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1946年粤港沙頭角復界問題是經粤港高層官員協商並組織實施和解决的邊境遺留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和解决象徵着英國恢復了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本文研究並證明瞭英方曾指責中方在邊界“自竪標誌物”的確是一次誤判，而中英界碑勘測圖還將爲中英街中心綫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
　　
　　【關鍵詞】粤港   沙頭角邊界   復界
　　
　　Abstract: The Lapped-Boundar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Lapped-boundary in Sha Tou Kok (Shatoujiao) was mutually compromisss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high official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46.  This symboliz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U.K.) had resumed her colonial governance on Hong Kong.   This artical studied and prov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s accoused China of “unilateraly erecting landmark” was a miss-judgement, and the reconnaissance map of the Sino-British Boundary Stele provide a major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iddle-line of Chung Ying Street (Zhongying Jie)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   Sha Tou Kok (Shatoujiao) Boundary   Lapped-Boundary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倫陷後，粤港沙頭角邊界兩邊均已成爲日占區，日軍以“妨礙交通”爲名，丢棄了中英街3-8號界碑。日本投降後，英國重新佔領了香港。1946年，港英政府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了沙頭角邊境復界問題。他們爲何會在日本剛剛投降不久就提出解决這一問題，國民政府是如何應對的等問題，過去由於缺少資料，無法對這個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究。
　　
　　2009年，在香港歷史檔案館的大力支持下，中英街歷史博物館獲得了一批關於沙頭角復界問題的歷史資料，它們主要是一批粤港高層之間的信函。通過這批資料筆者才進一步瞭解到，關於戰後沙頭角邊境的復界問題是在英國高度重視下，經過粤港政府間高層協商和推動完成的。如：香港總督楊慕琦、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羅納德·哈爾、廣東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徐景堂等中英官員均參與了沙頭角邊境的復界問題的討論。
　　
　　一、沙頭角邊境復界問題的提出
　　
　　1946年4月27日，港英政府公共工程部土地測量員柯林斯在中方高級測量員黄漢陪同下，來到新界東北部的沙頭角查看了位於中英街的1至8號界碑。查看後，柯林斯還專門撰寫了《中英邊界勘察報告》，並向上司報告了界碑的分佈情况。柯林斯在報告中特意提出了他在沙頭角的新發現：“在沙頭角觀察發現，中國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邊界界標，在邊界上距離英國一面幾英尺的地方裝有一面旗”。
