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利群，女，廣東興寧人，廣東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副教授，從事寫作學、客家文學與文化研究）

　　《圍龍》是程賢章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同他的前幾部小說一樣，還是寫客家人，但是寫得很特別。作品以中國歷史進程為大背景，大跨度、全景式地寫了“客家”——從客家人的淵源、源流起筆，一路寫來：一座典型的客家民居“圍龍屋”，百年來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在我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對客家人作如此恢宏壯闊描述的作品。《圍龍》，自始至終貫穿著清晰而執著的客家民系意識。這對作品本身，對於文學界面，都似有特別的意味。

　　民系是民族地域性分支，是民族支系的簡稱，亦是在客家研究中率先出現的一個概念。過去人們認為，提“民系意識”，容易誘發狹隘的地方主義，影響民族凝聚力。隨著民族學研究的深入，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應該正確對待這個問題。費孝通先生新近提出的“民族認同意識多層次論”頗引人深思。他認為，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在高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中形成的多元一體。民族認同意識是多層次的。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1〕。歷史上客家先人從中原南遷，在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中，經與當地土著居民的融和，形成漢民族頗有特色的一支。他們多聚于貧瘠邊遠之地，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但在人文教化等方面，因先人的傳統意識，及環境的逼迫而曾異樣的輝煌。《圍龍》的作者不僅僅以客家人的眼光看客家，還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大視角來看客家。展示客家人獨特的歷史、個性、命運的同時，深刻明晰地勾勒出客家民系與中原黃河文化筋骨相連的血緣關係，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圍龍》的成就和特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客家民系意識這一深層原動力的推動。試從三方面析之。

　　一、情節結構、史詩品格與客家民系意識特質

　　從未有過文學作品以如此廣闊的視野展現客家人的歷史。程賢章憑藉著族譜記載，地名傳說，民間口頭承傳，以及現實生活體驗，將客家先人歷盡艱辛南遷的史實演繹為程渂一脈士大夫家族的百年興衰榮辱。而這一切，又是與整個中華民族一個世紀以來的風風雨雨交織在一起的。《圍龍》起筆於南宋，鋪展于清康乾，戊戌變法，直跨世紀之末。其間以客家英豪及芸芸眾生為依託，筆涉歷次朝政大事。小說的這種結構，以包容滄桑之勢，展示客家人的歷史命運。

　　時空結構對長篇小說而言無疑是重要的。大的社會空間決定人物性格及其情節的推進方向。在此前的六部長篇中，程賢章多採用橫截面式的結構取捨生活。這種結構有利於廣闊、具體的展示時代的波瀾；而縱式結構的那種洞悉萬物，審視千年的睿智和從容，亦自有其魅力。它借助時間大跨度，拓出更深邃空闊的視野時空。《圍龍》採用這種結構，從根本上決定了它的客家史詩品格。英國劇作家伊麗莎白•鮑溫說過：“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真正懂得或本能地懂得小說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對時間因素加以戲劇性利用”〔2〕。程賢章以歷史的高度，用文學來描繪、審視和把握客家人生存繁衍整體狀態的自覺與熱誠，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其清晰而強烈的客家意識及由此而來的一種責任感。檢視作家的創作歷程，其客家民系意識有由潛隱至突現的過程。《樟田河》，《胭脂河》，《彩色的大地》，《青春無悔》等，只偶見一些地方特色的建築、服飾、飲食的零星描寫。到作於90年代的《神仙老虎狗》、《雲彩國》始有變化。《神》整部作品的思維構架，是建立在客家俗語富有特色的喻說上的。它與《雲》一樣，客家特徵的內容散點密度大為提高。至《圍龍》，作家以全方位反映客家民系的歷史現狀為己任，表明了客家民系意識在創作中的自覺。沒有這種自覺，很難產生這樣極具史詩品格的客家文學作品。

