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先秦至兩漢時期昭通地區的墓葬可分爲竪穴土坑墓、樑堆墓、崖墓以及石棺墓四種形制，它們在分佈地域、年代以及文化性質上都存在差异。本文通過對不同墓葬形式的研究，以期勾勒出先秦至兩漢時期昭通地區歷史發展的綫索。
　　
　　【關鍵詞】昭通   先秦至兩漢   墓葬
　　
　　Abstract：Tomb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in Zhaotong can be divided into 4 types, which are vertical tomb pits , Liangdui tombs, cliff tombs and stone coffin tombs. These tombs are diversified in distribution, ages and cultu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rawn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the Zhaotong district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hrough the study of different tombs. 
　　
　　Key words：Zhaotong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omb
　　
　　昭通地區地處雲南東北，與四川南部、貴州西北部接壤。金沙江從其北面蜿蜒流過，屬於雲貴高原的邊緣地帶，境内河流、山谷、壩子交匯，地形復雜多樣，自古以來就是各種文化、人群南上北下、東來西往的交匯之地，著名的“秦五尺道”、“僰道”等就經過此地。歷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這一地區古代文化面貌極爲復雜，要弄清這一區域内古代社會歷史狀况實爲不易，也絶非隻言片語能窮其盡。本文擬就對昭通地區先秦至兩漢時期考古發現的墓葬資料進行分類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用考古學的方法作一綜述，以期對相關研究能有所幫助。就考古發現來看，昭通地區的墓葬數量很多，但是做過科學發掘并發表過詳盡報告的却相對較少。本文主要以筆者收集的材料爲基礎進行探討研究，難免有局限和不足之處。
　　
　　一、墓葬形制
　　
　　昭通地區發現的墓葬形式紛繁多樣，歸納起來有竪穴土坑墓、樑堆墓、崖墓、石棺墓、懸棺葬、火葬墓等六類。先秦至兩漢時期主要爲前四類，懸棺葬和火葬墓時代偏晚，本文不予討論。
　　
　　1.竪穴土坑墓
　　
　　這裏的竪穴土坑墓主要是指中小型竪穴土坑墓。此類墓葬通常以墓地的形式存在。平面基本呈長方形，無墓道，有些有二層臺，一般長不超過3米，寬不超過2米，没有明顯的封土堆。此類墓葬經過科學發掘的不多，主要有昭通營盤墓地〔1〕、文家老包墓地〔2〕、水富張灘墓地〔3〕以及綏江迴頭灣墓地〔4〕等。
　　
　　2.樑堆墓
　　
　　樑堆墓是雲南當地人對具有高大封土堆墓的總稱，也稱爲“梁王堆”墓。雲南大部分地方都有分佈，昭通地區數量尤多。樑堆墓的墓室以磚室最多，也有石室和竪穴土坑。竪穴土坑形式的樑堆墓數量最少，如昭通鷄窩院子漢墓、彝良夏家堡漢墓。樑堆墓墓室通常較大，帶墓道，有單室的也有多室的，有的還帶有耳室。很多墓還帶有墓碑。從考古資料看，樑堆墓通常多成區域分佈，有的一個封土堆下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墓穴。發掘的有二平寨漢墓〔5〕、昭通鷄窩院子漢墓〔6〕、昭通永善務基鄉青龍村漢墓〔7〕等。
　　
　　3.崖墓
　　
　　崖墓是一種很特殊的葬式。崖墓本係崖葬的一種，崖葬包括崖墓、岩洞葬、懸棺葬等。這裏所謂的崖墓是指在岩石壁上以90度角向岩石内開鑿墓室的一種墓葬。四川是漢代崖墓的主要的分佈地，昭通地區的崖墓在形制上十分接近川南地區，有單室墓、雙室墓，多室墓，有的崖墓還帶有耳室、壁龕、棺臺、排水溝等。所有的崖墓均帶有墓道。墓道有兩種建造方式，一是在直壁内直接向崖腹開鑿墓道；另一種是在岩體上由上往下開鑿墓道，最後回填。墓門用磚或石塊封堵。經過發掘的材料主要水富樓壩崖墓〔8〕、大關岔河崖墓〔9〕、昭通小灣子崖墓〔10〕、昭通象鼻嶺崖墓〔11〕等。
