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勇,男，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學批評研究）

　　　一

　　在文學史上，“成長”的話題是一個反反復複抒寫卻又永遠不能窮盡的寶庫。“成長”體驗是任何個體無法回避的，這種成長體驗總是以各種變異的形式在個體以後的人生中重現。對作家來說，他最好的復活方式當然是在他（她）的創作中。因此，在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都可以看到有關成長過程中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在普魯斯特筆下，那個法國人回憶如果睡前沒有得到母親的一個吻，他所產生的不安、悲傷和孤獨，依然那麼纖細那麼豐盈。而在《少年維特的煩惱》、《麥田的守望者》、《情人》、《寂寞的十七歲》這些典型的成長題材中，分別描寫了少年維特的憂鬱與無望的愛情，霍爾頓的叛逆與頹廢，小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壓抑與絕望，青春期的小夥子們的惶惑與寂寞。大陸一批優秀的先鋒作家都寫過成長題材的小說，如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十八歲出門遠行》，蘇童的《少年血》系列。正如葉兆言在一次訪談錄中所說，作家只要寫小說，都會對兩件事感興趣，其中一個就是成長小說，就是他自己怎麼成長起來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母題。一旦成為作家，都會去想那些對他成長來說最重要的一些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己成長中不能忘懷的體驗、情感積澱，這種積澱深深地影響著個人以後的對世界、人生、個體的理解、認識。即使對成長過程中一些共同的話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只屬於他自己的體驗。當然時代與環境會在某一部分人身上留下一份共同的記憶，如成長於20世紀50年代前後的大陸人，對剛成立新中國時那樣一個激動的年代是有著集體記憶的，而成長於20世紀60年代的則始終都有著“知青情結”，成長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則有“紅衛兵”情結。時代與環境構成了一代人的共同的集體記憶。對於臺灣人來講，有兩代人肯定是有共同成長記憶的：一是日據時期成長起來的一輩，不管這種日據環境對他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他們那代人都無法回避自己這段人生最初的經歷，並且也影響了他們以後的經歷，儘管對每個人影響不盡相同，但無一例外，他們身上都烙有“日據一殖民地”印痕；還有一類出生于大陸，成長於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成長體驗又是別有一種滋味。如果對成長於這兩個時期的、這兩種經歷的臺灣作家稍作考察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差別是很顯著的。成長于日據時期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殖民地的後遺症，“皇民化”運動的傷痛。而成長介於大陸與臺灣兩地的作家，則有更深刻的“大陸情結”，他們對大陸的情感，恐怕也不能僅用“鄉愁”來簡單概括。童年時所體驗過的大陸生活深深地影響他們的創作。白先勇大概是最好的例子，白先勇在9歲時，到上海住了兩年半，但就是這兩年半的時間，給他留下了關於大陸的記憶。他的《金大奶奶》寫的是上海故事，《永遠的尹雪豔》寫的又是上海的人與事，《謫仙記》也是寫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國留學的點點滴滴，正如作家自己分析時所說，這些恐怕並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漸醞釀發酵，那些存在忘記檔案裏的舊照片拼拼湊湊，開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歡離合的人生百相來，而照片的背景總還是當年的上海。〔2〕（P166-P168）

　　成長題材的小說總離不開這樣的敍事：一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的普遍體驗，包括對愛情、友情的追求，對性的逐漸認知過程；一是個體在特定環境裏的特殊成長體驗。當然作家在敍述中總是通過個體的特定環境來表達人類共同的體驗，這兩者不僅不是截然分開的，反而是水乳交融的。只是作家為表達需要有所側重而已，如《少年維特的煩惱》更多的是表達大多數人能夠體驗到的：相愛卻不能愛的絕望愛情；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中，那種少年時期人的敏感與脆弱，那種叛逆，也是“少年”的一個共同現象。而杜拉斯的《情人》則主要是一種非常個人的經歷，即使是愛情也不是所有人所體驗的那種情感：那個特定的戰亂時代，那個特殊的殖民地，那種作家個人的家族與獨特的愛情使得個體成長體驗更加突出。當我們有了這種認知視覺後，來解讀鐘肇政的《八角塔下》，就會很容易理解作家為什麼寫了這樣的一種成長體驗。在鐘肇政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在特定環境——日據時期，一個羞怯、脆弱男孩子從懵懂無知到堅強、勇敢並樹立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成長，作家不是截取一個橫斷面來寫的，而是在一個時間過程裏展開了自己的敍述（從14歲到19歲）。對一個腦海中還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人生信仰，又與大陸斷裂了、失去了傳統，出生於日據時期的臺灣兒童，且接受“皇民化”教育，要免於被殖民化的命運，需要有成長過程中的力量來抵抗這種殖民化。鐘肇政這本小說的意義就在於寫出了在非人的環境裏，人性被踐踏、人的尊嚴被玷污時，個體仍然執著追求人的價值與人性的尊嚴；寫出了處在弱勢情況下的民族不屈服於殖民地統治與被殖民化命運的抗爭歷程。

