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元亨（1948-），男，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文化研究）　

　　　一

　　《客家研究文叢》第二輯的三部歷史人物傳記終於出版了，組稿與寫作中的種種甘苦，也都算有了回應，這就不需要說什麼了。但這畢竟是對一種文體——傳記的一次有一定規模的創作與探索，內中當有不少經驗與規律可尋，理應作出總結，引起思考，為日後的傳記寫作作參照。

　　這次三部傳記，當首推《戊戌變法一志士——劉光第評傳》。無論從治學的嚴謹，行文的規範，乃至史識上的過人見地，這在當今的傳記作品中是不多見的。一如楊應彬在序中所說的，作者“利用授課之餘，努力鑽研劉光第的著作，參閱有關資料，並兩次入川，來到劉光第的故鄉——富順縣進行採訪。”從而花了好幾年功夫，不顧患重病，堅持完成了這部可以稱得上“無一字無來歷”的劉光第評傳，不獨精神可佳，且為日後寫傳者立一典範。我幾番上丘鑄昌教授家中約稿、談稿、催稿，有時實在是不忍心——為趕此稿，得了糖尿病，天天上醫院打針，可我還在逼他儘快完稿。他傾注在這部書稿上的心血，實在是太多了，“十年磨一劍”，不僅僅是毅力，也有功力與膂力，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如果說，劉光第評傳，是史家治史，重考證、重出處，以事實服人，講究細部的周密，那麼，另外兩部，鄧演達的評傳與曾生的戰鬥生涯，則呈示出各自不同的治學與寫作風格。

　　鄧演達評傳，由於傳主特殊的歷史遭際與歷史地位，更多賦予的是哲理的思考，對已有的傳統文化予以反思。筆墨概略，而哲思跳脫，重在人物的思想軌跡而非行為的軌跡，這可以說是另一種傳記路子吧。

　　而曾生的戰鬥生涯，由於傳主與今天幾乎是相銜接的，時代、環境都很近，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也能充分展開。寫情，則淋漓盡致；寫事，更可曲折變化；二者，一般引人入勝，催人淚下。

　　事實上，我們從三部傳記中，都可以看出各自鮮明的個性。

　　劉光第評傳，哪怕是寫家世，作者對族譜的真偽、正誤，都下了很大功夫查證，如關於七世祖還是十七世祖僉憲公劉隆，他並未按劉光第本人的敍述而重新作了判斷。又如戊戌變法失敗後，劉光第是自動投案，還是緹騎上門提拿，他也經過反復的考證，認准是後者。書中，不僅這些細部如此細緻，包括與張之洞的交往、傳主思想的轉變，他都有相當深入的分析，決不人云亦云……總而言之，雖說時代久遠，史料散逸，但作者仍堅持嚴謹的治史精神，使得人物的行為、思想脈絡，都理得非常清晰，令人信服，一個活生生的歷史人物便站立在你的面前了。

　　鄧演達所在的時代，比劉光第近，可他的命運，與劉光第可謂異曲同工，兩人在被殺之前，都以為還有審訊、定罪過程，當權的獨裁者不敢貿然下手，可他們都太天真了。如果說，劉光第傳是偏重於史實的驗證，那鄧演達傳則是立足於發掘人物本身的思想，以及人物命運背後所揭示出來的歷史哲理，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思考，對民主、自由的思考，對市場經濟、文化傳統的思考，並特地辟有“歷史群落”的一章，打破傳記的窠臼，宕開一筆，專門寫與傳主志同道合的一群仁人志士，使整部作品的色彩更加豐富，思想更為飽滿，給讀者的啟迪也更為深遠。

　　至於曾生，幾乎可算得上是同時代人，因此，作者稱得上身同感受，在情上可能更為注重。例如，在寫到曾生父親在海外的遭遇，尤其是節慶突然因不堪回首當年而中風去世，令人心碎；而在寫到曾生的愛情經歷，一波三折，逃婚、被囚、出洋……極具傳奇性，又催人淚下；當寫到與日寇周旋，大戰、小戰，或勝、或敗，也就更為驚險、曲折，不僅令人扼腕，且懸念迭起，引人入勝。作者在寫這個人物中，顯然更重文學性，重情感效應，所以才放得開，寫得活。畢竟，時代太近，環境更是熟悉。