　　《圍龍》的史詩品格內涵有兩個特徵。其一是從情節中體現的歷史意識。程賢章以對客家歷史深邃的認識，對客家社會生活層面的廣泛接觸瞭解，對客家先賢今秀的熟知，對客家人性格特徵的準確把握；以智者的目光，勇者的氣魄，以小說的形式，全面梳理出客家民系的淵源， 流向，分化及趨變。以進士第一脈為代表的客家先民原是中原士族大夫，南齊時為避戰亂，輾轉遷徙到贛閩粵交界的窮山僻壤中落下腳來。他們聚族而居，墾荒種植，傳播中原農業文明，綿延黃河文化；與當地土著居民聯姻婚配，漸次形成獨具特色的客家文化。他們的子弟勤耕苦學，忠勇保鄉，學風長盛，人才輩出。戊戌變法後，陳長報一支流向南洋做工經商，接納當地文化成為新一代的客家人；而本土原來相對封閉、純正的客家社區也收留了大野、幸子等外族人丁。建國後，解放軍南下幹部田政委及其子女落地生根，加入了客家人的行列。改革開放，海外客籍華僑陳省輝們紛紛回歸……作品以歷史的、發展變化的眼光將外來創業人士稱為“新客家”，使人更感到作品切准了客家民系歷史足跡的本質。其二是從結構中體現的現代意識。《圍龍》的基本結構是以史為線，綴聯起反映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潮流，蘊涵民系習俗的事件，形成“線中綴面”的結構特色，闡釋、豐富了“史”的內涵，多層面地顯示了時代、社會的客家地區留下的印記，記錄了客家民系的特徵。步入開放改革、發展經濟的時代，西方現代工業文明氣息撲面而來，工業化大生產，市場經濟下特有的生產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等空前地影響著國人。閉關自守，貧窮落後，因循守舊逐漸被拋棄、被取代。程賢章源於歷史地活現客家人作為漢民族一支全部面貌的使命，有意識地吸納時代變化的精髓，結合對客家人性格的思考，在描摹心目中的客家人及其歷史時，自覺不自覺地用現代意識為觀照規範，《圍龍》因而獲得了鑄就其史詩品格的又一特徵。小說結構“面”呈開放、活動、立體之特色。上下兩卷，以客家圍龍屋進士第為焦點作多向輻射，幾百年社會進程的重要環節，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經濟風波，幾至盡收筆底。對客家民系審視的目光由內而外，又由外而內。作家似乎格外關注外族外地人在客家地區生活的情形，及客籍華僑在海外的生存景況，文化變遷。這是以往客家文學所未見的。小說的情節發展使其結構呈流動之特點：一切都源于進士第，經過枝枝蔓蔓，千回百折，滄海桑田，最終還是回歸進士第。了結前世宿緣，泯消恩恩怨怨。在螺旋式上升的運動中，歷史完成了又一次的輪回。客家人與“外地人”，“外國人”，本土客家與海外客家……角色互換的流動不已，形象地喻示著“客家”一詞的最基本涵義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變化：遷徙與融化。居地、族屬、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對本土客家來說還不是主流，但這種傾向揭示了客家民系歷史發展的某種特點和必然。作品的內容結構又呈立體化：歷史、現狀、未來，經濟、政治、文化、風俗、民情，特別是一些以往創作所未見的層面，象先民遷徙，圍龍民居，華僑際遇，教育景狀，及富含客家傳統觀念心理的民間傳說、故事（黑貓精、三斤狗等）的涉獵，更豐富了程賢章長篇小說客家事象的刻劃。

