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與歷史沿革　　

　　（一）自然條件　　

　　１．地形地貌

　　大旗頭村大部分的土地屬沖積平原，海拔在３—１０米，土地肥沃。境內零星分佈著一些丘陵，海撥在２０至５０米之間，如老虎崗的最高海撥為４０．２米。

　　樂平鎮主要屬於近期坳陷的平原地帶，位於珠江三角洲邊緣，為西江、北江漫灘及一級階地組成平原，主要由鬆軟、鬆散、特種岩類組成。地下水位在負２０—４０米之間。

　　２．氣候條件

　　（１）總況。樂平鎮的大旗頭村屬南亞熱帶季風區，氣候溫和，光熱充沛，全年適合農作物生長。年總日照１９３４．４小時，年平均氣溫為２１．５℃；７月份氣溫最高，平均為２８．８℃；１月份氣溫最低，平均為１２．４℃，無霜期長達３５４天。年平均降水量為１６８７．８毫米，雨季在４—９月間。夏季受颱風和低氣壓槽影響有暴雨和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降水過程。

　　（２）物候。一年分為四季，每個季節的氣候情況有明顯的差異。

　　春季（２—４月）： 氣溫逐月回升，冷暖氣流交替頻繁，有結冰、霜凍和冰雹出現，偶有“倒春寒”天氣出現。 ２至３月低溫陰雨天氣多，平均每年有２０天。

　　夏季（５—７月）：氣溫上升，天氣炎熱，至 ７月份最高，月平均氣溫２８．８℃。１９６８年 ７月２２—２９日，持續８天，最高氣溫在３５℃以上。夏季雨量集中，占全年雨量的４６％，引起江水暴漲，時有洪澇成災。１９５７—１９８８年共出現暴雨２０１次，其中夏季９８次，占４９％。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７—２８日２４小時最大降雨量２０８．９毫米。

　　秋季（８—１０月）： 氣溫偏高，８月平均氣溫２８．５℃， ９月下旬北方冷空氣開始入侵，有時並出現寒露風，天氣轉涼，８、９月份仍有颱風，至１０月底基本結束。降雨量占全年的２８％，僅次於夏季，若影響縣境的颱風減少，則會出現秋旱。

　　冬季（１１月至翌年１月）： 小雪過後，氣溫下降，１月份氣溫最低。主要風向為北風和西北偏北、東北偏北。冬季雨量少，僅占全年的６％。因冷空氣影響，時而會出現霜凍，１２月平均有霜日為０．７天，ｌ月份平均有霜日為１．３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和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曾降雪。

　　（２）日照。境內屬低緯度短日照地區，晝夜長短的季節差異不大，“夏至”晝長約１３小時，“冬至”晝長約１０小時，日照相當豐富，年平均日照總時數達１９３４．４小時。最多年（１９６３年）有 ２４９８．７小時，最少年（１９７３年）也有 １４４４．６小時。１９５６—１９８８年 ３３年間，日照少於１７００小時的僅出現過５年。 秋天是一年中日照最多的季節，占全年日照時數的３２．８％。春天多陰雨，是一年中日照最少的季節，僅占一年日照時數的 １２ ５％。

　　全年多數月份日照均在１３０小時以上，其中７月份最多，達２４２小時；最少是３月份僅７０．４小時。

　　（３）氣溫。年平均氣溫２１．５℃，年際變化不大，約在１℃範圍內。１年中有７個月（４—１０月）的平均氣溫高於２１℃，最熱月（７—８月）的月平均達２８℃以上，極端最高氣溫為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０日的３８．５℃，最冷月（１月）的月平均氣溫亦有１２．４℃，極端最低氣溫為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１日的－０．７℃。

　　（４）降雨量。１９５７－１９８８年平均年降雨日數為１５７．４天，最多年雨日為１９７５年１９６天，最少年降雨日為１９６３年的１２８天。雨量多的４至９月，相對雨日也多。最長連續降雨日為２９天（１９８５年２月５日至３月５日）。一年中最長連續降雨日，多出現在春夏季節。最長連續無降雨日為６９天（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２月２２日）。

　　樂平鎮的前汛期在４月至６月，降雨量在７４４．４毫米，後汛期在７月至９月，降雨量在５８１．１毫米（１９５７—１９７９年平均數）。

　　（５） 濕度。年最大相對濕度１００％，最小相對濕度１０％（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年平均相對濕度８０％，最高月平均相對濕度８６％（６月份），最低月平均相對濕度７２％（１２月份）。

　　（６）風。境內季風氣候明顯，風向隨季節而變化。冬半年以偏北風為主，夏半年以東南風為主。全年平均風速不大，只有２．６米／秒（相當２級左右）。冬春季節風速稍大，夏秋季節風速稍小。一年四季均有可能有出現突發性大風。１９５７—１９８８年３２年間，共出現８級或以上大風１０９次，包括颱風襲擊，寒潮南下，強對流天氣帶來的雷雨大風等。一年中５至９月出現大風的機率最多，占８２．６％，１１月至翌年４月較少。

　　３．水文

　　樂平鎮鎮域內部主要河流為北江、蘆苞湧、西南湧和樂平湧。蘆苞湧為北江支流，蘆苞湧和西南湧在樂平鎮的東南邊彙集。樂平湧在樂平鎮的東南邊匯入西南湧。蘆苞湧、西南湧及樂平湧均為排洪灌溉所用，流量均不大。

　　北江為珠江支流，在廣東省北部，發源於大庚嶺東南部江西省信豐縣石碣大茅山，往下游開始稱湞水。另一支流武水西出湖南省臨武縣西。湞、武二水在韶關匯合後稱北江，經清遠市飛來峽，向南流經境內大塘、蘆苞、南邊、青岐各鎮及河口開發區，至思賢滘與西江相通，到河口圩轉向東流，至西南鎮後流入南海區境內。

　　北江河全長４６８公里，流域面積 ４６７１０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面積 １０．３％。多年平均通流量 ４９０億立方米。流經三水區境內長 ４８．４公里。汛期河面平均寬度為 ７００—１２００米，三水站最大年流量為 １３２００立方米／秒，最小流量為３３２立方米／秒。

　　北江除提供航行之方便外，還對三水區內的大塘、蘆苞、南邊、青歧、西南各鎮及河口開發區的農田起排灌作用。

　　蘆苞湧起于蘆苞鎮東海口，至南海官窯與西南湧匯合，為古代北江通往廣州的重要航道。當時河面很寬，有東海之稱。明代始，湧內逐漸淤塞，枯水期難以行船。全長 ３３．４公里，流經三水區蘆苞、范湖、樂平三鎮。１９２１年為北江分洪和控制北江流往廣州的洪水流量，有利於沿湧兩岸農田排澇，在東海口興建蘆苞水閘，１９２３年竣工。１９５７年進行一次徹底的複修，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起進行全面加固。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在舊閘前面再建新水閘１座。此湧現已無航行之利，但對農田仍起到排灌作用。

　　西南湧是北江在三水區的第二支流，起於西南鎮，到南海官窯與蘆苞湧匯合，經廣州市郊老鴉崗流入珠江。全長 ４６．４公里，流經三水區長度 ２２．５公里。明、清以來，因蘆苞湧淤塞，成為北江往廣州重要航道。１９５６年湧口興建西南水閘，其作用與蘆苞水閘相同，其現狀亦與蘆苞湧無異。２００４年拆除了原西南水閘，２００５年在原址修建新水閘。

　　樂平湧位於蘆苞湧、西南湧之間，流經大旗頭村，起到溝通蘆苞、西南兩個河湧的作用。原來河道較深，可以通航，廣州船隻從西南湧，經樂平湧到蘆苞湧，可沿北江北上。所以，樂平湧原來在三水河網運輸中地位很重要。

　　４．土壤

　　境內的自然土壤類型以典型赤紅壤亞類分佈最廣，所屬的土屬有：小山崗的土壤類型為砂礫岩赤紅壤，樂平鎮的念仁、小逕、夏洞以泥葉岩赤紅壤為主。這兩種土壤在高溫多濕氣候影響下，土體有明顯的富鋁化特徵，土壤ｐＨ在５～６之間，土層一般比較深厚。河流兩岸以潮沙泥土為主，這類土壤的剖面層次砂粘相間，呈酸性，有機質含量較高，但分解慢。

　　境內水稻土的類型主要有：平原、圍田、垌田的水稻土以寬谷沖積土田（垌黃泥田）為主，丘陵地區的水稻土以砂葉岩紅泥田為主。除此之外，還有炭質黑泥田、洪積黃紅泥、 三角洲沉積泥田、泥內田、白蟮泥田、冷底田、油格田、爛碰田等。

　　５．植被

　　境內原生植被基本破壞，主要為人工次生林，種類單調。在丘陵區分佈著大量的桉樹。在庭院、路邊、河湧兩岸零星分佈著木棉、榕、樟、荷木、烏柏、苦楝、格木、馬尾松、紅楝子、垂柳、仁面子、無花果、黃牙果、山肺、鴨腳木、形竹、籬竹、篙竹等植被。

　　６．自然災害

　　大旗頭村由於自然條件優越，自古以來，大的自然災害較少，但受地形、氣候的影響偶爾會發生下列的自然災害：

　　（１）洪澇災害。大旗頭村地處珠江流域，地勢低窪，北江流入境內後，河床坡度減少，流速變慢，常產生滯流現象。每遇下游潮漲，使水位增高，致堤圍經常被洪水沖決，同時圍內降雨，圍外水漲，導致圍內積水排泄不及，農作物常遭大規模淹浸。

　　建國前和建國後的幾次水災，大旗頭村都受到一定的影響。如民國四年（１９１５年）夏的大水災（即乙卯年大水，見圖１－２），大旗頭村屬洪水氾濫區，受災較嚴重，農業受損。據村中鄭衍謙老人回憶，當時整個村莊被淹，但大水退卻，整個建築群屹立依舊，而且建築物很快被風乾，絲毫未損。

　　（２）低溫災害。低溫主要發生在以下兩個時期：第一是春播時期的爛秧天氣。春播期間，由於受北方冷空氣南下的影響，有時會出現連續低溫陰雨天氣，造成爛秧、死秧；第二是寒露風引起的降溫。每年從“寒露”節氣前後開始，因冷空氣影響，日平均氣溫降至２３℃以下，且連續 ３天或以上，影響晚稻抽穗揚花，稱“寒露風”。“寒露風”分兩種，一是北方冷空氣南下造成的低溫乾燥天氣，稱“乾冷型寒露風”；二是冷空氣和颱風共同影響造成的低溫陰雨天氣，稱“濕冷型寒露風”。

　　（３）風災。颱風是三水區主要災害性天氣之一，也是大旗頭村的主要災害天氣之一。自１９５７—１９８８年，颱風侵襲三水區共８６次（其中造成較嚴重災害的有８次），平均每年２．８次，多的年份達７次，少的年份只有１次。５—１０月為颱風季節，占全年總數８２．６％以上。對農業生產影響最大的是７月和１０月份的颱風，分別使早稻出芽及危害晚稻抽穗揚花、結稻。颱風發生時，大旗頭村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７．礦產資源

　　樂平鎮礦產資源比較豐富，主要為非金屬礦，包括鹽礦、耐火粘土、磚瓦粘土及溫泉。鹽礦分佈在距樂平隔坑１５公里，南邊東北約１公里處。樂平鹽礦經試采（鹽鹵採礦）樣品分析，礦質良好，稍經淨化即可精製食鹽和製造純鹼、燒鹼。大旗頭的磚瓦粘土較多，曾建有多家磚廠。

　　（二） 歷史沿革

　　１．村名由來

　　大旗頭村位於佛山市三水區西南鎮東北２８公里，樂平鎮北偏西２公里處。據村中鐘姓長者講，明朝初年，鐘姓始祖福安公自南海南浦村遷居而來。明嘉靖５年左右，鄭姓開基祖康泰公（三水縣蚺蛇鄭氏十世祖）由蚺蛇村遷居於此。對於來此定居誰早的問題，有三種說法：一說鐘姓先祖最早放鴨為生，擇水而居，他趕鴨至此以後，見該地水草豐美，河汊縱橫十分有利於鴨群放養，於是，便擇地修屋定居下來，是大旗頭最早定居者。這一說法的論據就是現在鐘姓村民的分佈主要集中於村中地勢較高的北面。按一般的推理而言，居於村中地勢最高位置的應該是最早來此定居的人，因為珠江三角洲地區地勢低窪，水網密佈，村落極易遭受水澇洪災；一說是鄭氏康泰公與鐘氏先祖一起以放鴨為生，二人放鴨至此地後，覺得此地河汊廣布，水域水草豐美，利於放鴨，於是二人就決定定居於此；第三種說法是，康泰公最早來此定居。對於康泰公為何移居此地，按現在村裏老人的說法是：由於當時蚺蛇村太小，而村中人口太多，同時當時正值兵荒馬亂之時，村裏原有的土地根本無法養活太多的人口，於是，蚺蛇鄭姓十世祖曹隆公（名倚雲）、康泰公（名大良）堂兄弟兩人，其中曹隆公與蚺蛇村人植禾峰遷至清新縣定居，該地取二人名字，而得名“禾雲”鎮，故倚雲公為清遠禾雲鎮鄭氏之始祖。而康泰公則遷至三水大橋頭村，為該村之始祖。康泰公來該村後，篳路藍縷，勤勞苦作，終於子孫繁盛，村落大成。明代正是珠江三角洲大開墾時期，也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開始發展的時期。在明代廣東省共新設置２２縣，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有順德、三水、新安（寶安）、新寧（臺山）、高明、開平、恩平等縣。可見，正是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鐘、鄭始祖遷居于此，拓荒耕田，從此掀開大旗頭村的發展史。因此，無論誰最早來此，鐘姓、鄭姓共同開村辟地，在這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原來，由於村落旁側河湧建有大橋，即稱此村為大橋頭，至清代光緒年後，該村鄭姓第六代世孫鄭紹忠（曾任廣東水師提督，加尚書銜）死後，葬于村西南向的老虎崗，由村裏遠眺，紹忠墓如大旗飄展，於是後人改此村名為大旗頭，該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２．行政歸屬