　　這一來，三部作品的風格，當可各以一字而概括：

　　劉光第評傳，旨在“實”，史實上。

　　鄧演達評傳，重在“思”，哲思上。

　　而曾生的呢，貴在“情”，情感上。

　　史實、哲思、情感，各有所長，但也還是相互滲透的，任何一部，除一個方面突出外，另兩個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互相之間，只是比較而言。

　　不過，這也提供了傳記寫作的不同路子，文無定法，當在量體裁衣，我以為，這多少是取決於傳主本身的各種材料，史實材料、情感材料及思想材料，當然，也與作者本人歷來的藝術風格相關。

　　可以說，這提供了傳記的三種寫法。

　　那麼，我們不妨深入下去，儘管寫法各有不同，但作為傳記這一文體，其本身也有共性，即共同的原則及相應的規律，當可在這三部作品中體現出來。

　　　二

　　根據三部傳記所揭示出來的共同規律，我以為，傳記創作中，當有三大原則務必要嚴格遵守的。這三大原則，便是知人——人，即所寫的對象，也就是傳主；還有實事——這裏講的是實事求是，要重史實，不可妄加揣測，胡編亂造還美其名曰“合理想像”；最後一條，則是史識，其實，這也是“求是”，即作者的歷史觀問題。沒有正確的歷史觀，筆下一切也都會走樣，自然也失去了作品的征信了。

　　我們一條一條來講。

　　第一，知人，如何認識你所寫的傳主，這當然是至關重要的。而人，則總是複雜的，處於變化之中，不那麼好把握，尤其是傳記，一般都是記錄人的一生，其間變化就更複雜了。

　　例如劉光第，作者並不諱言，傳主“早期對程朱理學頂禮膜拜”，“維新守舊鹹得其主”，被人視為“調和新舊之見”，相當幼稚，但唯其複雜，甚至動搖，更見他後來慷慨就義之不易。而鄧演達，早期也一直對蔣介石抱幻想，甚至認為蔣介石不敢殺他。及至曾生，剛組建一支抗日遊擊隊，卻首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造成重大損失……等等，作者並不為尊者諱。也就是史家的“秉筆直書”，這就需要“知人”了。

　　知人中，又有言與行的問題。

　　口中說的與實際做的，更要重實際做的，不輕信“口供”。這是知人的一個重要方面。多少嶄露頭角的人物，沒幾天便沉沒了，當初，不是叫得最響的麼？這在我們，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所以，要真正認識自己的採訪對象，切切不要為假像所迷惑，要有一個深度的把握，切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之中。

　　當然，寫傳記，有的人物早已不在世了，沒有面對面作判斷機會，怎麼辦？

　　我們不妨同時讀寫人的傳記作品，有的材料似很多，寫得也很多，可讀下來，除開乾巴巴幾條概念外，你無法得到這位傳主的真實面目或形象，比讀檔案更加枯燥無味。

　　而有的，卻寥寥幾筆，不僅把人寫活了；讀完後，仍餘音繞梁，久久讓你不能平靜。也就是說，你已被其中的內容深深地震撼了，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鳴——這樣的作品，才真正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品位的。

　　無疑，這樣的作品，作者不僅投入大量的勞動，對材料去偽存真，由表及裏，作了認真的分析與思考，而且投入了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融合了進去。這樣，作者不僅把握住了人物，更進入到了人物的心靈世界當中，與自己筆下的人物親歷其境，同呼吸，共命運了。

　　要做到這一點，功力固然是一方面，關鍵是作者對人物的理解，能否引起共鳴。如果作者與人物都產生不了共鳴，又怎麼能打動讀者呢？

　　這三部傳記，作者可以說是對人物有了深刻的瞭解，真正做到“知人”的。

　　第二，實事，也說是強調史實的真偽，要實事求是，對歷史負責——不僅僅對人物即傳主負責，當然，這二者是不可以分割開來的。如果說知人是第一步，真正理解了你寫的傳主，那麼，對他的行為、對他經歷的歷史事件，也就應當有更充分的瞭解了。

　　這一條上，劉光第的評傳，是做得最為突出的。作者對劉光第的一生，寸寸節節，每一個轉折，都有可信的史實來證明，有爭議之處，他更旁徵博引，拿出自己認定是準確的事實，例如劉光第與張之洞的關係，並以此糾正後人在這一關係問題上對劉光第的詬病。前邊稱該傳“無一字無來歷”絕非溢美之詞。這本身就是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