　　值得注意，在上述構成《圍龍》史詩品格的因素中，還可看到客家民系意識中最基本的特質。其一，客家民系與中華民族同族同命運的高度認同意識。無論是血緣、文化還是個體、族群，客家人對孕育中華民族的黃河文化始終保持著強烈的認同感。小說中的客家遠祖程渂，本為中原士大夫，為避戰亂輾轉南下。他的子孫——進士第主人公們的榮辱沉浮，莫不與國時家運緊密相聯。只有祖國真正步入昌盛時代，程氏後裔陳天送才能實現回到故鄉圍龍屋懷抱，重返精神家園的宿願。程賢章曾對筆者說：“沒有地方，就沒有中央；沒有地域，就沒有全國。”作家揭示的客家人對中原黃河文化的認同追求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寫照，而且有其現實意義。在今天，弘揚客家民系意識的這種基本特質，能滿足其歸屬感，進一步團結海內外客家人，為客家地區的經濟繁榮，為祖國的強盛多作貢獻。其二，客家民系意識中蘊蓄著接納海洋文化的熱情。這從作品的下卷更傾情於非本土客家的描述中得以傳遞。袁和平（大野）及他的養母古信芝（信子）是日本戰犯的遺孤遺屬，被客家人收養，完全被同而化之；客籍南洋華僑陳天送和他的兒子們（包括他那印度血統的養子韓輝）都講一口流利的客家話，恪守著許多客家傳統；北方南下幹部田政委深諳客家文化，他的兒子則完全象個客家人。小說中的客家人不再是拘於一隅，安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文明。他們出門闖蕩，出洋經商，擯棄封閉保守，嚮往、追求異域異質的藍色海洋文化，接納外地外族人化而為一。就本質而言，流動開拓，吐納變化本來就是客家民系形成過程的基本特徵。客家中心梅州地區是著名的僑鄉，對於海外文化，他們有著世代的追求和交融。在市場經濟日深的今天，一些有識之士提出重塑客家人格，適應時代發展的話題，認清客家民系意識的基本特質，為我們端正認識，發掘傳統，借鑒創新，都頗有益。

　　二、圖騰、視角、方言等方面的藝術成就與客家民系意識的昇華

　　《圍龍》通過圍龍屋意象的塑造，完成了客家文學圖騰的認定。它以在地域特色中融主流的視角，以對方言的個性化理解和運用，獲取了其地域文學創建性的貢獻，使客家民系意識實現了一次昇華。

　　圖騰，是原始社會以動物或植物作為區別種族或氏族血統的標誌，並把它當作祖先來崇拜。在文學中逐漸演變為高度概括凝集某種歷史人文精神的意象。它是祖先的象徵，是集體成員的保護者，又是凝結著群體文化特徵的徽征。

　　小說的標題源于“圍龍屋”這一最具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築。圍龍屋的基本結構多為“一進三廳兩廂”，前有長方形的曬穀坪，外加一口半圓形的池塘（又稱龍池），後有半圓形的台丘，高而斜上，遍鋪卵石（俗稱龍台），龍台外側圍築房間。整座圍龍屋的平面圖呈橢圓形。圍龍屋產生於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積澱著客家人生存、信仰、宗教、哲學等方面的文化信息，成為研究客家人文精神的重要對象。研究者認為，圍龍屋的圓形整體，寓天圓地方之意，猶如陰陽兩儀的太極圖，象徵整座屋宇是個小宇宙。其豐富深邃的哲學意境來源於中華民族古老的文化哲學精神。圍龍屋的中心上堂，是合家（族）祭祖拜神的地方，有著濃厚的宗教意境。圍龍屋還以建築格局的空間模式蘊涵了宗法思想、倫理精神、教育功能、審美情趣等世俗文化〔3〕。小說並未太多地描繪這種民居建築的形貌結構，而是將一部力圖包羅整個客家民系的長篇巨著命名為“圍龍”。幾百年的風雲變幻，悲歡離合，無論是離家出走，遠棄紅塵，征戰疆場，還是飄洋過海，遠走他鄉，最終還是魂歸圍龍。作者調動整部客家歷史及不同時代客家人的生命體驗來演繹“圍龍”，這該是怎樣厚重的歷史感，怎樣深沉強烈的精神震撼！在其筆下，一座圍龍屋就是客家人的象徵，客家人的庇護，客家社會的全部。圍龍屋因而成為客家民系文學意義上的圖騰。