　　
　　4.石棺墓
　　
　　岷江流域、滇西、滇西北地區常見。此類墓在挖竪穴土坑後用石板或石塊圍砌。昭通地區此類墓葬很少，就筆者所知的有巧家新華鎮龍潭墓地〔12〕和鎮雄長緑灣漢墓〔13〕。
　　
　　二、相關問題的探討
　　
　　昭通地區出現形式如此多樣的墓葬並非巧合。如前文所述，昭通地區在歷史上一直都是交通要衝，是文化的交匯地，同時也是兩漢時期漢文化進入西南夷的重要通道。這四種形式的墓葬不僅有年代上的差异，在文化性質上也有較大的不同。下文將分别通過四種墓葬在地域分佈、墓葬形制、隨葬器物等方面的分析，比較周邊地區的考古材料，對其年代、文化内涵、墓主歸屬進行探討。
　　
　　1.竪穴土坑墓
　　
　　這類墓葬在壩區和金沙江流域的江邊臺地均有分佈，發掘的較少，材料較好的有昭通營盤墓地、水富張灘墓地、綏江迴頭灣墓地以及文家老包墓地。上述發掘的墓葬，在地表基本不見封土堆，可能以前存在後來被破壞了。但張灘墓地的墓葬，其墓口多有一層土微微隆起於墓口，並有石塊立在上面，可能是種標識性的搆造。基於發掘者的判斷的，上述墓葬的年代均在西漢早期以前，最早可至春秋時期。
　　
　　從器物形制分析，這些墓葬出土的器物包含有“巴蜀文化”、“滇文化”、滇西北地區墓地以及貴州西北部相關墓地的器物類型。

　　圖一   竪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图片略）

　　昭通營盤墓地根據發掘者的分析，可分爲甲乙兩區。甲乙兩區出土的器物截然不同，反映了兩個區域在文化類型以及年代上的差异。甲區墓地出土的器物綜合起來看同貴州威寧中水墓地〔14〕、貴州赫章可樂墓地〔15〕出土的器物相似。其中無格短劍、戈、矛等在威寧中水墓地、貴州赫章可樂墓地，“滇文化”的石寨山、羊甫頭、李家山等墓地以及曲靖的八塔臺、横大路等雲南東部的墓地中常見，但數量上却不能和這些墓地相比。單耳陶罐同劍川鰲鳳山墓地、中甸石棺墓的同類器物相似。深腹陶罐、深腹單耳罐、陶杯、陶碗等見於上述貴州的兩個墓地。其中某些陶器上還有“*”形、“山”形刻劃符號，威寧中水墓地出土的很多陶器也有刻劃符號，其中“*”形符號與營盤墓地幾乎一致。粗柄陶豆和石寨山墓地、羊甫頭墓地以及八塔臺、横大路墓地出土的陶豆近似，不同的是營盤墓地的陶豆柄上多有鏤空花紋。這種陶豆也是“巴蜀文化”中的常見器物，具體的講更接近於“巴文化”的陶豆。“巴蜀文化”指的是四川盆地以及重慶湖北長江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一種考古學文化。實際上蜀文化與巴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而到青銅時代晚期，特别是巴族開明氏王蜀之後，蜀文化與巴文化相互交融，體現出複合文化的面貌，故學界稱之爲“巴蜀文化”。發掘者認爲墓地的時代在戰國至西漢早期之間。乙區墓地出土的器物體現的文化内涵比較單一，主要爲“巴蜀文化”的東西。發掘者認爲時代大致在春秋時期。
　　
　　水富張灘墓地出土器物體現的文化内涵主要爲“巴蜀文化”出土器物同與四川涪陵小田溪〔16〕，成都昭化寶輪院船棺葬〔17〕出土物的器物相似。具體而言銅器中的柳葉形劍、巴蜀圖語印章是“巴蜀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荷包形銅鉞，陶器中的圜底釜、圈足豆是巴文化中的常見器物。圓鈕器蓋則多見於蜀文化的遺存。雖然該墓地體現出“巴蜀文化”的特點，但更多的是巴文化的因素。另外，出土器物中還有部分的鐵器。關於年代，發掘者認爲大致在西漢早期。
　　
　　綏江迴頭灣墓地和文家老包墓地均已在調查前被毁。從徵集到的出土器物看，綏江迴頭灣墓地與水富張灘墓地相似，文家老包墓地與昭通營盤墓地甲區墓葬相似。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昭通的地區的竪穴土坑時代較早，大都在西漢早期以前，也就是漢武帝開西南夷漢文化大規模進入以前。從文化上大體可以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水富張灘墓地爲代表的“巴蜀文化”類型，另一種是以昭通營盤墓地甲區墓葬爲代表的融合了多種文化因素的本地類型。兩種類型的文化在分佈區域以及時代都存在差异。第一種類型比第二類型在地域上更靠北更接近四川地區，其出現的時代也要略早。
　　
　　2.樑堆墓
　　
