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七届五中全會强調：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强大動力，必須以更大决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築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爲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財税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資源性産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加快社會事業體制改革。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新優勢。

　　（一）經濟發展方式非轉變不可

　　近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被提到非常的高度，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都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置於突出的地位，同時也是全國上下各類媒體討論的熱門話題，足以表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體現近年來全國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成果。早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已注意到了經濟粗放增長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但由於當時的大環境和人們的認識水平所限，未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半個世紀過去了，盡管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取得舉世公認的成績，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經濟增長粗放問題始終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以至於現在又一次把它提到非常的高度，成爲我國在後金融危機的時代刻不容緩的任務。多年實踐表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項復雜、艱巨、長期的過程，任重而道遠，必須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找出對症下藥的辦法。

　　（二）體制嚴重滯後經濟發展速度

　　國内很多人士經過深入研究基本得出一種共識：發展方式轉變難是因爲經濟結構調整難；經濟結構調整難則是因爲經濟體制改革難。由此可找到結症之所在。長期以來，我們對轉變發展方式的做法注重於治標，而没有治本，只注重於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整頓治理，而没有同時針對産生這些問題的體制原因進行治理，以至於諸如中央抑制鋼鐵産能過剩而地方拼命上鋼鐵項目之類的情形不斷出現。

　　衆所周知，任何一種經濟運行方式要順利的運作，必然要求有一個與它相匹配的體制基礎，否則就難以運行下去。我國經濟粗放增加方式已運行了半個多世紀，説明它與現行的經濟體制基本上是適應的。當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果不改革現有的經濟體制，顯然是很難實現的。因此，體制改革、制度創新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由之路。

　　體制改革和創新本質上也是一種革命，深化改革必然涉及深層次的權力龢利益關係的調整，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加强整體協調，穩妥推進，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力求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穩定，但關鍵是實踐，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三）我省有關體制改革的實踐

　　廣東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中，擔當了排頭兵的角色，爲我國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取得了輝煌成就，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回顧廣東過去所走的路，基本是粗放增長的發展模式。當前國内外經濟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發展模式已難以爲繼，廣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迫在眉睫。中央審時度勢，於2008年底及時批準並下發《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爲廣東的未來發展指明方向，提出珠三角“深化改革先行區”的定位，明確賦予“先行先試”的歷史使命。廣東必須抓住機遇，發揮以往“敢爲人先，務實進取”的改革精神，探索體制改革新路子，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爲全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踐科學發展觀作出新貢獻。

　　但是，目前我省的諸項改革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具體的改革方案下放到各個部門，就成爲了部門主導的改革，這樣做的好處雖然可以落實責任，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改革不是一個部門能思考的，從一個部門的角度去思考，有時候方向是對的，有時候方向是有偏差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二、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建議

　　經濟體制覆蓋很多領域，内容廣泛，針對目前經濟運行中存在問題，爲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建議在深化改革中對下列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一）探索政府職能定位和到位問題

　　轉變政府職能已提出多年，早在黨的十七届二中全會就指出要深刻認識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廣東自改革開放以來，開展了多次政府機構改革，在政府職能轉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廣東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還面臨着艱巨任務。

　　當前突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在市場中存在着嚴重“越位”問題。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加入了市場的因素，但本質上仍是政府爲主導的經濟。各級政府擁有過多資源配置權力和對企業微觀决策的干預權力，由於以GDP作爲衡量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指標，因而導致各級政府會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上述的權利來實現其“政績”目標。由此也形成了各級政府投資衝動的内生動力，争投資、争項目，尤其是熱衷於産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項目。縣市跑省，省跑部，甚至有的縣市直接跑中央，各顯神通，這就是爲什麽各地駐京辦事處充斥京城的原因。這種不顧客觀環境和内部條件，盲目投資，過度開發，造成各地産業類同，重覆建設、産能過剩、環境污染和破壞的現象普遍存在，長期積累下來，已經成爲我國經濟發展的一種定勢。顯然，要轉變這種定勢，决非易事。必須下决心從體制入手，用改革和創新精神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用制度來保证經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職能在市場經濟中的“缺位”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市場經濟基礎環境的建設和維護，極需要政府職能的發揮，如市場秩序、規則、誠信、監管等等。政府與市場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兩個方面，政府“越位”，市場就“退位”；政府“缺位”，市場則無法“到位”。只有改革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經濟增長點模式，真正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企業，才能創造經濟發展的局面。只有這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才能真正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因此，深化體制改革必須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置於突出的位置。

　　（二）探索一套科學客觀的評價指標體系

　　探索一套科學客觀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來説，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我國是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只要中央精神一下達，全國各地就聞風而動，這種體制優勢對調動社會資源，辦大事，如奥運、世博、亞運，尤其是應對突發性事件是極爲有效的，這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優勢。但是，運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動的方式調控市場經濟的運作，則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帶來不少負面作用。例如，國家爲了保证節能减排任務的完成，對各地方下達了節能减排的指標，爲了達標有的地方採樣了簡單的“停産减産”措施，結果任務是完成了，但過程並不是我們期望的。同樣，長期以來，我們片面地把GDP增長速度作爲衡量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政績”的主要標準，因而各級政府都把追求GDP高速增長作爲首要目標，而忽視了社會、環境等方面爲此所付出的代價，這就爲粗放增長方式提供了體制機制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必須建立新的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利於對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科學客觀的評價和對各級領導幹部“政績”的考核。

　　近期，中央提出的包容性增長，以及“緑色GDP”的概念，是經濟發展方向和理念的重大轉變。雖然其思路和方向是好的，但至今仍未定型，也未付諸實踐。爲此，我省在這方面應該有所作爲，探索符合我省省情的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另外，建議嘗試探索評價指標多元化問題。長期以來，全國統一用一套指標覆蓋全國各地。由於我國幅員廣闊，地區差异很大，發揮作用也不同，采用全國統一的評價指標，顯然對地方的指導意義不大，甚至會挫傷地方的積極性。以我省爲例，對珠江三角洲、粤東、粤西、粤北山區有針對性地對它們采用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不僅能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和積極性，也可避免地區之間的横向攀比，你追我趕地走同一條路子。

　　（三）觀念上根本性的更新

　　誠然，把規劃做好是一方面，關鍵是用什麽樣的體制來推動，已成爲關鍵中的關鍵。要排除改革的障礙，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隨着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改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彈性和選擇性的，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沉澱出不合理的利益關係。掌握具體操作權力的某些部門，已經成爲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礙。與善政和善治的理想目標相比，我們缺乏政府改革的整體性和戰略性的長遠規劃，政府創新的内在動力嚴重不足，政府决策機制存在公共利益部門化的明顯傾向。

　　總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需深化體制改革，而體制改革是一項艱巨長期的工作。但是，一點一滴的改革，不失時機的突破，這種增量民主的理念或許正是我們目前唯一的選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基本路徑。

　　2010年12月2日

　　（周裕新: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華南理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