　　圍龍屋意象的成功塑造，使生活中的民居建築昇華為文學審美意象，拓展了它作為民居建築的文化意蘊。對地域文學而言，創造巨大包容量、多層涵蓋面、凝聚地域人文精神、突出標誌地域文學特色的形象，一如優質產品的品牌創立，其意義相當重要。地域如是，民族、國家何嘗不然？中華民族的龍，就是凝聚民族的旗幟，標記民族精神的徽徵。“圍龍屋的文化意蘊在主流上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相承一脈”，〔4〕同時又最具客家特色，其奇特的結構，濃縮了客家民系特有的歷史、文化歷程。四周封閉，一門通外的設計，活畫出客家先民合家遷徙，與外界自然環境，外族土著抗爭求存的艱難景況和心理狀態；屋內不同功能區域的設置劃分，將封建社會客家群體的生存狀態，文化內涵物化以為某種具體可感的實體；建築的選址、通風、採光、排水等的科學安排，顯示出客家先人傑出的智慧和高超的水平。“文學創作最難企及又最有價值的境界，便是高度個別性與普遍性的和諧統一”，〔5〕程賢章筆下圍龍屋的文化意義在較高層次上達到了這種境界，對地域文學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與某些刻意造作不同，圍龍屋文學徽征的誕生，是築構在作家經客家文化的長期薰染，對其深刻把握的基礎上，通過理性審視昇華所得。圍龍屋作為客家人象徵的意念較早體現在民俗學等學科中，攝影刊物中介紹客家地區就常見到圍龍屋。但在文學領域，卻一直存在某種不經意的缺陷。圍龍屋作為客家文學圖騰的應運而生，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作家對客家民系認識反思的形象總結。現代文明昌興的今天，圍龍屋越來越少人住了，人們早已將另遷新居視為經濟實力的體現。曾是客家人安身立命之所的圍龍屋，不可避免地走向歷史的歸宿。值此之際，它卻挾歷史之滄桑，積澱之厚重，以它古老斑駁的軀體，登上了文學殿堂。這是時間的巧合，還是命運的必然？

　　《圍龍》藝術上另一特點，是在彈奏出地方小調特色時含藏著民族、社會主旋律，這個視角選擇與運用，對地域文學如何把握主流與局部的關係頗有啟發。《圍龍》以客家人的眼光來選取題材，而整個中華民族的風雲巨變又無不包孕其中。戊戌變法，客籍青年溫生才義刺清廷廣州陸軍司令孚奇；東征北伐，客家弟子踴躍參軍，成為革命隊伍的生力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淞滬抗戰，客家名將葉挺及黃梅興、姚子青、謝晉元等率領子弟兵浴血奮戰，威震沙場，“汀泗”、“賀勝”兩橋戰役的慘劇與輝煌……近代史上與客家人密切相關的重要事件，亦曾見諸文學，但從客家人的視角出發，梳理歷史事件，藉以展示客家人歷史足跡的寫法，卻是《圍龍》的突出之處，作家這樣寫，應是受自然的民系意識的影響，但他沒有將客家社會的描述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割裂開來，相反，通過人們熟悉或不太熟悉的史實，使讀者在瞭解客家歷史的同時更具體、真切地感受到近代中國的不凡歷程，感受在客家文化之與黃河文化同源同流的血脈相連。中華民族輻員遼闊，人口眾多，決定了構成社會主旋律的地方小調將各具特色。“客家研究，就是要在肯定民族共性的前提下，著重研究它的小異”〔6〕，《圍龍》對民族共性的把握清醒而準確，對地域、民系特色的概括鮮明而全面，對兩者關係的處理藝術而得當。