　　歷史事件永遠是撲朔迷離的，廁所於其間的人物，也會“當局者迷”。而同一歷史史件，在不同歷史學家及作家筆下，也會各具不同的面孔，甚至截然相反。當然，我並不是說歷史事件無真實可信，而是驚心於某位20世紀的大人物所稱的：歷史總是勝利者寫的，真可謂成者王侯敗者寇。而我們筆下這幾位傳主，在歷史上只能是失敗者，劉光第菜市口給砍了頭，鄧演達在麒麟門被秘密槍殺，曾生在“文革”中身陷秦城，九死一生。他們不能為或不可能完全為自己寫歷史，而我們作為後人，如何撥開歷史的雲霧，還事件的本來面目呢？這的確勉為其難了。因此，如何去蕪存精，如何鞭辟入裏，如何實事求是，這些要求，相對而言則是很苛刻了的。

　　但是，實事，對史實的征信程度，無論多難，都是不可以推諉的。這本身也包含了作者的歷史良知在內，作者的藝術人格在內。

　　而這，便已進到了史識層次上。

　　第三，便就是史識了。史識，是一部作品的“火眼金睛”，沒有正確的史識，對你筆下的事件與人物，就不可能有透徹的理解與認識，你也就不可能寫深它、寫活它、把握住其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與地位。在今天，應該說，則是眾多文學作者亟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我們不難看到，在若干寫得還很出色的作品中，其史識是相當糟糕的，要不，就是按以往的政治教科書去圖解歷史；要不，便又回到了過去陳腐的歷史循環論或“氣數史觀”上，還自命為新潮與“富有勇氣”等等，這其實是令人悲哀的。尤其是長篇作品，缺乏史識，則是致命傷。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一部不斷解放、追求自由的交響曲，任何的作繭自縛，都是對真正歷史精神的歪曲與閹割，所謂的“蘇聯夢”中的集體農莊神話是如此，今日“美國夢”中金錢萬能的神話也是如此，這一夢與神話，均是對自由精神的誤導與遮蔽，人們惟有從一個個這樣的夢中走出來，才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軌跡——歷史。無疑，鄧演達之死，也正是對這種自由精神的追求，他清醒地看到了蔣家王朝的歷史蛻變，大聲疾呼對極權專制的反抗。同樣，鄧演達之前，劉光第等六君子之死，當是20世紀中國所激揚起的自由精神的前奏，他要沖決的黎明前的黑暗，比鄧演達所面對的還要濃重，那可是已延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他，也不可能有鄧演達一般的清醒，他只是用鮮血昭示給後人。至於曾生，在面臨民族危亡之際，他這位海外學子，毅然投筆從戎，不僅僅有自小受到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薰陶，更有在海外拓寬了的視野，增長了的見識。這三位，一位是變法維新的先驅，一位是民主革命的彗星，一位是民族救亡的勇將，各佔有歷史不同的一席之地。三位傳主下來，也給讀者一個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宏觀把握，而這，史識便在其中了。我們講歷史唯物論，而過去卻每每陷於機械唯物論或主觀唯心論，非此即彼，總是好走極端，如今的所謂“新歷史主義”，卻每每露出舊史觀的粗大尾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部傳記的史識，有著相當的警示作用。

　　知人、實事與史識這三大原則，當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個基本點是不會有動搖的。

　　　三

　　上邊，我們談了三部傳記各自的特色，以及三部傳記共同揭示的作為這一文體的基本原則，但這只是作為傳記體共性而言，而這是作為客家名人的傳記，那麼，作為客家名人的出現，這三部傳記又給我們提供了怎樣的歷史解釋呢？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只是一般地解釋了英雄產生的大背景，沒有人民，沒有歷史之全然，是不可能有英雄的。但是，為何這兩個世紀，那麼多的歷史人物都出在這樣一個蟄伏千年的民系上？這卻不是幾句話或某種理論所能解釋清楚的。

　　斯人已矣，來者相繼。跋涉過歷史的崇山峻嶺，後來者可有先行者的堅忍不拔、光彩照人麼？假如我們未能夠破解這麼個歷史之謎的話。客家名人“爆炸”之謎，當首先從這個民系的大漢民族意識上破譯。

