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今年我國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全方位促進就業增長,確保就業形勢基本穩定。穩定就業形勢,就是穩定大局,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去年美國爆發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對我國影響很大,造成很多出口企業與相關企業破産,最終涉及到個人的生活——失業。温家寶總理2008年12月20日在北航大學與百名大學生座談時强調,政府最擔心的是兩件事,這兩件事情都跟就業有關,一是農民工返鄉問題;二是大學生就業問題。有了就業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購買力,也就有了内需,就業問題是擴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必須着力解决,以保证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一、就業形勢嚴峻
2009年將是我國就業形勢極爲嚴峻的一年,據人保部2008年12月23日稱,2009年至少有2400萬人待就業,其中應届高校畢業生將達到610萬人,加上歷届没有就業人員超過700萬畢業生;因下崗失業導致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已超過1000萬,其中相當一部分特别是失地農民工已無法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産,預計春節過後他們還將集中進城尋找新的就業機會。除了農民工就業問題,新增就業人口基本上一年就有1000多萬。據我國社科院發佈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預測,今年大學生的失業率將超過12%。如果加上隱性失業和農民工返鄉待業,估計失業率要超過20%,這與我們一般確保的失業率4%高出5倍。這麽高的失業率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是罕見的,令人震驚。在大多數國家,失業率超過10%就非常危險,有可能誘發大規模抗議和騷亂,有的國家甚至引發政治危機與政權的更替。
金融危機已衝擊實體經濟,且對我國影響正在加劇,沿海不少中小企業已經停産、倒閉,廣東2008年11月份企業倒閉有15000多家,比上月翻了一番,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必然增加就業壓力;即使我國2009年經濟增長能保持8%的增速,在已有1700多萬人要求就業(其中包括700多萬大學畢業生和1000多萬返鄉農民工)加上一年新增加就業人口1000多萬,總共2700多萬就業人口,也只能提供8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2008年是中國國有企業政策性破産的最後一年,下崗或失業人員比往年增多不可避免。大學畢業生的不斷增加,返鄉農民工的劇增,這兩大“主流”的匯集,形成就業高峰,而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不但不會擴大,反而呈現减少趨勢。一旦因就業困難,失業率攀高,導致個人生存危機,社會矛盾有可能激化。
去年我國有77.5萬應聘者(其中大多是大學畢業生)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録取比例僅爲57∶1,這比我們一般要求的録取比例4∶1高出14倍之多,因而引發上海大學畢業生提出“零工資”上崗和“没名分”的低薪入職者。廣州前一陣爆出1500名碩士生競聘“猪肉佬”,可見其競争激烈程度之甚。
二、失業率與GDP的比較
在談經濟發展時,人們討論較多的總是GDP,却很少談失業率。其實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失業率是與GDP分量等同的指標,從影響政府决策的角度來看,甚至更爲重要。在西方國家,“失業率”爲什麽會成爲最重要的經濟指標?“充分就業”爲什麽是西方國家保障經濟穩定發展四大要素中的首要因素?爲何他們的政策總是圍遶降低失業率這一目標展開?因爲這些國家比我們更早地進入消費型社會,我們的消費率僅僅是他們的一半左右,他們更明白其中的關鍵:要靠内部消費拉動經濟,而保证就業是最重要的手段。因爲没有就業,也就失去消費能力與需求。
實際上,如果經濟指標有虚、實之分的話,那麽,GDP是虚的,失業率是實的,因爲如果分配失效,GDP增長的成果有可能不被大衆所擁有,這時即使再怎麽緊盯GDP數字,對大多數人來説,那種增長就是“無效增長”。因此,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刺激經濟,“保就業”是根本的,因爲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民生,而就業是民生之本。提“保就業”比提“保經濟”更科學,它代表了一種重要的方向——努力建立“經濟成果爲大多數人共享”的社會形態,正因爲這樣,當前國家、省級財政投入大量的資金用於“保增長、擴内需、調結構”,必須以較大的比例投入民生事業,起碼要佔據投資總量的一半或者更大,方能解决當前民衆十分渴望解决的民生問題,特别是就業問題。抓住了民生這個主要矛盾,其它問題就好解决了。人是生産力三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以人爲本,就是以民生爲本,這是决策者應作出的最大抉擇。
三、幾點建議
1.大力扶持和發展中小企業
我們提出之所以要發展中小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是因爲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小企業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只有中小企業才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在這個問題上,中小企業爲我國提供了大約75%城鎮就業機會,吸納了大量的進城農民工。9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新增加值的70%以上由中小企業創造,它們實現的工業總産值和税利分别占全國總量的60%和40%(有的地區超過70%)。可以看出,中小企業爲我國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前提條件,特别是吸納大量的就業人員,是一個有功之“臣”。
當前,正是我國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時期,扶持和發展中小企業,關係到國家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目標的實現,對繁榮經濟、擴大就業、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麽,如何大力扶持和發展中小企業?
