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宣揚“眾生平等”，因此這一標題看起來有點不合時宜。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裏所說的“眾生平等”是指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言的，而無其他含義。

　　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由於受長期封建傳統的影響，婦女在某些領域裏，尤其是傳統上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領域裏，還處於弱勢地位。那麼，在宣揚眾生平等的佛國領域裏，男女僧眾的地位是否如教義宣傳的那樣呢？為了使我們的結論不下得太倉促草率，我們在這裏引用了一些旁證。

　　美國哈佛大學宗教學博士秦文潔在其論文《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後佛教的復興：婦女對Emei（峨嵋）佛教的重建》中說：“在現代中國佛教的復興中，新一代的尼姑湧現出來，成為了由俗家佛眾支持的佛教寺院的社區領袖，……她們……大多飽嘗了一個女人的辛苦(按：這與弘福寺尼眾相仿)，寄希望於通過佛教從困苦中獲得自由。……Fuhu（伏虎）寺的尼姑操縱職權以獲取自治和權力，並挑戰佛教傳統中的性別不平等的價值觀和行為。她們採用佛教和馬克思女性權利理想來拒絕男性為中心的觀點。”〔10〕 這可以表明在Fuhu（伏虎）寺尼眾確實取得了領導地位，而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大多數寺廟中仍是由男性領導，僧尼的地位仍有截然不同。

　　下面是筆者于2001年10月2日對閩南佛學院的一位佛弟子的電話訪談錄(他在入學前曾在弘福寺出家近一年)：

　　X：“今天忙嗎？”

　　 F:“不忙，只是從臺灣來了一個尼眾團，都是些老尼姑，五六十歲了，是學院第二任已往生法師 ——太虛法師〔11〕 的學生，送太虛法師的銅像到佛學院來。院內男眾二百餘人，女眾三百餘人，列隊在路兩旁站著迎接。她們給每個學生髮了50元錢，感覺很尷尬。”

　　X：“為什麼？”

　　F：“她們是有錢人嘛，每回有來頭的人來了，就有這種感覺。”

　　X：“尷尬?”

　　F：“對，不舒服，像是矮了一截。”

　　X：“為什麼發錢給你們?”

　　F：“和我們結緣嘛，種福田嘛。”

　　X：“今天好像你的心情不太好？”

　　F:“唔，睡了一天覺。”

　　X:“為什麼？”

　　F:“隔幾千里地，說實話，很想家，昨天晚上(中秋節)打電話回家，沒人接，後來打給我哥，問他回家看望父母沒有。(他)說是十幾天前去的，感覺不舒服。”

　　X：“唔？”

　　F：“家裏以為我沒出息。除了家裏人，我們那的人沒人知道我出家了。”

　　X：“……能聊點學院的事嗎？”

　　F：“好，今年有6個本科畢業生考取了本院的研究生，4名女眾，2名男眾，陰盛陽衰”。

　　X：“為什麼會陰盛陽衰呢？”

　　F：“我想跟男眾自以為了不起有關吧，不精進（即上進）；女眾演講也比男眾好，機會都讓女眾抓去了。”

　　X：“什麼機會？”

　　F：“到港澳臺弘法呀，去那些地方弘法的大部分都是女眾。現在已形成一種風氣，都想出去走一走，而唯一機會就是考上研究生，光明正大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走。”

　　X：“男眾為什麼會自以為了不起？”

　　F：“女眾上殿不過是湊人頭，沒有說少了哪一個不行，維那、悅眾，還有其他管事的均為男眾。女眾連敲木魚都沒資格。”

　　X：“男女豈不平等？”

　　F：“不，男女在心性上是平等的。”……

　　從對話中除表現了僧界與當地世俗的一定隔膜外，我們還可以看出幾個事實：經濟上的優越可產生至少是心理的優越；男眾地位遠遠超過女眾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男眾地位較高的原因之一是其在僧團中任領導及其他主要職務，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這與Fuhu（伏虎）寺尼眾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Fuhu寺反映了當今漢地佛教寺院中的一個特例，而恰好凸顯了佛教傳統中的女尼地位偏低的現狀。也許正因為女尼地位較低，所以她們表現出比男眾更強的上進心，力圖抓住每一次機遇來改變自身的處境 —— 考研則是通過改變受教育狀況來改變處境，實現自我社會地位提升的手段之一。

　　僧尼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僧眾的日常行事、戒律義軌等方面均有所體現。如男眾又稱大眾，女眾又稱二眾、小眾。在另一次訪談中筆者問：