　　
　　5月7日，擔任監督職務的G. H. 甘地在給公共工程部的復函中提出“應設法及早重竪界碑”的意見，他還在函中透露“有一幅32英寸比1英里的邊界大比例尺地圖，它明確了界碑重竪的位置”。這幅標明界碑位置的大比例尺地圖是1927年港英政府所繪製的《粤港邊境界碑走向圖》。
　　　　
　　圖一   1927年香港測繪的中英界碑分佈圖（局部）（图片略）
　　
　　2009年香港考古學會吴偉鴻先生來深參加嶺南考古年會時答應協助查找，不久即向筆者提供了這個地圖的出處和信息。同時，深港多個研究部門也在香港查找這份重要的資料。2010年3月，香港嶺南大學華南與香港史研究部劉智鵬主任和劉蜀永副主任來中英街考察時，向本館提交了沙頭角邊境中英界碑分佈圖複印件。這幅地圖標注了從沙頭角到深圳河沿綫的20塊界碑所在位置（圖一）。由於地圖太大，本文所用部分只是中英街1至8號界碑範圍的局部。
　　
　　　　
　　中英邊界勘察報告〔1〕
　　1946年4月27日和29日
　　　　
　　4月27日，星期六，我在邊界東段檢查了沙頭角的八個界標，隨行的是中國高級測量員黄漢先生。我發現，在這些界標中，只有前兩個完整無缺、狀况良好。其餘六個已連同底座一起被拔除并且在距離它們原址一段距離的不同地方全部被找到，就這樣形成了乾燥的碎石垛墻。
　　
　　  在沙頭角觀察發現，中國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邊界界標，在邊界上距離英國一面幾英尺的地方裝有一面旗。視察期間中國士兵或官員都未遇到任何困難。
　　
　　　　
　　（簽名）S. C. 柯林斯　　
　　土地測量員　　
　　1946年5月2日　　
　　
　　給公共工程部的復函〔2〕　　
　　公共工程部
　　
　　S.C.柯林斯先生隨函附上删節報告已提交，該報告摘自中英邊界遺失界碑的第2、5、4、6項内容。
　　
　　我認爲我們應設法及早重竪界碑，否則它們可能會丢失，但是在與中國當局取得聯絡之前，我們不能這樣做。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聯繫到一位中國官員，他有權陪同我們的維修團隊並對重竪
　　
　　位置没有异議。我們有一幅32英寸比1英里的邊界大比例尺地圖，它明確了界碑重竪的位置。國有土地管理局還持有這份地圖的另一副本。
　　　　
　　（簽名）G. H. 甘地　　
　　1946年5月7日
　　
　　
　　爲了推動粤港沙頭角邊境復界問題的盡快解决，5月17日，香港總督給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去了一封信函，其中有一句話引人注意：“即在邊界處距離英國一邊幾英尺的地方已經竪立了一塊新的界碑”。這句話顯然是在針對中方。他正是從土地測量員柯林斯的報告中得到的情報。實際上，柯林斯在沙頭角中英街查看的“距離英國一面幾英尺的地方”是中英街三號界碑的位置，這裏是中英街通向新界的三岔路口，1941年日軍佔領沙頭角後曾在這個位置搆築了一個碉堡（圖二）。
　　
　　圖二   位於中英街三號界碑旁的日軍碉堡（图片略）
　　圖三   日本碉堡曾被中方用作邊防戰士執勤哨位（图片略）
　　
　　1945年日本投降後，這個碉堡一直未拆除，曾被中方哨兵用作值勤站立的哨位。20世紀70年代，深圳攝影家協會主席何煌友在同一個位置拍攝了一幅歷史照片，中方的邊防戰士就是站在碉堡上面值勤的（圖三）。但柯林斯在戰後來到中英街，即以敏鋭的目光將日軍碉堡看作是“中國人建立的他們自己的邊界地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中英街成爲商貿業的集散地，從國内慕名而來的購物群衆人山人海，由於中英街道路狹窄，十分擁擠，於是，中方一側的中興街居委會才安排工人把這座碉堡拆除了。
　　
　　8月12、13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總領事哈爾連續給香港總督回復了兩封信函，信函中談到了總領事協調中方的情况及許諾找到重竪界碑的證據。同時也流露出重新劃界存在的難度。羅納德在協調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後得到羅卓英滿意的答復，他在回復香港總督時還把羅卓英的函件作爲附件。就這樣，1946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哈爾根據港督的意見，就重竪中英界碑事宜與廣東省政府達成了一致的意見。