　　歷史上的大橋頭村，原屬南海縣祿步堡所轄，明初經鐘氏、鄭氏先祖遷居開發，篳路藍縷，終成村落。該村的地域範圍從唐太宗元年（西元６２７年）至明世宗嘉靖五年（西元１５２６年）的８９９年間，始終屬南海縣祿步堡江邊圩。明嘉靖五年（１５２６年）總督兩廣軍務右都禦史兼巡撫廣東姚饃，巡按廣東監察禦史余相，左布政使梁材，按察使周宣４人會議決定分割南海、高要兩縣部分地區設立新縣，是年５月，世宗嘉靖帝恩批設立三水縣（據清嘉慶二十四年《三水縣誌》），大橋頭便隸屬三水縣三江都祿步堡江邊圩管轄。一直延續至明朝衰亡，清朝興起。

　　有清以降，自順治至康熙、乾隆年間，大橋頭村在行政隸屬上仍屬三江都祿步堡江邊圩管轄。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三水縣改都為坊，劃分１５坊，大橋頭行政歸屬三江坊。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年）三水改坊制為５區制（設５個區，５５個局，３１個圩），大橋頭行政隸屬東區保平局範湖圩。期間，在鄭紹忠身故以後，根據其墓葬特點，改大橋頭村為大旗頭村，行政建制歸屬一直延續至民國初年。

　　民國十年（１９２１年）廢局改鄉，設５區３７鄉３鎮，大旗頭隸屬東區樂平鄉管轄。民國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全國實行基層保甲編制，大旗頭列入保甲編制，仍然屬於樂平鄉管轄。民國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三水縣改原來的東、西、南、北、中五區為一、二、三、四區，大旗頭村改屬三區樂平鄉。民國三十 年（１９４１年）三水成戰地縣，一、三、四區淪陷，樂平鎮也淪陷為日軍佔領區，其中民國三十 年（１９４１年）至民國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日軍扶植的汪偽政權在西南鎮設立“三水縣政府”。下轄三個區，大旗頭實屬第四區屬地。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將縣制分為４區２４ 個鄉鎮，此建制沿用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 日，三水縣人民政府成立，下設５ 個區（稱區人民政府）２２ 個鄉１鎮，大旗頭行政隸屬東區樂平鄉，同年１０月改設４ 個區（稱區公所）２２鄉１鎮，大旗頭村改屬三區樂平鄉。１９５３年１０ 月，改設６個區，６８ 個鄉２個鎮，大旗頭隸屬三區範湖鄉。１９５５年三區更名為樂平區，原來的建制結構不變。１９５７ 年撤區並鄉，設２０ 鄉１鎮，大旗頭隸屬樂平鄉。１９５８ 年樂平鄉更名為躍進人民公社，大旗頭屬躍進人民公社管理。１９６１年公社名稱更為樂平人民公社，大旗頭仍然屬於樂平人民公社管轄。

　　１９８４年恢復區鄉建制，三水全縣共設１１個區，４個鎮，８３ 個鄉，大旗頭隸屬樂平區樂平鄉管轄。１９８７年全縣撤區建鎮，全縣共設１１個鎮，大旗頭村屬樂平鎮。１９９３年國務院批准三水撤縣改市，原三水縣的行政區劃為三水市的行政區域。

　　２００２年，三水市撤市，併入佛山市，三水由市改為區，大旗頭村歸屬三水區樂平鎮新旗村委會管轄，２００４年，佛山市全面取消農業戶口，大旗頭村仍由新旗村委會管理。

　　表１－１   大旗頭村區域歷史沿革表（略）

　　３．村落變遷

　　大旗頭村的村落變遷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初，鐘、鄭開村祖遷入大橋頭定居創業—清同治２年，鄭金投降清廷）屬於大旗頭村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村落人口不多，最多時也不過４０餘戶左右，村落在空間形態上表現為鄭姓主要分佈於村西南區域，鐘姓分佈於村北區域。兩姓之間獨立，但在村落事務上協同一體，如抗禦盜匪，解決兩姓爭端等。根據鄭紹忠後人鄭詢侯（現定居於澳大利亞）回憶：在現今村落東向和北向之間，早年曾建築有帝王古廟，裏面供奉洪聖大王，該廟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村裏鄭、鐘二姓解決爭端的協商之地。兩姓人口數量也大致持平。

　　第二階段（同治２年後—民國末年１９４９年）此一時期，大旗頭鄭氏後人鄭紹忠對全村進行全方位改建重修。相傳鄭紹忠因守孝回鄉，開始準備重修私宅，但他的最初動議並沒有獲得鄭氏宗族長房裕仁（康泰公之長子）一支的積極配合，本來鄭紹忠準備對全村鄭氏家族所在的區域進行整體改建，由於長房支系（裕仁分支）的抵制，最終他的這一構想沒有實現，他只好把修造的重點區域集中到他自己這一支（三房裕禮分支，康泰公之三子）所在的東向區域。由於當時他已經是廣東水師提督，位居一品，鄉望甚眾。因此，在重修過程中，鄭紹忠還是有意突出了三房支的地位和權勢。整個建築群佈局以鄭氏宗祠為中心，並將自己的尚書第建在宗祠旁邊，一方面為了凸現其地位的顯要，另一方面也彰顯鄭紹忠的孝道，以示永伴祖先身邊。鄭紹忠還在建築的朝向和層次上特意和村落中的其他鄭姓分支及鐘姓村民的聚落做了區分（見圖１－１、圖１－６）。從圖可以看出，村中其他部分的民居朝向都是東北－西南向、西北－東南向的，而鄭紹忠集中修建的建築群朝向均為正東西向的，民宅朝東，取“紫氣東來”之意。又聘請專業設計人員（風水師）勘查設計，建築朝向為正東向、走向為正南北，似軍營排兵佈陣一樣，形成整齊的村落佈局。同時，結合全村的空間方位，突出鄭紹忠的從軍功績，凸現其戰場殺敵的將軍形象，村中建築群落以禦敵防衛為根本思想，加強對核心部分——鄭紹忠及其直系子孫居所的防衛，全村既體現軍營規制的形式美，又體現出村落防衛的實用功能。此一時期是大旗頭村發展的最迅速時期，同時也是村落整體形態、結構、功能最為完善的一個時期。鄭紹忠以後，村中鄭鐘二姓族人對該村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建設，最終形成一個面積達５萬余平方米的宏偉村落。

　　第三階段（建國以後—１９８０年前後）建國以後，大旗頭的鄭紹忠房支家族被當作反動地主階級看待，現在的古建築群落被當時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評《紅》六組稱為地主莊園，是廣東的“甯國府”和“榮國府”，並寫了《三水縣大旗頭村鄭金地主莊園調查》。隨著土改——破四舊——“三反五反”——“打倒孔家幫”——“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性的群眾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運動，大旗頭村的歷史文物，尤其是家廟、宗祠、府第、文塔等遭受到了摧毀性的打擊。圍繞鄭紹忠及其宗親而興建的各種紀念性建築不是被嚴重損毀，就是改做它用，建威第曾經被用作大旗頭小學的教室和活動室，因而出現多處加建、改建以及其他較為嚴重的損毀和破壞——牆體多處油漆粉刷加建門窗、隔牆，堵塞原門窗，室內原有的匾額楹聯全部失散，傢俱丟失殆盡。振威第被改為牛棚。尚書第的情況也幾乎一樣，曾被用作倉庫、食堂，現在的尚書第僅有頭進尚存，東立面保存比較完好，但廳堂內部構架已經不復原貌，原來的抬梁式架構已經被替換為簡單的棚屋結構，廳堂內的閣樓已全部不存。其他如鄭氏宗祠、振威將軍家廟等的精美木雕、石雕、磚雕、屋脊的陶塑都有不同程度損毀。原有的鄭紹忠畫像、家族收藏的古董等全部被毀。這些對深入研究鄭紹忠及其家族發展歷史和大旗頭村的近代史及其歷史文化價值造成巨大影響。

　　第四階段（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５年）這一階段的村落發展表現出如下特點：

　　（１）改革開放和對外交流的深入發展，經過２０ 年左右的發展，大旗頭村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得到大力改善，隨著物質財富的增多，村裏的中青年一代，不再喜歡居於這種比較陰暗潮濕的古民居中，因為當年的民居為了防盜防賊的防衛要求，房屋的視窗都很小，屋內明顯採光不足，而且又顯潮濕，這樣的古民居對那些追求現代生活和物質享受的現代人來說是遠遠達不到要求的。這樣，那些有錢又想提升生活品質的村民紛紛移居村外建房蓋樓，留在村中生活的就是那些目前還沒有能力移居外面的人和那些在這裏住了一輩子，對村落本身和歷史有著深重懷念的老人。另外，還有一些被出租給外來種田的打工者。由於村中人口的急劇減少，很多傳統民居便處於一種無人看管的境地，時間延久，自然破落荒廢。２００４年，古建築群內的居民幾乎全部遷出。

　　（２）隨著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國家加強對傳統歷史文化遺產遺跡的挖掘和保護，以歷史辯證法的視野審視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以來，大旗頭的古民居群落得到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保護。大旗頭村於１９９４年被評為三水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１９９７年被評為佛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２００２年７月被評為廣東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２００３ 年１０月大旗頭村被評為中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村（１２條村）之一，２００４年它又被廣東省文化廳評為廣東第一村。目前，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投入古村落的保護和重修，這一嶺南古村落奇葩又重新煥發新的風采。

　　二、人口與經濟

　　（一）人口淵源、變遷和結構

　　１．人口淵源

　　大旗頭村屬於較為特殊的雙姓村落，村中人口就是鄭鐘二姓。鄭氏一脈在明嘉靖年間從樂平鎮蚺蛇村傳入，根據《滎陽鄭氏淵源》記載，鄭氏先祖為姬友，其後人幾經遷徙，一支向北，數支分佈於閩浙臺地區。今廣東的鄭姓即自福建福清遷入經廣東南雄再到今三水樂平蚺蛇，傳至十世康泰公，於明嘉靖年間始遷居於大橋頭村（今大旗頭村）。據《鐘氏家譜》記載，鐘姓一脈相傳自河南穎川遷入。據說鐘氏先祖福安公原來在南海南浦村以放鴨為生，明朝初年，趕鴨至大橋頭村附近後，即落戶居於此地。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明代末年，大旗頭村鄭、鐘兩姓一起也不過１０ 餘口人，經六代繁衍，至清道光年間（歷經六代發展）大旗頭鄭氏形成四大房支（裕仁、裕禮、裕智、裕信）。鐘姓人丁也有較大發展，全村估計當時人口應在４０戶左右２００—３００餘口之間。至鄭紹忠發跡，全面整修大旗頭，此時人口出現一個大發展時期，此趨勢一直延續至清末，大旗頭人口應在５００—６００之間。民國以來，由於某些房支沒有男丁，後繼無人而導致出現斷續的情況外，總的來說，大旗頭的人丁還在處於一個發展成長的時期，據村中老人回憶：至解放前夕，大旗頭村共１００餘戶，總人口在７００人左右。

　　２．人口的發展和變遷

　　解放以後，大旗頭村的人口發展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動。

　　解放後土改前夕，大旗頭村的鄭、鐘二姓中有歷史問題的（如鄭紹忠的後代、三水民國最後一任縣長鐘錦添的直系親屬等）因為畏懼土改和群眾運動，紛紛移居香港、澳門地區，那些在外鄉做工或手藝的人紛紛回鄉參加土改運動，１９５３年人口統計顯示，人口數量穩中有升，大致接近１０００人左右。

　　６０年代初，由於天災人禍，加之當時對生產的漠視，人民生活一度極其困難，為了生存計，大旗頭村發生人口外遷現象，如１９６２年６月，深圳邊防一線全面開放，為時一個月，廣東省去香港謀生者達到１０萬之眾，大旗頭在這一次外遷中至少有幾十人之多。文革期間，由於政策等原因，群眾生活愈益艱苦，而毗鄰的香港、澳門經濟迅速發展，加之本村在香港、澳門有較好的親緣基礎，所以逃港逃澳事件時有發生。隨著青壯年的向外流失，全村整體人口數量直到８０年代，基本與解放之初持平。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發展總體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見表１－２），原因主要在於以下方面：

