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東漢分海陸兩路進入中土，很快獲得發展和傳播，唐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即為其盛況的寫照。然貴州因地處邊隅，交通梗阻不便，至初唐時才由謫官牛騰傳入。牛騰在貴州三年，史稱“大布釋教於牂牁”，其本人“口不妄談，目不佞視，言無偽，行無頗”，使“夷僚漸漬其化”，佛教漸為當地人奉信，還“置道場數處”，〔1〕開始有佛教寺院，成為佛教在貴州傳播重要起點。唐至元六、七百餘年間，貴州佛教無官方專門機構管理，處於散亂狀態，各寺廟無住持僧侶，寺廟由當地人自行管理。此時期佛教在貴州的發展首先表現為僧眾自建寺廟，有文獻記載的不下數十座，如桐梓金錠山寺、玄鳳寺、興旺寺、三座寺、正安大成寺、蟠溪寺、遵義大悲閣、沿河福常寺、思州鼇山寺、思南長樂寺、仁懷景福寺、永安寺等，皆為唐寺；宋寺則有遵義萬壽寺、福源寺、金山寺、桃源山寺；正安善緣寺、桐梓鼎山寺、崇恩寺、務川銅山寺、綏陽辰山寺、印江西岩寺、沿河沿豐寺、大聖登鐵瓦寺、黃平寶相寺、思南華嚴寺、城子寺等；宋代佛寺遍佈黔北和黔東，不但漢人建佛寺，土官土酋也熱衷奉佛，使佛教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元寺有正安普明寺、仁懷觀音閣、綏陽回龍寺、長石兼寺、鳳崗崇佛寺、仙山寺、貴陽大興寺、開陽龍泉寺、銅仁正覺寺、安順圓通寺、威甯萬壽寺、習安（舊州，已廢）開元寺、遵義大德護國寺（湘山寺）等，〔2〕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有建立寺院記載。其次表現為外地僧人開始注意到了貴州這片佛教處女地，不遠千里，來黔弘法。如據新編《貴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元至正年間（1341-1368年）江西盧陵縣人彭如玉到貴陽大興寺創立精舍，傳播“傳普庵祖師釋氏法教”，為當地僧人真賢接受和傳承，並為民間作佛事，此被視為貴州齋祀佛教之始。故到元代，佛教在貴州已大為拓展，不但在黔北、黔東出現名刹叢林，連山嶺重迭、交通閉塞的黔中也為佛教勢力進入，形成元代佛教在貴州大行其道局面。

　　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中原後，充分認識到佛教在政治統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佛教“化愚俗，弭邊患”。〔3〕其後的明朝君主大抵蕭規曹隨。永樂十四年(1416年)設貴州按察司，將貴州佛教納入官方管理範疇，歷任君主通過委派住持，恩寵僧人，廣建寺廟等手段加強對貴州釋僧之管理，使其為世俗政治服務，維護明朝邊陲政局穩定，所以有明一代，佛教在貴州廣為傳播。明僧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曰：“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三月，僧錄司右善世弘道等於中右門領聖旨，憑僧司行文，各處僧去，但有度牒的僧，二十以上的發去烏蠻、曲靖等處，每三裏造一庵寺，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之人”。〔4〕明朝廷兩次給貴州度僧名額。成化二十一年（1475年）全國度僧、道7萬人中，其貴州為1000人，雲南2000人。寺廟也遍佈貴州全省。據民國《貴州通志》統計，明代可考寺院有71座，分佈各府州，比較著名的有貴陽大興寺、永祥寺，安順圓通寺、興仁護國寺、普安（今盤縣）大威寺、安南（今晴隆）湧泉寺、畢節普慧寺、威寧湧珠寺、能仁寺、遵義大士閣（萬壽寺）、湘山寺、瓦廠寺、都勻觀音寺，麻哈（今麻江）靜輝寺、鎮遠河山寺、黃平月潭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思南中和山觀音閣、銅仁東山寺、觀音閣等。〔5〕但以貴陽府最為集中，有13座。各種風俗活動，舉凡為死者祭奠、祈禱、信誓、避災、獲福等都有佛教介入，禪風興盛全境。故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稱：“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一、佛教復興之波動也。有明中葉，佛教式微已極，萬曆而後，宗風複振，東南為盛，西南亦被動。……二、僧徒開闢之能力也。滇黔建省較後，其開闢有賴於僧徒。……三、中原喪亂之影響也。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熱鬧”。這殊為確論。陳垣又指出：“然自萬曆後高僧輩出：雲棲、紫柏、密雲、諶然各闡宗風，呈佛教復興之象。流風所被，遠及滇黔……自善一純撰《黔南會燈錄》後，明季黔南傳燈之盛，始可考見”。明代佛經收藏很普遍，如貴陽大興寺、弘福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鎮遠中山寺、思南觀音閣、遵義陳堂寺、西來寺、禹門寺等都是著名藏經之處，所著語錄約40種，燈錄2部，其他著述、詩文書畫等難以一一列舉，反映明代貴州佛教之盛。鑒於貴州原始巫術盛行，明廷借瑜珈教“重術數”，“重儀式”之特點，為民間降虎求雨，消災祈福。瑜珈教與黔地巫術頗多相似之處，故傳播極速，不久即蔚為大觀。佛教與民間崇拜相結合，也就成為明代貴州佛教發展一大特色。

