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弘福寺僧眾有的離散，有的還俗，留寺者不多。在政府幫助和扶持下，弘福寺與其他寺院一樣，開展生產自給，開荒種菜等，終於渡過難關。但只在改革開放以後，弘福寺經濟才獲得發展的生機和活力，有了新的經濟來源，並形成較為堅實的經濟基礎。現在弘福寺的香火興盛，為全黔寺廟之冠 。弘福寺收入，支出均有大宗款項，故而寺裏專設了財務辦公室。辦公室負責人為隆學法師，向方丈負責，受都監及監察辦公室監督，財務制度較為完備。

　　僧人雖說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但他們首先來說是人，吃飯穿衣，生病埋葬都需要一定的經濟來支撐。那麼其經濟來源有哪些途徑呢？弘福寺現在經濟的主要來源有寺院經濟、政府撥款、大寺的捐贈、僧尼出家時攜帶入寺的錢物等四種。

　　如果說寺院經濟是古代漢地佛教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唯一穩定的經濟來源的話，那麼近年來弘福寺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已經發生很大改變，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形式：施主佈施、居士供養、經懺法事及寺院內的各種商業服務。這些經濟形式在弘福寺都存在。弘福寺的各大殿佛像前都置有隨喜功德箱，施主可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和意願自由佈施，普通遊客一般少則幾元，多則幾百上千不等。居士們的供養有多種形式，有些在閒時就上山到弘福寺幫忙，常住居士則與僧尼一起參加課誦；有些在佛教節日期間上山以濟弘福寺人手不足之困，如收門票，做手工，縫紉 ，售香燭，繡包，紀念物品等；有些則捐以錢財,也稱“財佈施”，建殿立佛，香港居士林國文先生于1994年6月捐贈二十萬元資弘福寺修繕殿堂；澳大利亞著名版畫家白如詩女士于1997年5月從悉尼不遠萬里為寺裏繪製了天王殿南北西側外牆的兩幅壁畫。經懺佛事也按規定收取適當的費用，具體收入數額主要根據佛事，法會的時間長短，檔次高低及舉辦佛事、法會的施主的財力而酌情增減。這種收入一般不記入寺院經濟收入，其中20%上繳寺院外，其餘歸作法僧人所有。寺院內的經濟活動所得主要通過佛物銷售、客房、茶廳、餐廳經營等獲得。弘福寺在小山門右邊和放生池旁各設有一法物流通處，裏面有種類繁多的精緻紀念品。客房、茶廳、餐廳的經營情況一直很好，若逢節假日和用餐高峰時段，廳房裏常擠得不可開交。這是弘福寺一筆不小的收入，與弘福寺緊接貴陽市、處於黔靈公園之內有很大的關係。許願還願，一直都是佛教寺院中比較盛行的一種活動。弘福寺的五百羅漢堂除可供遊客觀賞外，還可用作遊戲——數羅漢。方法如下：一、數羅漢。有三種方法：(1)男左女右法(男進門後從左數，女從右開始數)；(2)順其自然法(先跨進羅漢堂的是左腳則從左數起；如為右腳，則從右數起)；(3)隨心所欲法(進門後任選一尊往前數)。二、數至自己年齡周歲止。三、依所數羅漢編號，在出口處對號購買羅漢單(一張加塑黃色卡片，上書該羅漢的有關情況)，語言通常艱深晦澀，遊客往往不得其解，可持羅漢單往購單處，則有專職和尚代為講解。單上多為福貴、大順、大吉之語，故而吸引了眾多遊客與香客，也為寺院增加了一筆不小的收入來源。筆者于2001年5月29日考察到現場，當日羅漢堂僅票房收入就為上千餘元；而羅漢單則須加購，也是一個經濟來源。

　　政府撥款在弘福寺80年代修復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用於“文革”結束後的殿宇重建。其後的撥款主要用於補助寺院維修和添置經藉法物。撥款單位一般是省民委、省宗教局，然後通過市佛教協會下撥，弘福寺在貴陽的寺廟當中所獲撥款最多，創利也最多。據新編《貴陽市志•宗教志》統計，1987年貴陽市佛教協會獲得近30萬元收入，主要來源於經懺、功德、三皈五戒、房租、法物流通等項。在貴州各大寺廟中，弘福寺收入最多，次為黔明寺、覺園寺和通祥寺。

　　大寺院一般財力相對雄厚，時常捐贈大筆款項資助規模較小、財力較困難的寺廟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某些富有的高僧大德也於捐獻，廣結善緣。臺灣臺北華嚴學苑的繼夢法師，高雄無極龍鳳宮洪顯宗先生共募捐40余萬元，幫助弘福寺引自來水上山。

　　僧尼出身一般都很貧寒，有些人本來就有為擺脫生活貧困而出家的，所以出家僧尼所帶一般數額不大，在弘福寺經濟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這裏，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漢地僧人雖以追求出世、神聖為目的，但卻無法真正地擺脫人間煙火。“文革”後信佛人數在長期壓制之後大幅反彈，僧人集團實際上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有著相當規模的社會組織。要維持僧人的基本生活及這一組織的正常運轉，沒有可靠的經濟來源是不行的。這就使得寺院必須尋找各種經濟創收手段，如古人雲“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 弘福寺在這些方面是頗有成就的。弘福寺2001年經濟收入包括三撒部分，一是帶有營業性質各種法物流通、香房、素餐、茶室收入等，約220萬元；二是各殿堂功德收入，約250萬元；三是各門堂（殿）門票收入，約94萬元，三項共為564萬元，各項相應占總數39%、44%和17%，這其中並未扣除第一部分成本，但不管怎樣，功德收入仍為弘福寺收入主體，營業收入也是一個不可忽視來源，且發展前景寬廣，非常值得重視。由此可見，寺院經濟已從當初的“等、靠、要”的依賴型轉為以寺院經濟為絕對優勢的自立經濟格局。同時，宗教旅遊也是巨額的寺院經濟收入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當然，如何對寺院經濟進行調控也還是值得探討的課題。最後，據筆者調查，香房和素餐廳收入比重居各營業部門之首，是頗具潛力的兩個部門。隨著宗教旅遊發展，其收入比重有可能繼續上升。而從功德款收入結構來看，大雄寶殿、觀音殿所占分額最高，次為吉祥燈，這反映觀眾文化心態。大雄寶殿供奉的是佛教最高神祇釋迦牟尼，具至高無上地位；觀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深受信眾愛戴，他們所得門票收入最多，自是在理之事；而吉祥燈恰如其名稱一樣，滿足信眾所追求的目標。如此看來，認真分析信眾、遊客對諸神崇拜取向，不失為開闢財源、繁榮寺院經濟舉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