　　（１）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村民的經濟收入和經濟基礎發生很大變化，人民生活品質的不斷改善，村裏新生幼兒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全村的平均壽命得到顯著提高，且由於執行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村裏的戶均生育率和解放初期、三中全會以前相比較，顯著下降，這樣影響了全村人口總數，使大旗頭村的全村人口維持在一個基本穩定的局面上。

　　（２）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和村民從業形態的多元化，使得村民的外向發展有了內在的驅動力，村裏一些有能力向外拓展的人，紛紛走出了大旗頭村的狹小空間向附近的廣州、佛山等地安家生活，這樣的人口流失抵消了由於村裏嬰幼兒出生而導致的人口總量增加，使得村落的總人口在過去的２０年時間內基本維持在１２００—１５００之間。自１９８５開始，維持緩慢而小幅度增長的趨勢。

　　表１－２  大旗頭村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人口數量（略） 

　　３．人口結構

　　大旗頭村歷史上是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小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前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人口結構也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

　　（１）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大旗頭村的農業戶口向非農業戶口的轉變主要集中于三水市併入佛山市以後，佛山市取消農業戶口，在全市範圍內實行城鎮戶口化和居民委員會管理系統。全村進行了系統的農改非工作，到目前為止，全村居民實質上已經成為城鎮居民身份。但由於歷史的原因，農業生產仍然是村中的主要生產方式之一，只是現在的農業主要集中於魚塘、果蔬的生產上。

　　（２）人口老年化日益明顯。經濟的發展使村民提前步入小康，生活品質顯著提高，醫療條件和其他設施得到明顯改善，人們的壽命水準直接得到改善和提高，近年來由於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受到控制，村裏老年人口的比例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二）經濟發展概況

　　大旗頭村傳統上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村落，主要以種植水稻為主，歷史時期曾經有一些磨米、造酒（本地特產之米酒）之類的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業，但整體而言是以水稻種植為主的農業傳統村落。村民僅在農閒之時去附近的樂平、西南、佛山從事商貿手工業活動“所謂大率耕八工一，餘則貿遷其事”（三水縣誌）。抗戰期間，由於戰火綿延，生產力受到了嚴重打擊，至解放初期，大旗頭的整體生活狀況非常低下。

　　新中國成立以後，大旗頭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由恢復到發展到繁榮的過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村裏經濟結構也從傳統的純農業經濟轉變為以農業經濟為主體，工業經濟適當增長，旅遊業和第三產業的年均產值提升明顯並逐步成為村中的第二位的主要增長力量。生產方式也從原來的純粹手工生產過渡到現在以專業化生產為導向，放眼市場變化和需求，形成依託城市，注重經濟作物全面發展的基本態勢，由原來主要種植水稻發展為高經濟效益經濟作物型的農業生產和其他專業型生產。

　　村民經濟狀況的改善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自８０年代以來，村民人均收入水準呈現明顯的遞增發展，全村自１９８５年以來的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和村民收入狀況見表１－３。

　　表１－３大旗頭村經濟情況表  單位：萬元

　　（三）經濟產業

　　１．農業經濟發展

　　歷史上，大旗頭的農業生產一直是村中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的這些年以來，農業產值在村裏的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以上表為例，１９８５—２００４年間，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００年的農業的產值比重大約在７０％左右，除這三年外，大旗頭村的農業產值基本維持在８５％以上。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幾點：

　　（１）大旗頭村的農業生產儘管一直以來都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但就生產方式和農業內部結構來說，不同時期還是有其各自的特點，改革開放以前，大旗頭歷史上的農業生產主要以水稻種植為主，間種的經濟作物和蔬菜類主要是自給自足。８０年代以來，隨著周圍的城市和鄉村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大旗頭村在農業生產領域迅速調整生產結構，由傳統的稻作生產為主轉向集中力量發展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生產和大棚蔬菜，建設了一批大棚蔬菜生產基地，目前主要生產的農作物有水稻、椰菜、番茄、奶白菜、冬瓜等。同時大力發展池塘養魚，現在村裏的池塘養魚業已經成為村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２）從區域經濟的格局來看，佛山市三水區地處佛山西北方向，其整體經濟實力與順德、南海和禪城區不可同日而語，由於整體經濟發展的滯後，加之大旗頭村在發展工業上的先天不足：如缺乏原材料，交通相對閉塞，村民的開拓意識和創新意識不夠等，使得大旗頭村的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的迅速工業化進程中起步滯後，進展緩慢，導致該村農業經濟產值一直居於村落收入中的主要地位。

　　２．工業經濟發展

　　如表１－３所示，大旗頭村的工業發展一直相對落後，自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４的近２０ 年中，大旗頭工業發展稍有起色的時期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兩個時期，統計顯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間大旗頭工業產值占全村產值比重有明顯提高的原因在於：村裏建立制磚廠，由於制磚廠的投產，村中工業產出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但對村落生產總值的貢獻來說，還是相對微小的。而且，制磚廠由於污染、原材料、競爭等問題，經營時間不到三年即倒閉，故自１９８８年以後，大旗頭的工業發展又複歸於沉寂。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０年間，大旗頭村幾乎沒有像樣的工業生產規模和能力。

　　進入２０００年以後，村裏開始進行小五金加工及其關聯產品的生產，於是，２０００年以來大旗頭村工業收入有所恢復，從前一年的１．３萬元（１９９９年）猛增到２５萬元（２０００年）而後幾年，工業產值一直比較穩定的維持在２０—３０萬元之間，但就工業生產對全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來說，其作用依然有限。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還是在於村民的觀念相對落後，本村現有的資源不足，交通相對閉塞、政府對大旗頭村在發展思路的定位等原因有關。

　　３．第三產業和旅遊業發展

　　歷史時期的大旗頭村，幾乎沒有任何第三產業形式，僅有的商品交易行為也是以實物交易為主，不具備商品經濟的特徵，這樣的局面一直維持到解放以後的若干年內，才出現以滿足村民日常生活用品為主的日雜店，若以嚴格的產業形態來看，大旗頭村的第三產業真正出現應在最近十幾年內，主要是圍繞大旗頭古村的保護開發，發展旅遊業，經過幾年時間的發展，初步形成以旅遊業為主導，相關產業（交通運輸業，餐飲商貿，建築承包和其他服務業形式）協同發展的基本態勢。就第三產業的貢獻率來看，旅遊業的貢獻率仍然十分有限，尤其是９０年代早中期，對第三產業貢獻較大的是交通運輸、建築承包等。１９９４年，大旗頭村被當時的三水市定為第二批重點保護的歷史文物後，加之已經沒有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隔閡，人們對鄭紹忠的個人歷史及大旗頭古民居群落的歷史文化價值倍感興趣，出於保護文物古跡和瞭解歷史過程的驅動，大旗頭村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造訪，在這種情況下，三水市旅遊局、樂平鎮政府和大旗頭村開始對大旗頭古村進行旅遊開發。資料顯示，２０００年以來，大旗頭的旅遊人數逐年遞增，旅遊收入，也從有資料記錄的２０００年的１６５９７．５元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５９７０元，見表１－４。

　　三、大旗頭村宗族

　　（一）鄭氏源流  

　　按光緒年間的清遠禾雲鎮《鄭氏淵源》，三水、清遠的鄭氏家族與全球鄭姓子孫一樣，根在現河南省滎陽縣（古滎陽郡），為姬姓周宣王之弟姬友之後。西元前８０６年周宣王封其幼弟姬友于咸林（今陝西省華縣東），稱鄭國。姬友即鄭桓公。西元前７７１年，西周發生“犬戎之亂”，鄭桓公殉國，其子鄭武公護送平王東遷之後，以京城（今滎陽京襄城）為立足點，將虢、鄶等十邑之地都納入鄭國版圖，建立了東方鄭國，史稱“武公之略”。鄭國共曆１４代、２３君、４３１年。西元前３７５年，韓滅鄭，封鄭國公室後裔于滎澤之西，三皇山之陽（今滎陽鄭王莊）以守武公寢陵，鄭氏公族遂於此地建村舍、設宗廟，聚族以居，改姬姓為鄭。西元前２０４、２０５年，楚、漢兩軍交戰于滎陽，鄭王莊被毀，鄭氏或死或逃亡。及至西元前１世紀，漢代河南太守鄭奇舉族遷回滎陽聚居，遂使滎陽鄭氏從唐至漢連榮不衰，特別在盛唐時代，鄭氏更是顯赫中原的名門望族。五代時期，社會動盪、戰爭頻繁、民不聊生，滎陽鄭氏曾三次舉族南遷，最遠的遷至福建、廣東以至臺灣和東南亞。在鄭姓空間分佈上，也以浙江、福建、臺灣、河南、廣東等東南部地區以及四川較多，而鄭姓的分佈頻率上，明顯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鄭姓空間遷移的路線（見圖１－１３）。

　　據禾雲鎮光緒《鄭氏淵源》記載，宋代鄭氏自滎陽遷入福建，其福建莆田之始祖為七十一世清之公，字浩源，號碧泉，生於宋光宗紹熙四年，卒于宋淳祐戍亥年，妣蕭氏和楊氏夫人。清之公曾任梅溪寨巡檢，居上杭溪南堡鯽魚湖，生有七男。宋末元初，風煙四起，盜匪橫行，妻婦各攜子婦流寓各處，五子伯十一郎居興化府莆田鎮。三水鄭氏始祖于明嘉靖年間，從莆田後迨入粵居於南雄珠璣，時值此鄉擾亂  因以兄弟三人乘船南下，又雁群驚散，彼此天各一方。其中鄭三郎遷居廣東三水樂平鎮蚺蛇鄉，即文舉公，為三水鄭氏之始祖，妣植氏，育有一男。至九世祖黃綿公，妣盧氏，有子康泰，又名大良，遷至三水大橋頭村，為該村鄭姓之始祖。九世祖黃敬公，妣植氏，有子曹隆，又名倚雲，與蚺蛇村人植禾峰遷至清新縣定居，最先定居城村，後遷至禾雲鎮新圍村，該地取二人名字，而得名“禾雲”鎮。

　　蚺蛇鄉鄭氏九世祖黃綿公，妣盧氏，有子康泰（大良），遷至三水大旗頭村，十世祖康泰公為大橋頭村鄭姓之始祖。康泰公，妣侯氏，生四男，為裕仁、裕義、裕禮、裕智，其中據說裕信打仗去了廣西，曾走失，後找回。鄭紹忠為裕禮公一支，是大旗頭村的六世祖。

　　有關滎陽鄭氏世系、遷居大橋頭前鄭氏世系以及大橋頭鄭氏世系的基本演化見以下部分。

　　１．滎陽鄭氏世系表

　　滎陽郡鄭氏淵源系由姬姓周宣王之弟友封于鄭氏：

　　始祖      友      桓公   配徐氏   

　　二世      掘突   武公   配薑氏

　　三世      寤生   荘公   配鄧氏

　　四世            厲公   配呂氏、沈氏

　　五世      捷      文公   配楊氏

　　六世      蘭      穆公   配方氏、李氏、李氏

　　七世      子夷   靈公         八世     費         悼公

　　九世      繻      僖公         十世     喜（嘉）簡公

　　十一世      定公         十二世  蠆            獻公

　　十三世   勝      聲公         十四世   易         哀公

　　十五世   巳      幽公         十六世   魯   戰國入陳之始祖，謂之北國除。

　　十七世   據      十八世      平安        十九世  徵       二十世   紹

　　二一世   國      二二世      榮           二三世  當時    二四世   韜

　　二五世   仲      二六世      房           二七世  季       二八世   

　　二九世   穉      三十世      賓           三一世  興       三二世   眾

　　三三世   安世   三四世      琳           三五世  熙       三六世   泰

　　三七世   袤      三八世      質           三九世  疇       四十世   庠   過江始祖 

　　四一世   昭      四二世      衡           四三世  璣       四四世   昶 

　　四五世   誥      四六世      旻之        四七世  翰       四八世   璉  

　　四九世   涉      五十世      運           五一世  仲之    五二世   伯純

　　五三世   膺      五四世      孝全        五五世  朂       五六世   饒  

　　五七世   荘      荘公即來福建興化蒲田縣之始祖也     妣張氏夫人

　　五八世   積      妣楊氏夫人              五九世  方遷    妣陳氏夫人

　　六十世   朗      妣陳氏夫人              六一世  茂先    妣黃氏夫人

　　六二世   祖光   妣陳氏                    六三世  居文    妣洪氏夫人

　　六四世   言      妣陳氏                    六五世  震       妣陳氏夫人

　　六六世   甄      妣龔氏                    六七世  遵兒    妣方氏夫人

　　六八世   厚      妣張氏                    六九世  岸       妣姚氏夫人、林氏夫人

　　七十世   伯良   妣陳氏                    七一世  清之    妣楊氏夫人、蕭氏夫人

　　據禾雲鎮光緒《鄭氏淵源》載：清之公已上有七十傳支繁嗣眾。撮其要未能悉錄，故有友公封鄭為始，魯公入陳，庠公過江，荘公來閩，清之公居松源之基也。

　　按，清之公曾任梅溪寨巡檢之時，居上杬溪南堡鯽魚湖置業，為閩粵嗣孫之祖所由來。

　　公生前任所甚多，妻妾有七，生男不知幾何。因宋之末，元兵蜂擁，諸處盜匪。妻婦各攜子婦流寓各處。所以，鄭氏之族出於清之甚多，而七傳之子鑄公由閩而居杭州之沙富。長子伯四郎文玉公，為嘉應松源彩山下之祖；次子伯七郎，為上坊一派之祖；三子伯九郎，為下坊瑤坵一派之祖；四子伯十郎，為上坊牛坪裏一派之祖；五子伯十一郎，隨任居興化府雲。 文玉公有二子：長榮貴公，偶居松源彩山下；次榮卿公，生黑子，而黑子生三男：玉峰、玉禧、玉梅，三人居移肇慶府、陽安縣二處，旋亦茂盛雲。松源十二傳。