　　無論是太平天國革命初期的口號“斬盡清妖”，還是辛亥革命中最早的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無疑都反映出客家人強烈的漢民族意識，這是不可以苛求於歷史的。事實上，孫中山等一批有遠見的革命領袖，也在後來逐步摒棄了“種姓革命”的口號，強調“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尤其是革命成功後，更不見有對前朝政府的統治民族有什麼歧視或打擊。

　　但是，作為客家人的脫穎而出，無論如何，還是與漢民族意識分不開的。

　　遠的，元兵南下，文天祥在客家地區組織頑強的抵抗，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中原一帶；一如劉光第在《先大父家傳》中所稱，客家人是“忠於宋，恥仕元”。近的，明亡之際，清兵入關，可謂長驅直入，一直掃蕩江南，可以說，在中原遭遇的抵抗，遠遠不及東南沿海。著名的民族英雄、客家人郭維經，在清軍大舉入贛之際，他率南明軍同清軍大戰于贛州——南安一線，八千部屬，血戰贛州城下。最後城破，無一投降，郭維經也在嵯峨寺自焚身亡。

　　清兵入廣東，其反抗也是空前的。乃至今日，粵東仍有“拜太陽”的習俗，日子是三月十九日，即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死節的日子——這顯然是為漢王朝而祈禱，一直延續下來，作為一種無聲的感召！

　　為何元兵、清軍，均在客屬地遭到殊死的反抗呢？

　　客家人，從來以中原古漢族的身份自矜，中土乃是他們古老的家園。縱然千年遷徙，萬里長旋，到了東南沿海，獨在異鄉為異客，卻不忘自己是整個華夏古國的主人。雖名為客，可身與心，卻永遠以主人自居。更何況漢族是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更是這片土地上文明的創始人，所以，他們始終有著中原的憂國傷時之慨、慷慨悲歌之勇，以天下為己任，每每北望中原，拔劍擊築，龍吟虎嘯不已。

　　而古老的漢民族文化，更強化了他們的憂患意識。畢竟，中原是孔子所稱的“殺伐之地”，由於地理自然環境的嚴酷，這個民族與生俱來與憂患相伴，危機感無時不刻在提醒著其精英之士。而幾千年燦爛的文明、厚重文化，本就是一筆巨大的歷史財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衛它、保存它並豐富它，怎可以毀滅在落後、野蠻的異族手下——清兵入關，南方人口銳減3000多萬，幾乎算得上是一次種族滅絕，作為漢民族中一支民系，客家人能不為光復昔日的偉業而奮起麼？

　　他們背負的歷史太光榮也太沉重了！

　　無論漢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已經怎樣老氣橫秋、甚至成了自我虐殺，遭到漢民族中有識之士如李贄、黃宗羲、戴震、龔自珍等尖銳的批判，但正是這種批判，更意味著漢文化所具有的更新、再創能力。而這，比落後，蒙昧的遊牧部族的文化，畢竟要有底蘊、有生氣也厚重得多。一個古老的文明，當穿越“死亡之門”，來個鳳凰涅槃，重任在肩呀！

　　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謎的第一個謎底。漢民族歷史文化自覺的負載者，在這民族危亡之際，焉得不揭竿而起，一舉沖天？

　　而千年遷徙，萬里長旋，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養著憂患意識，最大的學校不是別的什麼，而是自身曾有過的失敗。失敗，是最好的學校。當歐洲從蒙昧的中世紀走出來，“文藝復興”中回頭去學習古希臘羅馬的傳統，不正是從其敗滅中汲取到無盡的營養麼？而客家人被迫遠別中原，幾乎亡國亡種的遺恨，不一般教他們從中得到無盡的教益麼？

　　歷史總是這麼寫的，勝利者每每目空一切，固步自封，從而不思進取，反勝為敗；而失敗者總是能臥薪嚐膽，汲取教訓，從而發憤圖強，轉敗為勝——他們失敗中得到的，比在勝利中得到的更多，“挨了打之後，懂得了學好”——這是人之常情。