　　
　　香港總督楊慕琦給廣州總領事的函〔3〕　
　
　　SEC 1/2911/46　　
　　香港禮賓府　　
　　1946年5月17日
　　閣下：
　　
　　我很榮幸地給您寫信，就有關沙頭角華界和英租界之間的邊界劃定問題進行探討。在沙頭角附近的全部八個界碑中，目前只有兩個位於正確的位置上。其餘六個則被置於距離它們原址一段距離的不同地方。
　　
　　人們注意到了一點，即在邊界處距離英國一邊幾英尺的地方已經竪立了一塊新的界碑。有人認爲，對邊界所做的任何再標記都應該在與適當的中國當局取得緊密聯絡之後進行，因此，如果您能邀請廣東省政府説明他們正式授權的代表何時何地最方便針對當前問題與本政府的一名代表會面，我將萬分感激。
　　
　　謹啓　　
　　總督   楊慕琦
　　英國國王陛下的總領事
　　廣州
　　
　　英國廣州總領事哈爾寫給香港總督的復函一〔4〕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
　　
　　1946年8月12日 
　　閣下：
　　
　　 謹向您提及7月22日第三人的6號（1/2911/46）急件，該信件要求對有關沙頭角華界和英租界之間的邊界劃定問題做出答復。
　　
　　1.我再三懇請羅卓英主席盡早回復我。我獲知，當許多政府部門參與進來時，在8月10日舉行的省政府會議之前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答復的。現在我明白，已經無法改變的是，如果没有高級負責人的參與，省政府是不能解决這個問題的，因此，這個問題已提交到最高國防委員會等待裁决。
　　
　　2.據悉，與此同時，一名普通測量員也可能被派往沙頭角勘察這個問題。
　　
　　3.在省政府任職的岳雲先生參加了中緬邊界委員會，緬甸因佔領該領域達兩個季節并且卷入了佤族部落小戰役而遭受了嚴重的困難，因此他可能會過度强調這項舉措的潜在困難。
　　
　　謹啓　　
　　
　　總領事   羅納德·哈爾
　　香港
　　香港禮賓府總督
　　G.C.K.G.楊卡克先生
　　閣下　　
　　
　　英國廣州總領事哈爾寫給香港總督的復函二〔5〕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　　
　　1946年8月13日　　
　　閣下：
　　
　　1.謹提及我於8月12日的編號爲66（5/72-16/46）的急件，該信件有關沙頭角華界和新界之間的邊界重竪界碑問題。
　　
　　2.一名省政府官員今天對我説，因爲涉及到這麽多内閣官員，他認爲或許没有必要推遲解决這些問題，而且似乎可以做一項適宜的調查，會發現重竪這些界碑可能不存在很大的困難。
　　
　　3.我許諾，只要可能，一定找出可以對界碑進行重竪的證據。例如，我看到於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署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没有試圖界定邊界，而只是説“英租界範圍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擴大，這在所附的地圖上有所表明。當兩國政府任命的官員進行適當的調查之後，確切的邊界應該固定下來。”毫無疑問，如果具有“兩國政府任命的官員”簽名的調查可以生成的話，那麽在處理該問題時，這將會是相當大的幫助。如果華人獲悉重新界定的邊界綫的長度，或者换句話説，獲知不存在争議後兩塊界碑分開的距離，而且如果他們獲知在兩塊界碑之間劃條直綫是否真正搆成無標記界綫的話，這也將可能幫助他們决定他們應該多麽謹慎。
　　
　　4.當我看到1925年和1931年殖民部歸檔的香港和新界地圖中標記的邊界時，我發現該問題可能比我起初想象的要難得多，因爲這兩張地圖中劃出的邊界明顯不同；事實上，在沙頭角，這存在大約兩英里的區别。
　　
　　謹啓
　　總領事   羅納德·哈爾
　　香港
　　香港禮賓府總督
　　G.C.K.G.楊卡克先生
　　閣下
　　
　　羅卓英主席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函〔6〕　　
　　