　　從發掘及發現的的情况看，樑堆墓在昭通地區主要集中分佈在當時的政治中心及交通要道地區，换言之，也就是當時經濟發達有較强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人群分佈的地區，在昭魯盆地最爲密集。昭魯盆地在漢勢力進入後一直都是滇東北昭通地區的政治中心，而永善務基鄉青龍村漢墓所在的地區是當時重要的輸銅碼頭。樑堆墓因爲地表有較大封土堆，標識明顯，歷朝以來都有盗墓者光顧。故以往發現的樑堆墓破壞相當嚴重，很多資料並非第一手的發掘資料。從調查或發掘出土器物來看，體現出很强的漢文化特徵，尤其同四川地區的漢墓接近。其中摇錢樹是四川地區漢墓中具有本地特點的典型器物。許多樑堆墓附近還發現有墓碑，如著名的孟孝琚碑。有的樑堆墓裏出有印章，如距離孟孝琚碑發現不遠的二平寨漢墓就出有“孟騰之印”和“孟琴之印”。孟氏是東漢時期昭通地區的“南中大姓”，是外來的漢人。關於“南中大姓”如《華陽國志》等古文獻中多有記載。從過去的的發現來看，樑堆墓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屬於“南中大姓”漢人之墓，但其中不排除有漢化很深的當地土著大族之墓。從孟氏墓的集中發現以及如白泥井樑堆墓一個封土堆之下有四個墓穴來看，樑堆墓多爲聚族而葬。關於年代，樑堆墓大致始於西漢末年一直延續到東晋時期，昭通後海子就發現有東晋霍承嗣壁畫墓〔18〕。
　　
　　3.崖墓
　　
　　雲南省範圍内只有昭通地區有崖墓這種墓葬形式，這與昭通在地緣上靠近漢代崖墓的主要分佈區四川（包括重慶，下文同）有關。昭通地區發現的崖墓大多早年被盗，墓中擾亂嚴重，主要分佈在金沙江流域的河邊山崖上，也有在壩區山崖上的如昭通象鼻嶺崖墓。其墓葬形制如上文所述可分爲單室墓、雙室墓和多室墓，有的墓帶有耳室、壁龕、棺臺、排水溝等，和四川地區的崖墓接近，但不見四川地區規模宏大的前堂後穴式崖墓，也没有紀年題刻和精美的仿建築結構。墓中出土的器物同昭通地區東漢“樑堆”墓相似，但也有差异，就目前的發現來看，崖墓中還没有出土有摇錢樹的迹象。已經發掘過的崖墓基本上都出土有“大泉五十”、“貨泉”，這説明這些崖墓上限不會超過西漢末年。對比其他出土器物我們可以判定昭通地區的崖墓主要集中在東漢一朝，没有像四川地區延續到魏晋時期的。崖墓一般以墓群的形式存在，墓群經過規劃設計，布局規整，少有打破關係，應該屬於家族墓地。從隨葬器物來看墓群之間的時代階段性較强，這裏我們根據隨葬器物中是否有各種人物形象傭將目前發掘過幾個墓地粗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包括大關岔河崖墓、昭通小灣子崖墓、昭通象鼻嶺崖墓，没有發現人物形象傭，時代大致在東漢中前期；第二個階段主要是水富樓壩崖墓，發現有大量的形象傭，時代大致在東漢中晚期。其實墓群之間的墓葬也存在時代早晚關係，這一點可能體現在墓葬形制上，如昭通小灣子崖墓發現有單室墓、雙室墓和多室墓，發掘者認爲這三種墓代表了三個不同發展階段。其實不同墓地中的墓葬也有可能處於同一時代階段的，如第二階段樓壩崖墓中的單個墓葬可能與第一階段墓地中的某個墓葬處於同一個時代階段，但因爲材料的原因，我們只能如上粗分爲兩個階段。
　　
　　討論昭通地區的崖墓我們必須將其放在四川崖墓這個大的體系中，有很多學者對四川地區崖墓的族屬進行過討論，大體有兩種意見：一是當地土著民族的墓葬，二是漢人的墓葬。崖墓中出土的器物均是比較純正的漢式器物。我們認爲四川地區以及昭通地區的崖墓是漢人發明的，但墓主不一定全是漢人，也可能包括當地漢化很深的土著居民。東漢社會經濟發達，天府之國四川地區更是興盛繁榮。在這種環境下，豪强地主興起，東漢的的政治實際就是豪强地主政治。經濟繁榮在墓葬中表現爲厚葬。四川、昭通地區的江邊山區不像北方地區土壤深厚適合建造大型的磚室墓，而這些地區通常又是交通樞紐或礦區，經濟基礎好，是滋生豪强地主、培育世家大族的温床，這樣崖墓就成爲了厚葬的載體。先不論墓中的隨葬器物，單是鑿崖爲墓這種結構就顯示出恢弘的氣魄。豪强地主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敬孝已逝的故人，另一方面也借此彰顯家族的力量和崇高的社會地位。
　　
　　四川地區的崖墓最早出現在川西平原地區，然後以此爲中心向周邊擴展。四川地區是漢王朝經營西南地區的橋頭堡和基地。昭通地區東漢時爲朱提，是漢勢力進入雲貴高原的樞紐，肯定聚集了大量來自四川的漢人移民，形成所謂的“南中大姓”，也就是豪强地主集團，並將崖墓這種墓葬形式帶到此地，最終在適合開鑿崖墓的地區形成一種風俗。當地的土著大族可能在强大漢文化的影響下，也開始采用這種墓葬形式。
　　