　　X：“(公共活動時)男眾和女眾分開坐？”

　　Y：“對，就像弘福寺上殿一樣，男眾位於進門的右側(即東側)為大眾，女眾位於進門的左側(即西側)，為小眾。”

　　X：“東單大，西單小。”

　　Y：“對。”

　　按照中國古代傳統“右為貴 ，左為賤”的傳統規則，可看出中國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佛教中也還有體現。

　　這種不平等現象可上溯中國佛教發展的早期。晉代時中國第一個比丘朱士行出家之後一百八十多年，才有第一個比丘尼種令儀的出家。〔12〕 早期中國佛教女尼的受戒就比男眾多一個考察階段——式叉摩那，據說是為了防止一些懷上孩子的女人在剃度後生孩子讓人譏笑；後來受戒也有三壇傳戒之律，但卻要經過比丘大師們的考察方可；在受具足戒時，男眾受250條，女眾受348條，整整多出了98條。這些條款直至現在，在弘福寺及其他漢傳寺廟中也還仍然如此。

　　僧尼地位不平等，原因來自各方面。大體說來，有如下幾方面：第一，佛教傳統中的性別不平等，除上文提到的中國第一個女尼晚於第一個比丘一百八十多年才出現外，在印度佛教創立期間就已存在這種問題了。據佛教典籍記載，當時佛陀不同意其姨母出家修道的要求，其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漢譯為“大愛道”)及其他一些要求出家的婦女三番五次哀求無望後失去常態，她們改穿粗衣陋衫，光腳行走，蓬頭垢面，終日在城門外啼哭。後來經阿難以釋迦姨母的養育之恩及女眾修行有益教團等勸說，佛陀才應允並說她們要出家可以，但要遵守比男子更為嚴格的戒律，終其一生不許觸犯。佛教傳至中土後隨著中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中國社會的男尊女卑的現實。第二，相對於男眾，女尼人數上處於劣勢。弘福寺常住男僧有62人，女尼只有26人，超過1倍多。第三，女尼自身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總體上與男眾相去甚遠。如上述女尼文盲占61.6%,而男眾僅占17.7%。弘福寺男眾中有些人在佛學院受過高等教育，精通佛學義理，甚至也有舞文弄墨的高手、書法繪畫技藝精湛者，而女尼則大都是小學文化或文盲。第四，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傳統的影響。宗教只是社會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按照全息論的觀點，部分能體現整體，故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現實。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所結識的一個僧者闡述如下：“至於談到寺院眾僧尼地位問題……，僧尼在佛教當中，是無法求得平等的。這好像於他所宣揚的眾生平等有衝突，但是佛教宣揚的眾生平等只是心性上的平等，而並非是男女平等。”

　　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正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觀念的改變而正進行著緩慢而深刻的變革。根據人類學的擴散理論，觀念的社會變革的擴散傳翻，只有在相當數量的人群和社會集團願意接受時才能得以實現。峨嵋山伏虎寺女尼地位的變革，閩南佛學院女眾在人數及學業上均超過男眾等事實則在一定程度上標示了這一變遷趨勢。

　　注　釋：

　　〔1〕 轉見施聯朱、雷文先主編：《佘族歷史與文化》，中央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2〕李富華著：《中國古代僧人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55頁。

　　〔3〕《早期佛教僧衣淨法辨析》，載《世界宗研究》第1期，2001年，第57頁。

　　〔4〕潘　明權：《上海佛教寺院縱橫談》，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頁。

　　〔5〕李富華著：《中國古代僧人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99頁。

　　〔6〕李富華著：《中國古代僧人生活》，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66—67頁。

　　〔7〕方廣錩主編，《中國佛教文化大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39頁。

　　〔8〕“和尚”（亦寫“和上”）一詞，原本是對佛教師長的恭敬稱法，在“和尚”前加“大”字或“老”字，用來更進一步表示恭敬或特指方丈。參見方廣錩著：《中國佛教文化大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9頁。

　　〔9〕貴陽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陽市志•宗教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頁。

　　〔10〕秦文潔：《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後佛教的復興：婦女對Emei（峨嵋）佛教的重建》，2000年7月24－28日，在北京舉行“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IUAES)2000年中期會議”所提交會議論文。

　　〔11〕太虛（1889—1947年），俗姓呂，浙江桐鄉人。十六歲出家，是新時代中國佛教革新的代表，對中國佛教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參見方廣錩著：《中國佛教文化大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4—135頁。

　　〔12〕吳光正著；《女性與宗教信仰》，遼寧畫報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