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範英等爲代表的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之所以會成爲一門嶄新的學科，首先在於她實現了重要的理論突破。以《精神文明學論綱》、《嶺南紅梅報春開──論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等一批學術專著，都體現了這些突破。主要體現在六大方面：一是通過對人類一般的精神文明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分層考察，從本體層次上界定什麽是精神文明學；二是從原始的起點、成型的起點和嶄新的起點來論述精神文明學的縱向起點；三是從文化、思想和審美三個子系統，論述精神文明學的内部結構；四是從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生態文明等的聯繫中，論述精神文明學的外部聯繫；五是從精神生産方式、精神生産者和精神産品價值等方面，論述精神生産；六是從社區和領域的多項層次和家庭個人層次來論述精神文明的創建活動。這六個方面的辯證統一，就搆成了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的獨特理論貢獻。　

　　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在理論上的突破，可以歸結爲對精神文明學的本體層次、縱向起點、内部結構、外部聯繫、精神生産和創建活動等主要的方面。

　　一、本體層次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都必須首先對該學科的本體作出界定的理論探索，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得益於錢學森教授界定精神文明學的啓示，廣東主要在三個關鍵問題上做了探索。

　　（一）界定的原則

　　精神文明學能否成爲一門新興學科，起碼要在學科分類的有關原則上找到理論依據。

　　毛澤東曾經指出，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要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搆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1〕 而且，科學研究又要依據物質運動形式的相互聯繫來確定。每一種學科“都是分析單個的運動形態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變的運動形態的”，科學的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態本身之依據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和排列。”〔2〕

　　上述觀點講明：界定新興學科的原則之一，就是要看某一現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要對“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進行研究。

　　正因爲如此，在辯證法大師黑格爾的眼中，“精神現象”便成了“精神現象學”的研究對象，“精神現象”中的那些“特殊的矛盾性”便搆成“精神現象學”的復雜體系。從黑格爾所講的“精神現象”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講的“精神文明”，外延是縮小了，但作爲“精神現象”中的精華所在，它所特有的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此進行研究，誠如“精神現象學”一樣，也可稱爲“精神文明學”。

　　在這一點上，鄒永圖先生認爲，精神文明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也是現代的《精神現象學》”。〔3〕

　　界定新興學科的原則之二，是既要“分析單個的運動形態”，又要分析一系列與之“互相關聯和互相轉變的運動形態”，還要“依據其内部固有”的次序和排列來進行分類。

　　正因爲如此，日本近代重要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的《文明論概略》一書，在對“文明”這一現象的研究中，特别强調智慧和道德的重要性，並對智慧和道德作了區别及兩者互相轉變的論述。雖然這種論述未盡人意，但基本上是貫徹了新興學科界定的有關原則，對廣東創立精神文明學首先是界定精神文明學的本體、明確精神文明學的内部結構和外部聯繫及其運動規律等，無疑有着參考意義。

　　（二）本體的層次

　　本體即本身。廣東對精神文明學的本體及其層次的界定有三：

　　一是關於人類一般的精神文明學。它從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的許多特殊性裏面，抽象出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發生、發展及其同其他意識形態等的形式相互聯繫的東西，來建立人類社會精神文明學一般，而不是指哪一個社會形態精神文明學科的特殊。

　　迄今爲止，國内對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的研究對象及其方法和内容搆架，作過明確界定的著作已有三部，而且都出在廣東。

　　第一部即《精神文明學論綱》認爲，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主體精神的形成、發展及其同客體存在交互作用的科學。它的主要内容，一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起源與演進規律；二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内部結構與外部聯繫的規律；三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産品的生産、交换、分配和消費及精神文明自身建設的規律。〔4〕

　　第二部即《精神文明學》認爲，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一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起源與演進規律的科學；二是對各種具體精神文明現象的概括和總結的科學；三是注意分析和評價人類思想史上各種不同文明觀的科學。〔5〕

　　第三部即《精神文明學概論》認爲，人類一般的精神文明學是研究精神文明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6〕

　　二是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在我國已有的研究著作中，標明自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或對其研究對象等作出了界定，最早的有廣東的《精神文明與社會主義》〔7〕和湖南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概論》〔8〕。

　　湖南學者認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就是通過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人們的精神生産和精神生活領域中的進步與落後、文明與愚昧、高尚與卑微、美好與醜陋等特殊矛盾，揭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發展的一般規律。〔9〕這與前書界定或論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此外，廣東還有一部著作即《精神文明建設導論》〔10〕，則强調其研究對象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精神文明發展的條件、特點和規律以及精神文明建設的方式。

　　可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是以人類社會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爲起點，以揭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内在規律爲主題，以培養社會主義成員的精神素質爲根本的，因而體現了社會主義共性，而不是人類一般的共性。

　　三是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自從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科學命題以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也應運而生。  

　　廣東的著者認爲，它包括兩層内容：一是精神文明學，一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同一部著作的另一處，對此又表述爲：一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是中國特色。〔11〕

　　這兩種表述説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是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共性、普遍性，同中國具體國情所顯示的精神文明的個性、特殊性的有機結合與統一。

　　（三）層次的特徵

　　從廣東研究精神文明學的本體情况看，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等三種層次，均有其明顯的特徵。

　　一是關於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的特徵，可以歸結爲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它以揭示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一般爲主要任務。一般即共性，並大體包含個别、在個别中存在，由個别認識始而達之。所謂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一般，就是指該事物在人類社會形態中形成、發展的普遍性即共性，它離不開各個社會形態的精神文明及其在特定社會形態中的具體狀態。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要藉助於這些才能達到認識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一般性，同時又區别於個别性。因此，它要求人們站在一般任務的方位上來觀察其他層次的個别任務，其他層次要求人們站在個别任務的方位上來化解第一層次的一般任務。

