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立於歷史學角度評述，範英、江立平先生主編的《海洋社會學》的出版，除將引導歷史學者提高對中華民族開發海洋久遠歷史的關注度，開闢出歷史學研究的一片新天地，還在於爲其參與這一研究提供學術認同與支撑、研究具體指向，以及激發對諸多學術新問題的思考與解决，最終大大推進海洋社會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這次論壇的主題圍遶評述由範英、江立平主編，中國出版集團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海洋社會學》展開。感謝範英研究員與深圳方面盛情邀請，讓我今天在論壇上參與交流。但在座學者都是海洋社會學方面的專家，我是江蘇高校一名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學者，會前因故很晚接到邀請函，準備不太充分，對範英研究員的大作缺乏深入瞭解，只能站在歷史學專業的角度，談一點粗淺的心得體會，其中可能還有外行話，恭請範英研究員與各位學者批評指正。

　　一

　　《海洋社會學》的出版，將引導歷史學者提高對中華民族開發海洋久遠歷史的關注度，爲中國21世紀面臨的海洋世紀開闢出歷史學研究中的一片新天地。

　　其實，人類歷史一開始即與海洋聯繫在一起。因爲人類居住的星球表面三分陸地，七分海洋，稱爲“水球”可能比“地球”更符合實情。人類固然是陸地上的靈長類動物，但無論生活還是生産，對水資源的依賴如同空氣般須臾不可或缺。人類古代的四大文明都誕生於大江大河流域，而大江大河往往與海洋相臨相通。這就充分證明瞭人類社會不僅從蒙昧時代即與海洋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豐富的海洋資源與人類豐富的涉海行爲還是助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海洋是藍色的，人類歷史從未離開過海洋，站在這一角度，人類歷史即是一部藍色的歷史（可簡稱爲“藍史”），中國歷史同樣從一開始充滿了蔚藍的色彩。無論是北方的北京山頂洞人、山東龍山人，還是南方的浙江河姆渡人，皆依山傍海而居。我的家鄉江蘇南通東臨黄海，南傍長江，1973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青墩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箭鏃與海洋動物貝殻，證明6000年前南通先民也是依靠漁獵爲生。中國人不僅傍海而居靠海而生，而且勇於探索海洋，大踏步地走向海洋深處。海洋考古發現與古代文獻記載證明：在2000年前連接中國中原地區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同時，另一條連接中國南方與東南亞乃至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北部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逐漸形成中。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等城市，就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海港城市與外貿中心。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記載了一個名叫杜環的中國士兵，天寶年間在怛羅斯之戰中，被擄往大食國生活了10餘年，因懷念祖國，利用經商之便由海路從西亞返回廣州的史實，證明瞭唐代廣州作爲一座海港城市與外貿中心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後，中國商船更是不分晝夜，不避陰霾，在波濤汹涌的南海海面上大量出現，揚帆遠航。中國古代海運發達，除了憑藉中國人的勇氣與膽略外，還得益於“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在航海業中的廣泛應用。近年從海底整體打撈出水的“南海一號”沉船上，發現了大量中國製造專銷阿拉伯半島的珍貴瓷器，便是中國古代海運發達之一证。2月24日，在浙江台州市舉行了海峽兩岸紀念三國時吴國衛温船隊遠航臺灣1782年座談會。與會學者認爲，衛温船隊比鄭和下西洋（1405年）早1175年，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492年）早1262年，這是中國古代海洋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新民晚報》2012年2月24日）。無論從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還是以上歷史事實都證明，中國自古即是一個海洋大國與海洋强國。

　　但是，一段時間以來，歷史學界對中國海洋史（包括海洋社會學等）研究的現狀不太令人滿意，究其原因，一是封建社會後期的明、清兩朝，中國通往海洋的大門逐漸關上，以致閉關自守，抱殘守缺，海洋大國、强國的雄風不再。有些歷史學者爲流風所誤，將局部認作整體，至今仍喻西方文明爲“藍色文明”，中國文明則爲“黄色文明”。何謂“黄色文明”？即他們認爲，中華先民開拓的歷史，缺乏西方民族探索海洋的冒險精神與大膽追求，僅僅是一部“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斷開拓東亞大陸的“大陸文明”的歷史。他們可能忘了，即使在明、清兩朝，中國還有鄭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還有李汝珍描寫海外三十餘國奇人异事，奇風异俗的小説《鏡花緣》的出版！閉關自守只有短短幾百年，而中國的文明史長達5000年。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大步走向世界，溝通五洲，崛起爲一個新的海洋大國與强國，中國21世紀面臨一個全新的海洋世紀，也必然會遭遇來自海洋的巨大挑戰。以史爲鑒，古爲今用，現實向歷史學者提出了擴大視野研究海洋的重要課題，而有些歷史學者思想上顯然對此準備不足，故對“當下的海洋社會變遷與轉型研究的回應”非常有限。範英研究員指出：“强化海洋社會學研究成爲（學者）迎接海洋世紀的重大責任”。厦門大學楊國楨教授也指出：“中國需要自己的海洋社會經濟史”。從中國作爲一個海洋大國與海洋强國的久遠歷史中挖掘出中華先人探索海洋，利用海洋，與海洋和諧相處的歷史經驗爲現實服務，這是歷史學者現在面臨的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二

　　我認爲，範英研究員的《海洋社會學》對於歷史學者的價值，更在於爲歷史學者參與海洋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部成熟的可供參考與啓發思考的學術論著，實乃嘉惠史林之佳作，功莫大焉！

