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漢詳，韶關學院教授、客家學研究中心主任）

　　張資平是廣東省梅縣人，家在城東“留餘堂”，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創造社元老，一生著作頗豐，單就小說而言，就有長篇二十多部，短篇四十多部。他的小說，特別是早期的作品，故事情節曲折，社會畫面豐富，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其中關於客家人生活的描繪，可說是相當精彩的篇章。

　　張資平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沖積期化石》（1922　上海：泰東書局），這也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作品的主要人物是歸僑韋天廠及其子、留日學生韋鶴鳴。韋天廠的家鄉是“大庾嶺的南麓，廣東省東北境”的一個村莊，而粵東北正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是客家人經過千年遷移後的落腳點。這是貧瘠的山區，“有幾位先覺者，曉得這村裏的生產，終究不夠一村的消費，所以他們就冒險先登，跑到南洋爪哇一帶去，把帶去的銀子，換了幾百倍的金塊回來。引起村中一班少年的注意，都爭先恐後，渡過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亞細亞洲交界地方去蓽路藍縷，做英吉利和荷蘭國殖民地的開闢功臣。”書後所寫的，正是客家人下南洋的原因和情景。客家人南遷到達贛南、閩西、粵東和粵北一帶以後，人口漸繁，生齒漸多，雖曾在清初乘“湖廣填四川”之機遷走一批，終究人口壓力太大，贛南、粵北相對而言，溫飽還不成過大問題，而閩西和粵東是山多田少，人多地少，“鮮粥都沒（音m）得食！”中國北方農民那“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模式，對於呆在鄉下的粵東北和閩西的客家人來說，只是個夢。於是走了一千多年的客家人又只好繼續走下去。南邊有肥沃的平原，可那是福佬人和潮汕人的生存空間，何況福佬人和潮汕人也在走南洋！走南洋能發財的人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是歷盡艱辛，備嘗苦難。“因為天廠和他的東家，訂了三年的關約，雖然聽見愛妻長逝，獨子無依，也不能馬上回家，只寫了封信回來，把鶴鳴托給他族中一位堂兄撫養。他每月由暹羅寄些錢回來充鶴鳴的養育費。”天廠是在南洋教書，不是做苦力的，生活尚且這樣無奈，一般的僑工就可想而知了。儘管飄洋過海的生涯充滿了苦難，但也給閉塞山村的客家人打開了眼界，作為有知識的讀書人，天廠自然更有受益。他回國後，在村裏開辦私塾謀生，他“沒有進過師範學校，也沒有研究過兒童心理學”，但他卻拋棄了傳統的教學方法，而採用循循善誘的教育方法。他“曉得政府靠不住，社會靠不住，國家的法度也靠不住。他受了政府的虐待，社會的虐待和國家法律的束縛，所以他不願再看他的兒子和學童，蹈入他的覆轍。他覺得他的最重大、最神聖的任務，是拿一種超乎政府、超國家、超乎這樊籠的社會之上的教育方法，去訓練他的兒子和學生。”戊戌變法後，他馬上不教四書五經，改教他過去苦心自學的《郡國利病書》、《瀛環志略》和《數理精蘊》，向學生傳授時尚的國際政治、世界地理和數學知識。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但餘波所及，竟然讓遠在京城萬里以外窮鄉僻壤的私塾先生得到感應。如果天廠沒有出過南洋，他很可能對變法深惡痛絕，對變法的流產幸災樂禍。但天廠是歸僑，是見過世面、接受了海洋文明薰陶的客家人。韋天廠後來支援鶴鳴和村中少年赴日留學，也是他對西學東漸的積極回應。張資平正是通過韋天廠這一歸僑的思維及其言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廣東社會生活的一些片斷，對僑鄉的客家人在社會變革中的積極態度作了相當精彩的描述。

　　張資平筆下寫得較多的還是客家婦女。且看短篇小說《梅嶺之春》中的客家山村：

　　村民都把他們的秧種下去了。

　　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載著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象一條銀帶蜿蜓的向南移動——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鐮，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杠和兩條麻索出去，她的丈夫也牽著一頭黃牛過鄉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采樵去的。

　　……

　　鄰村景伯母，肩上擔著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這裏面寫到三個幹活的農民，其中兩個是婦女。在粵東客家農村，從傳統社會到現在，婦女是主要勞動力，所謂“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幾乎都是以婦女為主：

　　春水來時正是插秧的時候，褲腳高卷至大腿部，走進田裏時泥水高及膝部，或竟漲至大腿部，雪白的一雙曲線美的腿、膝、脛等都畢露出來，泥臭和水的汙濕浸滲至腹部來。黃昏時分放了工回來，腿上的泥巴還沒有洗幹又要為丈夫為兒子的事情忙個不了，喂乳、挑水、劈柴、洗衣裳準備明天一早拿出去曬。等到家庭的事清理好時已經十點十一點了，有時為小孩子縫補破爛了的衣裳，就要過十二點後才得睡。睡下去後還有丈夫的歪纏。