(1)切實緩解融資難問題。一是金融機構要落實已出臺的金融支持政策,在總量和增量指標上,應該單列中小企業信貸指標,尤其要促進小企業信貸投入增速高於全部貸款增速。二是簡化中小企業貸款程序,降低貸款門檻,下放審批權項,縮短審批時間。三是要堅持有保有壓、結構調整、堅持風險可控,重點落實符合産業昇級和環保政策、基本面好、産品和技術受歡迎、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哪怕臨時出現虧損、資金鏈斷裂,銀行都可以給予提供貸款。但銀行不能“救差”、“救亂”。四是對暫時無法按時償還貸款的成長性較好、講信用的企業,要采取有效措施,適當放寬還貸時間。
(2)積極穩妥地推進村鎮銀行小額貸款。要研究探索建立以民間資本爲主體,專門爲中小企業服務的區域性中小銀行和村鎮銀行試點工作,引導民間資本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3)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可以采取發行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債券、集合債券、股權融資、項目融資和信託産品等形式直接融資。
(4)全面清理涉企收費項目。爲了使中小企業輕裝上陣,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幫助企業全面實行收費項目管理制度,清理核定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並通過媒體、網絡定期公佈收費目録,進一步規範收費行爲,切實减輕中小企業負擔。
(5)財政要大力支持中小企業自主創新。我們不僅要在政策上掃清中小企業前進道路上的攔路石,在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還要引導中小企業盡快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這就必須不斷提高中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税支持力度。財政必須撥出專項資金,重點支持中小企業“高、新、特、優”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項目,重點扶持中小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貸款貼息和補助。
(6)應給予民營企業公平的競争環境。一是應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的産權流動、資産重組和結構調整。二是鼓勵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通過市場在自願互利的條件下進行聯繫和合作。三是支持個體户中的能人承包、租賃國有小型企業。四是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現代信息業、服務業和物流業等,拓展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提昇民營經濟結構和層次。
2.最大限度地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
從長遠來看,要擺脱農民工就業的困境,政府要對農民工進行職業培訓,可以考慮以下幾種培訓方式:
(1)各級政府(以地級市爲主)要承擔當地農民工職業培訓經費的投入。可以考慮省級財政出一部分,市級財政出一部分,究竟雙方比例多少,要視各地財政收入狀况而定,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財政預算方面要單獨列項,專款專用,不能挪用,並以立法形式實施。
(2)要多渠道地籌集培訓經費。積極動員社會各方面人士、單位、企業和團體大力支持籌集培訓經費,對於有突出貢獻的法人與個人可以享受政府給予的相關優惠政策和待遇,政府有關部門應適時制定相關政策和制度,建立相應配套的激勵制度。
(3)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着力開辦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工作,可以通過校企合作的模式,整合職業技術教育資源,建議把縣職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中專和縣電大、進修學校之類的相關學校,整合成上檔次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根據市場需求,采用定向培訓、委托培訓等形式,拓寬就業門路,打造品牌專業、特色專業,擴大社會影響,增加招生吸引力。
(4)統籌規劃農村勞動力資源。爲了適應現代化大農業的需要,根據大農業農、林、牧、漁四大門類的分工與合作,對不同門類勞動力需求狀况,開辦各種爲現代大農業和服務業所需的各類專業人才培訓。
(5)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教育大計,教師爲本。一是要按政策和標準,不拘一格選撥優秀人才。二是要提高教師的地位和待遇,改善教師居住環境。教師的待遇要高於同級公務人員的待遇水平,並給予合理的財政補貼。三是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動員本市、本縣籍的優秀大學畢業生回本縣任教。四是按需求選撥優秀教師脱産進修,提高在職教師的學歷和水平,充分調動廣大教師的積極性。
3.鼓勵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創業
勞動者在開始創業時,往往碰到很多困難,特别是資金欠缺,財政應對創業謀生經費不足的勞動者給予補助和貸款貼息,給予减免創業期的經營所得税收的優惠,提供創業有關信息,銀行要給予信貸政策傾斜。黨的十七届三中全會提出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讓農民的土地流轉起來,把農民從土地束縛中解脱出來,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要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在不違背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不破壞土地耕作條件的前提下,其農作物種植、水産養殖、農業科學實驗設施、畜禽飼養等應視爲農業用途,不應干涉。實事求是、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地看待“18億畝耕地紅綫”,讓農民在政策感召下,充分地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4.鼓勵大學生到農村支教
發展教育,農村是關鍵。在當前城鄉貧富收入差距過大的情况下,爲了縮小城鄉貧富收入差距,擺脱窮人經濟上的貧困,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教育。大學畢業生應該心懷祖國,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大學畢業生到農村支教,國家財政應大力給予資金支持,建議對選擇在邊遠和農村地區按規定工作一段時間的畢業生免除其大學期間的學費,政府並爲他們償還上學期間的貸款,每月給予適當的生活補貼,讓他們更加安心地從事農村支教。
5.節約行政開支,倡導“廉價”政府
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節省行政經費1%,把節省下來的錢主要用於民生——比如教育、醫保等項目的開支。
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爲唯有政府,才有能力以低於市場交易成本龢民間機構的管理成本的方式,去構建公共服務體系,行使公共服務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説,只有“廉價”,才有“政府”。如果政府的行政成本高於市場交易成本,那麽政府就不可能有存在的必要,人們會自己理會自己。
如何節約行政開支,構建“廉價”政府?
