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四川客家人是客家民係的一支，其認同有兩種情况：一是以祖籍地爲單位的地域認同，二是以各家族爲單位的親屬認同。地域認同主要通過閩粤贛客家移民各自建立的會館來體現，而親屬認同則主要通過和家族有關的一系列活動來呈現。除此之外，四川客家人認同的維持還有賴於客家人語言的基本一致性及其延續性。
　　
　　【關鍵詞】四川客家   移民   認同
　　
　　Abstract：The Hakka in Sichuan is one branch of the Hakka ethnicity. They usually have two kinds of identities: one is the geographic identity that considers their origin as the bond of unit, while another is the relative identity which takes the family as a unit. The geographic identity is usually represented by guild halls set up by the immigrants from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while the relative identity is mainly represent by family activities. Besides this,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Sichuan Hakka also relays o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akka language. 
　　
　　Key words：Hakka in Sichuan   immigration   identity
　　
　　一、 緣   起
　　
　　客家是中國的漢族族群，是歷史上不同時期從中原輾轉遷徙到南方的漢人後裔。秦漢、兩晋和唐末的北方漢人三次大遷徙，其中有部分就是成爲客家民係的先民。清代前期，屢遭戰亂之劫的四川，人口流失嚴重，田地荒蕪，清廷采取“湖廣填川”之策，廣東、江西等地客家人之後也隨着湖廣人遷入四川。客家人現如今主要分佈在廣東、廣西、江西、福建、臺灣、四川、湖南、海南、貴州、香港、澳門等省區以及美國、東南亞等國家〔1〕。下文擬從人類學族群認同的角度對四川客家進行探討，由於田野資料的缺乏，本文主要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着手進行分析。
　　
　　二、 四川客家概况及研究概述
　　
　　四川客家人被四川當地人稱爲“土廣東”，學界對四川客家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民國時客家問題開始引起世人關注，并且逐漸遍及海内外熱潮的年代〔2〕。羅香林首先對生活在祖國西部的四川客家人的源流和分佈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認爲四川没有純客住縣，客家分佈在十個縣，分别是涪陵、巴縣、榮昌、隆昌、瀘縣、内江、資中、新都、廣漢、成都。這些地方的客家人都是清初自粤贛兩省遷去，也和湘贛人雜居。
　　
　　1941年，鐘禄元在《文史教學月刊》第3期上發表《蜀北客族風光》，該文第一次報導了成都近郊客家人的“奇風异俗”。1943年，他又在《風土什志》發表《東山客家風俗一瞥》，兩文的發表使讀者對當時四川地區客家人的歷史與現狀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畢業於華西協和大學的徐寶田在馮漢驥、羅榮宗的指導下寫就的論文《四川省華陽縣客家民族之研究》，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當地人口、生活概况、歌謡與語言、客家優缺點進行記録和分析。董同和的《華陽凉水井客家話記音》是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研究客家方言的經典之作，該書審音準確、資料豐富與方法科學，至今仍是方言調查的典範。