　　長篇《最後的幸福》中的描寫，正是客家農婦平常一天的工作流程。

　　客家婦女的勤勞是舉世聞名的。因為歷史上經歷了萬里遷移，現在又要下田幹活、上山砍柴和挑擔赴圩等，所以客家婦女幾乎都是天足。長篇小說《飛絮》中的外祖母，在雨天到女兒家去，赤著腳走路，老太太六十多歲了，“但她日行三五十裏山路並不算什麼一回事。”在傳統社會的中國，小腳女人幾乎遍及全國，以至外國人一直誤以為舊時的中國女人都是纏腳的。在封建禮教的籠罩下，國人也以女人裹腳為美，所謂“三寸金蓮四寸腰”才算標準的美人。清朝某個文人還要一手把玩女人的小腳，一手抓毛筆，據說這樣才能寫得出好文章。按封建禮教的尺度來衡量，大腳的客家婦女顯然是離經叛道的了。其實“山高皇帝遠”，粵東山鄉的婦女不裹腳，誰也無可奈何！想當年民國政府曾經不知花了多大力量來推行“婦女天足運動”，而客家婦女早就走在時代前面了。就是這些所謂“不守本份”的客家婦女，成為客家民系的亮點之一。

　　張資平下的筆墨最多的，還是描寫客家婦女的不幸和災難。短篇小說《梅嶺之春》中的保瑛，因為家窮，從小就被送去當童養媳（客家話叫做等郎妹）。保瑛長成懷春的少女時，夫婿還是不懂事的小男孩，保瑛恐懼“十八嬌嬌三細（歲）郎，夜夜抱汝上眠床”的生活，於是求得在娘家縣城小學讀書的機會。小學畢業後，為推遲到夫家去，她又要求上中學。為以親戚身份免費進入教會中學讀書，她便住進遠房叔父吉叔家中。吉叔夫婦性生活的聲波，使早熟的保瑛產生了性的願望，在叔母逝世後，經不住吉叔的誘惑，年幼無知的保瑛就與之同居並懷孕。犯了亂倫罪的吉叔始亂終棄，為逃脫懲罰，一個人跑到南洋去，被拋棄的保瑛就只好老老實實地到夫家去當農家婦，總算婆婆還較開明，生了小孩的保瑛就成天抱著孩子往南天呆望。

　　如果說保瑛的結局只算是悲涼的話，那長篇《最後的幸福》中美瑛的命運就是十分悲慘的。二十三歲的美瑛因為在擇偶時過於挑剔錯過了婚嫁的黃金季節，在鄉村被諷刺為老處女，精神壓力很大。她喜歡同村青年阿根，可阿根家太窮，她的母親不肯答應，失意的阿根便離鄉去了南洋。高不就的美瑛總算得到一個店員楊松卿的追求，兩人剛進入熱戀階段，但這時她那在緬甸發了財的表哥士雄喪妻後想娶她續弦，望著“兩對金手釧，四個金指環，——其中一個是鑲有紅玉的，一個是鑲有金剛石的”的彩禮，她就忘了士雄的缺陷：三十七、八歲的年齡，有個十六、七歲的兒子，身患重病又有家族病史等等，而急不可待地嫁給了士雄。情場失敗的楊松卿，也便跟水客去了南洋。美瑛婚後，士雄早被煙酒色掏空了的殘軀無法滿足她的要求。衣食雖然無憂但卻在性饑渴中煎熬的美瑛終於難耐寂寞，她於是和妹夫黃廣勳發生了私情。在丈夫去了緬甸後，這私情被前妻的兒子阿和發現，阿和粗魯而醜陋，早就垂涎後母的姿色，便乘機進行要脅佔有了她。士雄之後叫她和阿和一起到南洋去，旅途中她碰見回鄉後再出南洋的楊松卿，舊情複燃，楊松卿終於得到了她。美瑛到緬甸後不久，丈夫因病去世，她便跟了楊松卿，誰想到楊松卿是靠幫日本人販賣假幣謀利的不法商人，且身患可怕的梅毒，當給楊開車的車夫，美瑛的同村青年阿根把實情告知美瑛時，她已病入膏肓，不久便含恨去世。

