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讀罷《湖上女人》，眼一天都是濕濕的，淚水掉不下來，卻怎麼也幹不了，妻子還以為我有什麼心事，問個不停。我也不知怎麼說好。那種深及心底的哀痛、悲憫，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盡的。

　　柳明寫的是我的半個故鄉——英德，我母親的老家，客家人的聚居地，我一生中，至英德不下數十次，那裏有我的親人，也有我的師長與學生，當年，舅舅一家被清洗回鄉，舅公也到了就近的五七幹校，我同小姨一道去探望過，那種悲苦、蒼涼的情景，30多年之後仍歷歷在目。柳明的筆下，竟再現了當年的情景，能不讓我讀得心碎麼？

　　我那部近150萬字的《客家魂》，正是以英德為背景展開的，寫到了外公家那麼一個名門望族在整個20世紀的歷史遭際，其中50萬言的《客家女》更是寫到這個家族的知識女性。而《湖上女人》，寫的卻是另一類型的客家女性，沉吟良久，我猛地醒悟了過來，柳明筆下一個個栩栩如生，胼手胝足的女子，正是處於原生態的客家女，她們天真未鑿、純樸天然、默默隨著大自然與人間加在頭的苦難，卻仍頑強地支撐著“半邊天”。與我的《客家女》相對比，回憶我曾在英德的歲月，我更覺這類形象之真切與可貴！

　　當我讀到柳明書中所寫的客家人“長年累月的堅忍”，“耐勞、耐苦、耐饑、耐寒、耐貧、耐……似乎是與生俱來的。這是一種令不明真相的人們看著心動，卻令熟知、深知它的人們哀傷的美……”，我就不禁想到我的客家母親，那在非常歲月中淒苦的堅守……

　　今天，作為一位客家文化研究機構的成員，我很在意一部作品中的“客家味”，尤其是一部長篇中所表現出的客家味。我想，這客家味，不僅僅是一種鄉土特色，不僅僅是民俗方言，更重要的是，滲透在作品中客家人的情感、心態、品性，那濃得化不開的客家民風，尤其是他們的處事方式、思維模式，那在無情歲月中鍛擊下仍恒久不變的、無法移易的人生信念——要表現出這種客家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須把自己的血肉與客家人交融在一起，所謂“血乳相融”才行。柳明是做到了。

　　我是在《湖上女人》中諸多人生、哲理的思考中，讀出了客家人的思維模式的，正如前邊所引的那段文字一樣，後邊，也許我仍會忍不住引用類似我所珍愛的段落，沒有客家人的情懷，是難以寫出那樣的文字的，也寫不出這部讓我動容、滲淚的長篇來。

　　

　　　二

　　柳明不是客家人。

　　這是否會引起《湖上女人》可屬客家文學的爭議，且按下不表，連我這個還有一半客家血統的研究者，迄今身份也常常受到質疑。不過，縱然柳明不是客家人，可《湖上女人》的客家味，也當是原汁原味的，如我所悟，是原生態的。這再爭執也無法否認。

　　柳明原籍揚州，生於北京，長於北京，是約40年前來到廣東的。《湖上女人》寫的正是她作為“四清”工作隊“進駐”客家鄉村的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她就是這麼與客家結緣的。如她所稱的，其生命的覺悟，正是從這客家鄉村的窮開始的；而人性的覺悟，則是從當年的“左”（或可譯為橫暴、專制）開始的。為此，她成為“文革”後，可以稱得上是“女權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八十年代初，她是參與創辦《家庭》雜誌的主要成員之一，她是前任《家庭》雜誌總編輯，《家庭》在大陸發行量一直位居前列。而她致力創作的一系列關於女性的作品《南國女性》、《南國佳人》、《羊城十二釵》，則一直在張揚女性的自立、自強、自司的精神，在我的書架上，則一直有她的書——雖然我一直不認識她，只是心儀很久。在這些作品中，她均努力在表現女性如何在磨難中思考，在奮進中思考。包括這部《湖上女人》其題詞也是：“一片美麗的土地，幾個不幸的女人，她們是我心中永遠的愛與痛。”

　　如果說，《湖上女人》與她前邊幾部作品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便是，前邊幾部尚停留在報告文學的即時性或新聞性上，大多表現的是新女性的覺醒，如何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當然無可非議，而且這類女性主義文學現在不是多了，還是太少了。但是，《湖上女人》則深入到中國女性、尤其是客家女性的歷史文化淵源之中，深入到幾千年傳統文化所造成的女性心理的特質之中，深入……到如前所述，真真正正的原生態的客家女性的方方面面，因而更有文化價值、藝術力度與思想深度，是她在女性主義文學中邁出的一大步。