　　其次，它對各種具體形態的精神文明學賦有一般的指導作用。一方面是形式邏輯的指導作用。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科學。它撇開具體事物這一思維内容，從形式結構上探討概念、判斷、推理及聯繫規律。它告訴人們如何正確地使用概念、判斷和推理，以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事物和表達思想，避免思維的混亂。另一方面是辯證邏輯的指導作用。它不是研究思維的外在形式，而是研究概念的矛盾轉化，是作爲現實矛盾運動的思維運動中的反映形態和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歷史“紐結”來考察的。作爲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不僅具有形式邏輯的品格，也具有辯證邏輯的秉性。

　　二是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特徵，可以從三個主要方面看：

　　首先，它介於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之間。相對於後者，它接近於前者；相對於前者，它接近於後者。這也是一切中介性事物的共同之處。

　　其次，它最鮮明的特徵，就是以社會主義爲其本質屬性。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爲主要研究對象，固然要以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爲基礎，不能脱離共性的統攝，並隨時隨地去表現這種共性的普遍存在與活力。但還要求助於自體自性的本質屬性，否則，便會發生層次的“位移”現象。

　　再次，它必須堅持對社會主義國家群的考察。這種考察就是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抽象。只考察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精神文明，就認爲這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便會在方法論上失却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這一重要特徵。    

　　三是關於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的特徵，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它具有突出的中國特色的個性。這種個性不是一般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寫照，更不是人類一般精神文明的“替身”。也就是説，在構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時，重點鏡頭要對準中國國情，充分反映中國特色，而不是别的。當然，從中國特色中可以抽象出一般社會主義或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的共性，但經過這種抽象的東西已超出中國特色範圍。

　　其次，它更具體，更生動，更豐富。從精神文明學本體的全局上看，處於人類一般精神文明學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這種“雙重”個别地位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便决定其重要特徵中那個更具體、更生動、更豐富的天性。

　　我們認爲，對國内精神文明學本體研究出現的三層次及其主要特徵的探索，有助於本體各層次的專業化建設，有利於提高精神文明學研究的總體水準。

　　二、縱向起點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都必須把握其起源與演進的規律，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這就應從縱向上研究它的幾個關鍵性起點，包括原始的起點、成型的起點和嶄新的起點。

　　（—）原始的起點

　　  根據摩爾根的歷史分期法，人類社會大體可以劃分爲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我們認爲，蒙昧時代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原始起點。

　　因爲“人是起源於動物界的”〔12〕。人腦則起源於人與動物界的分離，它和動物腦子的不同之處，在於人腦有思維和認識功能，並在那時已開始産生，具有了人的意識，雖則是初步的、萌芽的狀態，畢竟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此後得以成型、生息和擴展的原始階段。

　　當然，人類社會精神文明起源於蒙昧時代，並不等於那時已是人類的文明時代，而在這兩個時代之間，還隔着甚爲遥遠的路程。但是，此後具有决定性意義的，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從物質文明裏面逐步地分離出來，便形成着首次分離的起點。

　　這個首次分離的起點，是由什麽東西决定的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爲：“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着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13〕。此間開始的城鄉分工與對立，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與對立〔14〕。

　　這就是説，城鄉分工與對立，一引起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過渡到文明時代；二引起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這兩種不同形式的勞動的分工與對立，因而産生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從事物質勞動，生産物質産品，創造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腦力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生産精神産品，創造人類社會的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由於城鄉的分離，“把一部分人變爲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爲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并且每天都不斷地産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15〕這一方面使農村勞動幾乎同精神生産無緣。但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對於本行專業龢熟練技巧還有一定的興趣，這種興趣可以達到某種有限的藝術感”〔16〕。   

　　正是這種有限的“藝術感”，促使精神生産者從物質生産中分化而來，並逐漸形成腦力勞動群體，推動“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産生的時期”的到來。〔17〕      

　　（二）成型的起點

　　如果把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原始起點看成是“細胞”或“胚胎”，那麽，它的成型起點便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嬰兒”。這個“嬰兒”的降生，我們認爲是社會生産力的逐步發展所導致的階級對抗和階級利益的衝突。

　　恩格斯指出：“隨着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18〕 社會生産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的剩餘産品被一部分私人所佔有，因而形成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這兩個利益對立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始於奴隸制社會。

　　此後，“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着文明時代”〔19〕，這在社會主義制度産生之前，直到今天，它都是關於世界文明發展的階級屬性的一種科學論斷。

　　人類社會精神文明之所以成型於奴隸社會，是因爲人類史上第一個剥削階級的奴隸主階級，不僅在“物質力量”上佔據着統治地位，而且還必須尋求維護這種物質力量的“精神力量”，尤其是思想統治方面的“精神力量”，以便麻醉被統治階級，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同時，被剥削階級爲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力量”，也必然會在鬥争中産生自己的“精神力量”，以戰勝或取代統治階級的思想，從而取得“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

　　這裏所説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精神力量”，都是從“物質力量”的基礎上産生而來，又有别於“物質力量”本身，同時促進“物質力量”的强固。這種“精神力量”，就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力量，它最初出現在奴隸制社會。

　　當然，一個階級在社會上具有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就具有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統治階級中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作謀生的主要泉源；而革命階級的存在則是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存在的前提。他們之間的抗争，推動或延緩着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歷程。因此，已經踏上了階級紛争的世界，不可避免地打上階級的烙印。