　　再者是客家方言山歌的藝術處理，以長篇小說這種形式來集納展示客家方言中最能體現地域特色的俗語、民歌、民謠、傳說、故事，又能跟小說內容情境化而為一，這是挖掘、保留、傳揚民間文學的一種很好的形式。民歌、民謠、地方俗語，其方言表述，含有特定的文化意味，往往是懂得該方言的人才能領略個中妙趣，若作翻譯，則其味大減，客家方言主要源于中原古漢語，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多、最完整的方言。因了這種淵源關係，客家方言中的許多民謠俗語可直接（或稍作處理就可）用普通話閱讀。程賢章對此是留了意的。大凡能直接或基本能直接用的客家俗語民歌，他都儘量地用了。像“食過夜麼”（吃過晚飯沒有）、“寒露過三朝，過水愛尋橋”、“青菜豆腐最營養，山珍海味壞肚腸”、“駝背子睡覺，兩頭不搭席”、“貓抓糍粑難脫爪”、“肥瘦不論，只要大塊”等等。這些，不僅是作家慣用母語思維寫作留下的痕跡，更多的是他有意為之的苦心顯現。程賢章七歲才從海外回來，成年後又在廣州工作生活了二十幾年，對普通話、粵語的熟絡不亞於客家話。對家鄉母語的偏愛和弘揚客家文化的責任，使他將長篇創作視為集納挖掘保留傳揚客家文化的一種有效載體，將客家文學中最有特色的客家山歌（主要是送郎過番的系列情歌）系統具體地演繹出來，讓對此不熟的讀者形象可感性地領略客家山歌的某些精華，讓略知一二的讀者窺探全貌。

　　情歌是客家山歌中最重要的部分。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客家山歌都充當著系連青年男女戀情的紅娘。小說中秦哥和娟妹相識相戀，多以山歌為言，展示了客家情歌的系統、豐富和獨特的個性。或情意綿綿，一語雙關，或大膽表白，直抒胸意……讀之既讓人感到秦、娟情意之深，更使人驚歎客家情歌的豐饒沃厚，並品咂出其詼諧含蓄，熱情潑辣，堅貞不渝的獨特風味。

　　舊時客家男人崇尚“出門”，下南洋闖世界之風盛行。於是，“送郎過番”便成了客家山歌的又一特色。月高風寒，急流孤舟，秦哥漏夜離鄉出南洋；以歌當哭，寸肝腸斷，娟妹背負幼子，一路追夫。此情此景，何其盪氣迴腸。秦哥娟妹活現了客家地區當年成千上萬“過番”人家生離死別的一幕。不僅如此，小說還不經意地對流傳於民間的山歌作了次形式特別的系統歸類，一首首本不太聯貫的山歌因之獲得1+1大於2的增值效應。既使小說的地方風情更加濃郁，實際上還為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探索出一個頗具啟迪意義的思路。

　　三、華僑基線、民系角度與客家民系文化的時代變遷、客家民系意識的文化思考

　　1.遷徙流動吐納及客家民系的時代變遷　客家多華僑，眾多的歸僑、僑屬、僑眷及海外華僑在50年代以來各特定歷史時期的景況成為客家社會生活很有特色的一幕，為客家人的現代歷史進程注入了新的內涵。鑒於客家人與“遷徙”的天然聯繫，程賢章敏銳地覺察到了華僑之與客家人在更深層上的文化意味。借助華僑，揭示出客家社會、客家文化的時代變遷。《圍龍》的下卷主要是講華僑的故事。昭雪僑屬冤案，撫平心靈傷痕，昭示了党的正確領導，落實歸還僑房政策激起軒然大波，實質是新舊觀念的碰撞；華僑回鄉投資，是輸血還是造血，豐富的心態折射出時代的氣息。而反映舊時華僑人家苦盡甘來，一夜暴富的民間傳說“三斤狗”的故事，則將僑鄉百姓的辛酸和人間百態展示得淋漓盡致，貫穿全卷的是兩條基線：其一是袁來福家的興衰。他與日本戰犯遺屬遺孤——善良的信子（古信芝）和年幼的大野（袁和平）組成特殊家庭。袁和平在公社化大食堂時差點沒餓死，想參軍而不敢企望，文革與人打“語錄仗”，勝利在握又恐人揭老底反落荒而逃……這種人家在那政治運動頻仍的年代，酸楚低微自不必說，唯其開放改革後才煥發勃勃生機。袁和平回歸日本故鄉，重返客家地區投資經商，精神上躍居時代潮流。小說下卷的另一條線是陳天送和他的兒子們。這些早年流落南洋的進士第子孫，在海外蟄居多年終遇良機，得以回鄉祭祖，挾資榮歸，在家鄉發展各自的事業。這一卷，本土化的外國人、外地人，洋化西化了的客家後裔，扮演著客家人的主角。華僑由國內到國外，客家由北方至南方，兩者在“遷徙”上的神似，尤其是華僑在改變生活環境、改變生活方式的過程中接受異域文化之先進、文明養分，帶來經濟地位、自身素質的變化提高，不能不使程賢章對客家民系過去未來的文化變遷深入思考。透過華僑的故事，讀者也許可以領悟，新世紀到來之際，加強流通，吸納藍色海洋文化，走出純粹傳統意義的黃河文化，是客家民系文化蘊涵的時代變遷，是現代客家人的歷史使命。