　　正因為遷徙、流離，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客家人蒙受失敗的恥辱，所以，作為這個群體的領袖人物，如本輯中的劉光第、鄧演達、曾生，其危機感與憂患意識就比一般人更強。有危機感，方會敏銳、獨具慧眼；有憂患意識，方能時刻警醒，引前車為鑒——而這些，則是客家名人脫穎而出的根本要素，同時，也形成了他們巨大的人格力量，並由此產生號召力，以在危難關頭，把握住歷史之舵，穿越“死亡之門”！這正是流亡者成功的秘訣，天生的秘訣，也是他們智慧與力量的寶庫。試想一下，猶太人之所以成功，不也是因為這個麼？是無時不刻不在的危機感，“沉船意識”，激活了他們生存智慧，他們才如此及時地抓住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機會，無論是經商，還是科學研究，抑或政治角鬥……

　　流亡者，不在沉淪中奮起，便在沉淪中寂滅，多少流亡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沉沒，銷聲匿跡，有的，只能在考古中才被重新發現，可大多數，就永遠不為人所知，墮入冥冥深處，可獨餘下猶太人。在東方，更餘下了客家人，註定要為人類輝煌而燃起更旺的文明聖火！

　　我以為，這當是破譯客家名人爆炸之謎的第二個謎底：作為流亡者的特有的歷史身份而激發出的潛質。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個謎底。

　　這個謎底，可以從洪仁玕《資政新編》中找到。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在初期聚義失敗時逃往香港。四年之後，輾轉迂回，歷盡艱辛，最後終於到達了天京，臨危授命，主持幾經內訌已面臨敗滅的太平天國大政。為了挽狂瀾於既倒，他發表了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歷史巨著《資政新編》。

　　時至今日，仍有人歎息他“太超前”了。

　　因為，在這部巨著中，他提出，要“以資為政”，把這作為“立國之本”。一打開書，便有：“治國必是立政，而為政必有取資”，這比同時甚至稍後於他的啟蒙思想家們的主張“變器不變道”走出更遠！

　　他明確地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現代社會的構想——興車馬、舟楫之利，興銀行、興器皿技藝、興寶藏，開發各類礦產，興郵產、興各省新聞官、興省郡縣錢國穀庫、興市鎮公司、施行工商水陸關稅法、興土民公會……這均是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等建設的具體措施，卻又頗具戰略意義。

　　這一切，都是他精心研究當時西方的先進政制之後制訂的。

　　在總旨上，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命題，允許“富民”從事工商業經營與礦業開發，從事近代的金融業，從而達到“與番人並雄”、“奮為中地倡”的目的。

　　他堅決反對外國侵略，維護民族尊嚴，同時，也不贊同中國傳統的夷夏觀，“凡外國人技藝精巧，國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

　　他遠遠超出後來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主學習西方的立法制度，否則，不是以改造一個軟弱落後的中國。他認識到：“用人不當，適足以壞法；設法不當，適足以害人。”對幾千年君權神授的“人治”、封建極權專制，對禮法名教、舊儀習俗，也統統予以挑戰，要建立全新的人文觀念。

　　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啟蒙主義者容閎，當年亦寄望於太平天國，並親自上天京考察，他是這麼說的：“天假此役（即太平天國），使全國人民，皆從夢中警覺。”

　　關於洪仁玕的政綱，我們還可以作更多的研究分析，洪仁玕自己也早已說了：“此皆為邦大略，小弟于此類，凡涉‘時勢’二字，極深思索。”

　　他沒有在香港白呆幾年——正是這幾年中，他在已被英國強行割走的香港，對當時先進的西方政制，下了很大的功夫鑽研，頗有心得，《資政新編》絕非憑空而來的。及至以“洪秀全第二”自稱的孫中山，也毫不諱言，宣稱他的革命思想是來自於香港的。

　　對《資政新編》的進步意義，怎麼高度評價也不為過。可惜，洪仁玕抵達天京太晚了，無法實施他的宏圖大略，尤其是清王朝與帝國主義侵略者聯手，把太平天國置於血泊之中。

　　千古遺恨！

　　否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當提早很多——當年，清兵入關，僅在江南一帶，便殺了3000萬人，比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屠殺200萬印第安人還甚。而更令人扼腕的是，中斷了中國東南沿海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尤其是啟蒙主義思想的傳揚——本來，如黃宗羲等一批思想家們，早在明末便在《明夷待訪錄》中，有力地批判了君主制，君“為天下之害”，提出“工商皆本”的先進經濟思想，以及設“學校”——即議會議政等一系列措施。