80年代以來，四川客家研究進入催生階段，主要代表作有：黄雪貞《成都市東郊龍潭寺的客家話》，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劉正剛《閩粤客家人在四川》，孫曉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論文有黄友良的《四川客家人的來源、移入及分佈》。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對已有的四川客家研究情况有了一個較全面的瞭解。現今四川的客家人主要是清初從廣東、福建、江西入川的，這部分移民占四川客家總人口的90%；其餘約10%的客家人20世紀30年代來自於國内及海外的客家人、客屬歸僑，還有一部分是明代入川的客家人〔3〕。由於清初四川的戰亂，生靈涂炭，四川人口鋭减，造成地曠人稀，有可耕之地，無耕地之民的局面。清王朝建立初期相繼采取了移民墾荒的舉措，以解决勞動力和糧食問題，對西蜀腹地政策優惠，“對徙川民人開墾水田旱地，定於三年，五年昇科”，安插户籍，編入保甲，並給予牛種、糧食等援助，朝廷還把招民復業，招民墾荒納入政績考核。這樣一個優异的移民環境吸引了十餘個省的民衆入川，以湖廣省（湖北和湖南）最多，在時間上，湖廣人也最先入蜀，廣東、福建移民入川在湖廣人之後。迄今爲止，學者們對四川客家移民的來源，姓氏搆成及宗族，地理分佈，語言風俗，宗教信仰，會館建築，物質生活，山歌傳説等進行了闡述，本文試圖以一個新的視角即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四川客家的文化，以期有抛磚引玉之效。
　　
　　三、 何謂認同
　　
　　“認同”一詞多指族群認同或者民族認同，但是一個群體的實際生活狀况是很復雜的，因此群體的“認同”也必然很復雜。這裏討論的四川客家人的認同很寬泛，影響“認同”建立的因素很多。四川客家人主要來自閩粤贛交界地區，他們的認同有兩個層次，一是以祖籍地爲單位的地域認同，二是以各家族爲單位的親屬認同。雖同爲客家人，但是由於遷出地不同，在川的閩粤贛客家人的認同也不一樣，即表現在他們分别建立自己的會館，會館供祀各自的神，且名稱也不同。
　　
　　相反，作爲整體的四川客家人似乎没有建立起認同，早於客家遷入的湖廣人和土著稱他們爲“土廣東”，稱他們説的話爲“土廣東話”，這似乎也只能説明廣東客家在四川客家人中的比重大而已。爲什麽没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客家的認同呢？這和四川客家人在四川的分佈有關。在清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中，由於客家人大多集中在康熙、雍正、干隆朝遷入四川，當他們在西部發達地區這塊土地上最終落脚定居下來的時候，好田好地以及平壩地區早已被捷足先登的兩湖移民插占開墾，因此，他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即通過插花的形式，分散地置身於客省移民之中，由此形成了“大分散”的基本格局，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於客家人遷川的基本方式，大多“結伴而行”，以一定的血緣和地緣關係作爲紐帶而連接在一起。爲了克服在异鄉人地生疏和文化差异環境下的孤獨和寂寞，他們大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並結合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以一個個家族、村莊乃至於社區的形式集合在一起，由此又形成了“小聚居”的居住格局。這種“小聚居”的範圍，小至一個村莊，大至一個縣鄉，乃至於若干個縣鄉連成一片。這些連成一片的縣鄉，又搆成了四川版圖上的“客家方言島”〔4〕。這種分佈格局决定了客家人遷入四川後是和湖廣人穿插居住，而不是閩粤贛的客家人居住在一起，因此四川客家人的認同只能是以地緣和血緣爲單位，而不會以“客家”爲單位。那麽四川的客家人又如何維係這些認同呢？
　　
　　四、四川客家人認同的維持
　　
　　上面談到，四川客家人的認同有兩種，一是以祖籍地爲單位的地域認同，二是以各家族爲單位的親屬認同。地域認同主要通過閩粤贛客家移民各自建立的會館來體現，而親屬認同則主要通過和家族有關的一系列活動來呈現。
　　
