落後的地方，人稱廣東的“西伯利亞”。由於地緣的原因，經濟發展滯後，大量農民離鄉背井，去發達地區打工，所以，廣東外出農民工中，粤東、粤北農民工占的比例最大，約50%-60%，遠超於其他地區人口的比例。

　　因此，粤東、粤北農民工與我省其他農民工比較，不僅比例最高，而且貢獻最大，因爲他們向特區、向沿海開放城市轉移最早。

　　由於宗族、血緣、地緣乃至民系族群的關係，深圳特區最早的農民工是梅州、河源、惠州的農民，因爲深圳原住民大都是客家人，是清代遷海復界時填補空白進去的，他們大都是從梅、河、惠轉入，所以與梅、河、惠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粤東農民工進入深圳的第一方式，便是投親靠友。而客家人傳統上的喫苦耐勞，更使他們成爲特區最早站住的族群。如今，深圳的梅州同鄉會、龍川同鄉會成員都很强、很多。筆者《客商》中有專門一章寫到深圳的梅州、龍川客家人。他們在深圳草創、崛起過程中，功不可没。深圳近千萬人口中，70%基本是農民工（或由農民工成長的企業家、商人、文化人，這只是少數），其中，早期的粤東、粤北農民工占的比例不少。

　　據有關統計，當今中國2億以上的産業工人，有三分之二爲農民，即有1.3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了城市。其中，廣東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吸納的農民工當有上千萬，而粤東、粤北農民工則在500萬左右，福建省委領導甚至對來廣東打工的閩西客家農民工作了專題調研。當我國城市化率逼近50%、廣東更超過50%之際，我們更能認識到他們對此作出的貢獻，他們不僅成爲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生力軍，也爲解决“三農”問題作出了奉獻，畢竟，客家山區耕地緊張，要解决人均耕種的山地，實行規模經營，没有他們的大規模轉移是難以奏效的。

　　盡管這500萬廣東山區農民工爲廣東的經濟騰飛功高至偉，可是，他們的實際貢獻並未得到正確、全面乃至公平的評估。城市發展了，經濟騰飛了，可他們抛妻别子離開的家鄉依然落後，分享不到改革開放的成果。他們犧牲了家庭、親情乃至子女的直接教育，可城市却每每以没床位、没學位把其拒之於醫保、義務教育之門外，農民工甚至與城市失業者相比，仍是弱勢群體，在城中連續就業不多，工資偏低，不能與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勞動與社會保障的實施，更是困難重重。

　　這些，正如《决定》中指出的，勢必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深層次矛盾突出”，有礙於和諧社會的建立，尤其是某些落後地區，更形成“灰色地帶”的蔓延，一如民間説的收入不平衡而“發窮惡”，從而惡性循環，拉大差距，惡化分裂，這是值得嚴重關注的。

　　爲此，謹建言：

　　1.可以將族群或民係農民工作爲調研對象，並針對其不同特徵制訂相應政策，這也是一種機制的創新。

　　族群或民係畢竟是歷史的産物，客觀存在，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礎。僅以客家爲例，廣東是中國第一大客家省，占全球客家人口近三分之一，理應成爲表率。筆者爲非客籍的參事，自然没有偏袒之嫌疑，其實，就是客籍的領導人，也同樣應當理直氣壯爲這個民係謀福祉。只有確立這一調研對象及範圍，我省最貧困落後地區的改變方可獲得新的原動力。畢竟，大量農村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就業，將會長期存在，對城鄉二元結構現象的改變有重大的影響。而從長遠的歷史而言，這又是這一個民係的又一次歷史性的大遷徙，有着更深遠、也更深刻的現實意義，無論從戰略上還是策略上，都值得下功夫研究並制訂出相應政策來。據我所知，福建、江西自省領導始，都對客家農民工問題很爲重視，相信會提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來，可供我們參考。盡管他們的客家人口無論在數量還是比例上都不及廣東。如前福建省委一位副書記的調研報告，就專門寫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在廣州五仙橋形成的福建客家農民工社區。

　　2.建議農民工原籍地與打工地的政府“雙管齊下，互惠互濟，共謀發展”。

　　所謂“雙管齊下”，首先應是其打工地的政府要認真組織一次調研，對農民工的數量、貢獻、存在問題有深度瞭解，並解决問題，如技術培訓，保護權益，法律支援等，在確認其歷史貢獻之際，同時回報乃至反哺他們的原籍地，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互惠互濟”。這可以深圳、廣州、東莞爲重點。而原籍地政府更應根據當地客家農民工分佈情况，到相關城市進行調研，與當地政府溝通，協調解决問題。對農民工離開後的鄉村，也要嘘寒問暖，包括解决土地荒置等一系列問題，以解除其後顧之憂，要鼓勵已有所作爲的農民工實業家反哺家鄉，增進造血功能，充分發掘當地的文化資源，改變家鄉現狀，這其中務必解决“灰色地帶”問題，不少企業家未能返鄉投資，問題每每出在這兒。這可以河源、梅州、韶關爲重點。先期考慮穩住我省的農民工及其就業問題，這對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而言，可謂率先垂範，其意義不可低估。

　　3.在産業轉移、城鄉一體化之際，注意發揮族群社會作用，增加親和力，凝聚力。

　　因爲，對中國傳統社會而言，這是作爲穩定的紐帶而存在的。如今，許多發達城市與山區均已有了“一幫一”的關係，但觀念問題並未解决，甚至視爲恩賜或負擔，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也可以作爲一個專題來研究。

　　4.研究制訂具有廣東特色並對全國更有前瞻意義的農民工的相關政策，開展民係多元文化活動，讓農民工感到有歸屬感，有向心力，作爲貫徹落實十七届三中全會《决定》的又一個實際行動。

   　（譚元亨）
　　2009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