　　也正是她在這方面的出色表現與深遠的影響，她才為當年克林頓總統夫人、女權活動家，今天的議員希拉里的邀請到了美國。說起來，這部《湖上女人》的初稿，正是完成於北美的。我想不同的文化氛圍，在比較鑒別，當更讓她對自己在客家鄉村的經歷有新的感受，從而推動她致力於這麼一部——作為她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寫出她“心中永遠的愛與痛”。

　　她說：客家女人很苦。

　　寫客家女人也一樣苦。

　　可她畢竟在苦澀的淚水中，“泡制”出了這麼一部飽含悲憫情懷的力作來。

　　

　　　三

　　一閉上眼睛，那些個悲苦、淒涼的客家的“湖上女人”，便一個個在我腦際中出現：石妹、阿花、仙娣、鳳嬌，乃至啞巴阿媽，等等。她們各自的命運，無不讓我心頭滴血，我知道，這太真實了，絕無虛構的成份，正是這種真實，方可讓人震撼。

　　最早“亮相”的石妹，是工作隊的“根子”，當是一種幸運。可她個人的命運又如何呢？原來，她來到湖上生產隊，已是二嫁，原先的男人嫌她不能生仔（男孩），有了兩個妹子，大躍進的轉年，把她休了。她帶著大妹子阿彩回了外家，後獨自嫁到湖上，嫁過來的條件之一，就是不能把阿彩帶上，阿彩只好留給了叔公帶。小說開篇不久，石妹順便下山看這位女兒，阿彩一激動，羊癇風病竟發作，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好不容易才救醒過來。

　　這時，主人公、工作隊員俞林方問上一句：“阿彩什麼時候得了這個病的？”

　　石妹順口說：“我嫁到這裏的秋上。”

　　平平淡淡的一問一答，“順口說”的時間，卻讓人感到背後的無奈與心疼。

　　阿彩的故事一直延續到書末……

　　而最讓人心疼的，則是阿花。

　　作者用了最美麗的筆觸，去描寫這位尋常而又不尋常的客家女子。她的健康、她的開朗，她的剛烈，無不令人扼腕。而她的命運，她的不幸，尤其是一封信的頭與尾的顛倒，竟讓她生命發生的逆轉，愛情的無法挽回，最後竟嫁給了一個性變態的男人……

　　阿花有句客家人愛用的口頭禪：“冤枉”。這二字遠遠不只字面上的含義，它即包含有鬼使神差、災難、錯失，也包含有無奈、認命、陰差陽錯……我這裏無法說得盡。這二字，當是命運的一種表述，如書中所寫“酸澀的心裏又浮上那句話：就這命，認了吧！”“人強，強不過命啊……誰拗得過命？”

　　當作者用最深情的筆觸，用最美麗的字眼，去抒寫她的心靈，去描繪她姣好的身段之際，“紅顏薄命”一詞卻不禁在我心中浮起。是的，我在不少小說、論著中謳歌過客家女美好的品格，她們能幹、活潑，她們健康、剛毅，可她們卻不配有好的命運。阿花的悲劇，正是在中國這近幾十年間又沉渣泛起的嚴酷的封建觀念——“男女授受不親”下，“死於理”。在她精心繡制紅腰帶之際，我還以為她對生活還充滿了憧憬，沒想到這竟成為她訣別生命之前的火花一閃。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她用紅腰帶附石投江之際，俞林的哀歎：“這個明事理、能幹、模樣也出眾的阿花，太自尊也太烈性，她不像許多農村女人那樣認命。她要認命，老老實實認命，也許不會走這條路”，實在是發人深省。

　　然而，不正是在阿花身上，閃耀出客家女人“最鮮亮”（俞林語）的光輝麼？這位讀過一點書，在這原始的大地上生長起來的女人，身上有多少原生態的、樸質可貴的、令人感奮的東西呀！

　　寫到這裏，還真忍不住要學阿花大叫一聲“冤——枉——”，去品味其間複雜的、悲愴的情感。可一切已無法挽回了！

　　阿花如此，16歲便被迫與啞巴圓房的仙娣的情感悲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一開始，她就擔心“娘家”的成份對自己的影響，一旦有俞林的支持，她也敢於“抗婚”，不願與啞巴“圓房”，而且有了心上人。但最終，她還是逃脫不了命。