　　從此之後，人類社會的精神文明是在階級和階級鬥争中不斷擴大和發展其規模，完善其自身，並達到一定的高度。

　　（三）嶄新的起點

　　從各個階級社會本身來説，它的精神文明的建立和發展過程，都是由不完善到比較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隨着該社會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産生和發展的過程而出現的。

　　所謂比較完善，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體系比較完善；統治階級本身已有比較足够的文化並在這一基礎上，形成比較完整的，爲本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思想體系，來奴役没有文化、缺少文化的廣大勞動人民，以維護其經濟上的統治與剥削。

　　然而，原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一旦走上反動的階段，以至於最終失去頭上至高無上的皇冠，其精神文明的思想支柱便開始動摇直到倒塌，其精神文明也便從産生、發展的高度上逐步地跌落下來，而被另一個新生的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的精神文明所取代。這便是私有制下各個統治時代精神文明産生、發展和走向没落的過程。

　　而要求建立“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係”，以及“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等，這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這個階段“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却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20〕顯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一種更高階段的嶄新起點。

　　由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本身，是繼承人類社會歷史的一切優秀精神資料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創造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歷史上出現的嶄新階段，同以往階級社會精神文明有着本質的不同。

　　它以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並貫穿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整個過程，代表着歷史的進步和廣大勞動群衆的根本利益，因而不會有没落或被别的新興階級的精神文明所取代的問題。以它爲嶄新的起點，以不斷接近共産主義社會的程度爲最終目標，就是科學的結論，符合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趨勢。

　　在精神文明學的新探索中，從縱向上明確精神文明的原始起點、成型起點和嶄新起點，對於探索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起源與演進規律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抓住了這三個起點，便可以大體把握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運行歷程，也有利於對精神文明學的内部結構、外部聯繫和相關規律等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索。

　　三、内部結構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都必須對該學科的内部結構作出探索，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我們主要是從這個學科真善美的共性上看其内部的系統結構的。 

　　（一）文化子系統

　　系統(SYstem)一詞最早出現在希臘語中，有“共同”之意，後來演化成爲“多數搆成要素保持有機的秩序，向同一目標行動者。”它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愈益進步與發展，其精神文明系統結構的内涵則愈益被人們所認識。

　　這裏所講的精神文明學中的文化子系統，是指由教育、科技、衛生、體育和群衆文藝等方面的元素的有序排列所組成的結構。其中，教育是科技、衛生、體育和群衆文藝等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所强調的，“要切實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它“是文化建設的基礎工程”。這是因爲：

　　人類社會没有教育的産生、發展和完善，就不會有相應的科技、衛生、體育和群衆文藝等的發生、發展和完善。一個社會的教育水平和發展狀况，决定着該社會的科技、衛生、體育和群衆文藝等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狀况。

　　而在教育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科學技術，是人類社會精神世界的王冠。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管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應發展，預示着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深化和擴展，標誌着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由於教育和科技的不斷進步，社會整體的衛生事業、體育事業和群衆文藝等便獲得改善的文化基因。

　　由上可見，文化子系統的排列並不是隨意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規律和秩序。打亂了這個有序規律，便會出現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最終不能解决文化發展問題的現象。因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反復强調文化子系統這一有序排列規律，以便正確地認識它，運用它，更好地造福於人類。

　　顯然，文化子系統就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進化歷程的基石。思想的子系統和審美的子系統一旦離開了它，便什麽也不存在。思想子系統和審美子系統是藉助於文化子系統搆築而成的兩層大厦，大厦固然雄偉壯觀，那是基石承受着巨大的重負。

　　正因爲如此，在《精神文明學論綱》中，作者們把文化子系統放在了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系統結構的首位，主要的目的在於激起人們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並付諸實際的行動。因爲十五大報告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問題作了明確的論述，指出：“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龢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二）思想子系統

　　所謂思想子系統，則是由理想、道德、情操、紀律和價值觀等重要元素的有序排列所組成的結構。在這一子系統中，理想處於核心地位。這與鄧小平在“四有”中把“有理想”擺在第一位的觀點完全一致。

　　在階級社會中，理想作爲社會主義主體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在奮斗目標上的集中表現，作爲社會主體及其所搆成的社會整體對於美好未來的執着追求與向往，有着十分明顯的階級屬性。因而制約着社會主體的道德、情操、紀律和價值觀等。

　　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其理想可以千差萬别。而代表社會整體的理想就是建設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以及未來共産主義的“最高理想”。由理想决定的道德、情操、紀律和價值觀等，實際上是理想的延伸或具體化，但各有其相對獨立的内容和要求，是理想本身所不能代替的。因此，有必要研究思想這個子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的共性要求與個性特徵。

　　在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系統結構中，文化是基石，思想是核心。思想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動摇的。它不僅决定文化發展的方向，也决定審美發展的方向。抛開思想的核心地位來講文化建設與審美建設，是我們所堅决反對的。

　　但是，只强調思想建設的核心地位而忽視文化與審美建設的極其重要性，思想建設就有可能落空。

　　因此，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爲指導，並貫徹於整個發展過程、各個發展階段和各個具體環節之中，同時要避免只講思想建設，不講或少講文化建設和審美建設的傾向，以便形成思想建設所必需的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氛圍，才能充分顯示思想建設的生命與活力。

　　關於思想建設的問題，十四届六中全會的重要文件指出，社會主義思想“集中體現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進程中，思想建設的基本任務是“堅持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加强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建設，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這些論述，對於加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内部結構中思想子系統的建設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三）審美子系統

　　所謂審美子系統，主要是由審美對象、審美意識、審美欣賞、審美教育和審美踐行等方面的元素的有序排列所組成的結構。審美作爲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比文化、思想等組成部分更遠離社會物質經濟基礎。