　　　二

　　《八角塔下》的主題意蘊可以概括為：在殖民地學校的“皇民化教育”體制下，少年們受到非人遭遇及為保持人的尊嚴進行不懈的抗爭，以及在那種社會生活與教育現實中的友情、愛情、理想的追求。可以說《八角塔下》之所以能在眾多的成長小說中有自己獨特的位置，就在於作者把普遍的成長過程中的內心體驗與情感體驗置於特定的時代環境之下，使得一個人的成長具有了深刻的歷史內涵與廣闊的社會內容。作品以寫學校的生活為主，而學校之外的家庭與社會則只是作為一個隱隱的背景，時不時地提醒讀者融入到當時的一種氛圍之中，更真切地與作品中主人公一起感受、一起體驗。但兩者都是統攝在主人公——“我”體驗之下，為主人公形象的守善與人格的發展作證明的材料，其中學校故事以“皇民化”教育制度為敍事核心，寫了在這一教育制度下主人公“我”及朋友們的命運，他們在非人性與非人道的教育下為追求人的價值與人性的尊嚴所走的艱難的成長道路。學校外的故事則圍繞主人公“我”的親情與愛情而展開，很顯然作家的意圖不是在寫主人公面對的親情與愛情本身，它們只是主人公成長過程中不能缺少的一些因素，在這裏作家很顯然把親情與愛情作為主人公在非人道、非人性的教育下的一種拯救。通過這種敍事策略作家便完成了它的光明與黑暗兩世界的對立敍事模式，並且最終以走出、反抗黑暗世界完成作家對主人公人格的塑造。作家是按照這樣一個模式的：成長——遇到障礙——衝破障礙——完成成長。在這裏障礙被設置為一個黑暗世界，而主人公及其夥伴們沖出這個黑暗——魔鬼般的世界便完成了自己人格的成長。這跟許多童話故事一樣：一群小夥伴誤走進一個魔鬼世界，最後想方設法，在仙人或善良的超級動物幫助下擺脫了魔鬼的糾纏，最後走了回來，小夥伴們也同時增長了不少見識，受到了教育，成長起來。