　　松源公，蒲田之祖，擇其由來之要也。

　　始祖：清之公，字浩源，號碧泉。生於光宗紹熙四年，卒於淳祐戌亥年，妣楊氏夫人、蕭氏夫人，妻妾有七人。

　　二世祖：子鑄公，念三郎，妣張氏夫人。

　　三世祖：祖魏公，三四郎，妣劉氏夫人。

　　四世祖：唐舉公，五二郎，妣賴氏夫人，庶妣周氏夫人。

　　五世祖：萬公，八三郎，妣康氏夫人。

　　六世祖：忠公，四二郎，妣廖氏夫人。

　　七世祖：子錢公，伯二郎，妣陳氏夫人。

　　八世祖：文玉公，伯四郎，妣馮氏夫人。

　　九世祖：榮桂公，又名承基，妣葉氏夫人。

　　十世祖：均玉公，妣陳氏夫人。

　　十一世祖：桂華公，妣賴氏夫人。

　　十二世祖：伯通公，來順德開基雲。

　　２．遷居大旗頭前鄭氏宗族世系

　　據禾雲鎮光緒《鄭氏淵源》載：（三水蚺蛇鄭氏）始祖發跡閩省莆田，後迨入粵，居於南雄珠璣。時值此鄉擾亂，因以兄弟三人來舟下廣，又雁群驚散，彼此天各角一方，杳不知其所之。鄭三郎徙居三水蚺蛇鄉，至明嘉靖年間。

　　三水縣的鄭氏祖居三江都豐湖堡蚺蛇鄉。

　　始   祖：文舉公，妣植氏，合葬於村廟後，生一子名稅福。

　　二祖祖：稅福公，妣植氏，同葬獅子崗，生二子，長有餘、次永餘。

　　三世祖：有餘公，妣胡氏，同葬燈盞洞，生二子，長名斌、次名英。

　　四世祖：斌公，妣朱氏，生二子，長田滿、次田祖。

　　英公，妣胡氏，生一子名田福。

　　五世祖：田滿公，妣潘氏，生一子名細綿 。

　　田祖公，妣王氏，生一子名廷秀。

　　六世祖：細綿公，妣譚氏，生一子名彥喬。

　　廷秀公，妣盧氏，生一子名仕熊。

　　七世祖：彥喬公，妣劉氏，生二子，長觀勝、次觀政。

　　仕熊公，妣盧氏，生三子，長觀福、次觀祿、三子觀善。

　　八世祖：觀勝公，妣何氏，生三子，長黃繡、次黃鳳、三子黃綿。

　　觀福公，妣潘氏、麥氏、錢氏，生子一人名黃敬。

　　九世祖：黃綿公，妣盧氏，生二子，長名大、次名大良（字康泰）。

　　黃敬公，妣植氏，生一子名曹隆（字康潤，又名倚雲）。

　　３．大旗頭村鄭氏宗族世系

　　明嘉靖年間，蚺蛇村鄭姓十世祖康泰公遷居大橋頭村（大旗頭村），是為該村鄭氏的開村祖。康泰公妣侯氏夫人，生四子，長子為裕仁、次子為裕義、三子為裕禮、四子為裕智。於是，大橋頭村鄭氏分為四房，長房裕仁居於村南，二房裕義居於村北，三房裕禮居於村東，裕智打仗去了廣西，曾走失，後來找回，居於村西。後來二房裕義支又分為永康、永保兩支，其中永保房支也居於村西。鄭紹忠是大橋頭村鄭姓的六世祖，鄭潤琦為七世祖，均為三房裕禮支。經過在大旗頭村的調查，根據能夠獲得的資料，將大旗頭村各房支的世系結構作譜系圖（圖１－１６～１８）。

　　（二）鐘氏源流

　　先秦時期，鐘姓主要活動在楚國境內的今湖北、湖南以及山東一帶。漢晉南北朝時期鐘姓已經開始向東播遷到江浙皖贛和中原地區。隋朝時期由於嶺南俚人的鐘姓在廣西和湖南交界地區的勢力，加上隨後兩廣地區的鐘姓發展迅速，當地的土著紛紛加入漢族。唐朝時兩次中原南下移民，至宋、元、明時又有多次的移民南下。宋朝時期，全國鐘姓第一大省為江西，占全國鐘姓總人口的３１．７％，主要分佈集中於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四省，占全國鐘姓總人口的８３％。其次分佈於安徽、四川、浙江、河南。明朝時期，全國的鐘姓分佈主要集中於江西、廣東、浙江三省，占鐘姓總人口的７２％，江西仍為鐘姓第一大省，形成了以江西為中心的南部、東南部的鐘氏人口聚集區。目前，鐘姓人口主要集中於廣東、江西和四川三省，共占鐘姓總人口的６１％，其中廣東省居住了鐘姓總人口的３３．２％，為鐘姓第一大省。其次在廣西、湖南、浙江，形成了以兩廣為中心的鐘氏人口聚集區，這從鐘氏人口空間分佈密度和分佈頻率上可以看出（見圖１－２０）。自秦以來，鐘氏人口的這種變化，也在反映出鐘姓人口空間遷移的方向，大旗頭村鐘姓家族的遷移在一定程度上與之相吻合（見圖１－２３）。

　　按民國廿二年扶南祖文岡房《鐘氏世傳族部》和穎川鐘氏血緣圖表，三水大旗頭鐘氏和官窯鐘氏、扶南鐘氏以及全球鐘氏子孫都應始出於黃帝，歷經三十世至商七代宋微子啟，再至宋穰公至宋２５代公子烈，奔河南許州，肇姓鐘為一世（見圖１－１９）。

　　據《鐘氏世傳族部》中的先祖系行實記載：鐘氏傳自宋微子啟之後恒公，增孫自宋任仕晉，生洲黎仕楚。後子期以知音著，鐘皓篤行，稱皆其後裔也。皓生二子，曰迪曰敷。敷生子演，迪生子繇，字元常，佐天子有功，漢獻帝興平三年，拜御史大夫，承遷侍中，持節督關中。文帝即位，進武亭侯。其子毓，字雅叔，十四歲為散騎侍郎，毓捷談笑，有父風範。後拜禦史中丞，分戶邑。毓之弟鐘會，魏末為鎮西將軍。其鐘氏一家有執雲不阿，臨難不苟，則有鐘雅之聲。

　　南齊永明七年，鐘嶸明易義，仕齊南朝，兩為記室，專掌文翰。繇之後世居河南穎川，其子孫蕃衍，分籍四方。唐朝江西贛州鐘紹京者，繇之代孫也，後任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中書令，拜越國公。生一子曰萬里。裏有二子，曰鏞曰鋙，唐氏宗時，鋙任潞州治中，生子曰蟊，蟊生二子，曰任曰侔，任洪州刺史，逐籍落江西洪州。鏞生一子曰蠡，蠡生二子，曰傳曰倪，倪于唐代宗時任梓州刺史。傳祖居洪州高安，唐僖宗時，討王仙芝有功，拜鎮南節度使，撿技太保，中書令，爵穎川郡王。傳生二子，長子曰宣，次子為安，字匡范，為江州刺史。   

　　安生一子，曰傑，傑與軾宦遊嶺南，邑于南粵珠璣巷。傑生三子，分別為輙、輶、輇。輙生一子名扃，分居東莞。輇生二子，曰立曰奇，奇生一子名為頤，頤以熱避荒，遷徙居住于南海扶南（鐘邊村），是為南海扶南鐘氏之初祖也。

　　河南穎川一世祖又歷經鏞——蠡——傳——安——傑——輇等數代，至奇，奇又生頤，頤乃遷居南海扶南（即鐘邊村），為扶南鐘氏始祖。其後人又分文岡、南浦、大湧房等支。大旗頭村鐘氏世傳由南海扶南為始祖。

　　扶南初祖頤，曆傳七世，分為三房，由此三房繼續擴分，其中七世祖長房（達尊公）後分成十五房：西海房、沙坭房、深巷房、寺前房、鋪前房、水步房、西邊房、廳底房、後分成十五房：西海房、沙坭房、深巷房、寺前房、鋪前房、水步房、西邊房、廳底房、車公廟房、羊城房、向西房等；二房（達德公）分為六房：起樓房、羅田房、疊醮房、南浦房（後分出大旗頭鐘氏宗族）、藍田房、大渦房。三房（達貴公）分出十三房：樓底房、玉蘭房、鹽步房、官窯房、東頭房、吉水房、黑樓房、北頭房、小圃房、南房、白樓房、巡廊房、西湧房。

　　大旗頭鐘氏所遷由來已無確切史料查證。據我們訪談得知，大旗頭鐘氏應是明初自南海官窯南浦房遷出，由此觀之，大旗頭始祖應是扶南七世祖二房所出，先祖達德，號順臣。遷入大旗頭之初祖為鐘福安，二世祖為鐘有文，三世祖鐘惠清、鐘大道。其後世系曆演已無處可考。目前鐘氏譜系失傳太多，考證比較困難，其具體演化發展的世系見鐘氏家族譜系圖（圖１－２１、２２）。

　　（三）鄭氏宗族及宗族事務

　　中國封建社會時期，農民多聚族而居，“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堂，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所尊也。“（班固《白虎通?宗族》）一個族姓長期居住在同一個地域，動輒十幾代至數十代。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或地域，有的是土著舊族在原居地幾經滄桑興衰隆替發展而成；有的是始遷祖舉族遷徙，在遷移地不斷發展積累而成；也有的是開始遷徙的祖先在遷移地經過自然繁衍，不斷裂變而成的。

　　宗族，是以宗統族的社會群體組織，人們在聚族而居，各家各灶的“家”的基礎上，通過“立宗收族”的手段組成。一種是官僚地主或有勢力的地主自立為宗，向上追溯共同的祖先，向下以自己的宗統收族，建立新的宗族組織；一種是在原有血統的基礎上，是非人為組織卻在宗族式的官僚地主家周圍自然形成，唯馬首是瞻的族人的鬆散組合，即核心家庭的外延。

　　宗族的基本結構由祠堂、族長、房族、廟宇等內容組成，於是便形成族——房——戶，族——支——房——戶等組織構成，從族分出房，一般按血緣關係遠近排行，稱為長房、二房、三房等。

　　宗族的組織以祠堂為宗族的最大特徵。有了祠堂，祖宗神靈有所憑依，“宗法、譜法與夫冠婚喪祭之禮行之有地”。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的地方，為了使族人在金碧輝煌、莊嚴肅穆的環境中，在尊卑有序、長幼有別的禮拜祭祀中自然產生對祖宗對宗族的依附敬畏之情，喚起對本族血緣關係的認同，從而在精神上緊密團聚在宗族之周圍，各個宗族均以祠堂為重，不遺餘力出重金，“采文石、輦巨才、務求規模巨大，富麗堂皇。中等以上的祠堂大都為三進落，內有安放神主的龕堂，從事仲裁的廳堂；接賓朋、講聖旨的回樓；供子弟詩書的義塾及兩廡，此外還有帳房、倉庫、廚房、收租院落等等”。宗祠並非一個宗族建一座，而是始祖有始祠，房族有支祠，有的還不限於一座。

　　宗族有公推的族長，又稱宗長、族正、祠長、戶長等。最普遍的推舉形式是輩分、品德與官爵財祿相結合，其中後者是決定因素，族長在族內地位最高，行使著族內主持祭祀、行政、教化、裁判、財政等權利，是族權的代表。

　　１．組織機構

　　宗族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而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它的組織的細胞是家庭，由於人口數量、社會地位和所在層次和職位的不同，宗族的結構也不盡相同，宗族的總層組織是“房”或“門”或“派”或“支”。每個家族中的組織數目不定，每個中層組織包括的個體家庭數量有多少區別，一般是族下按血統關係分成若干支房，支分房必須有若干家庭。

　　按大旗頭始祖康泰公到此定居後育有四子：裕仁、裕義、裕禮、裕智。裕智房支曆久發展後，漸漸衰落，目前，在大旗頭村中已經找不到裕智公祠。據說裕義公祠早已被毀，永康鄭公祠已經年久失修，十分破敗。大旗頭的組織結構主要集中于裕禮房支和同村鐘姓間的發展關係。鄭鐘二姓歷史上各族各自族長轄制，兩姓間也極少大的爭端和衝突。據鄭詢侯老人回憶，鄭、鐘二姓歷來交好，原來在兩姓住區之間還建有帝王古廟，裏面供奉洪聖大王，該廟的主要功能就是作為村裏鄭、鐘二姓解決爭端的協商之地。