　　昭通地區的崖墓最晚不過東漢，這可能與東漢末年中央集權政治失衡，社會動盪、經濟衰退，漢文化影響减弱，當地少數民族再次崛起有關。
　　
　　4.石棺墓
　　
　　昭通地區發現的石棺墓不多，巧家新華鎮龍潭墓地和鎮雄長緑灣漢墓還没有詳盡的發掘報告。巧家新華鎮龍潭墓地於1984年清理了10餘座石棺墓，用紅砂石板圍砌，一般長1.8、寬0.6、深0.5米。出土夾砂黑陶侈口罐等。鎮雄常緑灣漢墓爲長方形石棺墓，早年被破壞，用灰黄色砂岩板砌築墓壁和底，長3、寬1.2米。出土有五銖錢、人形金箔和夾砂陶罐等。巧家新華鎮龍潭墓地位於金沙江幹流中游，可能同金沙江中游發現的其他石棺墓地屬於同一個文化系統。沿雅礱江河谷到攀枝花再到雲南楚雄地區是一條大通道，有學者認爲今天的雅礱江、龍川江、禮社江原本是一條長河最後注入南海，也就是《漢書·地理志》中所説的“桓水”〔19〕。由此可見，古代這一區域也應該是民族遷徙及貿易文化交流的一條重要通道。我們認爲巧家的石棺墓地同禄勸阿巧石棺墓地〔20〕同屬於金沙江中游的石棺墓文化系統，時代在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中前期，與四川西部岷江流域的石棺墓地有着淵源。從族屬來看，應該屬於“氐羌”系統。鎮雄長緑灣漢墓因爲時代較晚，而且没有詳盡的材料，在此不予討論。
　　
　　三、結   語
　　
　　昭通地區目前發現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青銅時代以後，新石器時代的墓葬基本上處於空白，巧家的石棺墓地因爲没有詳盡的發掘報告，時代難以確定。我們可以看到，大體上竪穴土坑墓的時代最早在西漢早期以前。樑堆墓稍遲，典型的的樑堆墓出現在西漢晚期。崖墓最晚，出現在東漢中前期，與樑堆墓在一個時期内並行發展。西漢早期和晚期之間存在空白，而這個空白，鄰近的貴州威寧中水以及赫章可樂墓地可以填補，其實昭通境内也應該大量有在這一時期的墓地，只是因爲各種原因還没有找到或已經被破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體勾勒出昭通地區春秋至東漢時期的歷史發展綫索。西漢早期以前，以竪穴土坑墓爲主要形式，並有部分石棺墓。這些墓葬大體可以分爲三種文化類型：1.巴蜀文化類型；2.氐羌文化類型；3.複合文化類型。前兩種文化類型都没有在某個階段成爲昭通地區的主流文化類型，而第三種則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前兩種文化類型的因素，以及“滇文化”等其他文化因素。第三種文化類型的墓地在昭通地區發現不太多，在貴州却有較多的發現，這可能與工作開展的廣泛和深入程度有關。結合貴州的資料我可以看到，在西漢早期以前滇東北黔西北地區腹地體現出來更多的是一種複合型文化，而相對較純正的其他文化則在周邊區域徘徊，但它們的很多因素却被吸收入了這個複合型的文化，經過長期的融合這種複合型文化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從建立這種文化的人群集團來看，應該也是多元的，但應該有一個主體，而這個主體人群集團在不同的時代可能不同。要科學系統的弄清楚主體，以目前筆者掌握的材料和認知水平是極爲困難的。漢武帝開西南夷，漢文化强勢進入昭通地區以後，本地的土著文化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漢式的樑堆墓、崖墓以及裏面出土的大量漢式器物。然而人群集團的差异也就是當地的土著民族却没有消失，在大量使用漢式墓葬和漢式器物的同時，他們應該在某些方面如服飾、飲食結構、精神領域上保持着自己的特點，如昭通後海子東晋霍承嗣壁畫墓中的梳“天菩薩”髮型、着長袍的人物形象就應該是當地的土著民族。而這些差异往往很難從考古發現中直接分辨出來。就目前來看，漢文化的傳入，在雲南至少有兩條途徑：一是北方通道主要來自四川地區；二是東南方通道來自南越統治區域，如個舊黑螞井墓地反映的漢文化。第二條通道開始影響的時間可能還要早些。
　　
　　
　　
　　注釋：
　　〔1〕 王涵：《昭通營盤古墓群發掘簡報》，《雲南考古》第41期。　　
　　〔2〕 昭通地區文物管理所：《昭通文家老包古墓群調查簡報》，《雲南文物》第15期。　　
　　〔3〕 内部資料。　　
　　〔4〕 内部資料。　　
　　〔5〕《雲南昭通發現東漢“孟琴之印”》，《文物》1975年第5期。　　
　　〔6〕 昭通地區文物管理所：《雲南昭通市鷄窩院子漢墓》，《考古》1986年第11期；游有山、謝崇崐：《昭通縣鷄窩院子漢墓清理簡報》，《雲南文物》第13期。　　