　　在寫殖民地留下的傷痕的小說中，《八角塔下》之所以有自己的獨特的地位，就在於它沒有簡單地把殖民者寫成控訴對象，不是那種情感宣洩型的政治批判、民族怨恨，它沒有把殖民者給臺灣同胞留下的傷痛類型化、表面化，而是內化為一種精神的創傷，滲透進人物的精神、情感世界。殖民統治及“皇民化”教育對臺灣造成的影響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八角塔下》這部小說不是為表達作家的民族立場而寫的宏大敍事，而恰恰相反作家寫了一個個體在面對不幸與災難，在面對魔障與困境，在遭遇非人性、非人道，個體被迫失去尊嚴而對理想與健康人格的追求的永恆的主題。所以“皇民化教育”下的學校只是主人公面對的一個妖魔所把持的黑暗世界，而主人公經過鬥爭終於擺脫了妖魔的誘惑，並且成熟起來。作家並沒有過多地寫空泛的民族之類的宏大敍事，而是很細緻具體地寫了淡水中學的學生在精神上遭到的禁閉與肉體上承受的摧殘，被剝奪了人存在的基本尊嚴與自由的境況。如果我們不瞭解小說所涉及的時代背景，只是單純地挑出那些學生受懲罰的場景，我們只以為是那個學校由一群瘋狂的、變態的、沒理性的、殘忍的，像禽獸一樣的人所把持，只認為是那些施罰者人格扭曲所造成的。如室長張宏三郎對石秋肉體的折磨，就是一種變態的性騷擾行為，如“狂犬”對“我”的亂咬，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位高橋先生精神上的問題。在這裏教育方式主要體現為暴力手段，學生處在一種暴力的世界，惶惶不可終日，高年級的學生對低年級的學生可以隨意施展武力，同樣老師對學生隨意可以動用拳頭，在這樣一個魔鬼世界裏，許多人都失去人的自由、尊嚴、價值，人與人之間沒有了同情、憐憫，而變得異常殘忍、歹毒、暴戾，以摧殘別人為快事。可以說在這樣的環境裏，人性的醜陋與惡得到極度的膨脹，人性顯示了它全部肮髒與污穢的一面：每個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地位、身份對別人進行為所欲為的懲罰，而在這種非人性的施虐過程得到某種快感的滿足。小說真實地展示了人性的可怕與恐怖：在一種賦予了權力的環境裏，人性惡便得到了極度的膨脹，這才是真正可怕。只因為這個魔性世界裏存在著魔鬼的規則，所有人都必須遵守這樣一個魔鬼規則——絕對服從的原則。“絕對服從，絕對服從，那兒沒有批判的餘地，也沒有是非黑白，命令就是命令。”正因為魔鬼規則，那些擁有高級身份與地位的人，便在這種特權下極度膨脹自己的人性惡。小說的思想意義在於：對我們今天仍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歷史上以至今天的災難與不幸，並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人類因自身惡性的原因不斷地製造出不幸與災難，人最根本的尊嚴感、價值感與自由在非理性的制度下這樣輕易地遭到殘酷的踐踏。

　　《八角塔下》的意義如果僅在於此的話，也許並不值得我們重提，因為這種主題的文學作品已經很多，只要找開有關戰爭題材的文學藝術，很容易獲得這種對人自身的認識與反思。《八角塔下》的價值與意義在於寫出人性惡與殘忍的同時，寫了人不甘於被壓制、被統治，人要追求自由、尊嚴時所爆發出來的力量，及人在非人環境中體現出來的對弱者與同類不幸的同情與憐憫、那種在殘酷環境裏人並沒有全部墮落，而是有互相支撐的友情與愛情。正如有人在論述美國成長小說時，指出其共同的模式：故事往往從年輕的主人公經歷某種遭遇或目睹某種罪惡失去往日的天真開始；這些經歷使他們心靈受到震盪，從起初的手足無措，到逐漸適應，從逃避現實到直面人生。他們逐漸懂得怎樣在這個失去了昔日光彩的世界生存。〔3〕主人公目睹人性被扭曲、遭踐踏，親歷自己的肉體被摧殘、尊嚴被侮辱，在這一過程中，主人公經歷心靈的煉獄：先是困惑、惶惑，逆來順受；然後懷疑，逃避，消沉；最後終於覺醒，抗爭。在小說的結局裏，主人公的父親告訴了他自己的民族之根時，主人公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是的，我要活下去，堅強地，並且為我們的民族，為我們苦難中的同胞奮鬥下去。我深信我必然會有那樣的機會盡我作為漢民族一份子的責任的，這也是我父親所期待于我的。如果說我不再是個小孩，那麼當我明白了這些的當兒，我是確確實實地成了個大人。”主人公的宣言，昭示成長的完成，並且樹立了一種信心，一種生活下去的力量，那麼主人公這種生存的勇氣與明白人生事理是從哪里獲得的呢？