　　可悲的是，逼使她“圓房”的，竟都是一批善良的鄉親。“他們把我和啞巴鎖在屋裏頭……”半句話，包含著怎樣的慘劇，一種怎樣的原始的野蠻來。

　　連俞林對此也無可奈何，“她怎麼能救仙娣呢，沒辦法呀，所以她沒回答，只是把仙娣摟得更緊一些。”又如作者所寫：“俞林怎麼能改變這現實呢，她不懂傷只有等時間去敷平的道理，只好這麼去捱漫漫人生了。”

　　末了，當仙娣懷了孕，俞林也只有這麼想：還是那句話，讓時間來幫助她吧。將來做了阿媽，心全讓孩子扯著，也就什麼都過去了。

　　就這麼認命——與阿花以死相殉，以全所愛的人的名譽，這也許同樣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可到了這時，當了母親果然便一了百了麼？

　　這又讓我回到了小說的開頭。

　　從來沒接過生的俞林，竟遇上了身為殘疾的鳳嬌生孩子，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很重的筆墨，去描寫了這次非正常狀態下的分娩與接生。我在《客家女》中也寫過客家女一人在山巔上的自我分娩，但慘烈、痛苦的程度，卻遠不及《湖上女人》的十分之一。

　　這裏，我都不敢再錄書中的描寫了，讀罷，似乎領悟了作者的潛臺詞：這哪是人在分娩呀，這場面，比“狗竇”還不如，一個殘疾人的懷孕，本就是很殘酷的事，在身體殘缺下的分娩，就更是百倍地殘酷，一如作者所哀歎的：“對女人來說，尤其是農村女人，生孩子這關也不易過呀，老人說‘生孩子和閻王爺只隔著一層紙’，在農村，尤其是鳳嬌，這話說到點上了。”“生命本該因其難得而珍貴，孕育生命的母體更為神聖。但事實上，在這些地方，生命得不到‘安全通行證’，孕育它的母體又是這麼的低賤……”

　　我想，作者在開篇不久即刻意地描述這一幕，當是全書的一個象徵，象徵著書中所有女人無可躲避的不幸。

　　誰躲得過呢？包括“位尊”為工作隊員的主人公俞林，書末的命運，也是被兩位“左派”押解回原單位，等待她的只能是種種橫逆與打擊……

　　

　　　四

　　說到“左派”，說到“批鬥”這樣的當年政治術語，則不能不說出我剛剛打開這本書時的擔憂，因為，這畢竟是第一部描寫大陸最為重大的運動，也是“文革”的前奏——“四清”，很多人，是必會把它寫成一場運動，一場政治鬧劇，如果那樣，就索然無味了。

　　讀下來，我暗自慶倖，這本書並沒有這麼寫，沒有具體寫“四清”中的什麼“下樓梯”、什麼“清理階級隊伍”、什麼“洗手洗澡”、什麼“四清四不清”，以及寫什麼揪鬥走資派。

　　——經過這部歷史的人知道，“走資派”一詞正是這個時候早已提出來的。作者只是本根本原地去描寫客家山村的生活，在政治鬥爭上著墨不多，雖然每每都教人心驚肉跳，仍然顯現在讀者面前的，還是一幅客家鄉村的風情畫。作者著力于對人性的發掘，對壓抑的人性、扭曲的人倫，作了充分的暴露與揭示，引發讀者的深思與追問。

　　這裏，僅提一下作為客家鄉村的男性中心的兩個讓人久久無法忘懷的人物。

　　作為石妹的老公，被湖上人稱之為“聾牯”的祈昌，他之所以接受二婚頭的石妹的一個條件是“堅決不讓她帶阿彩過來”，因為“他要是收下阿彩，這是一條命，可收下了，口糧哪里來？她不是湖上人，湖上沒她的糧；她什麼也不能幹，掙不了工分。沒口糧，沒工分，一條命怎麼活？他想的都是最實際不過的。”

　　正是貧窮，逼得他這麼絕情：“現在他們把阿彩背回來了，他覺得平白丟了臉。”他的人性之扭曲，正是表現在這上面。可是，當他一見到阿彩犯病，瀕臨死亡之際，他卻“大步出去，沒多大工夫呼哧呼哧喘著粗氣捧著一大把青草進來，抓起一撮連根帶葉填進嘴裏嚼，嚼爛了吐出敷在阿彩燙過的地方。”

　　此情此景，令石妹不由自己給他跪下，他卻沖著石妹吼：“你做什麼？”

　　作者接著寫道：“這個倔強漢子，粗糙的胸膛裏，那顆心和所有阿爸的一樣，都是柔潤、鮮嫩的肉生成的。”這個家裏的“大疙瘩”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悄悄化解了。