　　閣下於1946年08月01日發函，表示希望我們能够對任命官員處理沙頭角地界問題的事宜盡早做出回復，我很榮幸告訴您，自1946年05月28日收到貴函後，該問題已通過電報呈遞至袁總執行長處等待批復，現已下令區政府調查此事並做出答復。一旦得到回復，必將致函並隨後派遣人員赴港解决相關事宜。

    廣東省政府主席   羅卓英（簽名）　　
　　1946年08月22日　　
　　
　　二、實地測繪和勘察
　　
　　就在羅卓英主席8月22日給香港總督復函一個多月後,中方已經開始落實沙頭角復界事宜。10月12日，中國外交部代表李瀚、地政局代表曾隼秋、會計處王睿、民政廳王仁佳在廣東省政府民政廳會議廳召開了“整理沙頭角中英界石案第二次座談會”。座談會由王仁佳報告了自9月1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議的多項辦理步驟，以及由地政局派人前往沙頭角測勘舊界和繪圖；並通報了粤海關税務司公署來函轉來九龍海關鈔送的沙頭角新界圖一份。從圖中可以看到，對中英界石位置的記載甚爲明晰。同時，根據寶安縣政府報告：“中英界石雖已被毁，惟此界之遺留痕迹尚可辯認”的情况，可以派人前往寶安縣政府會同派員依圖勘對，如屬無訛便可呈復外交部核辦〔7〕。　　
　　
　　會議做出了四項决定： 
　　
　　1.根據九龍關送來的沙頭角新界圖所繪中英界綫，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及省府地政局派員前往會同寶安縣府勘明石界遺留痕迹是否與圖載相符（圖四）；
　　
　　圖四   中英界限平面圖（图片略）　　
　　
　　2.赴勘人員旅費先由省府墊借二十萬元，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並入辦理此案，預算呈請外交部撥還歸墊；
　　
　　3.由地政局復製沙頭角新界圖六份備用；
　　
　　會勘清楚後，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將調查此案經過情形，連同有關文件及造具經費預算呈復外交部核示。
　　
　　4.爲查驗沙頭角界石是否與圖載相符，廣東省地政局派丘明學股長，並會同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科長李瀚、吴俊章和寶安縣政府陳嘉會一行四人赴沙頭角實地查勘，五天後，他們把查勘情况寫了一個報告：
　　
　　“查本案應施行查勘區域，即在沙頭角附近，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經過地帶據當地巡官王銘章及正副鄉長暨地方紳耆等，所引指各該界石之位置，查其附近之地物地形，雖與兩廣特派員公署檢送之沙頭角新界圖，及九龍關鈔送之新界圖等，所示之地物地形多未符合（界石經過兩旁全數建築店鋪），惟上開圖内所示第一界石於南之海，及第三界石於西之橋樑、車站、等地物，與現在實地情形尚相吻合，且第一、第二兩界石，仍巍然存在，而第三、第八之遺留痕迹，又班班可考，復查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各該界石間之是地距離，與上開兩圖所示之距離，均約相等，是可證明當地巡官、鄉長、紳耆，所引指各該界石之是地位置，與上開兩圖所示之位置大致尚合也。惟第四、五、六、七等四個界石位置（當地人士所指引）全無痕迹遺留，雖其各該界石間之是地距離與上開兩圖所示之距離約相等，惟其方向間有偏差，（第七界石偏差較大），現該地區之地物地形已大部變更，而當地人士所指之第四、五、六、七等各該界石之方向，又略有偏差”。似應再派人員重新施測，以符地形。而策精確除將（當地人士所指）第四、五、六、七等界石之位置另在查勘略圖内分别註明外，謹將查勘結果、連同查勘略圖二份，一並報請察核〔8〕。
　　
　　1947年2月26日，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公署召開座談會，會議决定於4月5日前，派省地政局股長曾隼秋和技士古士宗，携備測量儀器前赴沙頭角精密測繪中英邊界現狀，此行仍由寶安縣政府派員協助，並通知深圳鎮公所會同前往，沙頭角鄉鎮保長等人也到場協助。當時，測量所依照的圖紙是九龍關和英駐穗總領事館送的沙頭角中英界石圖各一份。經詳細研究後，他們將其比例尺化爲分數，一爲一千五百三十六分之一，一爲一千九百八十分之一的比例，將兩圖所標示界石的相同位置及距離，兩相核算對比大致相符。　　
　　
　　尊敬的C.S.