　　直到200年後，維新派起而反對封建專制，作為主帥之一的梁啟超還說：“我們當學生時代，《明夷待訪錄》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活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

　　明亡，一個落後的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國正常的歷史進程發生斷裂；太平天國被扼殺，這再度踏上現代進程的歷史，又一次發生了斷裂——中國幾百年懦弱、落後、挨打，這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所以，以漢民族意識為重心作為南方這幾次革命的歷史動因，正是客家人在近代崛起的深層沉積所形成的。

　　而客家人抵達南方，較早與西方的先進文化發生接觸，力求儘快擺脫中國落後積弱的狀況——這在洪仁玕、劉光第、孫中山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應該說，這便是第三個謎底，客家人較早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有敏銳的歷史眼光以及再創輝煌的宏圖大略。

　　當然，東南沿海的其他民系，也較早接受了啟蒙思想及西方的先進文化，可他們當中，雖然不乏銳意創新者，包括飛行之父馮如、鐵路之父詹天佑，以及眾多的大商人、大實業家，可是，從名人構成的成份，以及名人數量之多，卻怎麼也不如客家人，這又是怎樣的一個謎呢？

　　應該說，在這點上，客家人仍帶有北方士族的憂患意識，尤其是慷慨悲歌的義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們當中，出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學家要比大商人、大實業家要多。而後者，由於缺乏“北人”的憂患意識與重義輕利的觀念，所以涉足的領域便大相迥異了。

　　謎底到此，也許已可知十之八九了。

　　首先，是漢民族意識；

　　而後，是流亡中激發出來的自強不息；

　　尤其是來到東南沿海之後對於西方先進文化的敏銳。

　　然而，如果光有漢民族憂患意識、慷慨悲歌的義氣，而沒有與先進文化的接觸，那麼，也就會僅僅局限於改朝換代或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出不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人物，而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便成不了叱吒風雲的領袖或名人的，不可能順應時代的大潮——關於這一點，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劇的證明，包括義和團等震驚一時的反抗。

　　同樣，如果只有對來自西方的先進文化的敏感，而沒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慨當以慷的義氣，那麼，也很難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形成氣候，畢竟，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不可能似西方那樣迅速崛起，並且主動地去爭取到說話的權利，所以，即便在廣東，不少商人到頭來也不得不“捐官”，而即使戴了個紅頂花翎，還是低官一等。為何東南沿海的其他民系，在其他領域也有若干領先的人物，但在整體上，尤其是團結、組織革命力量上，卻遠遠不如客家人那麼有凝聚力。換句話說，光有敏感而無義的凝聚，同樣是難以成氣候的。

　　所以，二者不可或缺，缺一，則難以成就近代中國的偉業！

　　客家人在近代中國的成功，客家名人的爆炸效應，應該說，都是東方這片土地上才獨有，具有東方的中國的特色！

　　滿清王朝的短視，恰恰在於，它只看到漢民族文化優於他們的遊牧文化，從而不願再洞開國門，去看到正在上升並後來居上的西方先進文化，由此造成了中國在那一百多年的“盛世”中固步自封，大大落後於西方與世界，這才造成了本可以與世界同步的泱泱大國倒退的歷史悲劇。

　　而作為漢民族文化的負載者——客家人，一方面，他不願接受一種更落後的文化的奴役，另一方面，出於自強與掙脫奴役的本能，他更期盼找到更有力的武器，去求得再生與崛起。本身，高文化素質，也就決定了他們去迎接更先進文化的到來，並從挫敗中汲取教訓，在蟄伏中崛起。

　　　四

　　這三部傳記，可以說正是從上述三個“謎底”，以及“兩個結合”上，揭示了客家民系在近代崛起的最根本的歷史動因——無論是劉光第、鄧演達，還是曾生，他們的民族意識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身上的民系特徵——流亡中強化的憂患意識，也同樣鮮明，而接受外來先進文化上的敏銳，更是共同的：三個“謎底”均可從他們身上找到。

　　同樣，漢民族的內聚力加上外來文化的先進性之“兩結合”，也在這三位傳主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因此，這三部傳記喚起人們對客家人，尤其是作為客家人的三位傳主的思考與激賞，可以說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並且賦予更為深刻的啟迪。

　　我想，這正是三部客家名人傳記最大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