　　看得出，作者是很心疼筆下這位“聾牯”的，在先的不近人情，在後的人性複歸，筆筆都寫得絲絲入扣，感人肺腑。人的本性，就這麼在巨大的災難面前陡地閃出了光輝來——這便是客家男人！

　　那麼，另一位劉啟耀，則更發人深省。

　　劉啟耀是隊長，為隊上的生產，沒有操碎心，幹起活來，“麻利又漂亮”，“是個能人”，是個有裏有面的能人。可一到了政治層面上，卻又凸現出了那樣一個時代的荒唐來，讓啞巴與仙娣“圓房”且不說，那個湖上學習毛著現場會，更讓人啼笑皆非。而他主動交代“四不清”問題，自認有五百元經濟問題，考慮的是：“與其讓社員把自己‘勝利’了，不如自己‘勝利’了自己，這樣可以爭取到‘減、免’，由‘四不清’馬上變為‘四清’，而且還會受到表揚。”這正是那個年代的思維邏輯，敢於暴露自己，暴露的問題愈大，就愈忠誠，沒問題也得說有問題。結果，鬧得人心惟危，“怕工作同志挨個逼追”。劉啟耀這麼做，道理更在於“湖上在大隊一直是先進，有聲有勢，沒落後過……現時這麼無聲息，他忍不住了……”

　　他這麼一交代，把老婆阿水也嚇壞，忙對工作隊稱：“別信我老公的交代，他說是什麼考驗，什麼什麼政策，這些天，他見工作隊沒什麼動靜，沒免他，急了，兩天沒吃一口粥……他沒‘四不清’啊，這個打靶鬼……”沒犯事，卻怕不受處分，如此有悖常理，在今天實在是不可理喻。可見當日人性被壓抑、被扭曲到什麼程度。筆者是見過“四清”運動中逼死人的慘劇的，縱然那時自己年齡還小，僅是中學生，劉啟耀此舉後果如何，則難以想像。

　　

　　　五

　　大水吞沒了全部的稻田，阿花附石投江而死，慘禍一個個接踵而來，然而，客家人仍那麼安然地面對命運，“湖上人們的心已從兇猛的龍舟水和阿花死去的陰影中走出來。不是他們無情，而是因為，貧窮讓他們不能沒完沒了地回味過去的災難，貧窮逼使他們要對付著眼前。這怎能有心情，又怎敢扯著過去的災難不放呢！貧窮能讓人健忘，似乎也能變得寬容。”“活著的人總有活下去的理由和辦法，總之，湖上的生活又恢復了原樣。”讀到此，我們只有喟歎，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作者在貧窮、苦難中，也總能發掘出人性的美、生活的美來，所以，她筆下不曾有絕望，儘管仍有無數的無奈，上邊一段話，表現的不僅僅是客家人的堅韌與堅忍，也同樣是作者自己的堅韌與堅忍。

　　我們在書中，還可以看到，既便在苦難中，客家人仍少不了歡樂，少不了憧憬。尤其是收穫的季節裏，“早飯後陽光普照，空氣乾燥得細聽能隱約聽到成熟稻穗一絲絲的炸響。老天作美，收割趕上好天氣，看得出，湖上的男女老少心情都不錯，因為這樣的好年景在他們記憶裏不多。對於農民，農業豐收就是幸福。”作者盡情地描繪了這幅“貧窮農村的歡樂大寫意”，從清晨到夜晚，村子裏喧鬧的人、牛、豬、狗、雞……

　　作者筆下的鄉村景象，也同樣是原生態的，樸素、平實、和美：種綠肥，收番薯，到處支架起筐籮，彌漫著香甜……“這可樂壞了婦女們，洗衣服、洗頭不再愁沒肥皂；豆腐水不但去油膩還有股子豆香，洗過的衣服散發著甜絲絲的好味道……”“山區深秋的晚風從空蕩蕩的田野吹過來，人們的心裏象秋高氣爽的天空一般寬暢。”一如作者借主人公的感受寫下的：“對於眼前的一切她感到很誘人和迷人，覺得有種文學意義的美。不過她知道這種在城市人眼中非同尋常的美是由農民長年累月的堅忍凝就的……”