　　至於鄭姓內部族權之爭似乎經歷過一個發展變遷的歷程：裕仁一支由於是族姓長房，所以在傳統上應該是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對宗族事物的干涉管理能力，從建築結構上推斷，南向的裕仁鄭公祠、奉政大夫家廟均早于東向裕禮房支的建築群。還有據鄭衍謙、鄭邦健等村中老人都講，原來北向的鄭大夫家廟周圍是一座大花園，被稱為“發”花園。花園、家廟的主人是鄭芝蘭，為北向裕義房的。鄭芝蘭一直在海南島經商，在省城廣州也有很多商鋪，而且據說鄭芝蘭的發跡比鄭紹忠還要早。另外，從歷史上的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宗族內權力之爭。鄭紹忠欲全面改建大旗頭村的提議，長房一支是消極抵觸的。據清朝李伯元《南亭筆記》中載：“（紹忠）不次遷擢，尚書回想從賊時，重累桑梓，爰出資為鄉人改建樓宇。獨其族叔與陳金剛（）為甥舅，不允改建。且責之曰，汝固賣主求榮者，勿溷乃公也。”例如，安寧裏北側，鄭氏宗祠南側的部分民居就沒有按照鄭紹忠的統一規劃而納入建築群整體。

　　所以，在鄭紹忠之前，鄭姓宗族事物的管理和履行族長職權的應該是裕仁（或裕義一支）。但自鄭紹忠得勢發跡以後，裕禮一支就明顯主導了大旗頭鄭氏宗族的話語權和對族眾的管理職權，雖然北向的鄭芝蘭也有一定的勢力，但一個是朝廷重臣、一個是商人，官終究是大於商人的。鄭紹忠通過對原有建築的拆、建這一過程，一方面確立了裕禮房支在大旗頭鄭氏宗族各房支中的權力，另一方面也確立了自己在鄭氏宗族中的地位。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民國初年，當時裕禮房支的鄭姓子孫在地方上極有實力——如潤文、潤鹹和潤楠先後做過樂平鄉長，解放前，成章、衍榮也做過樂平鄉長。

　　２．家譜與宗祠

　　（１）家譜

　　家譜又稱族譜、統宗譜、世譜、支譜、房譜、家乘等，立譜是為了明族屬“識其本源”；為了記世系敘韶穆，辨親疏，亦即明確後裔身份，及其尊卑嫡庶等級，它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含義。

　　中國宗族是一個封閉性的血緣集團，族譜的中心內容是對家系的確認，通過父——子連鏈，現在活著的人便和一代又一代的先祖聯結起來，同時也很容易確定自己在親源共同體中的角色地位及其與其他宗族成員的親疏遠近，這樣宗族成員就會產生共同歸屬觀念、同源意識和親近感。族譜還有激勵族人以及維護族內某些特殊地位的功能，如同國家都有一定品級和特殊功勳的人要宣付國史館立傳一樣，族譜中用像贊、別傳、墓誌等形式把那些有德行、有功名、成大業的人記載下來激勵後人，也使子孫蒙受容光，受到族人的尊重。為了使後輩與祖先達到精神上的溝通，利用祖先的感召力把宗族成員結合一體，對每一個宗族來說，修撰宗譜都是一件神聖的事業，大旗頭鄭氏與清遠禾雲鎮鄭氏同宗同脈，歷來重視對族譜的修撰工作。據調查，所收集的鄭氏族譜主要是清遠禾雲鎮鄭氏曾於光緒乙亥年謄抄過《滎陽鄭氏淵源》，至於大旗頭村鄭氏的族譜已經在歷次運動中被毀，此間經歷過幾次修譜活動，已無從考究。但是，現在大旗頭村已經籌建了以鄭衍謙老人為首的鄭氏家族族譜編寫小組，正在做這些方面的工作。

　　（２）宗祠

　　宗祠又稱家廟，是宗族的神聖殿堂，族中許多大事都是在此議決和進行，我國古代有“庶人無廟”。到了明代中葉，打破了這樣的慣例，“於是宗祠遍天下”，“姓名有祠，支分派別，複為支分祠”。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族人團拜的場所，新春團拜和四時祭祀都是在祠堂進行的。在祖先的靈前舉行合族宴飲，是為了表達和祖先的精神上往來，祖先用過的祭祀用品，意味著附有祖先的恩澤，吃了會得到祖先的保佑，增強自己的能力。團拜和祭祀一樣，都可以明人倫、敘韶穆、辨尊卑，讓族人皆知曉其本源，加強彼此的關切。因此，祠堂也就成了維繫家族團聚的紐帶，祠堂也是正俗教化，宣講禮教和倫理道德的地方，這些都結合祭祀、族食、團拜、請譜、讀鄉約進行的，同時祠堂也是族眾排解困難、化消悲苦的場所和執行家法和宗規的地方，起到了鄉民自治、教化地方和維持地方的道德法庭和人倫法庭的作用。

　　從現存的宗廟情況看，大旗頭村歷史上至少有一座鄭氏宗祠和六座鄭姓支祠家廟及兩座鐘氏宗祠。

　　裕禮鄭公祠  始建時間不祥，位於鄭氏民居建築群東，旁有振威將軍家廟，主要是祭祀裕禮公（鄭紹忠一支先祖），平面形態與其他祠堂不同，它是以三間兩廊為基本單位橫向擴展的佈局形式。在原有的四合院式建築旁加開一間，有門房、十天井、大殿。擴建部分用來做祠堂活動的輔助工作，典型的嶺南祠堂。維修過，目前基本保持原貌。

　　鄭氏宗祠   始建時間不詳，道光戊申三年仲冬重修。位於鄭氏民居建築群的東面。是大旗頭村祠堂的主體，為典型的嶺南祠堂形制，是三開間三進堂合院式建築。內部有木雕、灰雕和彩繪壁畫，維修過基本保持原貌，一進院落改建不佳。

　　振威將軍家廟  始建時間不詳，位於鄭氏民居建築群的東，屬四合院式建築，開間１１．７米，平面上有簷廊、頭門、天井、大殿。行廊均對天井開放，形成通透的廳井空間，典型的嶺南祠堂，維修較好，基本保持整體原貌。

　　奉政大夫家廟   奉政大夫家廟在南一區東，始建時間不詳，旁有裕仁鄭公祠。為一進院落，三開間凹肚樂臺式，典型的嶺南祠堂形制，二進院落尺度很小，庭院上方加建屋頂。

　　裕仁鄭公祠   始建時間不詳，位於村南區東北，面臨池塘，旁有奉政大夫家廟，為一進院落，三開間凹肚樂臺式，典型嶺南祠堂，基本保持原貌。

　　惠清鐘公祠   始建時間不詳，為鐘氏村民的宗祠，位於村落北一區十子巷口，面向水塘，塘邊有榕樹。中路三開間，內部重修，斗拱晚清風格，左邊路已無存，現為嫁娶屋。

　　鄭大夫家廟   光緒丙申年（１８９６年）建，即光緒二十二年。又稱芝蘭堂，建築為晚清風格，為一進院落的三間兩廊結構，兩側房間基本保留有完好的雙層結構，門匾由後來的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梁士詒（三水白坭人）所題。據說，此家廟的主人為鄭芝蘭，為北向裕義支的，很多村裏老人講，鄭芝蘭發跡要比鄭紹忠早。他一直在海南、廣州經商，有很多商鋪，是一個大商人。於是，他在北向緊鄰鐘姓之後，廣建華庭，以鄭大夫家廟為中心，周圍建起面積相當大的花園，稱為“發”花園。

　　在大旗頭村近代的鄭姓中，應以鄭紹忠、鄭芝蘭兩人最有特點，一個為官，一個為商。為官者，大有為官風範，其將軍府第，高牆闊門，盡顯大將軍的威儀，佈局嚴整，望而生畏，就像行軍宿旅，一切井井有條。而為商者的房屋佈局則盡顯儒商本色，“發”花園內亭、台、樓、閣依地勢而建，錯落有致，回廊互通，頗有“庭院深深深幾許”之感。

　　對於鄭大夫家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是鄭芝蘭的。這從該家廟的後人的講述，以及本村老人的回憶中都證明了這一點：鄭芝蘭經商，很有錢，“發”花園的規模也很大。可是，家廟建造於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該年正好鄭紹忠病逝，享年５６歲。而從鄭氏族譜看，鄭芝蘭為裕義房永康公一支的，是大旗頭村鄭氏的第八世，而鄭紹忠則為第六世，他們之間是否有較大的年齡差距？據我們調查，在同輩之間，鄭氏二房後人比三房後人的年齡大得多，所以，鄭紹忠與鄭芝蘭的年齡差距不大。二是認為是鄭潤材的。這是由一些專家推測的，封建時期的家庭倫理比較嚴格，鄭潤材由於是鄭紹忠的義子，不可能在裕禮房的宗族範圍內部建祠廟，所以只能選擇該範圍外的北向修建，另外又緊鄰鄭紹忠的尚書第、建威第，以示其孝心。但是有三點似乎不可能，一是建廟時間為光緒二十二年，鄭潤材卒於光緒三十年，建生祠的可能性不大。二是當時北向均為鐘姓、裕義支鄭姓居住，佔用其他宗族的地建祠廟也是不太可能。三是大旗頭老人（包括鄭潤材的後人）幾乎都講是鄭芝蘭的，而沒有說是鄭潤材的。因此，鄭潤材一說是不可能的。

　　此外，還有大道鐘公祠、永康鄭公祠，據說，原來還有裕義鄭公祠，現已被毀，無存。

　　３．族學

　　為了培養宗族子弟，舊時許多村落設有私塾，私塾即家塾，所謂“十家之村，不廢誦讀”。興辦私塾的目的，就是使“族內貧而不能學者，招入家塾，悉力扶植之”。

　　大旗頭村的族學淵源詳情現已無法考證，目前有史料可證的應在鄭紹忠在外做官，回鄉修建大旗頭村以後，由於鄭乃草莽行伍出身，因此在功成名就以後，對後世子孫尤其希望他們能在學識見地方面，有所成就，這一想法就是在其修建的大旗頭建築群的格局時就有所體現。鄭紹忠在修建好大旗頭建築群以後，其後人將鄭氏宗祠等公共建築設為私塾，以供族中子弟學問習字，光緒年間，大旗頭出了第一位科場舉人，鄭紹忠族侄鄭潤梅（又名鄭道榕）高中光緒庚子年（１９００年）恩正並科第七十名舉人。

　　民國以來至抗戰前，鄭氏宗祠一直是作為村人學習的私塾和學校之用的，在此也曾經辦過新式學堂的大同小學。抗戰期間，振威將軍家廟，裕禮鄭公祠等先後做過村落的私塾，並延請村中學問高深者——鄭潤梅等人來教村中後人讀古書，主要教授幼兒啟蒙讀物，如《三字經》、《百家姓》和《幼學瓊林》等。 解放以後，建威第被改用作大旗頭小學，一直沿用至２００１年９月小學合併之前。

　　鄭紹忠修建了大旗頭村房屋群後在樂平鎮建了一座“樂平社學”，這是當時當地十九個村唯一的一個學堂，可見鄭紹忠當時為當地教育也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也體現了他冀望後人能夠通過讀書取得功名的想法。解放後，“樂平社學”一度改為樂平中心小學所在地，１９５９年建為樂平人民會堂。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新會堂另址建造而拆除改建為民居、店鋪。

　　（四）族規與家訓

　　用以約束家庭內部成員的族規家訓，是在一定時期由家族名人或家族領導者從日常生活習慣和行為模式及道德造詣和志向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大多刊於家譜之中，也有單獨彙編成冊，以供族中長者在集會或祭祀活動中統一宣讀，全體族眾必須仔細聆聽，然後在日常生活中牢記並實行的鄉規民約。

　　大旗頭村有著比較嚴格的村規，比如村中人到外地打劫、偷東西等不良行為，被發現後必然嚴懲。和中國其他的傳統社區一樣，在婚姻方面村規限制也及其嚴厲，如同姓不結婚，通姦的要浸豬籠，而把通姦稱為“做狗”，家族內的家規對於婦女來說也是比較嚴酷的，若婦女不守婦道，將會被休或者浸豬籠。

　　近年來，隨著大旗頭村旅遊業的發展，村民逐漸認識到保護古建築的重要性，在三水區文化局幫助下，由村民委員會擬定了大旗頭古建築群村民保護公約。

　　四、鄭氏家族的姻親關係

　　（一）與廣州高第街許氏家族的關係

　　１．家族關係

　　鄭紹忠的次子鄭潤琛的妻子許應鏵（音）為閩浙總督許應騤的妹妹，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前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的姑婆。

　　２．高第街的許家

　　許氏家族被史學家稱為近代廣州第一家庭。２００年來，高第街許氏名人輩出：有鴉片戰爭時期領導鄉紳民眾抗英的許祥光，有署理過浙江巡撫的許應，清末名臣閩浙總督許應騤，有孫中山重要軍事助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有辛亥革命期間在南京發炮轟走張勳、張人駿的南京臨時衛戍司令許崇灝，有魯迅夫人許廣平，有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有與鄧小平並肩發動百色起義的許卓，有在解放戰爭秘密戰線為黨作出重要貢獻的許錫纘。

