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女，副教授， 主要從事審美文化學、客家文化研究）　

　　一、變革中的熱情與創造：一個有關歷史的考察

　　客家文學，或者說客家文學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越是時代風潮勃興、民族命運轉折的重要關頭，越能湧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但是，與“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愛國文學或反思文學的傳統有所不同的是，客家文學的興盛，並不僅僅表現為內容上的憂國憂民和風格上的沉鬱悲涼，而是在繼承中原文化深沉的歷史關懷的同時，更顯出客家人樂觀、浪漫、面向未來的內在氣質。

　　獨特的個性與特色，導致客家文學成為了地域文學中的一朵奇葩，同時，它們又超越了地域文學的範圍，在人類與民族共同的文學話語中佔有了一席重要之地。應該說，這是客家文學的內在文化品格所決定的。這種多元文化品格可以概括為：自矜、堅韌、樂觀，既堅守傳統又自由放達，既善於接受新生事物，又在變化面前時有迷惑，但最終仍然義無反顧。這些源於客家人多年的文化傳統積澱和雖多處於危厄、流徙之中卻不斷開拓進取的發展歷程。

　　近現代以來，在國家、社會的急劇變幻與激蕩中，客家文學以樂觀浪漫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和鮮活的表現力而著稱於文壇。黃遵憲、丘逢甲、郭沫若等胸懷國家民族的詩人，他們的詩篇雖飽含憂思，卻並不顯得步履沉重，而是或慷慨激昂或浪漫超卓。而現代派詩人李金髮、現代市民小說發軔者張資平的一些作品，則既顯出了客家人的俠骨柔情，又在中原文化傳統的血脈之上，開出了新穎奇異的現代文學之花。尤其是客家文學中的情愛篇章，往往集浪漫主義的理想激情、象徵主義的繁複內涵，以及原欲與現代文明的衝突、都市與鄉村的場域激變于一體，創造出了別有特色的愛情文學典範。

　　隨著歷史進入20世紀中期，國家政治與地方治理都趨於了穩定。超穩定治理格局與全新的民族與地方政策，使得客家歷史上的遷徙、械鬥等風雲變幻的歷史事件不再出現，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與階級間的矛盾在很大層面上取代了民系、家族利益的紛爭。可是，客家文化的地域性特點也因之被遮蔽了，其延綿不斷的歷史傳承出現斷裂。不過，客家人的心靈史沒有中斷，客家文化的血脈深藏在其中。新時期以來，隨著文化傳統的復蘇，客家文化再次勃興，客家文學也迸發出新的火花，燃起新的簇簇炬火。它們雖然沒有像近現代時期的客家文學那樣奔放熾烈，高立於時代的潮頭，卻更加豐富多彩，更多元化，展現出了新時期客家人的文化與生活的方方面面，延伸著這一民系精彩紛呈的文化史和心靈史。

　　儘管“客家文學”作為一個文學群體或文學現象，被學界所注重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但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作為群體的客家文學已經以個體寫作的方式，開始了近現代以來的客家文學傳統的重生。雖然起初寫作者相互之間還缺乏有意識的聯繫與交流，但是，靈犀相通、遙相呼應的客家文學風景線已經在閩西與嶺南一帶逐漸形成。以《沙河壩風情》〔1〕等一批小說為代表的文學作品成為新時期客家文學復興的濫觴之作。《沙河壩風情》以較為鮮明的客家意識，反映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遷中客家腹地的動盪生活，描繪了客家人對愛情的忠實與執著。這些作品多數為老一代作家完成。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一代客籍作家和擅長描寫客鄉生活的作家成長起來了，客家文學又有了新的發展：其藝術手法、描述對象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演進，但是主題與形式上那些相對穩定的東西卻沒有變化——對愛情的歌頌，尤其是對女性的歌頌，始終是紛紜複雜的社會生活中被關注的重心，這與客家文化中客家人愛情觀念的獨特傳統，與客家女性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以下擬就一些個案對此加以分析。

　　二、奔跑與呼喊：客家文學愛情觀的變革與表達

　　傳統客家文學記錄了多年來分離散聚中的客家人樸素而堅強的愛情故事，其中所表現的愛情觀深深地浸潤在客家文化傳統的整體之中。在客家山歌中，這種愛情觀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有學者說：“客家情歌，其出類拔萃之處，就在於其濃烈，火一樣的愛情，以及火一般的為愛情而抗爭的傾訴。大膽、潑辣、百無禁忌，敢作敢為。”〔2〕（P254-255）的確如此。