　　正因爲如此，以往廣大飢腸轆轆的勞苦大衆，僅僅幻想能有一點文化以謀生，就已經不容易，哪裏還談得上在審美這種“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思想領域”〔21〕裏馳騁呢？

　　只有徹底推翻剥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全體成員的審美觀念、審美能力和審美享受，才能從根本壓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並以思想、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爲前提，豐富其審美觀念，改善其審美能力，促進其審美消費，開展其審美享受。    

　　因此，把審美從文化與思想中分離出來，成爲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存在於人類社會精神文明内部的系統結構之中，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審美子系統中，從廣義上説，審美對象是進入人的審美視野並引起人們審美感受的自然、社會生活中美的事物。審美意識是人們在審美活動中對於美的主觀反映。審美欣賞是審美主體對於客觀美的認識。審美教育主要是指美育。審美踐行則是審美主體作用於審美客體的行爲方式。上述五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人們的審美觀念是哲學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人們關於審美對象系統化了的審美意識。剥削階級和被剥削階級在審美觀上的根本對立，歸根結底就是哲學世界觀的根本對立。

　　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爲指導的審美觀，在現實美和藝術美的海洋中，尋求和創造健康向上、積極進取的美的境界，美的心靈，美的語言，美的行爲和美的事物，以推動社會前進，因而是歷史上最高尚的審美觀。

　　受審美觀念的支配，同時藉助於文化水平和思想修養，並相互作用於人的一種認識能力，就是審美能力。同一時代的不同個人，審美能力是存在着差别的。這種差别即使階級社會完結之後，還會繼續存在。因此，提高人們的審美能力是個相當長期的過程。

　　在今天，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日益進步與改善，人們迫切需要審美的享受。審美享受也已被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所重視。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美醜顛倒的現象還很嚴重，這是不能逥避的現實。因此，在精神文明學的内部系統結構中强調審美問題，决非空穴來風。

　　廣東不僅對人類社會精神文明内部的真善美即文化子系統、思想子系統和審美子系統做了探索，而且對社會、群體和個體的精神文明也作了區分，認爲社會文化、社會思想和社會審美之下，還有群體文化、群體思想、群體審美和個體文化、個體思想、個體審美等相互對應、相互制約的結構。

　　固然，個體只有在社會與群體中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但“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同時，歷史是由相互衝突的每個個人的意志的總的合力創造的，“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22〕

　　基於此，在精神文明學中强調個體的地位作用，不僅有充足的理論依據，而且也只有重視起個體的地位作用，整個社會和群體的精神文明才有可靠的個體作爲依託，作爲脚落點。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再指出要培養“四有”爲基礎的社會主義新人，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群體發展求助於個體發展的時代呼聲。

　　四、外部聯繫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都必須對該學科的外部聯繫作出探討，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精神文明學中所講的精神文明與人類文明各組成部分的聯繫，主要探討了三大方面。

　　（一）方法論變通

　　在探討精神文明與外部聯繫這一重要問題時，不得不先要探討“人類文明的總體”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1990年11月出版的《精神文明學論綱》的第1頁上提出並作了一些説明：

　　“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種理論與學説”中，“人類文明的總體，逐步地被分劃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研究領域。”同時指出，這些領域研究的相對化和不斷完善化，“標誌着人類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也展現着世界文明與人類生活愈益緊密的内在聯繫，更預示着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飛速地提高。這一切，又爲人類在總體上把握世界文明的歷史現實及未來的行程，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從前述引語可以看到：一是作者們首次把“人類文明的總體”，區分爲主要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五大塊（其後還加上了生態文明這一塊）。二是指出這五大塊各自可以形成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三是揭示這種區分標誌着人類文明的本身及其發展是多樣的、豐富的和復雜的情狀。四是强調人類與自身文明總體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五是證明人類對世界文明的認識不斷深化，並有利於求索現實與未來。

　　基於這種思路，《精神文明學論綱》分别對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和人種文明作了一定的論证，同時對精神文明與它們的辯證關係也進行了較爲詳盡的闡析，因而形成精神文明的外部聯繫的基本格局。這與一般的看法有不同。

　　通常認爲，人類文明的總體，一是物質文明，二是精神文明。這是對的。由此而提出的“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也是對的。廣東部分學者提出的“五大文明説”，是作爲一種科學新論的探討，絶對不是否定“兩個文明説”，而是在此前提下，研究如何才能更全面、更準確、更逼真地反映人類文明的總體内涵。

　　恩格斯講得很有意思：“自從按進化論的觀點來從事生物學的研究以來，有機界領域内固定的分類界綫一一消失了；幾乎無法分類的中間環節日益增多，更精確的研究把有機體從這一類歸到另一類，過去幾乎成爲信條的那些區别標誌，喪失了它們的絶對效力；我們現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動物”〔23〕。

　　回顧一下人類文明史，可知精神文明是從物質裏面派生出來的。而精神文明的範圍是指物質文明之外的一切進步精神及其進步狀態。這太過於籠統了。既不利於對精神文明的主要方面進行專門的探討，也不利於人類精神文明現象中諸如政治、法制方面的專門研究；何况，“非物質狀態”也决不等於“精神狀態”；而人種文明絶對不是單純的精神文明所能解釋的。

　　因此，從恩格斯前述一段話得到的重大啓發是：“過去幾乎成爲信條的那些區别標誌，”不是絶對的，而是相對的；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交叉而成的那些“孵卵的哺乳動物”，不妨作出變通性的新探索。這就是“五大文明説”及此後的“六大文明説(包括生態文明在内)”思路的方法論之一。    