　　許氏家族在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法戰爭、戊戌維新、辛亥革命、討袁護國、大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各個時期都有地位相當重要的人物。他們的活動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許家自始就著重教育，１８５０年，許家第十宅的許應騤和第七宅的許應雙雙參加會試，折桂而歸。許應騤任職過京中多數部門的首腦，還被調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大臣。清史評價許：秉性方剛、不懂妥協、不識周旋，更是墨守成規。因此，曾堅決反對“戊戌變法”。戊戌政變後，許應騤出任封疆大臣閩浙總督，並被特許“仍在紫禁城騎馬”，以表示優寵。一年後又兼署福州將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在高第街許地，清道光年間族人修祠建宅，有家廟、戲臺、書室、花園等，古色古香，幽靜雅致。現在的古屋房舍大多已經被損毀另建，唯有宗祠一帶仍然保留著昔日風貌。

　　（二）與鄧世昌家族的關係

　　１．家族關係

　　鄭紹忠的孫女鄭潔坤是其四子鄭潤廉（又名鄭季澄）的女兒，出生于１８９９年正月，就讀于廣州坤維女子學堂（即現廣州市２９中）。鄭潤廉有六女一子，鄭潔坤是他的長女。鄭潔坤１８歲時，嫁給了鄧世昌的侄子鄧弓一，鄧弓一曾就學于南武學堂（即現在南武中學）和粵軍講武堂，參加過北伐戰爭，是清代民族英雄鄧世昌的侄兒。右側的照片為鄭潔坤和鄧弓一於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攝于當時廣州第一公園（即現在的人民公園）。鄭潔坤１９３１年因病去世，年僅３２歲。他們生有一男二女，男鄧權民，二女兒鄧婉紅，三女兒鄧飛紅。

　　２．鄧氏家族

　　鄧世昌家族祖居廣東番禺龍導尾鄉（現廣州海珠區龍涎裏）。海珠區的鄧家有四房，鄧世昌屬第四房，他和他的父親都是獨子。鄧弓一屬於三房，他的父親鄧佑昌與鄧世昌是堂兄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鄧世昌直系後人舉家搬遷到北方，但是在愛國民族英雄鄧世昌精神薰陶下，鄧氏一門有６人為救國而投筆從戎，其中５人出自黃埔軍校的門下。

　　鄧權民的堂兄鄧堯民畢業于重慶陸軍學校２０期；他的另一個堂兄鄧渭民畢業於黃埔軍校１４期；堂弟鄧光民畢業於黃埔軍校１８期；妹妹鄧婉紅畢業於黃埔軍校１６期，是廣東為數不多的黃埔軍校女學生之一；小堂弟鄧焱民則在１９４２年參加了抗日諜報工作。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後，年僅１９歲的鄧權民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了黃埔軍校中央陸軍步兵學校教導總隊第一期。次年日寇侵華，鄧權民被派到軍政部第２３補充兵訓練處，專門訓練新兵。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軍宣佈投降，時任第１２集團軍教導團團級幹部的鄧權民參與了日軍的受降儀式。１９４６年抗戰勝利後，當國民黨掉轉槍頭打共產黨時，他毅然辭職回鄉，後又拒絕國民黨２萬銀元券的“安家費”，堅決不到臺灣去。１９９８年，鄧權民立下遺囑，將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以報效祖國。

　　鄭潔坤的三個孩子中，鄧權民、鄧婉紅都是黃埔軍校畢業，二女兒鄧飛紅１９５３年畢業於中山醫學院，後在暨南大學醫學院華僑醫院工作。

　　（三）與澳門何家的關係

　　鄭潤咸（鄭繼忠的兒子，鄭洵侯的父親）三姨太的外甥女是何賢四姨太黃慧珍，生子何厚炤，是澳門特首何厚燁（為何賢五姨太陳瓊所生）的兄長。

　　何厚炤，生於澳門，廣東番禺人，何賢先生之子。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２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就讀葡文及工商專業。曾任香港金銀交易所出市員，澳門大東銀行執行董事，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現任京陽有限公司董事長，天澳國際貨運（澳門）有限公司董事長、大豐銀行董事、百匯兌換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水泥廠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大明石油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等。又任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委員，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澳門鏡湖醫院慈善常務理事，北京市政協七、八、九屆政協委員。

　　（四）與番禺鄔家的關係

　　鄭潤琦的二女兒嫁給番禺余蔭山房主人鄔鼎盛的兒子鄔軾侯。

　　余蔭山房又叫餘蔭園，是廣東四大名園之一，位於番禺市南村鎮。建于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占地１５９８平方米。余蔭山房為番禺南村人鄔燕天所建。鄔在清同治六年考中舉人，後來其長子和次子也先後中舉。在古代，一門有三個舉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為顯示自已家族的榮耀，鄔燕天聘請了許多建園名師，在家鄉大興土木，前後歷時５年，花費白銀近３萬兩，建造了余蔭山房。余蔭山房的主體建築是深柳堂，它原是園主人讀書的地方，是裝飾藝術和文物的精華所在。深柳堂面闊三間，分別為廳堂、書齋、臥室，室內寬敞明亮。由於園主人曾在北京做過官，所以他用白色和紫色玻璃來鑲嵌窗格，透過滿洲窗（一種垂直推拉窗，上面鑲刻有圖案或書畫的單面彩色玻璃，為廣州傳統建築特色之一）向外望去，園內宛如一番嚴冬下雪的景致，不由使人懷念起北國風光。

　　余蔭山房的北部是均安堂袒祠，均安堂門外是兩株酸楊桃樹，與堂內的龍眼樹、紫荊花樹組成“子孫成龍”的寓意，表示園主人希望其子孫後代都能繼承先祖的余蔭，永遠昌盛繁榮。余蔭山房在設計上，採用了藏而不露、縮龍成寸的手法，結構佈局巧妙，各種要素搭配合理，在只有幾畝的土地上造出了園中有園、景中有景、幽深廣闊的境界，富有小巧玲瓏的藝術特色。

　　（五）與葉劍英家的關係

　　鄭洵侯是鄭潤鹹之子，過繼給鄭潤琦。他的妻子謝錦芳是廣東梅縣丙村人，其伯母葉見妹是葉劍英的堂姐。葉見妹之子謝文思是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委員，全國僑聯第六、七屆副主席。建國初期，謝錦芳和哥哥與葉帥兄弟等在廣州市豪賢路４８號生活多年。葉劍英曾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與鄭潤琦共過事，對其印象深刻。粉碎四人幫後，謝錦芳隨盧偉良等老同志應葉劍英邀請到北京參加打倒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國慶日。之後葉劍英曾通過何賢及其弟弟葉道英邀請鄭群儀（又名靜柏，鄭潤琦三女。在何賢、黃堅等開辦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福華企業有限公司任司庫）和鄭洵侯到北京見面、敍舊。

　　（六）與何非凡的關係

　　鄭潤琦的女兒鄭曼霞嫁給廣東粵劇一代宗師何非凡，鄭曼霞與何非凡是結髮夫妻，白首偕老，死後兩人合葬於澳門。

　　何非凡原名何賀年，何康棋，曾取藝名何小年，廣東東莞人。十六歲投身粵劇學藝，他拜名伶為師，師事李叫天，陳醒章，石燕子等。何非凡曾學花旦，但隨著男花旦漸遭淘汰而改攻文武生。他經過長時間的苦學與磨練，不斷的觀摩和臨場經驗，利用自己明亮柔喉的特有條件，拼命鑽研唱腔，並獨創一種“狗仔腔”，運腔連疊，忽而低沉忽而提高，或偶作閑狀，因此膾灸人口，許多粵劇觀眾也會哼上幾句，他先後加入“大羅天”、“黃金”、“樂其東”、“紅梅”等劇團，１９３８年自組非凡粵劇團，聲震省港，名揚海外。何非凡終於成為一位出色的粵劇文武生，並成為粵劇界中最有創作本領的傑出人物之一，是粵劇藝術的一代宗師。他先後創作了《情僧偷到瀟湘館》、《黑獄斷腸歌》、《風雨泣萍姬》、《碧海狂僧》、《白兔會》、《紅樓金井夢》等名劇。

　　（七）與鄧青陽家的關係

　　鄭紹忠三子潤樑的妻子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鄧青陽上將的妹妹。

　　鄧青陽（１８８４—１９６０年），原名憲甫，字秀吉，白坭中灶村人。清末赴日本明治大學就讀，獲法學學士學位，在日時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鄧青陽於清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年）返國，武昌起義後，任北伐軍總司令部顧問，後被推舉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南京會議，參與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北京政府成立後退出政壇遨遊蘇杭。民國二年（１９１３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參與恢復國民黨廣東省支部工作。民國七年（１９１８年）赴南洋視察黨務，３年後回國，任礦務局秘書。民國十三年（１９２４年）１月參加國民黨改組會議，旋調任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秘書長。民國十六年（１９２７年）８月，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參事兼民事司司長，未幾辭職，任南京市“清党”委員會委員，後回粵任國民黨廣東省党部改組委員，旋任中央黨部國民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國十八年（１９２９年）３月和民國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分別當選為國民黨第三、第四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兼特別法庭庭長。民國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當選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任廣東法科學院院長。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風紀第四巡察團中將委員，代理上將主任委員。抗戰勝利，黨員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建國前夕去臺灣，繼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直至在臺灣病逝，終年７６歲。

　　五、大旗頭村的重要人物

　　（一）鄭紹忠

　　見第二章鄭紹忠傳記。

　　（二）鄭潤材

　　鄭潤材（？——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字惠霖，鄭紹忠的義子。鄭潤材是南海縣鹽步人，原姓胡（一說姓符）。他原是鄭紹忠在義軍時的“看馬仔”（鄭金的馬童）。潤材身材高大，武藝好，跑得比馬還快，且精乖伶俐。傳說他跑時，他那條辮發直直的，故人們稱他做“快馬三分”。有一次，鄭金在戰場上騎馬跳過一條溪澗，被馬一摔，將要倒地時，鄭潤材竟一個飛躍趕上，剛好把鄭金抱住，順手將鄭金往馬背上一送，鄭金又騎在馬背上了。因此，鄭金感到奇異，十分賞識他。約在咸豐八年（１８５８年）四、五月間，鄭金由廣西賀縣回守懷集，便收其為義子，賜姓名曰鄭潤材。鄭金有三兄弟，他居長，原名鄭金星，字心泉，因他的花名叫大口金，故人稱他為鄭金。二弟十二歲時死去，名失傳。三弟叫鄭金泉，花名叫跛全。後來鄭金因自己有了四個兒子，就把鄭潤材過繼給他那個十二歲時死去的二弟做兒子，為二宅。但鄭金一直視潤材為己出。

　　但另有一則傳聞則稱鄭潤材為陳金的幼子。抗日戰爭前的廣州《國華報》陳啟賢撰的《岑春煊逼死鄭潤材》一文中稱：

　　岑春煊，廣西西林人，為人陰險。兩廣總督任內，逼死鄭潤材，氣死馮子材。

　　其與二人，本屬世交。鄭潤材，為已故之陸路提督鄭紹忠（即大口金）之子。鄭紹忠，初本太平天國猛將陳金右先鋒，侯臣帶（侯成帶）則左先鋒也。鄭紹忠殺主求榮，投誠清室，並攜陳金之幼子撫育（按，即鄭潤材），認為己子。旋以功授廣東陸路提督，侯臣帶（侯成帶）官亦位至總兵。時，岑春煊之父毓英方任兩廣總督，與馮子材義屬金蘭，對於鄭紹忠，亦頗為看重。

　　鄭潤材年輕時就隨鄭紹忠出入戎馬。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陳金農民起義軍失敗，鄭金降清，自領其營編為安勇，鄭金更名鄭紹忠，其三弟也更名為鄭繼忠。潤材也追隨鄭紹忠投降清軍。自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起，潤材跟隨鄭紹忠參加了與太平軍的南雄、永定、大埔、嘉應等戰役，剿滅了粵東的太平軍餘部。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至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廣東一些地方的土客之間的械鬥升級，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鄭紹忠、鄭潤材父子率所部安勇——“鄭家軍”，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破太坪客匪，同年，“鄭家軍”主力均調往肇慶剿撫恩平客匪，並連破恩平縣屬榔底大田寨。同治六年（１８６６年）正月鄭氏父子率軍移剿高明五坑客匪，並進剿赤溪、曹沖等處悍匪。同治七年（１８６７年）時任南韶連鎮總兵的鄭紹忠又剿撫了高明、鶴山、東莞新安等地的客匪。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搜治欽州、靈山的積匪。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海南島的儋州、臨高等地爆發大規模的土客械鬥，形勢非常嚴峻。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時任兩廣總督的劉坤一急調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挑選精銳安勇，揀派幹練將官、哨弁官渡海馳往協剿，同時令海南水路各軍均由鄭紹忠統一節制調遣。從二月至四月間，基本平定了海南的土客械鬥。

　　在鄭紹忠的戎馬生涯中，鄭潤材一直追隨其左右，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深得鄭紹忠的賞識，成為“鄭家軍”中鄭紹忠的左膀右臂。鄭紹忠治軍十分嚴格，對潤材也不徇私情。