　　入山看見藤纏樹，

　　出山看見樹纏藤。

　　藤生樹死纏到死,

　　樹生藤死死也纏。

　　這是客家山歌中流傳久遠、膾炙人口的一段。這歌聲熾熱、直率、真摯，對終極情懷的嚮往躍然而出，這就是客家人對愛情的樸拙、熱烈而執著的表達。民間文學的力量往往是最堅韌、最悠長、最有歷史與文化內涵的，它們自然會深深影響文人化或者專業化了的現當代客家文學。在這樣的文學譜系中，出現了北村這樣的作家就不足為奇了。

　　北村1965年出生于福建長汀，17歲開始發表小說，著有小說集《周漁的火車》、《瑪卓的愛情》、《聒噪者說》；長篇小說《施洗的河》與《老木的琴》等數百萬字作品。在北村的小說中，愛情與宗教是永恆的主題。人們都知道他是當代著名先鋒作家，卻可能沒有注意到他亦是客籍作家；一些研究他的論著，十分關注他早年迷戀于文字與解構的遊戲，以及在皈依基督教後作品題材傾向於神性主題的現象，卻忽略了他生長於典型的客家文化扭轉之中這一事實。北村雖然生為當代作家，剛跨進青年的門檻就受到都市生活環境的影響與改造，並經受了現當代文學大潮的洗禮，但他筆下的愛情卻鮮明地呈現出客家文學中傳統愛情觀念的特點：對單純、狂熱、終極的愛情的執著追求，對愛情中美好事物的義無反顧的歌頌。

　　可以說這些與北村身上的客家文化因子有著深刻的關聯。儘管他小說中的基督教意象，比如上帝，比如樂園，比如蛇與光線，往往表現出愛情觀的西方化的外現，但是其內在愛情文化觀點及其精神意蘊，卻依然紮根于客家文化的根基之中。對基督教的皈依，反映了北村對生活迷惘的追尋與思考，表現了他對外在精神力量的尋求，這是現代都市生活對一個生長于傳統客家地區的才子的精神侵擾或影響。但是在內心中，那種傳統的愛情觀與審美觀卻從來沒有被真正放逐或異化。這一點，從北村小說中對愛情的表達、尤其是對女性的描寫中，最能體現出來。

　　在北村還十分年輕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典型的舊文學的叛徒，一度留連於四度空間對五度空間（狀態空間）的突入時所出現的景象，以探查突破精神大限的可能性，為‘我們死了為何還活著’這一自下而上悖論找到合法的理由。在先鋒小說群體裏，還沒有一個人像北村這樣癡迷於終極價值的追問。北村有什麼理由癡迷終極價值而置現世生存於不顧呢？我相信寫作的意義不在精神之外，現世生存在精神價值的支配之下。人心裏怎樣思量，他的行為就怎樣。”〔3〕在放棄了曾經固守的對先鋒形式的追求後，北村小說在執迷于對終極意義追求的同時，以什麼為意向性的支撐呢？他選擇了愛情，或者說，重點地，在愛情中選擇了女性。儘管評論家們對客家文化基因給予北村的文學滋養沒有去作更多的挖掘，但我們仍能從北村小說中的種種人物身上，看出這種基因顯然已經內化于他的文學思維之中了。

　　這裏主要以《周漁的火車》〔4〕為例，試析客家文化的愛情觀念對北村愛情小說的影響。《周漁的火車》最初發表時名為《周漁的呼喊》。可以說，這兩個名字都意味深長，都表現了在時代劇變與社會轉型給客家傳統社會帶來極大衝擊的當代語境下，青年們既渴望變革又無所適從的微妙心態。“呼喊”象徵著對表達的渴望，而火車則是奔波不寧的隱喻。周漁的來回奔走，與社會的變動及轉型不無相關，但她最終的宿命卻是在周而復始中的迷失。周漁這個女性形象和以往北村精心塑造的女性形象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如果說瑪卓代表著客家知識女性美好、詩性的一面，周漁則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客家女性的勇敢、執著，和對待愛情雖然迷茫卻義無反顧的一面。在孫周的電影《周漁的火車》中，主要角色從二女一男轉換為一男一女，但這只是改變了敍述的視角，故事的主要角色卻依然是周漁。