　　2.提出了民系意識的問題　作家以民系的目光審視生活，把握歷史，結構小說，揭示了民系意識與文學創作的內在關係。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提出了民系意識的問題，並作了深入的思考。程賢章沒有片面地、突出民系意識，他顯然意識到，正確對待這個問題，將有利於促進地域經濟文化建設，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理論上看，按前述費孝通民族認同意識多層次原理，可否認為，民系也存在認同意識層次的現象？它與民族本質一致，只是在量上不同。它的特色體現在小傳統、亞文化上。如同以上所述，客家民系意識最基本的特質，是它對黃河文化的高度認同。因此，客家民系意識的倡興從根本上說應是有利於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另方面，倘若“民系是穩定性與變異性，吸收性與排他性的辯證統一體”〔7〕，我們在看待民系意識時，就應充分肯定其由變異性吸收性帶來的合乎時代潮流的新思想、新觀念、新變化，警惕過分強調穩定性、排他性帶來的狹隘守舊。作家以其涵融了發達國家先進文化的客籍華僑人物之命運，向讀者喻示了他這一順乎歷史發展潮流的敏銳目光和寬厚胸懷。通過《圍龍》，人們不難體悟，民系作為民族的地域分支，民系意識在文學作品中常呈現為地域特色。它往往能使作品擁有獨特的個性、風味。當今時代，人類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地球村的設想不再遙遠，作品中共同的東西越來越多。地域特色有助於文藝作品舒展個性，增添奇光異彩。

　　3.發出了民系個性走向淡化、甚至可能消失的預警　《圍龍》的結尾，作者借睿智的田政委之口，發出一番感歎：“將來中國工業發展了，中國農民也洗腳上田，……再一次南遷可能嗎？恐怕不再有客家人一說了吧！”洋洋四十萬言的長篇，以此貌似脫口而出的喃喃自語作結，程賢章應是有所寄寓的。隨著工業文明的推進，他似乎不無憂慮的預感到，未來社會的發展，客家民系個性最終將走向淡化，甚至可能消失。耐人尋味的是，作家是在釀造濃厚的客家民系意識氣氛中發出這一預警的。他那理智認識與情感傾向的矛盾是如此和諧地交織於作品中。作家的這種特殊心態從某個側面記錄了人類在走向文明歷程的足音。目下客家學正值紅火，作家卻關注到更深遠的東西。民系個性到底會不會消失殆盡，這自然有待專家的論證和事實的證明，不過，一統、融和將成為更多民系乃至民族面臨的話題，《圍龍》因之獲得了更普遍的意義。

　　緣于歷史、文化的獨特，客家人的民系意識在漢民族各支系中大概是屬於比較強固的。因此，在我國文壇，這樣一個話題出現在客家文學作品中，更別有一番滋味。

　　注　釋：

　　〔1〕費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J］.新華文摘，1997，（6）.

　　〔2〕（英）伊麗莎白•鮑溫.小說家的技巧［J］.世界文學，1997（1）.

　　〔3〕〔4〕張應斌，謝登卯.客家“圍龍屋”的宗教與哲學［A］.客家研究專輯［C］，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1995，（1）.

　　〔5〕遊焜炳.真有一個“嶺南文化”嗎［N］.南方日報，1998-10-21.

〔6〕〔7〕王東林.民系理論的初步探討［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4）；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