　　美瑛和妹夫的私情一直沒有被族中眾人所知，若被暴露，那她可能不是病死於南洋，而是在鄉下就會被折磨而死：

　　村裏鄰屋的一個女人，生了兩個孩子了。她的丈夫赴南洋做生意，一去三年並不回來看她，她就和村裏的一個少年發生了戀愛的關係，到後來給她丈夫的族人發現了，就按村中的習慣把她捆縛在一個石柱上。凡是族人在她面前走過去的都可以提起鞭子來抽她，平日恨她的人竟有用錐子去刺她。妻有外遇，丈夫的族人是有這種特權的——任意鞭撻那個女人的特權的。美瑛曾目睹過這樣的情形，她看見鄰屋的那個女人給幾個殘毒的老婦人——平日對她有仇恨的老婦人——用錐刺得周身鮮血淋漓。

　　這是多麼殘忍的畫面！客家人是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許多優秀傳統，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傳統文化的一些負面因素，例如對婦女的禮教壓迫，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不受懲罰，女人卻只能從一而終，若有違犯，必施酷刑。接受了現代文明的張資平從人文主義立場出發，對不幸的客家婦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張資平筆下的客家人物系列還有中學教師、中學生、留學生、牧師、牧童等等，總的來說，人物較為豐滿的是婦女商人和教師。在寫到牧童（客家話稱掌牛阿哥）和童養媳（客家話稱等郎妹）時，字裏行間瀉染出受難少年的辛酸：

　　牧場的青草漸漸變了黃色，溪裏的水面也漸漸低下去了，太陽的光線也漸漸減了強度，發射出一種黃色寒光，吹來的風也漸漸冷了。散在牧場上的黃葉，隨著這陣冷風，在空中翩翩的跳舞。幾株只有枝，沒有葉的枯樹，投影在牧場上，比原樹加長數倍。幾頭黃牛也覺得風寒，“哞唏唏”的催他們的主人快送它們回欄去。牧童三三五五卻忘了他們的責任，在一家墳塘裏捉迷藏戲。

　　再過一刻，和鶴鳴同一個牧場看守黃牛的牧童們都散了，在田裏做工的人也收了工，回家吃他們的晚飯去了。只有鶴鳴，他看守著一匹黃牛，和對面K山腳下割草的劉四妹，因為太陽還沒下山，不敢回去。

　　如果太陽還沒下山，他牽了牛回去，他的伯母——鐵牛的婦人就高聲的罵，罵到鐵牛聽見，提著鞭子出來，說他不聽長輩教訓，只管偷懶，應當賞賜皮鞭三十。劉四妹也和他一樣的命苦。

　　劉四妹的祖先和鶴鳴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嫡親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裏作《正氣歌》的時候，他們也給元兵追逼到這山裏來。鶴鳴真要和四妹敘親族關係，那麼非追索到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宗不可。四妹既和鶴鳴是韋族的支流，何以又一個姓韋一個姓劉呢？

　　四妹才三歲那年，她的父母染鼠疫死了。她的親族——她的嫡親叔伯，說她是個女孩兒，沒有資格繼承她的父母的遺產——照這村裏盛行的買婚習慣，逼四妹到她舅母家裏，和她一個生下來才滿三個月的表弟結了婚。從那年起她就跟了她的嬰兒丈夫姓劉了。村人叫她劉四妹以來，快要滿六年了。

　　四妹到六七歲，就有能力負擔家計一部分的責任了。她天天到K山腳下割蘆草，和在松林裏收拾枯落的松葉，擔回去做一種家庭用的燃料。回去時若太陽還沒下山，她賦有陰鬱性的婆婆，就要說今天割的蘆草太少，像鐵牛鞭鶴鳴一樣的鞭四妹。

　　這一部分的描述除了流露出張資平對牧童和童養媳苦難的深切同情外，還顯現了張資平鮮明的客家意識。文天祥率領客家子弟兵抗元，是在客家人中世代流傳的故事，客家人在歷史上素有敢於反抗侵略者，英勇善戰的光榮傳統，對中華民族有著很強的歸屬感和向心力。張資平很自然地引用起這一歷史故事，正體現了他作為客家人那種強烈的自豪感。

　　因為張資平把人物放在山鄉和僑鄉，所以他也著意描述了客家風俗，《沖積期化石》寫了客家的祭祖和治喪，其中的治喪陋習是一家辦喪事，全族人就去吃幾天：

　　淩君的曾祖母死時，淩君的父親為母治喪又請族人吃幾台酒——我們村裏有一個惡習慣，看見人家家裏有喪事，不單不可憐他，幫忙他，還要群集到他家裏去吃——請和尚做道場超度的時候，再請和尚和族人吃幾台酒，安葬的時候又再請族人吃幾台酒。兩百五十元，那裏夠他的族人吃！這時候淩君房屋——淩君的曾祖父遺下來的不動產——賣掉了一間。前年冬天，淩君的父親手中的錢用完了，心血也耗盡了。後園的樹葉完全枯死落之後，淩君父親的幽靈也跟著殘冬跑了。淩君的母親因為經濟困難，想把喪事和葬事簡單了事，淩族中有一位有錢的長輩馬上出來干涉。