　　周漁為著她心中的愛情執坳而瘋狂地奔走，而這愛情的指向是詩人陳清。陳清正如北村筆下的多數男青年，是一個如少年般純淨的男人，卻不慎或者說不幸捲入了女人激情的陷阱中難以自拔，在現實面前顯得無奈與無能；但他所體會的卻是傳統道德和庸常情感所無法深入的痛苦。這樣的處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無疑是作家對詩人超越塵世的終極理想的肯定，也是他對周漁的愛欲的浪漫與詩化——那種在客家山歌中似曾相識的奮不顧身和勇猛瘋狂。人們常拿客家人與猶太人作類比，奇怪的是猶太人多遷徙，多出思想家，而客家人多遷徙，卻多出詩人，這或許是由中華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的總體氛圍的差異所造成的吧。總之，從具體的才華發展方向和對世界的觀照與把握之方式來看，在客家人中詩人是層出不窮的，民間流傳的大量客家山歌，正表明客家人身上潛藏著豐富的詩歌因子。而在知識階層，詩歌也成為了客家文人抒發胸臆的主要手段，這從黃遵憲、丘逢甲、郭沫若直到李金髮等身上都能看到。北村小說中的詩人極多。有學者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說：“北村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詩人。我說他們是詩人，並不一定他們曾經寫過詩或正在寫詩，而是有著詩性人格，心靈之弦在他們心中不可抑制地顫慄著。寫詩的瑪卓和超塵是詩人，用詩歌構造建築的孔成是詩人，藝術家杜林是詩人，哲學家張生也是詩人。”〔5〕愛寫詩人的北村自己也是詩人，他正是以詩人的悲憫情懷塑造了周漁這個浪漫詩化的女性形象。

　　北村塑造女性正與多年來客家文學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暗合，即對客家女性的讚賞和頌揚：真摯、熱烈、勇敢、幹練、果斷、懷有母性——這正是多少年來客家女性光芒閃爍的原因。這樣的女性身影，可以在郭沫若雄渾壯烈的《女神》中見到，也可以在李金髮豐富而浪漫的詩歌意象中見到。但是，與以往客家文學中與愛情相關聯的女性不同，北村筆下的新時代女性超越了繾倦纏綿、多愁善感的慣常情感特徵，展現出具有時代感的獨特風姿。如果說現代文學中的客家女性是在傳統道德的整體氛圍中如突圍般地表現了現代激情，那麼在北村一代作家的筆下，在新舊價值觀的激蕩中尋求生命的價值，思考愛情的意義。她們雖然如周漁那樣迷茫而不知所終，卻再也不願意停留在原地，寧可死亡而決不退縮。在《周漁的火車》中，火車成為了與詩人一樣的符號，象徵著周漁內心奔突而顛躓的那一面，雖然不停地遊走，卻總不曾遠離原地，在兩種愛與生活的掙扎中無所適從。可能是由於宗教皈依的原因，對死亡北村有著深厚的興趣，並於其中寄託了他的某種姿態與追求習慣，因此主人公的死亡成為了作者自然的安排，成為劇中人註定的宿命。這也是北村作為先鋒作家超越了客家傳統文學風格的地方——不過，超越傳統，在新事物中尋求生命的或社會的答案，這本身不也是客家文化中曆久彌新的精神與思想的傳統嗎？

　　三、全景中的聚焦：時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學中的愛情觀

　　千年的遷徙與變革，導致了客家人的視野開闊與適應性的強大。在這樣的歷史文化格局中產生的客家文學，當然會呈現出豐富絢爛的多元化趨向。如果說以北村為代表的青年一代作家更執著於語言與形式的探詢與試驗，更加沉浸於對宗教、心靈的終極追問之中，更執著於對個體的心靈史及對愛與死的經驗與思考，那麼，另外一批作家，卻以廣闊的社會時代為背景，以博大深遠的現實關懷之心，直接為社會改革與劇變的潮流秉筆而書，試圖記錄一個時代的歷史。愛情，這個人類永恆的文學主題，這個客家人多少年歌唱不已、生生不息、記載了一個民系的情愫與生命之歌的文學主題，在這樣的作家筆下，自然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風貌。不論是愛，是恨，是相聚，還是離別，每一個青年、每一段愛情都深深地鑲嵌在這個世界現實之中，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而波瀾起伏。這兩種文學歌頌的愛情，一個直達心靈的深處，一個緊貼廣袤大地與變革時代，角度不同，風格也不同。下麵以學者、作家譚元亨先生氣勢恢弘的《客家魂》三部曲〔6〕中所描述的愛情為例，探究客家文學中的愛情觀的另外一個側面。

