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有激情。第一次見到趙健，這個印象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中。

　　誰說的？膽汁質人的血管裏奔流的是岩漿般熾熱的鮮血。那麼，他呢？我無從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這位個頭不高的湖南人身上，有股子對一切新鮮事都想追個水落石出的激情。在他短短五年的新聞工作中，他懷著這種激情追蹤過大大小小的事件，用他的筆去謳歌光明、鞭撻醜惡，寫下近300篇稿件。他愛爭，爭那“出征”權，似乎從不滿足，從不疲倦。

　　趙健有間十幾平米的斗室，顯眼處掛著一個小小的鏡框，那是張照片：一根鐵索高懸河澗，他正掙扎著奮力向前，身下是滾滾泥石流。

　　看著這驚心動魄的畫面，一片潮紅湧上他的面頰，眼睛在熠熠發光。我知道，他的神思又飛到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

　　世界屋脊的艱難跋涉

　　哦，西藏高原，多少年輕記者嚮往的青藏高原！那是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的大慶之年。2月，趙健就向所在經濟日報社提出沿川藏公路進藏採訪的申請，很快，報社批准了他的計畫，一位元年輕的攝影記者鄧維與他同行。

　　在此之前，《經濟日報》曾派出記者羅開富徒步二萬五千里長征路採訪。看著那一篇篇引人注目的報導，趙健的心按捺不住了，4月5日，他和鄧維踏上了征程。

　　那年他29歲，快到“而立”之年了。

　　在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的高原上長途採訪，靠搭便車、騎馬、步行，要翻過30多座海拔4000米到6000米的大雪山，渡過20多條湍急的江河，行程4個月，那滋味是怎樣的呢？我沒法體味，還是讓我們翻翻趙健、鄧維赴藏一個半月後給報社同事們寫來的“訴苦信”吧：

　　“……‘白面書生’的帽子給我們再也戴不上了，臉都黑得直掉皮。抓糌粑，喝酥油茶，呑生肉，我們都不含糊。可藏民家的臭蟲、跳蚤，還是把我們整得夠嗆。……澡還是在四川巴塘洗過一次，現在嘛，只怕身上快長小動物了……”

　　訴苦歸訴苦，採訪起來一切卻忘了。他和鄧維克服語言不通、資訊不靈、交通不便這些令人煩惱的困難，堅持深入藏區採訪。一次，他們獲悉左貢縣東壩鄉是聞名全藏的“靠商致富鄉”，感到這對於商品經濟觀念薄弱的西藏很有傳播意義，決心去採訪。可是，這個怒江邊上的偏遠鄉村，遠離川藏線，沒有公路，沿途人跡罕見，怎麼去呢？“路在嘴上”，一打聽他們得知有一隊驢幫去東壩鄉，真是喜出望外，他們跟著驢幫上路了。

　　洛洛蒙巴雪山海拔5000米，空氣稀薄得只有內地的2/3。他們走幾步張大嘴喘一陣，終於翻過了雪山，天黑前趕到了目的地。在東壩鄉採訪的3天3夜，白天和藏胞一起抓糌粑，喝青稞酒，漫話東壩經商的歷史、現狀，晚上露宿房頂（這是唯一能使他們入睡的地方），與蚊蟲較量，早晨醒來，他們會為自己的“戰果”感到驚訝――光是掐死的臭蟲就有28只！

　　數不清的懸崖、深澗，還有那吞噬一切的雪崩、泥石流，給趙健和他的同伴帶來的是致命的危險。

　　1985年6月12日，這恐怕是趙健一生都難以忘懷的一天。這天，他們正趕向另一個採訪點，車行至川藏公路迫龍溝，正遇泥石流爆發。看著那駭人的場面，他們驚呆了――

　　100多米寬的河床上，湍急的泥沙裹著桌子大小的石塊奔騰呼嘯而下，濺起數尺高的黑浪。河上幾噸重的鐵橋此刻已被沖得無影無蹤。

　　川蒧公路中斷了！

　　如今，唯一的“通道”只有那條橫跨兩岸的溜索。

　　前進，還是後退？趙健和鄧維腦子裏一團亂麻。看著那顫顫悠悠的鐵索，還有那吼聲如雷的泥石流，他們的心在急跳，腿在發軟――就在幾天前，兩個過客剛從這條溜索上掉了下去，一瞬間就被泥石流吞沒……

　　可是後退，只能重返2000公里遠的成都，報導任務又怎樣完成？

　　“難道我們就這樣半途而廢？不！”他們都在對方的眼睛裏找到決心，堅定地走向溜索。

　　好！鄧維過去了。趙健咬咬牙，和一位蒧民上了溜索。在對岸的人合力拉動之下，他坐著鐵絲架籃滑向河岸。

　　“還有30米。”就在趙健想鬆口氣的當口，他們的滑輪被鋼索上的結頭卡住了，任憑人們怎樣猛拽也無法前進一步。他們在空中蕩起了秋千，那一瞬間，他感覺不著自個兒的心跳了！（參見本書彩色插頁“過溜索”照片）   

　　“穩住！”“別慌！”兩岸齊聲呐喊。慢慢地，他們鎮定下來，那位藏民用力推動滑輪，一下，兩下……終於越過了障礙，駛向對岸……

　　就在他們走後的第3天，又有兩位過客掉下溜索摔死了。第6天，一股更猛烈的泥石流襲擊了迫龍溝，他們歇息過的那座小山被夷為平地，溝旁80多輛汽車全被埋進20多米深的泥石流下……