　　（二）新論説簡述

　　人類文明總體中的精神文明與其他文明發生一定的聯繫，這是必然的。

　　一是與物質文明發生外部的聯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講得很清楚，人們所以能從事精神文明活動，是以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爲基礎的。這個基礎是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狀况，由一定的人們從事物質生産勞動所創造的，即人們改造客觀世界所取得的物質文明。

　　因此，人們在尋找精神文明的物質屬性時，“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24〕。

　　在這個前提下認識鄧小平關於“精神文明説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25〕以及與物質文明兩個“互爲”的關係，就能正確把握它與物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外部關聯。

　　二是與政治文明發生外部的聯繫。馬克思在《關於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案(1844年11月)》中，曾明確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到今天已被廣泛使用，主要指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生活、政治關係、政治形式的進步與發展狀態，即人們改造社會政治的積極成果。

　　普列漢諾夫也講到一定社會内部排列順序的五個層次〔26〕。很顯然，他講的前兩個層次是指社會經濟基礎；後兩個層次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中間層次則是指社會政治形式。這種社會政治形式即政治文明。

　　業經形成的一定社會的政治文明，不僅僅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中介，而且是主導其他文明發展方向的東西。在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的自身，是精神文明不能代替的，精神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發展與政治文明的發展自然存在着許多關聯。

　　三是與法制文明發生外部的聯繫。法制文明是董必武提出來的。他指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説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項。簡單地説，國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爲一個國家。”〔27〕法制文明就是指人類改造法制理論、進行法制實踐的積極成果。

　　在階級社會中，許多國家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人治”的局面，即君王個人獨裁專制，導致排除异己，惟我獨尊，敵視和扼殺科學文化，壓制人民的創造精神，泯滅人們的美好追求，甚至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的灾難。因此，它對於“法治”是一個反動。

　　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大都有較長的法治歷程。社會主義國家也致力於法治。法治文明已成爲人類共同追求的文明，雖則有其不同的性質。今天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均應以依法治黨、依法治國、依法治權、依法治政、依法治事和依法治人的法制文明來加以保護，它們之間的關聯是甚爲明顯的。

　　四是與人種文明發生外部的聯繫。馬克思主義認爲，人類社會的生産，主要是物質生産、精神生産和“人自身的生産”。人自身的生産即“人種繁衍”方面的生産，及這種生産所引起的人自身的進化水平，在文明社會，便搆成人種文明的内涵。

　　人種文明既是各種文明的綜合效應，又是精神文明的載體或化身。尋求人種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相互平衡，是世界性的重大課題。

　　英國倫敦大學基因學教授史蒂夫·瓊斯等已發出了嚴重警告：由於種種原因，現代人種正在退化，表現在遺傳基因受到嚴重破壞，男性精子數量和質量大大下降。人口素質出現了逆增長。〔28〕

　　這個嚴重警告説明，廣東學者早些年提出人種文明的新論，不僅對中國人的優生優育優教優用有重要意義，它與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關聯也是必須引爲高度重視的問題。

　　五是與生態文明發生外部的聯繫。生態文明是指人類優化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平衡地、協調地發展的積極成果。現代生態學的普遍應用，實際上揭示了生態文明在人類文明總體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彌補了認識人類文明總體的缺陷。

　　人類所處自然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我們不能過分地陶醉於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29〕。

　　可見人類和自然界的關係之中，有一種平等關係、朋友關係和道德關係。因此出現了“土地道德論”和“生態道德論”等，説明生態文明與精神文明及其他文明是密切關聯的。

　　（三）另一種提法

　　前述系列性觀點，是《精神文明學論綱》及以它爲總綱的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對人類文明總體的一貫看法。但也有與此不同的區分。《精神文明學》一書認爲：

　　“精神文明整體系統是和物質文明、制度文明互相作用，互相交换其活動，從而達到互相依賴、互相制約、互相促進，協調發展搆成人類文明的發展的。”〔30〕

　　也就是説，人類文明的總體，包括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這三大塊。其中物質文明處於文明系統結構的基礎地位，精神文明懸於文明系統結構的最頂端，而制度文明則是它們的“中介”，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聯繫起來，主要作用就是調節人們的“利益分配”。〔31〕

　　那麽，什麽是制度文明呢?該書雖然没有作出界定與論説，但從前面區分的情况看，依據可能主要是來自普列漢諾夫的關於一定社會内部排列順序的五個層次説中，關於中間層次的那種“社會形式”〔32〕。把這種“社會形式”看成是制度形式並演變爲制度文明，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講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區分，也符合傅立葉關於“文明制度”的説法〔33〕。

　　五、精神生産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非講生産勞作不可的，一定要探討之，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這裏主要論介精神生産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的主要方面。

　　（一）精神生産方式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不僅明確地指出社會生産包括了精神生産，而且明確地指出精神生産就是“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産”，它“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34〕。其後，馬克思還把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也歸到精神生産這一領域之内〔35〕。

　　因此可以説，精神生産就是創造社會科學、管理科學、技術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幾大類型的精神産品的生産。精神生産得以發展的内在條件，則是精神生産的生産方式。

　　其中，精神生産力是由精神生産者和精神生産資料這兩個因素搆成；精神生産關係是由精神生産資料所有制、精神生産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精神産品的佔有的分配形式這三大内容所組成。

　　但精神生産的生産方式與物質生産的生産方式的關係並非平行並列的關係，而是後者决定前者。因爲精神生産總是“隨着物質生産的改造而改造”的〔36〕，支配着物質生産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産資料，他們調節着自己時代的思想生産和分配，個人的精神財富完全取决於它的現實關係的財富。    