　　主人公在這樣一個魔鬼世界獲救，主要是因為有這樣一種成長中的力量來支撐他，也正是這些力量，才顯示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才使人類繼續存在下去有了足夠的理由。在同時期的臺灣作家所描寫的有關殖民地題材的小說中，有不少人物形象是與這魔鬼世界一起沉淪下去，如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的陳有三，王昶雄《奔流》中的朱春生，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生，都是被“皇民化”的典型形象。因為在這些人物觀念中，日本代表著文明、進步，而本島則是愚昧與落後。所以拋棄自己原來的民族身份就有了“合理性”，找到了自己沉淪心安理得的藉口。在《八角塔下》儘管也有對鄉下的貧窮、落後、迷信有所批判，但作家讓主人公把更多思念之情傾注在故鄉自然山水與人情風俗之中，那裏是更富有人情與人性的精神家園。鐘肇政不同于龍瑛宗、陳有三、王昶雄這些作家的價值立場，使他站在人性高度之上，而那幾位作家則是用歷史表面的進步來代替道德與價值評判。正是作家對殖民統治與皇民化教育的反思建立在人性的根基上，所以這種反思才顯示出了深度與力度，也使得主人公陸志龍完成人格成長有了堅實的基礎。

　　　三

　　有論者認為成長小說有必不可少的三構素，即主人公必須經歷疑惑、變化、覺悟三個階段。〔4〕主人公陸志龍也經歷這樣的三個時期才真正擁有成熟的人格。而也正是因為在三個需要拯救的階段，他得到了美好人性支撐才完成了這種轉變。

　　主人公陸志龍對淡水中學的教育及所見到的現象產生疑惑是因為林鶴的啟蒙，開始陸志龍對這個魔鬼般的世界並沒有產生懷疑，而只是覺得存在就合理。這種疑惑主要體現在陸志龍對人性的尊嚴遭到踐踏毫無意識，即他沒有意識到作為人存在的根本：人的價值、尊嚴、自由。他對周身世界所聞所見都是糊裏糊塗的，“我似乎是個天生就糊裏糊塗的人，”他糊裏糊塗來到了這所中學，面對校長冠冕堂皇的“催眠”訓辭，深信不疑而又陶醉，面對全身上下全新的制服裝束感到一種得意。“啊，我夠多麼幸運!於是我的背脊挺得更直了，臀部的筋肉也收縮得更緊了。”並且對在“絕對服從原則”下的暴力懲罰，也並沒有產生反感，當趙夥城因未穿制服而遭到體育教師的毒打時，“我深深地同情他，也慶倖自己早上沒有忘了換上制襯衣”。當林鶴被孫澄三郎毆打時，主人公也只是一個勁地自責，怪自己沒有叫醒林鶴。並且當三室學生要報復孫澄三郎，“我”是興奮的，覺得林鶴以及石秋所遭受到的不幸全因為孫澄的個人原因。“六室室長嗎？不怎麼恨，是絕對服從這個制度使他這樣的，我要恨，那就應該恨那定了這個制度的人。”當林鶴說出這種話來時，“我”還是不能理解的，覺察不到非人道環境的不合理性，但林鶴對這種非人道的深思與懷疑，很顯然觸動了主人公的慣性思維：下級就一定得挨上一級的打嗎？更加引起主人公對這個本來似乎一清二楚的世界產生困惑的是，林鶴對世界、人生的懷疑。林鶴對人生目的的思考，對活著意義的自問，特別是對基督教的理解都動搖了主人公對自身所處的世界的信任。主人公從小就信奉基督教，可也只是信而已，並不能真正理解宗教的意義與目的，林鶴把八角塔上的“信、愛、望”解釋為“信真理，愛人，存著光明的希望”，儘管主人公並沒有真正弄懂這些含義，但很顯然主人公的思想與以前有了明顯的不同。“那教堂——我凝視著尖塔——有著比我此前所想像的，更多更奧妙的事情，那不只是張開嘴巴唱讚歌，閉上眼睛禱告就能明白的。……我在默默地想：我已懂了許許多多新奇的事物，但是還不懂的，應該去懂的事物，卻還多著呢，而且多到不可思議那麼多……”可以說，主人公正是產生了困惑才有要去認識世界的衝動。也正是這種困惑主人公才開始了他的成長。