　　北村多以先鋒作家身份現身，在先鋒的語言形式與宗教式終極追求的文學表達中，客家文化的影響主要以潛移默化方式存在于他的文學血脈之中，表現為一種平和延綿的文化滋養。譚元亨的小說則多直抒胸臆，以對母系文化最大的熱情、對家鄉變革最大的信心，對客家文學最自覺的總結與繼承為基石，構建出了一個改革與轉型時期的宏大的客家文學全景圖。譚元亨的母親是客家人，他從小便飽受客家文化的浸潤。身為較北村等人年齡更大的一代作家，由於經歷了更多的社會變動與生活磨難，又由於大學學者的身份使其保持了對社會尤其是母系鄉土的理性關注，譚元亨的小說氣勢宏大卻決不浮淺，在他描繪的客家社會劇變的歷史畫卷中，種種愛情故事正是清新迷人的最亮色。

　　《客家魂》三部曲就是這樣一部描摹現當代客家歷史變遷的史詩般波瀾壯闊的畫卷。它以客家人永恆的遷徙、躁動與期翼為背景，聚集於客家人的生命延續、成長歷程、出走求學、觀望世界的過程。這是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也是一個變遷中的鄉土社會自覺地探尋與追問現代性的過程。從郭玉祠到郭元戎，幾代人經歷了國家與社會的劇變，在前者身上，我們更多的看到了社會與歷史變遷的深刻烙印，看到了客家人面對生活的跌宕起伏、生命的波折升降時的人生態度，看到了時世更迭中客家人社群歷經多年風雨的漂泊與紮根；在後者身上，我們則可看到新時期客家人通過自己的學習與奮鬥，通過對自身靈魂的拷問與救贖，走出山地，走向世界，而最終重返內心世界的不凡歷程。小說超越了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打通了外部社會與內在心靈的界限，力圖從宏觀而入細微，全景式地展現客家人歷史、生命與心靈史，尋求在千年不變的遷徙、勞作與血淚中頑強生長之生命的終極意義。而在這其間，愛情，尤其是愛情中的女性的偉大力量與炫目光芒，更成為貫通整個客家人心靈史的重要線索。

　　與傳統文學中的女性世界不同，《客家魂》中的女性不再僅僅局限在閨房和灶頭，其心靈不再僅僅能盛下愛情；這些女性的重要性被凸現得淋漓盡致，她們在社會生活與內心世界中的地位始終是那麼高大、堅強。譚元亨筆下的客家女性通常會有力地支撐著家庭乃至社會，她們的愛情多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尤其重要的是，這種愛情的光芒與力量，常與母性的偉大結合在一起，她們是偉大的愛人，也是偉大的母親。這就是作者源自客家文化愛情觀的獨特審美視覺所帶來的獨特審美力量，它們使這部充滿理想與激情的作品詩意盎然、大氣坦蕩。

　　《客家魂》三部曲的第二部名《客家女》，書名直截傳達出作者對客家女性的讚美和頌揚。儘管整部小說顯性的主人公是郭玉祠、郭元戎等男性，並以郭元戎為主線，但書中貫穿始終的卻是郭氏家族一代代的女性。從祖輩傳承下來的堅韌一直體現在這些客家女人的身上，無論是啟慧、於遠晴、萱齡還是石蘿，都是這樣的女性的代表。她們與傳統觀念中的女性不同，卻具有傳統女性的美德，是她們的堅毅沉著、果敢忠誠，挽救了家族的命運，維繫了家族的歷史。《客家女》中的女性幾乎都有著悲劇性的命運，而為了堅守文化之根不惜奉獻自身則顯示了悲劇性的精神。但是，她們在悲劇性的生涯歷史之中，卻永遠吟唱著一支支樂觀的歌——以堅韌面對現實，以勇敢追求愛情，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生活，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鼓勵和支持愛人，共同承擔苦難，期盼共同事業的成功。其實，她們的生活與精神世界，正如濃烈真摯的客家山歌所表達的情愫，有憤懟而少傷感，雖然涉及情感的終極苦難，卻沒有怨尤與退縮。特別是對愛情的大膽追求與執著堅守，昭示著客家民系尤其是客家女性從來就具有一種積極與樂觀的人生態度。