　　明末因清兵之禍，同時發生規模空前各族農民大起義，戰亂不已，大量外省僧人來黔避難；清順治稱帝后，很多明朝遺臣不願事奉滿族，相繼入黔；永曆帝遷都安龍，對佛教仍採取保護、支持之態度。因此，黔地一時人文薈萃，高僧雲集；貴州禪宗如日中天，大放異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時期堪稱貴州佛教史上的黃金時期。此期間臨濟宗浙江天童派破山海明系在黔傳燈，弘揚禪宗，此乃貴州禪宗之濫觴；稍後即以其極強的滲透力，影響貴州各地，最終竟成大器，取代以前瑜珈盛行之局面。總之，有明一代貴州佛教之所以得到長足發展，是與明廷以佛教為“安邊化民”之手段是分不開的。

　　入清，貴州仍續明季禪風，各地寺院香火興盛，信眾如雲，尤其是誕生幾位著名高僧大德而使貴州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包括臨濟宗大師丈雪及其《青松詩集》、《裏中行》、《丈雪語錄》、《錦江禪燈》；臨濟宗另一位大師語蒿及其《語蒿語錄》以及赤松及其《語錄》、弟子瞿脈及其修行理論，廠石及其《廠石禪師語錄》等。他們都為貴州佛教作出了卓絕貢獻，被《黔南會燈錄》之作者善一如純譽為在黔弘傳禪宗之“破天荒”高僧 。可惜的是，這種興盛局面只保持至清中葉。之後隨著國勢衰微，西風東漸而日趨式微；加之其間貴州農民起義蜂起，太平軍入黔，各地寺院遭受了嚴重毀壞。據道光《貴陽府志•祠宇副記》和道光《遵義府志•寺觀》，兩地原有寺院約500餘座，鹹同之亂後所剩無幾，貴州佛教走向破落不堪境地。這類寺院被毀事件，史不絕書，如黔東佛教名山梵淨山，明清以來與海內佛教四大名山並列，號稱“五大名山”，明末清初山上有著名“五大皇庵”及48腳庵，盛時山上有寺廟近萬座，各地朝拜者如雲，長盛不衰。但鹹同亂後，山上寺院被毀，“寺院及諸菩薩俱為灰燼，爾時僧眾風散雲流”，“香燈冷落，人煙寂寞”，〔1〕這座佛教名山自此煙銷雲散，為清末佛教在貴州命運縮影。

　　民國之初，軍閥混戰，社會板蕩不安，民生困苦，很多人在失望之餘，紛紛皈依佛教，以求精神解脫，佛教出現復興景象。另外，民初中西文化交流廣泛深入，人們思想活躍，增加了對佛教價值的取向。特別是抗戰時期，貴州成為抗日大後方，各地高僧大德紛紛前來宣教，其中又以太虛（1889－1947年）、虛雲（1840－1959年）兩位大師所宣揚以崇理性、講邏輯為特徵的唯識學影響最大，研習蔚為風氣。1942年12月在貴陽成立高峰佛學院培養佛學人才，同時編纂出版佛教圖書刊物，如《金剛經注釋》、《黔靈山志》、《黔南會燈錄》、《海潮音》（刊物）等，對傳播佛學義理和知識，作用匪淺。加上貴州省佛教會（1912年）和部分縣佛教會成立，也使佛教活動成為一種更有組織性行為。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貴州佛教在民國時期恢復和發展，是前所未有氣象，然而在自清康熙以來的“廟產興學”運動影響下，部分廟產撥入書院、部分充公，寺院元氣大傷，1929年國民黨南京政府頒佈《監督寺廟條令》後，僅遵義一縣僧尼因寺院被損毀而上訴南京政府和貴州省政府案件達26宗；〔7〕僅岑鞏縣就有50多座寺廟被沒收改為學校，被燒毀寺院達41座。〔8〕其他各縣多有類似情況。所以，以上佛教在貴州出現一些新氣象，並不能改變貴州佛教總體上還是在走下坡事實。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貴州佛教界並未置身事外，而是參加了各種訓練，並組織抗日僧侶救國會進行抗日宣傳、慰問前方軍隊，追悼陣亡將士等活動。但在災難深重舊中國，尤其備受戰亂影響，貴州佛教仍不能擺脫每況愈下局面。

　　建國後，貴州佛教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廣大僧尼參加了土改運動和其他各種政治運動，並最終成為了自食其力的生產勞動者，為社會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省內有歷史文物價值、影響較大寺院得到妥善保存，有的撥款重修，如列入一類保護的僅貴陽即有弘福寺、黔明寺、東山棲霞寺等，其他地區也不在少數，僧尼宗教活動得到保障，佛教仍能按正常軌道發展。但是從1958年起受“左傾”路線干擾，佛教與反動會道門被混為一體，遭到了嚴重打擊，據新編《貴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宗教活動基本停止。1958年以前，全省25個縣約有寺院1000座，1959年以後僅剩23座，僧尼從原來7000多人減至1000人。“文革”期間，佛教被看作封建組織遭到完全取締，佛像盡毀，殿宇殘破，僧尼被迫還俗，所有宗教活動停止或癱瘓，貴州佛教走到了其歷史最低谷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新貫徹，全省各佛教協會恢復工作，1988年省佛教協會在貴陽成立。據2000年《貴州年鑒》載，1999年全省有各類教徒62.6萬人，其中佛教徒20萬人，占總數32%弱，已成為貴州最大宗教。改革開放中，各地僧尼因地制宜，或農禪並作，或發展旅遊，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當地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貴州佛教之興衰可用曲線圖示意如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