　　據清宣統《東莞縣誌?卷五十二?宦跡略四》載：

　　紹忠，悍勇善戰，居官久，立功最多。所練安勇，約束極嚴，然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為之用。官虎門時，子潤才（材）已補總兵，偶犯軍律，紹忠縛令出斬，部將跪求不之允，邑人謝遇奇告以總兵大員不宜擅戮，乃痛鞭數十，斥之出，其嚴毅如此。

　　故所部安勇的紀律嚴明、頗具戰鬥。據徐珂《清稗類鈔?武略類》稱：

　　“光緒初，粵有兩福將之稱，一謂陸路提督鄭紹宗（忠），一謂水師提督方曜（耀）也。……鄭居官久，立功甚多，尤長於捕盜。嘗練兵一營，曰綏靖營，約束甚嚴，又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為所用。時水師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無紀律，時出肆擾。”

　　鄭潤材居功不至傲，雖為“鄭家軍”的先鋒，且每戰皆最，但他“序功而獨後”。歷經征戰十餘年，從六品軍功官升至遊擊，是鄭紹忠所部最有名的將領。潤材曾代其父駐紮省城，歷任廣東督撫都十分倚重鄭氏父子。潤材以副將借補南韶連遊擊時，他剛一到任，旋即被任命為順德協副將。幾個月後，即被調回省城任廣州城守副將，分統安勇，兼辦理番禺清鄉事宜，鋤莠安良，口碑載道。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三月鄭紹忠病逝，所部安勇——“鄭家軍”中以鄭潤材聲望最高，於是，鄭潤材繼鄭紹忠以後統率全軍，一切仍沿襲鄭紹忠所定之規制，原來的舊將老兵都十分推服潤材。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鄭潤材奉上諭補授北海鎮總兵。不久，廣西匪患猖獗，先後攻陷一些城池，岑春煊徵召鄭潤材前來征剿。當時，鄭潤材還沒有辦理完惠州、潮州積匪事宜，接電後便星夜馳往梧州。鄭潤材攜副將江志由藤縣進剿容縣、北流等處的悍匪，率軍直抵郁林州，將該處匪患蕩平。廣西巡撫保奏鄭潤材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鄭潤材治軍嚴格，對部卒考慮周全。當他處斬違反軍紀的部下時，總是賞給酒菜並與他們一起痛飲，當面安慰和撫恤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鄭潤材經常率部在鄉間圍捕盜匪，遇到要入戶搜查時，命兩名軍吏守住門口，入戶搜查者要解衣以示沒有匿藏民間財物後，才可以出門。這與當時其他部屬的營勇以清鄉牟利，或者縱卒為暴鄉間截然不同。所以，鄉人每逢聞鄭潤材率安勇至，總是歡欣雀躍、聚眾歡迎，擔茶煮飯以犒賞軍隊。鄭潤材不喜歡阿諛奉承以取悅上司，他本人又拙於言辭。但是，一些賢達的上司知其忠勇無私，又久負鄉望，對他都十分看重。當時總督廣東事物的大學士李鴻章多次稱讚鄭潤材的才幹，可是，這也引起了一些同僚的妒忌。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鄭潤材署廣西左江鎮總兵，並赴北海鎮。當時統領欽州、廉州邊防軍務的岑春煊與鄭家本有世交，其父岑毓英，與馮子材義屬金蘭，鄭紹忠與馮子材都曾是天地會的兄弟，交情很深，故毓英對於鄭紹忠，亦頗為看重。據《清史粵人傳》載：

　　岑春煊初無惡於潤材，入蜚語，乃以要人監其軍，要人估勢事，事欲陵潤材出其上，潤材與之不相中，益構陷潤材，總督某乃加切責，奪其軍，且假他事，下其弟潤潮于獄，幾不測，潤材素剛不能屈，既自憤被誣，罔複念弟，以已故罹誅，益負弟，遂扼腕叱吒手搶，自擊以殉，時三十年二月也。

　　可見，鄭潤材及其所部安勇引起其他人的妒忌，鄭潤材更是遭人陷害。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二月岑春煊便假借其他事情將鄭潤材的弟弟潤潮下獄至死，並奪鄭潤材的兵權，解散了其所部安勇，逼使鄭潤材吞槍自殺。鄭紹忠死後，“鄭家軍”——安勇便由鄭潤材統率，鄭家軍軍紀嚴明、作戰勇猛、深得民心，鄭潤材又頗負聲望。岑春煊實則是忌憚鄭潤材及其“鄭家軍”，於是他便假借他事將“鄭家軍”解散。鄭潤材是不願看到由鄭紹忠一手創建的“安勇”毀在自己手上，更覺得無顏面對鄭紹忠及舊部士卒，故自殺身亡。

　　在《清史粵人傳》中是這樣評述鄭潤材的：

　　　潤材廉僕，有國士風，仍父子執兵符，沈勇無幾，微自功色，孜孜惟戢兵民是務，數十年率初不易，竟不以善終，自逢掖之儒至菜傭、灶嫗皆敬而悲之。潤材不善治生，嘗負官中槍，價數千金，既卒，家益落，無以償，粵人為之請。總督張人駿撫粵時，知潤材賢重，哀其無辜橫死，特蠲其負且欠。曰：鄭死，粵無將材矣！方欲為請恤，以去粵不果。潤材卒後，安勇稍稍散去，其存者以統駛乏人，不能成軍。然各鄉之德安勇者爭迎募，為圍勇，省城巡警日盛。而老於商業者，每各物色，數輩仍衣安勇衣服其門焉。

　　鄭潤材隨父帶兵多年，與其父一樣生活廉潔簡樸，性格沉勇，很少爭功，有國士之風。他率部數十年維持廣東鄉間社會穩定，但卻死得淒慘，吞槍死後欠數千金，家人無以償還，深得上至碩儒下至百姓的同情，紛紛為鄭潤材請命。兩廣總督張人駿知潤材賢重，又死得無辜，哀歎道：“潤材之後廣東無將才了！”鄭潤材死後，安勇散去，但由於安勇深得鄉眾信任，故很多鄉堡爭募安勇為鄉勇，或為廣州商人的護衛。

　　鄭潤材生子四人，分別是應將、應相、應君、應皇。據傳鄭潤材曾衣錦榮歸鹽步，並在鹽步娶妻生子，建造生祠（見圖１－２４）。鄭潤材死後，應煌一支留在大旗頭村，應將、應相和應君三房支在鹽步發展。據鄭潤材第四代孫鄭洪佳回憶，鄭潤才孫鄭衍齡曾就讀國民黨黃埔軍校，曾孫鄭慶賢做過國民黨空軍軍官。應君房支已經移居到臺灣、美國。應將的慶晃一支也移居到香港。

　　（三）鄭潤琦

　　鄭潤琦（１８７３—１９３１年）字仰韓，廣東三水大旗頭村人，父名金泉（鄭繼忠），潤琦自小隨伯父鄭紹忠從軍歷練。以後，由班、排、連、團、旅直到師長，歷經討袁護國、護法、援桂、北伐、討逆、東征和南征等多次戰役，也是孫中山先生締造的建國粵軍中第一批具有豐富軍事作戰經驗的將領。

　　１．參加討袁護國戰爭、護法戰爭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在全國引起震盪，摧毀了滿清封建王朝統治的基礎。在廣東也不例外，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胡漢民就任粵省都督。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自滬抵寧，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可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成果並沒有能保存下來，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５日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３月１０日袁世凱在北京宣佈就任臨時大總統，竊取了革命勝利的果實。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２日，宋教仁被袁世凱暗中指使手下刺於上海車站。１９１３年６月１４日免去胡漢民廣東都督，７月２６日以龍濟光為廣東都督。龍濟光督粵三年，緊跟袁世凱反革命步伐，在廣東實行殘暴的專制統治，大肆殺戮革命分子，惡行累累，罄竹難書。粵人評判道：“龍濟光督粵三年，窮濟萬惡。”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凱廢共和，復辟帝制。面對袁世凱竊國行為，蔡鍔在雲南首舉義旗討袁，護國戰爭爆發。孫中山主張興兵討袁，在廣東發動二次革命，但由於袁世凱的勢力龐大，以及內部的不團結，最後以失敗告終。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在全國實行恐怖統治，在廣東的龍濟光更是袁世凱的幫兇。雖然這一時期在廣東有星散的革命鬥爭，但難以形成較大的聲勢。直至１９１６年，討袁護國戰爭的形勢向有力於革命黨的方面轉化。１月１日，魏邦平在肇慶閱江樓側縣立模範小學，成立廣東護國軍獨立第二旅，鄭潤琦任該旅邦統，率部參加反袁（世凱）討龍（濟光）戰爭。３月１５日，陸榮廷宣佈廣西獨立，遂率桂軍兵分三路，準備進擊廣東肇慶、欽廉兩州和湖南。李耀漢的肇慶駐軍回應護國軍宣佈獨立，廣西護國軍兵不血刃開進了肇慶。３月３１日，廣東護國軍攻城司令魏邦平及其所部乘艦直抵虎門，準備進攻廣州，４月４日，在魏邦平的聯絡策動下，停泊在珠江上的“寶壁”、“江大”、“江固”等六七艘軍艦起義，加入廣東護國軍，由魏邦平統率。４月６日，龍濟光被迫宣佈廣東獨立，自任都督，以緩和護國軍進攻省城，蒙混過關，後來由於他消極抵抗護國軍北伐，並設置障礙，在各方勢力的被迫下敗退至海南島。１９１６年５月，在肇慶成立了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和肇慶中華民國軍務院，使獨立各省有一個統籌機構，體現各派討袁力量某種程度的聯合，與北方袁世凱專制政權形成了對抗局面。

　　桂系軍閥陸榮廷借護國戰爭之利乘機進據廣東，１９１６年１０月陸榮廷正式就任廣東督軍，率部進駐廣州。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凱在全國一片討伐聲中死去，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１９１７年４月黎、段之間矛盾激化，５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段祺瑞唆使督軍團叛變，脅迫解散國會，趕走黎元洪。黎元洪電請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但張勳進京後卻宣佈復辟，遭到全國人民聲討。段祺瑞借“再造共和”的姿態出現，打敗張勳，擁馮國璋為總統，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實際權利，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為了維護《臨時約法》和舊國會， ９月孫中山組織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發動了護法運動。是年，鄭潤琦在魏邦平指揮下參加了護法戰爭。但由於孫中山所依賴的西南桂系、滇系軍閥的消極阻擾，無法實現護法北伐大計。

　　２．歷經創建粵軍，參加援桂、討逆、東征等戰役

　　１９１７年，桂系軍閥入據廣東，廣東省長朱慶瀾憤桂系專橫，乃計畫在粵培養一些實力與桂系抗衡，他於７月１５日任魏邦平為廣東警務處長兼廣東省會員警廳長，另加撥警衛軍潘斯凱統領所部三營歸魏邦平統帶，魏兼任統領，仍舊以幫統鄭潤琦帶一個營，其餘兩個營長，一個沒有更動，另一個是魏的同族兄弟魏覿明。１９１７年９月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後，為了擺脫對西南軍閥的過分依賴，發展自己的軍隊，孫中山接受廣東省長朱慶瀾建議，欲將所轄警衛軍二十個營改編為省長親軍，由陳炯明任司令，歸大元帥府管轄，但遇到桂系陸榮廷、莫榮新的抵制。後來由於閩督派兵侵入潮汕平原，粵督莫榮新為了保住兩廣地盤，便將警衛軍二十個營撥給陳炯明，成立援閩粵軍。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退到海南的龍濟光與北洋軍閥勾結，以所部數千人在徐聞登陸，兵分三路向廣州進攻。廣東軍隊亦全力迎擊，分編五軍，魏邦平為第五軍司令。由於第二軍林虎部在陽江打了敗仗，魏邦平及其部屬鄭潤琦等人率第五軍由廣州出發，經開平、恩平抵達陽江的織箕，與茂名的林虎、劉志陸兩部對盤踞電白的龍軍李嘉品部形成包圍態勢，魏邦平率第五軍由織箕出儒洞攻敵正面，經過一日戰鬥，李嘉品部潰敗投降，龍濟光在廣東的勢力全部被消滅。 

　　討龍軍事結束後，魏邦平部回廣州，並對第五軍進行一次擴編。原來第五軍只有魏邦平自兼的一個統領部三個步兵營，加上省會員警廳的一個員警遊擊總隊，及臨時組成的炮兵一隊，速射炮數門。電白大捷後，繳獲部分槍械，又在陽江收編了有槍的散兵、綠林數百名，又從廣東督軍莫榮新處領得幾百支步槍和幾挺機槍，合起來編成步兵三營，稱為第五軍第二司令部，以陳章甫任司令。同時又將魏所兼得統領改為第五軍第一司令部，以鄭潤琦升任司令。第五軍將司令部設在廣州東堤的木屋，所轄部隊除派一部駐防陽江外，其餘駐防中山縣屬地。並在中山石岐設立第五軍軍官講習所，訓練在職的初級軍官。