(1)政府的職能説到底是爲人民服務,是服務型政府,不是以權謀私。爲此,當前要解决群衆怨聲最大的“公款喫喝、公款旅遊、公款用車”問題;改革行政體制,精簡機構,裁减冗員,緊縮編制;减少會議數量,提高會議質量等等。我們就會節約更多的財政資金,以應對時下國家面臨的燃眉之急。今年財政十分困難,財政收入下降,財政支出壓力進一步加大,我們更應該歷行節約,精打細算,渡過難關。東莞市已將市財政全額供給單位的公用經費支出控制在年初預算的95%以内,同時要求嚴格控制會議和各種慶典經費支出,規定2009年不再單獨安排市級預算單位出國出訪專項經費。
(2)以立法形式建立“浪費問責制”。建設節約型社會必須相應建立“浪費問責制”,我們常説,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但從來没有人因浪費而被問責或問罪,這也是各種公務浪費有恃無恐、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公務浪費與建設節約型社會要求背道而馳,既浪費了資金,又腐蝕了幹部,失掉民心。只有將資源節約責任納入行政管理目標責任制,才能變“無責浪費”爲“浪費問責”。讓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公務消費時像是花自己的錢那樣心疼,從而精打細算,歷行節約,樹立勤儉持“家”的良好美德。
(3)實行預算制度公開化,進一步細化預算。堅持收支兩條綫,財政應在源頭上切斷某些官員腐敗的資金來源渠道,並讓政府在公開透明中接受公衆和社會輿論的監督。
6.防範未然,做足準備
從黨的十六届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八大這段時期,將是一個社會轉型期。當前最敏感的問題是“就業”問題,正面臨着世界上最大的“就業争奪戰”。“大學生”和“農民工”是兩大就業群體,對“大學生”來説,就業不僅僅關係到出路問題,而且關係到社會公平。因爲教育是社會底層向“上”、向“外”流動的主渠道。對社會底層人群而言,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絶望。如果大批普通家庭發現對子女高昂的教育投資换來的是“畢業就失業”的結果,不僅僅對子女是重大打擊,同時連同其父母親也受到身心的傷害,“雙重”打擊匯在一起,影響社會和諧深度就更大了。
對“農民工”來説,他們已經完全適應了城市化的生活,特别是“80後”第二代農民工,他們的期望值比其父輩高,忍耐力却比父輩低,留在城市的願望更加强烈。據重慶市在一些勞務輸出大縣的調查表明,有近80%的返鄉農民工表示,不願意留在農村,即使找不到工作也願意呆在城市。如果2009年大批失業農民工經過半年以上還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游盪在城市,問題就十分嚴重,需要特别警惕群體鬧事。
當前群體事件的特點是:某一個矛盾問題一旦有適當的導火綫,往往會引起意想不到的、由偶然性較大的小事而迅速爆發爲群體事件,呈現出衝突昇級快、對抗激烈、社會破壞力强、處置難度大等特點。如果處置不當,有可能被國内外敵對勢力所利用,煽風點火,其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要提高預見性和敏感性,倘若有相當大一部分大學畢業生不能就業,他們有可能群體聯合,形成學生潮,如果與返鄉農民工串通一氣,城鄉結合,形成合壁,其破壞力、影響力將是特别强烈,其社會動盪的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還要特别注意到,近年來群體性還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即“非典型性群體性事件”,與過去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動輒打砸搶燒不同,訴求者通過“非爆力的方式”——静坐、示游、網絡等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争取利益,要求政府給予解决。
2008年發生的幾起突發事件所産生的後遺症不能小視,有可能推動當前“就業難”矛盾的提前爆發,今年可能成爲群體事件高發年,這一切都要有所防範和準備。一個有啓發意義的探索是重慶市嘗試建立利益協商機制,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發生的3天後,市委書記和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交流、座談,座談還在當地電視臺和新聞網站全程直播。我們應該學會協商和對話的方式,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體現了新時期“以人爲本”理念的要求。政府各級部門要明確各崗位的工作責任和法律責任,否則,群衆就會認爲“大鬧大解决、小鬧小解决、不鬧不解决”,導致矛盾的昇級和激化。重點是保障就業,保障穩定,保障增長。要有創新思維,完善機制,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對策。若處理得當,同樣有可能成爲創造社會和諧的新契機,化“危”爲機。
(吴厚德)
200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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