　　林鶴是作家安排的一個理想人物，來啟蒙、拯救主人公的，很顯然在林鶴身上寄託了作家的某種理想，某種價值。雖然作品裏寫主人公是個基督徒，但主人公並沒有真正明白宗教的教義與宗教的意義，作家也並沒有去探討宗教為何物，這裏的宗教實際上只是人生的一種理想、價值與追求，它展示了人生的某種憧憬與人性的美好。正是人生那看不見的朦朧憧憬使林鶴勇敢起來，離開這個非人性的環境，從而引起主人公思索。“八角塔下”作為小說的標題，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地方，小說儘管寫了一個如此壓抑、非人性的環境，但小說本身卻蕩漾著一種詩意，一種對人的提升，而不像《情人》那樣，雖然寫了迴腸盪氣的愛情，卻讓人壓抑得難受，灰暗又低沉，但《八角塔下》卻不是這樣，明朗的，能給予人力量與振奮。八角塔這種教堂的建築，很顯然在作品中不僅是一種建築實物，在淡水中學隨處可見的這種建築，卻正好與這種非人性學校教育形成了尖銳的對比。所以我更願意說，作家有意在作品中寫了一種宗教詩意，“正中是一座八角塔，大概有四層樓那麼高——這不算很高，但比起臺北總督府的那瘦而長的塔身，卻顯得格外沉著安穩……廂端又是兩座八角塔，但比正中的要矮一大截，也小得多，整個的畫面構成一種和詳安寧而且充滿均衡的莊嚴相。”八角塔靜靜地矗立在校園裏注視著主人公們遭受的非人教育，與主人公情感緊密地聯在一起，它的“安穩、詳和、安寧”撫慰主人公遭到侮辱的心靈。“八角塔正在漂浮的夕陽殘照裏靜靜地鵠立在綴著白雲的藍天下。”夕陽、殘照、白雲、藍天，這些意象包圍著的八角塔顯得寂寞與孤助，這無疑成了剛來到淡水中學的主人公形象，也為他抒發思鄉之情融為一體。“靜極了，天上有一彎下弦月，照出我跟前的寂寞的影子。八角塔的白牆顯得格外白，看來那麼幽遠。”八角塔似乎與主人公一起在哭泣，主人公遭受非人的暴力，無助，脆弱，只有八角塔似乎在向主人公訴說著悲傷。但八角塔更是勇氣與力量所在，它的出現如黑暗中的一點星火，溫暖在寒冷、寂寞中的主人，給他鼓舞與安慰。“我還是看到了，看到了八角塔，聳峙在夜空中。象徵信、愛、望的塔，被幾棵高大的椰子樹簇擁著，靜靜地站在那兒。”這是主人公大病初愈，且初戀的女友阿純自殺了，又回到了牢獄般的學校時，見到的八角塔，聳峙在黑夜裏的八角塔像一尊守護神，又是一個有著溫暖胸懷的母親等著疲憊、受傷的主人公回來。見到八角塔，主人公像是找到自己的坐標，“我告訴自己：我不哭了，不再流淚了，因為我是個男子漢。我要好好用功，做一個偉大的人物！”八角塔成了主人公勇氣與力量的源泉。“八角塔”象徵著一種理想、人生價值、美好情感的召喚。

　　具體的教義並不能拯救受難的人，宗教的意義在於它給人愛與希望。這正是林鶴所理解的宗教：信、愛、望，同時也是八角塔的象徵所在。主人公正是心中有了對真理的追求，對愛的追求與在艱難中生存下去的希望，才在這樣一個異常壓抑的環境裏，遭受非人的毆打，失去愛情後並沒有沉淪，沒有失去生存的信念。人類之所以在每一次災難中能保存人性中的善良、同情、愛，也是因為人有對這種宗教精神的渴望與接近，只有人具有了這種接近上帝的渴望，人類才不會無可救藥，人類才會不管遇上什麼樣的不幸都會接續人類的文明前進。很顯然這種宗教情懷是主人公在“牢獄”般世界得以成長的力量，也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的力量。