　　淩君的媽媽被迫把祖上留下的第二間房屋賣掉，用於治喪，等到喪事辦完後，淩君和媽媽只得在“一間半象廚房，半象倉庫的房子裏度日”。張資平對村中的長輩不顧死者家屬的生計，大操大辦喪事的做法斥責為“惡習慣”。他畢竟是接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留學生，對存在於少數客家人的陋習非常反感。

　　《最後的幸福》裏也描述了客家山村的風俗，寫的是小孩“過家家”拜堂，頗有童趣：

　　他們在小孩子的時候常到這填塘遊戲——組織家庭的遊戲。某男孩子扮公公，某女孩子扮婆婆，某男孩扮少爺，某女孩兒扮小姐。墩上有好幾個土墳，每座土墳就把它當成一家屋，搬了許多砂石，采了許多花草來陳列。美瑛和阿根算頂要好的，他們就分別扮了新郎和新娘。

　　——過了一會兒，幾個小孩子帶著她到墩後，拿了一條紅手帕蒙著她的臉後再牽了過來。他在墳塘裏微笑著等她。等到她到墳塘裏時，就和她並著肩一齊向著墓碑拜了四拜。再過一會兒，他倆就在墳塘的一隅互相摟抱著裝睡。一群小孩子們都站在旁邊拍著掌哄笑。他倆雖然小，但也會臉紅紅地站起來罵他們。小孩子們還笑著叫她做新娘，叫她做阿根嫂。

　　在張資平把視野從山鄉移向海洋和南洋時，他的文筆顯得很動情：

　　那晚上真是她一生都忘不了的美麗的一夜。天上沒有一片雲，八分滿的月亮高高地掛在東方的天角上，船客都不情願留在鬱熱的船室中，各人都在艙樓上或坐或立地玩月。月在海波中反射出無數的銀色的光線，船客中有坐著喝茶的，有走著談話的。一個金髮女郎一隻手搭在她的丈夫的肩上倚著船欄望海中碎成幾塊的月影。（《最後的幸福》）

　　張資平是客家人，但他的小說大都在上海出版，面向全國發行，而不僅僅是在客家地區發行，因此，他還是用國語，即用大陸現在所稱的普通話來寫作。例如他的文學語言用“出南洋”、“過南洋”、“下南洋”等客家話的文讀，而不用“過番”、“去番片”等白讀，即不用客家人的鄉談口語，這樣讀者面才會大。如果一味強調“發客音”，即把客家話的口話幾乎原封不動地寫進作品，那麼張資平的小說不可能一版再版，擁有那麼多的讀者。

　　張資平和郭沫若同為創造社元老，都是留日學生，又都是客家人，都是中國現代白話文學的開拓者，當年都是文名遠播，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不過郭沫若的作品多為詩歌和劇本，他並沒有以客家人和客家地區的社會作為題材，因此不能說他的詩集《女神》、劇本《屈原》等等是客家文學作品。而張資平的長篇《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最後的幸福》以及《長途》，短篇《梅嶺之春》、《她悵望著祖國的天野》可說是客家文學作品。《飛絮》、《苔莉》中人物的社會背景主要設計在山鄉和僑鄉；《長途》中的母女兩人因為窮困才從客地山鄉出去投奔親人，踏上苦難的“長途”；而《她悵望著祖國的天野》是以張資平的堂妹流落在異國他鄉的生涯為題材來創作的，所寫的空間是日本，但主人公卻是客家人或者說是客家人的後裔，這樣的小說應該可以稱是客家文學作品。張資平的其他小說或以日本、或以上海、或以武漢等地作為人物活動的社會環境，書中的人物一般也難於確定其是否客家人，例如《青年的愛》、《紅霧》、《天孫之女》、《青春的悲哀》、《黑戀》等小說，也不一定算是客家文學作品。

張資平的文學創作在藝術上有一些不成熟之處，例如《沖積期化石》和其他一些小說都有脫離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進行冗長議論的內容，儘管作者在慷慨激昂地咒駡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抨擊黑暗社會及其腐敗現象，但小說畢竟不是政治論文，這類文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當時正是白話文學剛剛興起之時，現代文學的思潮和創作方法也進入中國文壇不久，作家對新文學的理解和把握都還不能說得心應手，張資平小說的這類缺陷在同時代的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中屢見不鮮，可說是一代青年作家的通病。但瑕不掩瑜，張資平描述客家社會的小說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客觀存在，張資平的小說創作，對繼承客家文化傳統，繁榮客家文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