　　給C.P.的複本　　
　　
　　1. 星期一我同A.D.O.一起，首次拜訪了位於大浦的沙頭角鎮公所。開會前，我圍着鎮上的邊境綫散步，鄉鎮保長還指給我被拔除的界碑的位置。在橋附近，我們碰巧看到了一些被遺棄的界碑，我讓P.W.D.將這些石塊帶到了警署，這樣當他們被復位時就不會消失了。
　　
　　2. 在我看來，在地圖上打叉的相關位置上，僅能從一件事物看到被拔除界碑所引起的不快，那就是街道中間一個直徑爲2米的圓形障礙物，其上立着一支長杆，杆頂飄着中國旗幟。我知道杆子前的鋪子（有漢字寫着沙頭角）是中國的派出所，而且在附近看到了帶有武裝的中國巡警。
　　
　　3. 不知道他們何時以及如何開始了這種厚顔無耻的傲慢，（雖然土地測量員柯林斯先生在1946年04月27日已經目睹——見注釋1）但我建議是時候中止我們的寬容了。
　　
　　4. 在結束與鎮公所的主要討論時，我問他們界碑的拔除是怎樣影響英屬地沙頭角的人們，他們回答：除了有時會從某些不確定地點，有裝載大米的車由中國運往英屬地沙頭角外，基本上没有什麽變化。在隨後的討論中，我感覺他們並未對英方表示抱歉，并且認爲我們很大度，尤其是在中國旗幟和飄着中國旗幟的旗杆問題上格外大度。
　　
　　5. 因此我即刻建議我們應向中國政府表示我們有限的容忍度，尤其是在旗幟問題上。　　
　　
　　J. 班洛　　
　　D.O.,N.T.　　
　　1947年11月07日　　
　　
　　尊敬的C.S.（經由D.C.S.）　　
　　沙頭角界碑
　　
　　以下爲4月15日與中國人所作會談的簡短摘要。可以説通過介紹，中國人持有極好的合作態度使整個合作工作進行的十分順利。　　
　　
　　1.我同D.O.N.T.,D.S.N.T.一起去羅湖，並徒步穿過鐵路橋來到深圳站，在那裏我們接到了從廣東搭晨間快車並已扺
達的中方人員。除了郭先生辦公室已經告訴過我們的廣東民政廳長，中方人員領隊徐景唐將軍外，一行的還有我的老朋友大英帝國四等爵士楚賴川（音譯）將軍，戰時他曾服役於曲江第七軍區司令部，在B.A.A.G.中有很高的聲望。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因戰時的出色表現榮獲了大英帝國四等勛章（圖五）。
　　
　　圖五 1948年4月15日，廣東省民政廳徐景堂廳長率團來沙頭角視察復界工作（图片略）
　　
　　2.我們於下午一點扺達沙頭角，警署奉出茶水糕點款待中方人員。結束簡短的初步討論後，我們開始討論1號、2號界碑，由於從未被移動過，所以雙方對此無任何异議。當隨後討論到3號界碑時，中方繪製的地圖，因有效記録下了邊界兩邊建築的前後對照圖和測量數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方地圖標注與我方基本吻合，故就此問題很快達成一致。在對周邊建築進行勘對後，雙方在剩餘的4，5，6，7號界碑問題上也取得了共識。
　　
　　3.既然界碑要被永久安置，界碑的位置一被確定，P.W.D.代表很快在該位置打上下尖木樁，並用石灰水繞木樁畫圈，隨即命苦力打下地基。
　　
　　4.大量時間被用在解决8號界碑問題上。該界碑仍舊留在河床的中間，但因水流關係，已將之冲倒。爲了將來，在確定位置時中方采納了我方建議，同意在河兩岸各竪標誌石一塊，以指明第八號界碑之位置在該兩塊標誌石相距之中心點。雙方很快就兩標誌石的位置達成共識。
　　
　　5.沙頭角的工作已經結束，所有參與工作者到位於大埔的政務司官邸參加午餐會。班輅先生致以簡短的歡迎詞後，提議爲中國元首乾杯致意。徐將軍回以同樣熱忱的祝詞並向國王H.M.敬酒致意。
　　
　　6.大家用了約45分鐘在政務司官邸討論標誌石上應銘刻的内容。爲簽署記録整個過程的備忘録，特安排於 04月16日下午在P.W.郭先生的辦公室舉行會議，來進一步討論該項事宜。會議大約用了兩個半小時的時間來整理備忘録的内容，並决定在04月17日星期六中午12點再次會面，在定稿上簽字。