　　近年有學者論证，西北、東南諸省人口移往西南各省是明清兩代共有現象，長期大量西移的客民，在長江中上游諸省建立了很多會館，而一般非省垣、非近代正式開埠的州縣會館，以四川最多，湖北、湖南、江西次之。宣統元年，傅崇矩就地采訪，編有《成都通覽》一書，所列成都會館公所，大小有三十餘處。清代成都府十六縣，每縣均有异地會館，成都府内會館如此之多，爲全國省垣少見。這與清初成都遭受重大破壞和居民以外來移民爲主的歷史直接相關，以致城内部分地名直取自會館、公所名，有的保存至今。例如：在成都有燕魯公所街，因爲其地原建有河北、山東兩省聯合會館；陝西街爲山西會館所在地；貴州館街，因爲其地原建有貴州會館而得名等〔5〕。清代四川來源地十分廣泛，如成都的移民來源地就有湖南、廣東、福建、江西等16各省之多，不同省籍的移民入川後，在較長的時間内仍然保持或沿用原籍的風俗習慣。各省移民風俗殊异最典型的表現是各省方言在四川移民中的流行，直到今天，四川的客家方言同粤北、粤東的客家話還相當一致，彼此交談困難不大。彼此語言、習俗的差异，不僅使移民與土著間，而且各省移民間也存在着隔閡。這種隔閡便會造成他們相互間缺乏情感的溝通和互相信任感，從而使得同省籍移民之間相互需要一種信任和依賴感，而在對付外界的鬥争中，移民更感到團結的需要。可以説，各省移民對故土的深切眷戀，對於自身安全的渴求，更加强化了同籍移民間合作的觀念，於是捐資建立移民會館已是水到渠成〔6〕。
　　
　　同鄉組織的集體象徵是鄉土具體事物的自然選擇與象徵化，用以團結同鄉、代表同鄉的一種偶像化的標誌，而爲同鄉所認同。每個同鄉組織都祠祀這“鄉土神”。所謂“鄉土神”是指寄籍同鄉在家鄉和家鄉之外所共同祠祀的神靈。廣東客家移民會館的名稱大多爲“南華宫”，但也有其他不同的稱謂，多供奉“南華六祖”，即慧能禪師。福建客家會館的名稱一般都稱爲“天後宫”或“天上宫”，也有的稱天後廟，天後即媽祖，相傳媽祖生於北宋建隆三年，福建莆田湄洲人。江西客家移民會館稱爲“萬壽宫”。在這種以神道施教的倫理原則指導下，同鄉之間的集體象徵間接地趨於一致化，同時復雜化，普遍表現爲一神附祀多神，即神的倫理化、神的職業化，更滲透了敬業樂群的意義。清代各會館鄉土神祭祀的興盛和泛地域化，主要還在於官府的倡導和祭祀的定制化，各“鄉土神”歷來受到朝廷的封贈或有崇高祀典。如江西人帶入成都的九月初九的九皇會就爲各會館和普通百姓認同，視爲常會。同鄉組織的神道功能的表現，還包括同鄉們在神前聚會祈福，在神前娱樂與社交。“葬無所歸，祭無所賴”被視爲旅外生活的痛事，四川各會館皆有以時舉行的共同祭祀。會館還有互助功能，如商業糾紛的調解，生活方面的互助，如喪葬、醫藥、教育、養老、育幼及恤貧等。各地會館舉辦同鄉子弟入學讀書的義學。會館還有娱樂與社交功能，四川各地會館的神前祭祀是以舉辦廟會的形式舉行的，帶有同鄉聚會娱樂與交往的需要。每至會期，演戲酬神，集鄉人親友舉酒高會，狂歡極樂，夜以繼日〔7〕。可見，會館可以聯繫鄉民，還具有教育功能，等等這些功能都加强了四川客家的地域認同。
　　
　　以各家族爲單位的親屬認同主要通過家族的各種活動來體現。家族是以血緣關係爲紐帶、以家庭爲基本單位結合而成的一種社會組織。福建和廣東是我國傳統社會家族制度最爲興盛和完善的地區，兩省客家人居住地區的家族組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大量的閩粤客家人入居四川後，其原籍的家族觀念也隨着移民自身的載體一同進入四川，遷移後的家族觀念不僅没有淡化，反而顯得更加牢固。閩粤客家人入川的一、二世祖曾掀起過回原籍遷先人骸骨入川重葬的高潮。更有甚者，有些移民一入川即買地建立家廟。祠堂是家族組織的中心，它既是供設祖先神主牌位、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家族宣傳、執行族規家法、議事宴飲的地點。祠堂有兩種形式：一是以祭祀原籍祖先爲對象而設立的祠堂；另一類祠堂爲入川祖及在川祖所建置。隨着在四川的閩粤客家移民家族世系不斷擴大，其各房修建的宗祠也越來越多。這樣，從入川祖祠堂開始到後來的各支各房祠堂的不斷建立，家族祠堂構建趨向於金字塔型。每有一祠擇行輩之最高者爲族長，有兄弟若干人則分爲若干房，每房各公舉房公一人，同心協力以襄辦祠中一切事宜。以家族祭祀、議事和執法爲主要用途的祠堂，是家族權威和血緣關係的象徵。爲了維護祠堂神聖和莊嚴，保持祠堂的整潔和香火有期，四川的閩粤客家移民家族對祠堂的管理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規則。祠堂祭祀格外肅穆和莊重，並有繁瑣的祭祀禮節，通過這莊嚴的祠祭儀式禮節，死去的祖先們固然得以盡情的享受子孫們供奉的香火，而在世的族長們的顯赫地位和族人們的上下尊卑倫序血緣關係，也在這一儀式中又一次得到體驗和强化。
　　