　　而我們社會主義的精神生産方式，同樣取决於它的物質生産的生産方式。這兩種生産的生産方式内部矛盾及其二者的相互關係，總的發展趨勢是基本適應的。這也是區别以往剥削階級社會的最爲明顯的特徵。

　　由精神生産方式决定的精神生産和再生産，從其過程可分爲簡單的精神生産和復雜的精神生産以及簡單的精神再生産和擴大的精神再生産。

　　簡單的精神生産即生産過程比較簡單，精神産品比較通俗的精神生産。它是防止文化斷層的粘合劑，是人們精神生活的直接源泉。同時，它可化解高深莫測的基礎理論，提高人們真善美的素質基礎，從而推動物質生産力的擴展。而正確引導和强化簡單的精神生産，遏制“地攤文化垃圾”和“黄色飢餓症”，則是當務之急。

　　復雜的精神生産，即精神生産過程比較復雜、精神産品比較深奥和專業化，具有較高學術、藝術水準的精神生産。一切以宣傳品爲上乘、爲替代，輕視復雜的精神生産，輕視基礎理論的研究，輕視學術文化的工作，整個民族就不可能站在高山之頂。精神膚淺、精神近視、精神空虚和精神沙漠，必然導致愚昧、野蠻的返祖現象。因此，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振興，關鍵是復雜的精神生産要得到應有的重視。

　　精神生産的不斷更新與重復，便是精神再生産過程。它包括簡單的精神再生産和擴大的精神再生産這兩種類型。前者指在原有規模上進行，後者指在擴大規模上進行。它們與物質再生産有共同之處，也有所區别。

　　(二）精神生産的人

　　講精神生産，必然涉及精神生産的人即精神生産者及其地位、作用問題。

　　精神生産者是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它本身並未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而是分屬於各個不同階級，並爲各自的階級利益服務。他們在精神生産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七大方面：

　　一是確定精神産品模式的創造性。所謂精神産品模式，其一是指精神勞動能力或精神勞動服務，“它的‘服務一經提供隨即消失’，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個‘耐久的(换句話説，‘特殊的’)對象或可以賣出的商品中’(在這些服務本身以外)”〔37〕。另一種模式則是精神産品或精神商品，可以離開精神生産者和消費者而獨立存在或流傳於後世。這些，均爲精神生産者創造性思維活動的結晶。

　　二是選擇精神生産資料的科學性。進行精神生産，必須對精神生産資料加以科學的鑒别與運用。這就要求精神生産者，不僅要掌握各自所從事的學科的特殊的内容和研究方法，還要掌握各門學科的最普遍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精神生産者所掌握的知識信息越豐富，越需要選擇科學的方法加以指導。在今天，最根本的就是要用唯物辯證法指導精神生産，從事精神生産資料的鑒别與運用。

　　三是從事精神生産過程的艱巨性。“天才就是一分靈感，加上九十九分的汗水。”從事精神生産的人，在生産過程中不僅需要體力，還需要更多的腦力，甚至是長年累月地勞作着。一部《資本論》，花了幾十年才成書，就是一個例子。當然，這是社會分工的結果。隨着現代科技的進步，精神生産者的知識又需要不斷加快更新步伐，從事精神生産過程的一些設備也要相應得到變换，他們所付出的勞動也更具特殊性和艱巨性。

　　四是在歷史上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歷程，是一定社會下精神生産者所生産出來的優秀産品的不斷傳繼、不斷應用、不斷創新、不斷開發的歷程。没有精神生産者的辛勤勞作，歷史上就不會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更不會有人類社會的精神文明。我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優秀文化傳統，是精神之長城，文明之巨龍，其每一塊磚，每一片鱗，無不是歷代精神生産者血汗智慧的化身。在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實踐中，精神生産者也應爲後人留下有價值的精神遺産。

　　五是創造了具有時代精神的精神産品。精神生産者所從事的各門學科，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其所處的時代精神。文藝反映時代精神最敏感。哲學反映時代精神最深刻。荷馬的《伊利亞特》、《奥德賽》兩部史詩，赫西俄德的《神普》，以及古希臘辯證唯物主義原則，都是該時代精神“絶妙的説明”〔38〕。此外的阿拉伯文化、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19世紀至20世紀的文化，都爲人類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鑒古觀今，面對未來，精神生産者創造新世紀的時代精品，責無旁貸。

　　六是爲社會發展提供了各種超前方案。例如，空想社會主義是憑藉猜測和幻想的超前方案，爲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提供了思想來源。而科學社會主義則是科學預見和科學判斷的超前方案，使社會主義由空想逐步變爲現實。在介乎猜測幻想與科學預見之間的超前方案中，20世紀40年代産生的未來學，是用定性、定量分析來探索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前景的一門綜合性學科，被西方學者看做是“爲科學時代設計新的世界藍圖”。

　　七是爲人類創造的物質産品和財富設計藍圖。爲物質産品和物質財富設計藍圖，是部分精神生産者的專門職業。例如建造一座豪華的大厦，建築師先此設計了建築藍圖，並按它進行施工，遂變爲物質的財富。隨着現代化社會的發展，對各項物質産品和物質財富設計藍圖的要求更日益精工，精神生産者對社會物質財富間接和直接創造的印記更爲突出。

　　（三）精神産品價值

　　精神生産者生産出來的産品就是精神産品。它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大多數精神産品，都有其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