　　在“皇民化教育”體制下的學校成了一個非人性，由妖魔（張宏三郎、高橋瘋狗、比嘉、校長）把持的魔鬼世界。而以八角塔為意象的，在林鶴身上體現出來的那種力量則是一個宗教——愛與理想的境界，它不斷地對受難人施于同情，施於愛，給予他們承受苦難的力量。魔鬼世界的可怕在於它對人性的壓制，像牢獄般束縛了人正常的自然人性，毀滅了人正常的尊嚴及對價值與理想的追求。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自然的人性世界，這是由親情、友情、愛情組成的，因為在這裏存有人的互助，相愛，同情，憐憫等情感，體現了作為人存在的美好的、善意的本質，所以他同樣也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堅實根底，也是支撐主人公完成人格發展的最扎實的最穩固的力量。

　　在描寫這個人性自然世界時，作家採用了與非人性的魔鬼世界對照的手法。在魔鬼世界裏，人是受到壓制的，主人公及同學們按照嚴格的軍事管制被管理。所以人性中自然的“性”成了反擊壓制人性的皇民化教育制度的手段，通過這一群正發育的學生們對“性”的態度與行為寫出了環境對人的壓抑，人的苦悶。如張宏三郎變態的性騷擾，這是青春期發育的青少年對性的渴望不能得到正常疏導，所導致的惡果。同時作家還寫了主人公們對性的恐懼與慌亂及羞怯心理，這種心理是伴隨著同學之間彼此褻瀆的捉弄玩笑顯現出來的，而可悲的是這種褻瀆的捉弄與玩笑竟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個主要課餘項目，並且以這種娛樂泯滅了人的尊嚴，捉弄者與被捉弄者都沒有了人的高貴。

　　主人公的惶惑與懵懂是伴隨著對性的瞭解逐漸消失的，主人公也正是經歷了性的這一朦朧過程才逐漸成熟起來。寫性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以後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作鋪墊，之所以說這是一部成長小說就在於作家用根細緻的筆再現了主人公這一變化的過程，生理上的變化同時也引起情感與心理上的變化。變化是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正因為主人公經歷對性的慌亂與渴望過程才會有對愛情的渴望與追求。

　　經歷了性的惶惑後，主人公最終面對愛情，也只有在愛情面前，人才會真正成長。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可分為幾個步驟：首先是對友情的渴望與尋找，林鶴與隨後的管恕與李耀，還有楊文等，這些友情是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林鶴對主人公的影響可以說是啟蒙性質，而管恕、李耀的友情給了他反抗的力量。正是在這裏才動搖了主人公對皇民化教育的忠誠，不信任與反抗才開始了。在這樣一種奴性化的教育中，與其作一個被馴服的奴隸不如作一個叛逆的沉淪者，這一段時期是主人公彷徨時期，也是他在開始尋找出路的時期，又是主人公開始覺醒的時期。

　　在追求與靜子的愛情之前，主人公有過朦朧的初戀情感，這段如流星般的感情雖然還沒來得及放射出它的光芒就消逝在天邊，像一朵未開的花蕾還未來得及綻放出芳香就凋謝了，但同樣給主人公對人生有了清醒而刻骨的認識，社會的冷漠與殘忍，逼死了一個如花的少女，人性的醜惡再一次展現在主人公面前，弱者的痛楚與不幸是如此觸目驚心，這無疑不得不激勵主人公發出“我要好好用功，做一個偉大的人物！”的宣言。但真正使主人公認清現實人生的嚴峻與人世的黑暗、醜陋的，使他能直面人生、並勇敢地走進生活的鬥爭中去的還是與靜子的愛情。作家花了相當的篇幅來寫這段成長過程中的愛情。愛情的可貴與美好就在於它能激發人對生活的嚮往，在灰色的生存中，它用它的魅力點綴著世界，在寂靜的黑夜中，它溫暖著你孤獨的身影。與靜子相愛後，主人公有了明確的追求目標，不再彷徨，他要拼搏、奮鬥來為他們的愛情築一個愛的小屋。愛情使主人公走出了那一段頹廢的日子。他又開始了苦讀，主人公最終沒有沉溺在消沉的放縱中，與靜子的相識、相愛是分不開的，靜子成了苦讀歲月中的精神寄託，成了他奮鬥的動力。愛情使主人公堅強起來，當他聽說靜子的父親幫她介紹一個少尉時，他退卻了，但靜子忠貞的表白，使他真正成熟起來，“我的內心裏湧起了勇氣。是的，我是個懦夫，太不夠男子氣概了。我要勇敢起來，要堅強起來。我要不使她失望，因為我愛她！”但這時的主人公還是對生活抱有浪漫的想法的，他以為只要奮鬥就能獲得幸福，殊不知在現實中個人的力量是渺小得很，命運不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靜子的父親利用權勢，夥同學校教師給主人公立了個吸煙的罪名，取消了他的考試資格，致使他失去努力的希望。也正是這次情敵事件，使他真正知道了自己身上的血液，知道了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勢不兩立，而這種恃強淩弱只因為強者是殖民者，可以說陸志龍這時的心情與《沉淪》主人公喊叫的“祖國呀，你快快強大起來吧！”是相吻合的，只不過陸志龍是振奮起來了。“我才知道我們不是皇民，也不是日本男兒！”也真正明確了自己的使命與人生的目標。“為我們的民族，為我們苦難中的同胞奮鬥下去。”這樣在小說的結局裏，人物終於完成了他的成長。