　　作為學者，譚元亨本人在創作以外的學術著作中，對客家女性在客家愛情文學中的這種地位與其獨特的文學形象就不少論述：“在這一切背景上，凸出的正是作為客家女性那種近乎神化了的品性：勤勞、賢惠、聰穎、無私、豁達、剛毅、萬難不屈、孝悌、道德高尚，以及……母儀天下……也難為A•米切納（世界客家文學名著《夏威夷》的作者）把這麼多優良品質集中到了這麼一個人物的身上，這也可能感覺到這位世界著名作家對客家女性的一往情深。這已經不是他研究的結果了，而是作為文學所呼喚起來的一種人類至貴的情感，一種各民族共通的對真、善、美的由衷的愛與嚮往。”〔7〕正是這種學者與作家們對客家女性的共同體認，導致了客家文學傳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及愛情觀的形成。在《客家魂》這部小說中，“愛情—女性”主題作為非顯性主題一直貫穿於情節的始終，它不一定是人生輝煌事業的頂峰，但一定是這些偉大事業的堅實基礎。時代變遷，而根基不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抱有一份永恆的堅韌與樂觀——這也許就是客家文學中對愛情與女性熱切關注的根本原因吧。

　　四、結語

　　本文從兩個頗具代表性的個案出發，分別討論了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客家文學作品中的愛情觀。

　　《周漁的火車》描寫的是走出客家世界、尋求內心生活的現代先鋒作家筆下的客家人的愛情。這是一種關注神性與性靈的愛情文學，它的筆觸探入到了人性深的地方，以沉思與追溯的方式，贏餘了每一個個體愛情的心靈史。在北村的故事中，愛情是無畏的，迷狂的，超越的，是以死為歸宿的理想化與悲劇性交融的一種激情。即使愛情無法成為抵達永恆的“上行之路”，作家仍然不倦地敍說著描摹著這“如死之堅強”的愛。應該說，他不是執著於愛的物層面，也並非僅僅以敍說愛情故事為旨歸，他是在用永遠陷於精神迷津的愛來探查人類心靈內部，來拷問生存的終極意義。然而，就是在這一個個驚世駭俗的愛情事件形態中，我們追索到了客家文化基因對不可避免者的潛在影響，觸摸到了客家人千年愛情悲歌絲絲餘脈的搏動。

　　《客家魂》這部抒寫客家人生命史的煌煌巨著，字裏行間透著“史識與詩情”的睿智和熾熱，此中幾代人的愛情糾葛驚心動魄、曲折離奇。正如譚元亨自己在評論客家人時所說的，他們是如此有別於被規範化或格式化的漢族其他民系，每每熱情如火、自由放達、多姿多彩。的確，作家在小說中以激情式敍述和自白式傾訴的筆調，寫出了客家人的“稱情直往”、要愛就愛他個驚天動地、死去活來的特性，展現了為複歸和持守民系、同時也是民族精神傳統的客家人的愛之歷程與理想。但是，讀者不僅可以從中讀到滾燙的情感傳奇，而且透過這些愛情悲劇或可稱愛情史詩，能夠感到歷史浪潮的起伏跌宕和時代風雲的激蕩，能夠受到強烈的思想震撼。這些正表明作家關注客家民系，在時代大潮與其自身變革中對本民系與本民族文化傳統與精神核心的探究與堅守。

　　儘管上述兩部作品關注的內容完全不同，切入的視角也迥然相異，但是，它們卻同樣勾勒出了轉型時期客家文化中的愛情觀念——她是如此的古老又是何等的年輕：勇敢、熱烈、執著、堅韌、雖九死猶不悔。

　　參考文獻：

　　〔1〕白危.沙河壩風情［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2〕譚元亨.客家聖典［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3〕謝有順.北村：再度先鋒的可能性［EB/OL］.http://wwwsinacomcn,新浪文化，2002-07-15.

　　〔4〕北村.周漁的火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佚名.深淵與天梯——北村小說中的終極性探尋［EB/OL］.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 19/25/38k，2002-11-20.

　　〔6〕譚元亨.客家魂［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7〕譚元亨.世界文學視野中的客家文學——兼論A•米切納的《夏威夷》［J］.嘉應大學學報，1999（2）：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