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開的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增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衆消費能力”。的確收入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與經濟，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從大處着眼，收入分配改革關係着整個國家發展的大事，是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多個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穩定的政治因素。從小處來看，又是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國家、企業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把這個問題解决好，民心安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因此，改革收入差距過大成爲當前群衆關注的社會焦點，必須予以重視與解决。

　　據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統計，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十大社會問題中，“醫療問題”（即“看病難，看病貴”）被排在社會問題的首位，是全球其他國家的社會問題調查中從未見過的，這充分説明居民的收入狀態難以支付本身的醫療開支。該“報告”還指出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非常明顯，2006年人均年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達到0.496，而家庭人均資産差距的基尼係數更是高到0.653，按國際通行標準，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報告還特别顯示，在調查社會各階層對近10年來獲益較多的群體排序中，69.849%的人認爲國家幹部是近年來收益最多的群體。公務員職業在穩定的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優勢更加凸顯，正因爲這樣，公務員考試成爲“當今中國競争最激烈的考試”。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領域，10多年來，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時的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而這些年來，GDP的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年均超過10%，尤其是財政收入的增長更快。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收入增長並未與財政收入的增長同步，這是制約人民消費增長的關鍵。如何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機制，從我國現實出發，提出以下建議：

　　一、調整初次分配結構，關鍵要提高就業率

　　我國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始於1985年，實行“企業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鈎”的收入分配制度，至今已有24年了。眼下醖釀的收入分配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目前我國的收入結構是呈倒丁字形，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是要增加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目前的改革是重點對初次分配結構進行調整，適當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關鍵要提高就業率。在國家、資本和勞動三個分配結構中，國家是用權力分配的，企業是用資本分配的，勞動者主要是用勞動力來分配的。因此，必須提高就業率，而要提高就業率，就應該鼓勵更多的老百姓去創業投資，要有更多的小老闆。國家要對中小企業創業實施减税、减費措施，讓大量的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

　　此外，要縮小收入差距，還要從産業結構方面進行調整。目前，我國40%的勞動力還在農村，服務業就業比例只占33%。因此，應擴大第三産業的比重，必須從整體上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向，最好的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同時，要支持其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延伸現代製造業的價值鏈，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够創造出吸納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

　　二、向市場放權，向公民讓利

　　中國改革起步於財税體制的“放權讓利”。農村的土地承包和城市的企業承包，讓生産者有了自己經營和分配利潤的權利，財政承包也讓地方政府有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動力。回望30年改革進程，貫穿始終的還是“放權讓利”，計劃向市場放權，政府向生産者讓利，市場因此發育成長，國民因此分享紅利。隨着“放權讓利”，市場配置資源日趨佔據主導地位，生産組織和制度運行的成本大幅降低，生産率大幅提高，中國經濟從此告别“一窮二白”大步向小康社會邁進。時至今日，放權讓利還遠未到終結之時，因爲向市場放權遠没有放够放足，向人民讓利也還没有應讓儘讓，甚至出現了“該放未放，不該放錯放”的現象。

　　該放的未放。政府審批權限有的過大，進入門檻過高，行業壟斷過多，一輪又一輪的投資過熱，産能過剩，創造的財富既没有轉化爲財政收入，也没有轉化爲百姓收入，都留在壟斷行業企業的腰包裏，其收入與一般收入之比爲5:1，甚至更高。

　　不該放的錯放。一是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公共領域的退出，其結果是，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外匯儲蓄躍居世界第一，公共産品却越來越供不應求，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二是中國高儲蓄率中的80%來自大企業、大公司，主要是大型國有壟斷行業，大型壟斷行業受到銀行業的特别青睞，享受優質服務，但雇用80%工人的中小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很小。中國金融結構的扭曲意味着通過低收入低利率，中國普通老百姓和中小公司一直在補貼大公司和富人。這種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正是對於金融市場的不當限制和干預。

　　政府應讓利於民。從根本上説，民富才能國强，小河有水何愁大河不滿。隨着國力不斷增强，從“國强”走向“民富”，藏富於民，讓廣大民衆分享更多改革成果，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首先是要政府讓利於民，一方面政府通過减免税費的方式讓利於企業，然後由企業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方式讓利於職工。另一方面，政府通過清查不合理收費、罰没的方式直接讓利於民。財政部官網有這樣一組數字：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7.76萬億，而入庫財政收入僅爲5.1萬億，這表明有2.6萬億以上的收入，没有在預算中得到體現和安排，這個比例占到了當年中國GDP的10%。顯而易見，廣大老百姓無法使用“非税收入”，從而降低了居民收入水平。

　　據經濟學家調查研究，尋租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税收流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9%至16.8%。也就是説，很大一塊人民收入“蛋糕”是以腐敗、灰色收入的方式流進了個人腰包，而這是不會被統計成政府收入或百姓收入的。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才導致政府叫窮，百姓也叫窮，政府説分少了，百姓也説分少了。單純從財政收入而言，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也許低於國際水平，但就整個“政府所得”而言，其占GDP的比重恐怕要高於國際水平。重要的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高的國家，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完善，政府通過二次分配充分地還利於民。總體而言，在我國國民收入這塊“蛋糕”的分配上，仍然是政府分得多，百姓分得少，而且政府所分“蛋糕”的很大部分，“取之於民”並没有“用之於民”。

　　我國百姓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率長期偏低，這種現象到該扭轉的時候了。

　　三、打破行政壟斷，推行陽光管理

　　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的問題，是因爲體制和法制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這個問題必然要通過改革來解决，特别是關於“權力市場化”，“權力私有化”和“權力期權化”等行政性壟斷的問題更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如何打破行政壟斷權力？一是實現國有壟斷企業股權多元化，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壟斷行業參與市場競争。二是推行“陽光管理”，鼓勵社會民衆參與討論和輿論監督。最有效的辦法是：方案公開、程序公正、社會參與、媒體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三是破除行政權力的壟斷，必須轉變政府職能。行政權力的濫用爲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爲提供了温床，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導致政府的影響力下降。政府必須轉變職能，政府的主要職責應是爲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争的環境。

　　四、加强制度建設，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規

　　一是提高收入分配法規政策改革的層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體系。將現行收入分配規章政策上昇到法律的層次；同時，將初次分配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農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調控制度法制化，均納入收入分配法律體系，使之具有規範性。二是按輕重緩急抓重點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資分配法律法規，進一步規範工資分配行爲，預防和有力打擊拖欠和克扣工資行爲。三是進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調控法律法規，主要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税法、企業所得税法，以及打擊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規，增强處罰力度。

    　（吴厚德）
　　200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