　　如果説祠堂是用血緣關係把族人們牢固地團結在家族組織的活動中心，那麽族譜、家譜的編撰，便是爲家族組織的活動建立了一份較爲完備的檔案資料。四川的閩粤客家人通過回原籍訪宗抄譜和原籍人入川對譜等方式修撰的族譜，一方面加强了移民與原籍族人的聯繫，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在川家族修譜追溯源流的可靠性與準確性。族譜中多實行名字排行制度，不僅使家族内部的血緣關係和上下倫序關係清晰可辨，而且還有助於聯絡不同地區内的同宗遠支族人的血緣感情。族譜在强調血緣關係的同時，還以其家族的道德價值標準來褒貶家族成員的行爲。總之，祠堂和族譜所强調的同宗共祖血緣關係，把分佈在四川各地的閩粤客家家族的族人有效地聯繫在一起，而族人們對於家族的向心力又進一步促進了家族組織的發展〔8〕。
　　
　　族産是四川閩粤客家移民家族組織的一項重要内容，它是維護家族組織得以運行的經濟支柱。族産除用於以祭祀爲中心的家族公用事物的開支外，它的另一個重要用途是賑濟撫恤貧困的族人。族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奬掖族中子弟進學。
　　
　　語言也是四川客家人認同的重要因素。在四川客家人的意識中，“廣東話”爲“祖宗言”是一個普遍而强烈的認識。對於移民的方言來説，其母語得以保存需要以聚居方式爲條件，因爲聚居的方式形成了一個有共同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生活圈，某種語言或方言是維係這個文化生活圈的紐帶。客家人散居的方式無法保存客家話。①在蘭玉英對東山客家的調查中，被調查者最一致的回答是：廣東人家家户户都教自己的孩子説廣東話，父母教廣東話，小孩子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她認爲是習慣使然。不管怎樣，客家方言在離開大本營之後三百年還能够保存，這證明它的使用的確是不可或缺的。有意思的是，各個聚居區的客家人都説自己説的客話是標準客家話，當然這些客話有的也受到四川官話的影響，這似乎也是鄉土意識濃厚的表現。因此，語言也加强了客家人的認同，尤其是祖籍地的認同。
　　
　　以上我們通過祠堂、族譜和族産等家族組織這三個最基本的方面，描述性的分析了四川閩粤客家認同的基本搆架。祠堂的建立和族譜的修撰及族産的設置從心理上固定了移民關於家鄉的新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説，祠堂的建立、族譜的修撰及族産的設置，是四川的閩粤客家移民對新居地認同的象徵。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内，閩粤客家移民就完成了與新居地四川的認同過程。地域和家族的認同和四川客家移民的方式和動因有關係，如果説家族認同是以血緣爲基礎的話，地域認同則是客家移民適應新的環境的結果。同時，四川各地的客家由於其所處的移民環境不同，其會館，語言等組織形態也不同。四川客家的認同十分復雜而且多層次，要具體分析。
　　
　　注釋：　　
　　〔1〕 黄淑聘主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06、308。
　　〔2〕 陳世鬆主編：《四川客家》，南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　　
　　〔3〕 同注〔2〕，頁46～47。　　
　　〔4〕 同注〔2〕，頁103。　　
　　〔5〕 劉正剛：《閩粤客家人在四川》，南京：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26。　　
　　〔6〕 同注〔2〕，頁122～127。　　
　　〔7〕 同注〔5〕，頁281～294。　　
　　〔8〕 同注〔2〕，頁232。
　　
　　參考文獻：　　
　　1.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2.劉正剛：《東渡西進：清代閩粤移民臺灣和四川的比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3.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
　　4.黄淑聘主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5.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　　
　　6.孫曉芬著：《四川的客家人與客家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年。

   （蘭維，南越王宫博物館，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