　　　四

　　鐘肇政是一位鄉土型作家，在《八角塔下》這部小說也有很好的體現。“鄉土”風格不外乎是指對鄉下田園般的生活進行了再現，有著詩意般的情調，在敍述農村的貧窮、苦難的同時，也用一支抒情的筆調表達了對鄉村的熱愛、對家鄉濃郁的鄉愁。《八角塔下》對故鄉的描寫並沒有占很大的篇幅，但主人公的那種強烈的鄉愁卻一直滲透在字裏行間，那種對故鄉、對親人的思念之情已浸入了主人公的血液裏，可以說，家鄉、親人是一直促使主人公成長的最基本的力量。故鄉在主人公看來，代表著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代表著人性最堅韌的那部分，在這裏有主人公始終無法放下的親情，有他美好的愛情，與靜子的愛情就發生在富有詩情畫意的故鄉，美好的自然景色與純真的愛情交融在一起，這始終是主人公能積極向上的根本力量所在。

　　在作品中，對客家人的那種鄉土觀念有著強烈的表現，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客家人所特有的氣質：堅韌、鄉愁。這篇小說之所以給人以力量，不僅主人公感受到了，讀者也感受到了，那種堅韌，那種承受力，但又絕不屈服的力量，我想與客家人那種濃郁的鄉愁情結，那種堅韌的氣質化在了作家的心魂裏是分不開的。正如著名客家研究學者、作家譚元亨所說：“對於客家人來說，心靈，永遠處於‘故鄉之旅’中。”〔5〕（P205）這種精神故鄉是客家人無窮無盡的思想與力量資源。“一千多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正是那種有可能導致一個民族滅亡的惡劣環境，包括自然災難、戰亂等等，在客家先民來說，卻變成了對他們的嚴峻的考驗——這種視災難、不測、厄運為考驗的獨特的民族心理，使得這支民系具有一種堅忍的生存精神，忍辱負重而不自暴自棄，在逆境中不是分崩離析而是增強了凝聚力，進一步塑造了自身的性格與完成了自身的形象。”〔5〕（P48）這大概可以用作對《八角塔下》最深層的一種闡釋，作家的動因與作品中的力量，在這裏找到最有力的證據。也許可以這麼說，《八角塔下》是對客家人的“一種堅忍的生存精神，忍辱負重而不自暴自棄”形象闡釋。從這種意義上說，這部小說不僅寫的是一個人成長，而且也是一個堅韌民系成長的寓言：在苦難與惡劣環境面前，得到考驗，不是沉淪而是堅強與奮發。

　　

參考文獻：

　　〔1〕葉兆言.作家永遠是通過寫作在思考［J］.當代作家評論,2003(2):48-58.

　　〔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3〕芮內萍.美國文學中的成長小說［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0(4):27-30.

　　〔4〕易　光.覺今是而昨非之後——近年成長小說漫論［J］.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4):139-144.

　　〔5〕譚元亨.客家聖典［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