　　一些出版物上刊出的論著、作品，其價格一般表現爲稿酬。類似這種情况的精神産品，爲之有價的精神産品。這在人類社會商品市場經濟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多數精神産品，都是有價的，但不是一切精神産品都可以用金錢來計算其價值的，也不是用金錢所能標示其價值的，更不是所有的精神産品都是商品，所以有無價的精神産品的存在。歷史上價值連城的文化珍寶，斷難用金錢來作價；從事社會主義的精神生産者，也不惟錢而生産。“一切向錢看”是精神産品粗制濫造的根源之一。

　　但在一般情况下，精神産品參與轉讓的類型大致可分爲無償性轉讓和有償性轉讓。無償性轉讓是指精神生産者把生産出來的精神産品通過各種方式，無償地給予需要該種精神産品者的轉讓。有償性轉讓則是指精神生産者生産出來的精神産品按有償的原則出售，其中有低償性、等償性和高償性三種轉讓形式之别，近似於物質産品在商品市場中的情形。在今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中：

　　帶有共産主義萌芽因素或成熟的共産主義思想要求的無償性轉讓形式，只能提倡雙方的自覺自願，而不能强行實施並佔據主要地位。    

　　低償性轉讓形式曾經成爲主要的轉讓形式，但現在應由主導地位退居次要地位，雖然它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需要加以引導，促成其向等償性轉讓形式的全面轉化。

　　高償性轉讓形式是對低償性轉讓形式的補充和對等償性轉讓形式的附加，旨在重奬那些有突出貢獻的智力勞動者，不可能成爲精神産品轉讓中的普遍形式或主要形式。但它在現階段處有特殊地位與作用。它將同等償性轉讓一起，爲精神生産者所歡迎。   

　　等償性轉讓形式，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及其精神産品轉讓的主要形式並佔據主導地位。這是現階段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在精神産品轉讓中的具體體現。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起廣大精神生産者從事精神産品生産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有利於促進人民群衆的精神消費、精神生活和精神享受，有利於社區、行業的文明建設，並逐漸造就具備“高度文明的人”〔39〕。

　　總而言之，精神生産論是《精神文明學論綱》及中國精神文明學大型叢書最爲重要、最爲突出的一個方面。但與前述的本體層次論、縱向起點論、内部結構論和外部聯繫論一樣，還有許多新的課題需要不斷研究、不斷探討，才能把廣東創立起來的精神文明學引向更高、更新的階段。

　　六、創建活動論

　　凡新興學科的産生，都會涉及其應用的實際範圍，精神文明學也不例外。這裏僅就各種著作涉及的社區多項層次、領域多項層次和家庭個人層次精神文明自身建設的一些規律試作論介。

　　（一）社區多項層次

　　這裏所講的社區，主要是指城市(及其企事業單位、街道等)和鄉村(及區、鎮等)。

　　其一，城市是社會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分工達到一定程度的産物。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中心，是整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最活躍、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美國著名學者劉易斯·曼佛德對城市在歷史上、文化上所作的巨大貢獻的評價是：“如果説在過去許多世紀中，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倫、羅馬、雅典、巴格達、北京、巴黎和倫敦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國家的歷史的話，那是因爲這些城市始終能够代表他們的民族文化，並把其絶大部分留給後代。”

　　因此，研究人類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不可不研究城市(及其企事業單位和街道等)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

　　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設中，我們重視了經濟特區方面的研究。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生事物。從研究經濟特區中所認識到的一些規律，已成爲中國内地的借鑒。

　　總的説來，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特徵，一是集中性，二是先進性，三是整體性，四是輻射性。此外，城市中的企業、事業單位和街道的精神文明建設，在這一共性之外，各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廣州市海珠區南華西街等的經驗很有代表性。

　　而城市精神文明建設所具有的主導作用、推動作用，以及如何培養市民素質，形成良好市風，發揮城市優勢等，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其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説，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産率的基礎上的。……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産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礎。”〔40〕

　　這也就决定了鄉村精神文明建設是整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地位。在中國，八成人口是農業人口，他們大部分住在鄉村，搞好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尤爲重要。

　　鄉村(包括區、鎮等)精神文明建設由於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較薄弱，舊傳統也較多，習慣勢力相對濃烈，比在城市更顯其艱巨、長期和復雜。

　　但中國廣大鄉村已開始了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商品市場經濟的轉化，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轉化。廣大農村在治窮變富、治愚變智過程中，不斷創造出適合自己特點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形式。

　　從“鄉規民約”階段，到“五講四美三熱愛”階段，再到文明户、文明村、文明鎮、文明路、文明區等建設階段，標示着鄉村的精神文明建設，已由比較低的層次逐步向比較高的層次發展、完善和提高。而文明户、文明村、文明鎮的建設，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文明建設的基礎形式。廣東每年在這方面花了許多功夫，珠江三角洲地區尤其是南海市等的經驗正在全省開花、結果。

　　（二）領域多項層次   

　　這裏所講的領域，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和“一國兩制”等範圍。

　　其一，關於少數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設，是我們較早注意的一個問題。在一國範圍内，人口比例處於少數的民族，謂之少數民族。全世界約有2000個民族的大多數，都屬於少數民族，在中國的少數民族有55個(根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數據)。

　　少數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重大貢獻，它留給人們的精神財富，至今還放射出奪目的光輝。但是，由於時代的偏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少數民族所經受的灾難與歧視特别沉重，也因此形成少數民族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嚴重的落後性。

　　近幾十年來，中國少數民族在許多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這同黨和國家正確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然而，從根本上解决愚昧與文明的矛盾、宗教與科學的矛盾、現實與要求的矛盾、尊重少數民族特點與移風易俗的矛盾，以及少數民族自力更生與争取外援的矛盾，比起一般農村的難度還要大得多。