　　
　　7.我和班輅先生已經研究過尊敬的S.G先生的建議，先生曾幫我們將備忘録相關文件呈遞給副檢察長。我十分滿意那份已簽署的文件。
　　
　　8.星期六我們在T.W.郭先生的辦公室會面時，已敲定且簽署好備忘録的中英文終稿，雙方各保留一份複本。我方複本已隨該文件呈遞。
　　
　　9.考慮到聯合測量，雙方要共同繪製八塊仍有争議的界碑圖紙等安排，中方同意讓公共事業廳測量員準備一份地圖，並將隨後對其進行審核。因此，若我方已備好地圖，應通知T.W.郭先生辦公室安排中方測量員對其進行審核，而挑出人選代表港府届時簽署文件將十分必要。
　　
　　10.現在必須將此事匯報給S.of S.,並把副本送到南京和廣東。我個人認爲我們應對備忘録原稿進行影印，並寄出影印本。
　　
　　11.我已快遞給S.of S一份草稿，並向駐廣東總領事寄出一封短信。來自英國駐廣東總領事館的C.M.樑先生將十分樂於幫忙。
　　
　　C.B.B. 柯特·史密斯　　
　　政治顧問　　
　　1948年04月19日　　
　　
　　三、粤港復界問題的最終結果　　
　　
　　從1946年開始，粤港雙方先是通過協商對沙頭角復界問題取得了共識，這是推進重竪界碑問題解决的基礎。
　　
　　圖六   《重竪沙頭角中英界石備忘録》中文影印件（图片略）
　　
　　（一）1946年4月27日，港英政府公共工程部土地測量員柯林斯在對沙頭角中英街考察中發現的所謂“中國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邊界界標”的説法缺少調查，僅根據看到的現象就下結論，因此，難免因爲缺少事實根據而造成誤判，他所説的中方在中英街設置的2MX2M的物體根本不是中國人製作的邊界界標，而是日軍佔領沙頭角時留下的一座碉堡；
　　
　　（二）復界最後采用了英國人的方案，分别在沙頭角界河8號界碑兩側竪立了標誌碑，以防止界碑被水冲走或移位。
　　
　　（三）1948年4月15日，粤港雙方方組織的代表扺達沙頭角，“勘界工作由下午一時開始，歷兩個小時許始告完成，每一界碑位置測定後，即用白粉作標識，另由工程人員另行竪碑”。　　
　　
　　（四）4月17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國民政府兩廣特派員公署辦事處内簽訂了《重竪沙頭角中英界石備忘録》，沙頭角邊境的復界以此爲標誌宣告結束（圖六）。
　　
　　四、結 語
　　
　　對粤港沙頭角邊境地區的復界問題，是英國在戰後制訂和完成對香港重新管治所采取的一次邊界確認行動。復界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將日軍丢棄的3至7號界碑重新放回原來的位置。以便盡快恢復邊境秩序。英國通過駐廣州領事館成功協調了廣東省政府，在省政府主席羅卓英的重視和配合下，復界行動在歷經整整兩年後得到圓滿解决。
　　
　　注釋：　　
　　〔1〕參閲香港歷史檔案館：《沙頭角復界資料》“1946年公共工程部土地測量員柯林斯在沙頭角勘測報告”。　　
　　〔2〕同注〔1〕。　　
　　〔3〕同注〔1〕。　　
　　〔4〕同注〔1〕，參考文獻編號66（5/72-16/46）。　　
　　〔5〕同注〔4〕，參考文獻編號：70（6/72-16/46）。　　
　　〔6〕譯本參考信函編號爲Man Yee15856。　　
　　〔7〕廣東省檔案館：《廣東地政廳測量沙頭角歷史概况説明》；　　
　　〔8〕同注〔7〕。

　　（孫霄，深圳市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