　　〔7〕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永善縣務基鄉青龍村漢墓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頁281。　　
　　〔8〕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昭通水富縣樓壩崖墓發掘報告》，《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頁106。　　
　　〔9〕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大關、昭通東漢崖墓清理報告》，《考古》1965年第3期。　　
　　〔10〕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昭通小灣子崖墓發掘簡報》，《雲南文物》第33期。　　
　　〔11〕 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雲南昭通象鼻嶺崖墓發掘簡報》，《考古》1981年第3期。　　
　　〔12〕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雲南分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頁56。　　
　　〔13〕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雲南分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頁68。　　
　　〔14〕 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威寧縣文化局：《威寧中水漢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　　
　　〔15〕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樂2000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 四川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涪陵縣文化館：《四川涪陵地區小田溪戰國土坑墓清理簡報》，《文物》1974年第5期。　　
　　〔17〕 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船棺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　　
　　〔18〕 胡振東：《雲南省昭通後海子東晋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63年第12期。　　
　　〔19〕 參見徐中書：《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蹻的關係》，《思想戰綫》1974年第4期。　　
　　〔20〕 昆明市博物館：《禄勸阿巧石棺墓》，《雲南文物》2007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宋治民：《蜀文化與巴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　　
　　2.張增祺：《古代雲南的“樑堆”墓及其族屬新探》，《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4期。　　
　　3.羅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　　
　　4.羅開玉：《古代西南民族崖墓研究》，《考古》1991年第5期。　　
　　5.丁長芬：《試論昭通崖墓》，《雲南考古》總第46期。　　
　　6.楊帆、萬楊、胡長城：《雲南考古（1979～2009）》，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霞,雲南省彝良縣文管所；萬楊,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