　　所以，中國要建設好少數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須繼續貫徹落實民族政策，大力開發民族地區的商品市場經濟，辦好民族地區的文化事業，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中不斷探索前進。

　　其二，關於宗教信仰的問題，是個民族性、群衆性和世界性的問題，也是人類社會精神現象中較爲突出的問題。

　　作爲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宗教，是對精靈、神道、上帝等超自然力量和超社會力量的盲目信仰與崇拜，是客觀事物在人們頭腦中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它是人民的鴉片，對勞動人民有着濃重的精神麻醉的消極作用。〖JP+1〗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現存宗教的消極作用也不能低估。但是，宗教的産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現階段還不具備宗教消亡的主客觀條件，它在現實生活的人們中還佔有一定的位置，并發生一定影響。    〖JP〗

　　按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對於宗教有信仰的自由，不必大聲疾呼地向它宣戰。否則，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41〕

　　爲了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的自由，是社會主義憲法的規定。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務必貫徹這個規定，不能把信教群衆排斥在精神文明建設之外，也不能把宗教中一些帶有積極的客觀效果的因素一概抛棄。

　　其三，關於“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一開始便進入了廣東精神文明學研究的視野之中。隨着香港在1997年回歸、澳門在1999年回歸和臺灣問題的逐步解决，“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課題，應在現有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探討。

　　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得出的科學結論。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港、澳、臺則保留資本主義，即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統一在一國之中。這是解决中國一些重大曆史遺留問題和今後取得國家統一的良策。

　　這不僅僅是指政治上的、經濟上的，而且也應包括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都需要用“一國兩制”的模式來加以解决。因此涉及精神文明建設問題。

　　這就必須開展多方面的探索，包括“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具體内涵的搆架、根本規律及發展戰略等方面，都應有相當的重視才行。

　　就其建設的最根本規律而言，我們認爲如下幾條是必須注意的：一要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存异與求同，這是根本的原則。二要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競争與合作，這是根本的途徑。三要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衝突與和諧，這是根本的方式。四要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中文化與政治、思想、經濟等交流的機制，這是根本的突破口。

　　（三）家庭個人層次

　　所謂精神文明創建的家庭個人層次，首先是指家庭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設。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關係、血緣關係或收養關係基礎之上的親密合作、共同生活的初級社會群體，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整個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個家庭組成的。所以家庭這個社會細胞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而在精神文明建設中也佔有重要地位。

　　恩格斯指出：“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内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産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42〕

　　社會制度受家庭發展階段的制約，不僅表明家庭在社會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家庭只有在社會制度中才能發展。因爲社會一般性質和總的目標，社會精神動力和精神條件，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等，都是制約家庭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因素。

　　同時，家庭的精神文明建設，能够幫助人類昇到更高的水平。家庭發展史的變化就是人類不斷提昇到更高階段的明证。在中國，開展家庭美德建設，例如廣州市開展的“家庭美德美羊城”的系列性、持久性活動，對幫助人們昇到更高的素質水平，肯定是很有作用的。

　　其次是指家庭個人層次中的個人精神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不僅牽動廣大社區，領域行業，千家萬户，而且牽動各個個人。高度重視個人精神文明建設，培養“四有”爲基礎的社會主義新人，是長期的戰略任務，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最終落脚點。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認爲，個人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身體的健康長壽。居里夫人説得好：“科學的基礎是健康的身體。”没有健康的身體，“四有”就没有堅實的載體。

　　二是個人文化的一專多能。“有文化”是最基本的要求。以“有文化”爲基礎，掌握一門專業知識，同時又具有廣泛的學科知識能力，是建設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需要。    

　　三是個人思想的成熟科學。思想的成熟科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確立與運用，是關鍵性的。這只能通過社會實踐，通過長期學習，不斷取得經驗教訓，才能走向成熟，走向科學。  

　　四是個人品德的檏實崇高。檏實而崇高的品德，就是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品德。它是吸取了人類社會歷史上一切優秀品德的因素和成分，並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形成的嶄新品德。

　　從廣東創立精神文明學的體系形態看其理論新探索，除上述的本體層次論、縱向起點論、内部結構論、外部聯繫論、精神生産論和創建活動論之外，還可以歸納齣目標模式論、指標體系論、管理機制論，等等。限於篇幅，就此打住。　

　　注釋：〔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284頁。

　　〔2〕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9頁。

　　〔3〕參見範英著：《精神文明與社會發展》，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66頁。

　　〔4〕參見範英主編：《精神文明學論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頁。

　　〔5〕參見張漢青主編：《精神文明學》，紅旗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8頁。

　　〔6〕參見吴燦新、孫志東主編：《精神文明學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8頁。

　　〔7〕楊越、鐘陽勝、範英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8〕王馳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9〕參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學概論》第34頁。

　　〔10〕馬中柱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1〕參見張漢青主編：《精神文明學》，紅旗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8頁，第52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8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第56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第58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3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2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2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5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4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1頁、第479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2頁。

　　〔26〕參見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版。

　　〔27〕董必武：《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單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頁。

　　〔28〕參見《警惕人種在退化》，《南方日報》，1996年6月22日。

　　〔2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頁。

　　〔30〕參見該書第330頁。

　　〔31〕參見該書第332頁。

　　〔32〕參見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版。

　　〔33〕《傅立葉選集》第4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11月版，第211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

　　〔3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頁。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58頁。

　　〔38〕《列寧全集》第38卷，第395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第392頁。

　　〔40〕《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第885頁。

　　〔41〕參見《列寧全集》第15卷，第389—396頁。

　　〔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