　　成都——拉薩——中尼邊境，行程萬餘裏，歷盡艱與險。風塵僕僕的趙健和同伴回來了，他們是帶著豐收的碩果回來的――近50篇通訊、特寫，兩個西藏專版，還有近20幅照片，通過《經濟日報》向人們展示了西藏的風貌、建設和變化，還有那青稞酒、酥油茶……

　　他們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稱讚。西藏自治區黨委領導同志在他們離開西藏前冒雨看望了他們，對他們的採訪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報社的同志們熱烈地歡迎了他們。經過認真研究，報社領導為他們頒發了“特等獎”……

　　大火在召喚

　　從西藏回來，趙健主要從事默默無聞的編輯工作。他那顆充滿激情的心並沒有平靜下來，他在等待時機，就象戰士蹲在“貓耳洞”裏一樣，全部神經處於戰備狀態……

　　大興安嶺突發特大森林火災！“派記者，上火線，發報道！”1987年5月11日下午，《經濟日報》編委會緊急會議，決定從紛紛要求“參戰”的編輯記者中挑選3人，迅速趕往撲火現場。

　　經過一番“爭鬥”，兩名火線記者已定下。這時，下班的時間早過了，編輯部大樓靜了下來。只有總編輯范敬宜和值班副總編輯羅開富等幾位同志還在商量撲火採訪事宜。“定下我了嗎？”一個年輕人推門而入，這是他第三次闖進這裏了。老范、老羅相視而笑：“趙健，回去準備去吧。報社等著你們的火線報導！”

　　次日淩晨，撲火採訪記者趙健、隋明梅、王厚林就登上北去的列車。

　　“咣當，咣當”，13日晚9時半，他們在龍江縣擠上了運送撲火隊伍的悶罐車。黑漆漆的夜，嗖嗖的寒風，他們擠在沙丁魚罐頭似的車廂裏還凍得瑟瑟發抖，裹著部隊發的軍大衣也不頂用。

　　14日晚，撲火前線指揮部——塔河到了！小隋留在指揮部抓報導，趙健與王厚林摸黑趕到撲火部隊某師師部，匆忙中登上一部電訊車，淩晨1時，他們沖向東線火區。

　　大火在繼續蔓延，但某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傳出的消息卻常常是“火勢基本控制”。想知道實際災情多難呵！不管吃，不管住，沒關係，發不出稿卻讓新聞記者們火燒火燎――郵局發電報要總指揮部某某的簽名，長途電話線路緊張，掛通一次就算好運氣，還常常半路被掐斷，只有發電報。可是，指揮部某某要審稿，常常連人都找不到！

　　15日上午，趙健滿身塵土從火線趕回塔河發稿，在指揮部東奔西跑地好不容易找到那位審稿人。“念！”他叫道。忍受著審稿人盛氣淩人的訓斥，挑刺，好歹得到了簽字。趙健一溜煙跑到一公里外的郵局，“指揮部有令，簽字要在電報紙最末一頁，”不給發！此時的趙健已經一夜未眠，16個小時只啃了半塊幹速食麵。眼看著已是下午1時，再晚當天報社就收不到電報了。他上火了，又磨又求，還是沒用，最後只好懇求過路的縣物資局一位騎車青年帶他趕回指揮部，求得一份簽名，得了一句“要不是你老實，我還不簽”的訓斥，連忙跑步回郵局發稿。

　　幾經折騰，《艱苦卓絕的塔河保衛戰》電報稿終於發出去了。他，也癱倒了……

　　接受這次教訓，15日在東部嫩漠公路22站和南部繡峰二支線火場採訪一夜後，回到塔河的趙健，借用某集團軍“前指”的電話，與《經濟日報》駐哈爾濱記者站的盧錫光聯繫上了。他一邊寫稿，一邊等老盧的長途電話，終於，《決戰時刻》一稿在16日晚9時至11時半分兩次電話口述給哈爾濱，哈爾濱再電傳到北京。

　　靠著這條不受制於人的“鋼鐵運輸線”，一篇篇火線報導及時飛往北京經濟日報社。趙健白天在火場奔波採訪，晚上回到電話機旁寫稿傳稿。睏極了，就在旁邊閉閉眼。累壞了，睏死了，可心情是愉快的，每發回一篇稿子，他都高興得想唱……

　　火線採訪19個日日夜夜，趙健已是蓬首垢面，像個乞丐。10天沒有洗臉刷牙，14個夜晚沒在床上睡過覺，5天靠乾糧充饑，他已經精疲力盡了。但是，他越來越充實――3個寫得滿滿的採訪本，4盤錄音磁帶，還有他親眼所見撲火前線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動人場面……

　　他和同伴們回來了。一篇篇，一版版帶著大興安嶺煙火味的報導見報了。

　　《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在歡迎大會上熱情洋溢地發言：

　　“你們用汗水，心血寫出的一篇篇報導……為我們報紙建立了功勳，《經濟日報》的報史上將寫下你們的名字、你們的事蹟……”

　　“激情，是新聞記者的生命！”趙健在心裏記下了總編輯的這句話。

　　他，還是那麼激情滿懷，儘管，他已過了“而立”之年。

　　

（汪洋　原《經濟日報》記者，現任《金融時報》社社長，本文寫於198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