　　那位殘疾的鳳嬌，在艱難中生下了孩子，攏共才吃了不到20個雞蛋，5碗米酒，還是沒薑醋的，可奶水卻脹鼓鼓的，真“是天養人”！

　　這樣的描寫與抒發，在書中比比皆是，總是不斷地扣動讀者的心弦，作者俯瞰眾生，那種悲憫、寬厚的情懷，總是不自覺地在筆端流露出來。我想，這不僅僅是作為女性，作為母親的博大，更有一位人道主義者的深切的關懷，能這麼寫下來，記錄下來，便是一種叩問，一種追尋，因此，也就是希望，正是在這種原生態的美，會很快讓生活在貧困與苦難中的客家人，不自悲、不自虐，從而永遠在希望中奮行，爭得自己的明天。

　　

　　　六

　　這部《湖上女人》濃郁的“客家味”，還在於貫穿始終的客家民俗風情的描寫，以及客家方言與熟語的運用。

　　春節來了，家家開始準備年貨，作者細膩地寫到他們如何用粳米和糯米搓揉成丸球，加上花生碎末，做出各種圖形，裏邊捏上個什麼花呀葉呀——這便是客家人好吃的丸子。還有用蕉葉蒸糍粑……書中寫到大人的忙亂，小孩的偷吃，饒有風趣。

　　還有曬番薯幹的描寫，等等。

　　而對客家方言的運用，作者則是下了功夫的，在書面語言上，她用的是普通話，而人物的口頭語上，她盡可能用的則是客家話，不過不是不加選擇地用，而是用那些讀者基本上能看懂、毋須加注的客家語。這，使整部作品的客家味更易為人所接受。

　　讀罷 ，我覺得，在作者使用的客家方言與熟語中，有如下兩種類型。

　　第一類型，是不經意的、隨手拈來的，是自然而然地使用上了的。

　　例如，書中常用的淋菜（澆菜）、擔水（挑水）、割禾（刈禾）、轉來（回來）、脹氣……等等，是習慣用語，包括“冬至大過年”，一眼就可以看懂，頗有生活色彩，沒有任何刻意，修飾的成份在內。

　　第二種類型，是作過選擇，乃至於提煉的，用起來比較講究，甚至有一唱三歎的意味。

　　首先，當是前邊提到的阿花常用的口頭禪“冤枉”，裏邊實在包含有太多的意蘊了。

　　還有，湖上人常用的“打靶鬼”，內涵也相當複雜，不僅僅有“該死的”意義，也有痛惜、恨鐵不成鋼的味道，甚至更多。

　　可以列舉的，當還有“找數”（抵押、賠償）、陰功（作孽）、衰鬼（壞種）、不適（不舒服）、照鏡粥（水汪汪的粥）、吃晝（吃午飯）、死去啦（跑開了）……等等。

　　還有雞行（母雞）之類的用語，以及人物的稱謂，阿媽、阿爸、小名，聾牯、石妹、阿耀……等等，都很有客家地區的特色。

　　愈有地方特色，才愈是“中國化”或“國際化”，這當是不爭的事實。在方言的運用上，自古以來不少作家都作了成功或不成功的嘗試，在廣東，如陳殘雲對廣府方言的運用，堪為典範，作為一位從外地來到廣東的作家，在客家方言的運用上能這麼下功夫，的確不簡單。

　　　七

　　《湖上女人》讀畢，我立刻聯想到了海峽兩岸業已出現的同類作品。

　　70年代在臺灣出現的謝霜天的《梅村心曲》，緊接著，第二部，則是大陸這邊著名作家白危的《沙河壩風情》。這三部作品，都同樣具備客家民系或族群的原生態的意味，鄉土味都一般濃得化不開，都有“讓讀者在富於鄉土氣息的生活描寫中領略與思考傳統精神的淳美”（溫儒敏語）；都寫了極為典型的客家女：林素梅（《梅村心曲》）、四喜妹（《沙河壩風情》）與阿花、石妹（《湖上女人》），而且，都一般與所謂的“現代社會生活”拉開距離——仔細探討這些共同的特點，相信會對“原生態”的文學批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果有誰對這三部作品認真作一次比較，相信會有更多的啟迪與獲益。

　　生態的詩意當會永遠留存下來，但原生態的蒙味與野蠻，卻不應當再繼續了。淒婉動人、筆觸清麗的《湖上女人》，在繼《梅村心曲》與《沙河壩風情》之後，為我們再現了客家山鄉的遙遠而又近即的歲月、蒼老而又年輕的生命，燥動而又寧靜的心靈，淒美的女人與粗獷的男人，讓我們多少知道歷史仍在前行，更讓我們多幾分堅韌與堅忍，不曾泯滅眼裏所憧憬的未來，至少，會使自己的靈魂生動與飛揚一些。

過去的總會過去，該到來的總歸會到來，只是，無論是自然，還是人，春天卻不會僅有一次——這便是三部客家原生態作品給我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