　　首先，《海洋社會學》有關海洋社會人類屬性方面的論述，爲歷史學者參與研究提供了學術上的認同。誠如上述，中國久遠的海洋歷史與海洋世紀來臨的事實，需要歷史學者將視野投向蔚藍的海洋與人類的涉海行爲，但學術上的相應論述對歷史學者參與這一領域的研究具有更大的説服力與吸引力。兹舉一例，大作在論证學科必要性時稱：“陸地社會的内在變遷及其人類屬性是不能代替海洋社會的内在變遷及其人類屬性的”，“人類社會的整體搆成和海洋社會相對獨立的地位”應予還原。“本書就是以這樣的認知來論説海洋社會的内在變遷、外在關照與人類屬性的。也因此，海洋社會才能作爲社會專門研究的對象之一，才能在這一前提下，對海洋社會的各搆成元素作出相應的探討”一段文字，論述了人類歷史的整體性與海洋、陸地兩個社會相互間的依存關係，以及建立海洋社會學的合理性，可稱見解獨到，字字珠璣。歷史學者向以人類社會歷史爲研究對象，但據範英研究員的大作可知，傳統認知在研究對象上存在“重陸輕海”，以偏概全的局限性。所謂海洋社會，即人類的海洋社會，人類的陸地社會只有與之結合才搆成完整的人類“大社會”。範英研究員給歷史學者的啓迪，即在於確立歷史學研究對象新的認知，將關注海洋社會這一領域的認識從感性上昇爲理性，從粗淺化爲深刻，從而變爲自身的自覺行爲。

　　其次，《海洋社會學》構建的學科體系架構，爲歷史學者參與海洋社會領域研究提供了具體指向。這部洋洋66萬言的大作，全書二十二章，共分五大部分，四大層次。五大部分中既有對該學科應運而生、研究意義、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論述；也有對海洋社會内在變遷、外在關照，以及海洋社會與陸地社會互動關係等方面的論述；還有對海洋環境、海洋經濟、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軍事、海洋外交和海洋法規及其與海洋社會互動關係等方面的論述；以及對海洋個體、海洋群體、海洋組織、海洋社區及其與海洋社會互動關係等方面的論述；最後有對海洋資源、海洋價值、海洋生態和海洋建設及其與海洋社會互動關係等方面的論述。四大層次，即分别指上述後四個部分論及的内涵及其與海洋社會互動關係，以凸現其宏觀、中觀、微觀和綜觀等不同的學術層面。全書體系架構前沿而宏闊（乃至許多概念與命題的厘定），發國内許多學者所未發，但見縱横交錯中，又經緯分明，渾然一體，給人留下海洋社會學是一門涵蓋廣闊，基礎堅實的新學科的深刻印象。雖然歷史學的體系架構，尤其是研究對象與之存在很大差异，但上述五大部分、四大層次中的每一個部分與層次都必然存在“過去”、“現在”與“未來”，歷史學者向以“過去”爲研究對象，如此，兩門學科在研究對象上即發生了廣泛的交叉。分析《海洋社會學》的學科體系架構，歷史學者不僅對這門陌生學科的印象變得清晰，而且可以進入這一學術殿堂領略風采，根據實際情况對號入座，與海洋社會學學者同探究竟，協力推進海洋社會學的發展。

　　再次，《海洋社會學》顯示的新興交叉學科與綜合學科的性質，啓發歷史學者在參與研究過程中思考與解决諸多學術上的新問題。國内學者對海洋社會學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這門學科顯然不屬於傳統學科。即使從新興學科的角度衡量，《海洋社會學》的觸角涉及海洋環境、海洋經濟、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軍事、海洋外交和海洋法規等多個領域（每一種帶“海洋”字號的，事實上都應屬於一門新興學科），但這些海洋學科中任何一門又都與陸地相關學科的研究對應銜接。立於這一個角度，上述任何一種陸地相關學科，均可在《海洋社會學》中尋覓到本學科的某些元素，而《海洋社會學》中涉及的任何一個領域，又必須以陸地相關學科爲基礎。《海洋社會學》真是一門横向上涉及許多新興學科，縱向上銜接許多傳統學科的新興交叉學科與綜合學科。而這一衆多學科之間合合分分的復雜關係，恰是符合人類對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自身認知的辯證規律的。正如範英研究員稱：“宇宙洪荒，天地混沌，百科不分爲一體。干坤運轉，大勢趨求，嶄新學説初長成。”故作爲歷史學者，必須清醒認識海洋社會學研究是一個多學科學者參與的綜合性研究，所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會面臨許多學術上需要解决的新問題。例如，歷史學者如何在這一研究中改進傳統的方法、手段、路徑，逐漸構建並形成未來《海洋歷史學》的理論搆架與理論體系？如何與其他學科的學者融合，凸現綜合研究中的叠加良性效應？如何在綜合研究中保持本學科的一席之地，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功能？横向在各學科研究對象上有所交叉不失自我，研究方法與手段上有所相似不失獨特，縱向則保持繼承與創新的統一，等等。上述面臨的每一方面都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自然，我因參與交流激發靈感，剛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現在還没有資格與水平能一一給出具體答案。“路漫漫兮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21世紀海洋世紀已經到來，深圳、南通都面臨祖國浩瀚的海洋，理應“春江水暖鴨先知”，對“當下的海洋社會變遷與轉型研究的回應”稍快一些。廣東學者爲迎接新世紀到來在海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已經遥遥領先，尤其是範英研究團隊在參與創建這門新興學科過程中，無疑成爲一支衝鋒在前的勁旅。他們既借鑒國内其他學者的學術成果，又在研究中堅持探索與創新，歷經3年，幾易其稿，終於出版了這部大作。南通學者應以此爲學習榜樣，急起直追。相信廣東、南通以及國内其他地方學者的携手合作，最終將大大推進對中國海洋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爲中國成爲一個新的海洋大國與强國服務。

　  （莊安正：江蘇省南通大學歷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