　　粵軍在福建取得勝利後，於１９２０年８月陳炯明率粵軍回師討桂，孫中山派朱執信、孫科、吳鐵城等人回粵，分別策動了廣東護國軍第五軍魏邦平（廣東省員警廳廳長）等宣佈獨立，江防艦隊為魏邦平所控制，魏邦平致電孫中山等，報告率領所部及艦隊，“陳師珠江，集中鵝潭，佔領中流砥柱及車站各要隘，與福軍（廣惠鎮守使李福林）一致行動”。還致函莫榮新，促其“解除政權，以粵省政權還之粵人，率師回桂，停息兵禍”。１０月，粵軍攻克廣州，驅逐了桂系軍閥莫榮新。孫中山將原有的和回粵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部隊進行整編，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下轄兩個軍。第一軍軍長由陳炯明兼，轄三個師、六個獨立旅和五個路。第二軍軍長為許崇智，轄四個旅。魏邦平的第五軍改編為粵軍第一軍第三師，魏邦平任師長，轄一個旅，一個步兵團、一個統領部和一個炮兵營。第二司令陳章甫任第五旅旅長，第１１團團長為魏覿明，原第一司令鄭潤琦改任統領。本來從資歷來說，鄭潤琦應該任旅長，但陳炯明藉口鄭潤琦不是學生出身，又年老邁，不適合旅長人選，欲派心腹翁式亮任第三師第六旅旅長，以削弱魏的權力。魏邦平以翁的能力有限，不能帶兵太多加以拒絕，加之鄭潤琦在軍中頗有資歷，自己與鄭共事多年，出生入死，若無故棄他，則影響軍心。

　　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桂系軍閥陸榮廷不甘心在廣東的失敗，宣佈取消自主，投降北洋軍閥，並陳兵粵邊，企圖顛覆廣東革命政權。粵軍奉孫中山之命“援桂”，討伐陸榮廷。鄭潤琦參加了援桂之役，他所在的魏邦平師被編入中部主力軍，在葉舉的指揮下，６月２２日魏邦平率第三師及廣東水上員警廳的艦隊沿西江兩岸西上，２５日第三師進佔梧州。之後，魏邦平率水陸部隊猛追，即日佔領西江北岸的人和墟、藤縣各地，不數日間，蒙江、白馬、丹竹、平南、江口、桂平各地，次第佔領。第三師佔領桂平後，奉令留守桂平和梧州一線，以鞏固後方。但仍派大部分艦隊與左翼軍、右翼軍以及贛軍一起，攻下南寧、桂林和陸榮廷的老巢——武鳴，陸榮廷逃往越南。至此，粵軍徹底打敗了桂軍，廣西遂入廣州政府管轄之中。此後，粵軍第三師即駐防桂平至梧州沿西江北岸二百多公里長的地區，鄭潤琦的統領部駐防梧州人和墟等地。第三師在駐防廣西期間，由於魏邦平長住廣州，故軍紀逐漸敗壞，防務鬆懈。１９２２年春為整頓軍隊，魏邦平將鄭潤琦的統領部改為第１２團，合併魏覿明的第１１團編成第三師第六旅，鄭潤琦升任旅長。

　　正值桂局快要平定的時候，湘、鄂戰爭事起，孫中山認為這是興師北伐的大好時機，１２月４日孫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營，抽調部隊，改編為北伐軍，準備北伐。但陳炯明對北伐態度消極，暗中指使族人刺殺粵軍參謀長鄧仲元，孫中山決定免去陳炯明的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職。孫中山於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３日從桂林抵返廣州，欲再爭取陳炯明繼續參加北伐，陳佯裝同意。但正當北伐軍大舉入贛之際，陳炯明、葉舉發動叛變，６月１６日包圍並炮擊總統府。孫中山突圍轉移至永豐艦後，責令粵軍第三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對叛軍還擊，收復廣州防地。並親率永豐、永翔等七艦由黃埔駛入廣州向叛軍陣地開炮，叛軍逃竄。但魏邦平是一個投機軍人，鄭潤琦、陳章甫兩旅在其授意下，沒有按孫中山的命令以陸上策應海軍，以至失去時機。１９日孫中山電令北伐軍迅速班師回粵，討平叛逆。北伐軍回師失利，使北伐軍處於腹背受敵的狀態，孫中山於８月１４日離粵抵滬，宣佈陳炯明叛亂始末，組織討賊聯合軍。魏邦平亦辭職赴上海，以陳章甫繼任第三師師長，鄭潤琦為副師長。９月許崇智率東路討賊軍，欲經閩入粵。１２月滇、粵、桂各軍代表在廣西藤縣大湟江白馬廟舉行軍事會議，史稱“白馬會盟”。“白馬會盟”後，西路討賊軍自廣西東下討伐陳炯明，粵軍第三師回應，鄭潤琦隨第三師從岑溪向羅定、新興、四邑等地攻擊前進。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６日西路討賊聯軍攻入廣州，陳炯明及其部屬戰敗逃走。

　　桂系軍閥沈鴻英企圖竊據廣東，在西路討賊軍的滇、桂軍佔領廣州市內各機關要地後，先于孫中山進入廣州，並與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勾結，１月２６日製造了江防會議事變，魏邦平被沈部捉住，並強迫魏邦平下令舊部粵軍第三師繳械（除留駐江門一個團外）。２月孫中山著各路軍討伐沈鴻英，沈見形勢於己不利，率部移駐西、北江，設司令部于肇慶，並請孫中山回粵主持大局。第三師被繳械時，駐守中山的魏覿明第１１團倖存，２月，魏邦平即令第三師副師長鄭潤琦以該團為基幹，並招集前被繳械的舊部擴充，重新成立第三師，師長為陳章甫。３月２日孫中山在廣州設立陸海空大元帥大本營。但是，沈鴻英並不甘心失敗，不及一個月，他與北洋軍閥勾結發動叛變，進攻廣州。４月，陳章甫辭職，鄭潤琦接任師長，參謀長為胡銘藻。旋即鄭潤琦率第三師與同駐四邑的第一師李濟深部一起攻克清遠，並於５月６日會合友軍向肇慶發起總攻，即日佔領獅崗炮臺，發炮向城內轟擊。１８日，粵軍挖掘地道，以地雷炸開東門城牆，攻入肇慶城，沈軍守將黃振邦被俘，西江下游的沈軍紛紛向梧州潰敗，鄭潤琦率部進駐四會、廣寧。至此，西江叛軍全部肅清。

　　陳炯明、沈鴻英叛軍被擊潰後，所有起義的粵軍均改由大元帥府直轄，稱為中央直轄粵軍。第四軍軍長梁鴻楷，轄兩師一獨立旅和一支隊：

　　第一師：師長李濟深，駐防于西江肇慶、梧州一帶地區。

　　第三師：師長鄭潤琦，駐防于三水、四會和廣寧之間。

　　獨立旅：旅長徐漢臣，駐防新興、開平、臺山、恩平一帶。

　　支   隊：司令丘耀西，駐防新會。

　　１９２４年１月孫中山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本人擔任總理，並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１月２０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發表了著名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中國之現狀及其前途，制定對內外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接著，即進行軍事上的整頓。３月間，決定將原屬中央直轄的粵軍和東路討賊軍，統一改編為建國粵軍，除李福林第三軍未另編師外，其餘部隊改編為四個師若干獨立旅。

　　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參謀長：蔣介石。

　　第一師師長：李濟深

　　第二師師長：張民達

　　第三師師長：鄭潤琦

　　第四師師長：許   濟

　　獨立旅長：徐漢臣、梁鴻材、卓仁機等

　　警衛軍：吳鐵城

　　整編後的建國粵軍嚴加整頓訓練，並將所屬部隊的官兵大量吸收入國民黨。建國粵軍以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作為教育課程，孫中山期望把它建設成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１９２３年９月駐羅定等地的原東路討賊軍第四師師長呂春榮叛投鄧本殷部，１０月孫中山下令通緝呂春榮。盤踞于高、雷、廉、瓊之叛軍鄧本殷、蘇慎初部一直是牽制建國粵軍東征的力量。１９２４年７月，呂春榮部從高州再次大舉進犯羅定，鄭潤琦率部擊破之，敵向四會潰竄，擊斃鄧本殷前線司令官龔某、女統領唐某、兵卒１２０人，俘虜３００餘人，繳槍６００余支及彈藥一大批。使敵軍不敢西犯，廣州解除了東征陳炯明叛軍的後顧之憂。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一些軍閥試圖借機入主粵政，４月時任東征聯軍總司令的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遂趁孫中山逝世，東征軍遠在東江，廣州十分空虛之機，發動變亂。６月各路軍隊班師回粵，討伐楊、劉叛亂。６月１０日，革命軍部署攻城。鄭潤琦所部第三師和粵軍第一師及第六旅等任左翼，沿廣九路前進；黃埔軍校任右翼，由龍眼洞前進；警衛軍、“福軍”等為總預備隊，由珠江南岸前進。魏邦平為攻城軍總指揮。１２日廣州全城被收復，楊、劉之亂被平，禍粵數年，擁兵數萬的滇、桂之軍終於被消滅。之後，鄭潤琦部進駐東莞、寶安。

　　國共合作後，在國民政府的支援下，廣東的農民運動迅速興起和發展。鄭潤琦及其所部為農民運動的順利開展做了一定的貢獻。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６－７日，廣甯縣第一次農名代表大會在縣城隆重召開。大會決定成立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民主選舉周其鑒為縣農民自衛軍隊長，羅國傑為農會秘書。１０日，廣甯縣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在縣城隆重舉行。各區、鄉農協執委、代表３００多人和農會會員１０００多人參加大會。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代表阮嘯仙率領廣州農講所學員代表和省、縣農民自衛軍代表出席了大會。廣東省總工會代表楊殷及黃埔軍校代表到會祝賀。廣甯縣農民協會的成立，揭開了西江農民運動的序幕。

　　１１月中旬，廣寧縣農會發出《減租宣言》和《給田主的一封信》，揭露地主罪行，闡明減租的正義性和目的。２０－２６日，廣甯縣地主豪紳多次舉行集會，成立保產大會、業主維持會，建立８００餘人的“業主軍”武裝，抗拒減租。２５日，“廣寧事件”發生，是夜，潭布地主武裝突然進攻古樓營的區農會，農軍死傷１０多人。農軍反擊，打響廣甯縣農運開展以來的第一槍。次日，彭湃從廣州抵廣甯縣拆石，號召農民起來鬥爭，隨後返廣州向中共廣東區委周恩來報告廣甯縣農運情況，並要求革命政府派武裝支援。

　　１２月１日，廣寧縣潭布地主武裝百余人突襲社崗等鄉農軍，次日，“業主軍”又襲塘逕鄉農軍。彭湃向周恩來報告廣寧縣情況，並再次要求廣東革命政府派武裝支援。１０日，廣甯縣各區農民代表５００余人在柯木咀鄉舉行大會，彭湃、周其鑒等在會上發表演說，會後舉行示威遊行，迫使縣長接受解散業主維持會、解除地主武裝等條件。１１日，由廖仲凱派遣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８０人，在隊長徐成章、黨代表廖乾五的率領下抵達廣甯縣農軍據點社崗，支援農民鬥爭。１２日上午７時，以農軍為前鋒，鐵甲車隊續後，向潭布地主據點發動攻擊。激戰一整天，敵不支，退守以江姓炮樓為中心的幾個據點。１６日，廖仲凱令建國粵軍第三師鄭潤琦部派一營（該營駐四會，營長李漢魂）增援廣甯縣農軍，並決定成立“綏緝善後委員會”，委彭湃、廖乾五及廣甯縣長蔡鶴鵬等共同負責處理廣寧事件。２７日，廣寧綏緝善後委員會開會，通過緝拿地主首領江淮英等８名破壞農運禍首及收繳地主武裝兩案。兩天后，鎮壓農運的縣團保總局的武器被鐵甲車隊解除，局長譚侶松被拘捕，使農民運動順利開展。

　　１９２４年，廣甯縣長李濟源因反對農民運動被省署撤職而下臺。但李濟源不甘心失敗，到處招攬散兵游勇回鄉潛伏，企圖負隅頑抗。李濟源排行第三，鄉間族人稱其為“三爺”。他傲氣十足，不可一世。李濟源帶著官印回到車心崗後，為與粵軍第三師抗衡，除大量收編“神打”外，還組織了不明真相的群眾成立了以五行棠（綽號）為隊長的“自衛隊”。為確保李濟源的巢穴安全，“自衛隊”在周圍布障設卡，盤問行人，封鎖河道。“自衛隊”每人都配有藍布縫製、胸前黃色圓圈內印有“車”字的馬褂。在李濟源的指使下，“自衛隊”還組織偵探人員，越過綏江，到官步、梅龍、橫逕一帶搜集情報，捉拿“奸細”。凡此種種，使當時商貿媲美東鄉、古水、石狗各埠的羅鍋街，因河道封閉，來往客商斷絕，商業貿易驟然衰落，形如死地，群眾叫苦不迭。

　　粵軍第三師在鄭潤琦師長帶領下，握守綏江兩岸的江積、石澗，控制局勢，等待時機。李濟源恃有地利、人和之便，經常派人深入第三師駐地刺探軍情。當年４月某日中午，石澗有一姓蔡的農民到官步口賣菜，被五行棠屬下陳永等人無理逮住，一口咬定其為第三師密探，是刺探軍事情報的特務，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眾強行將蔡某的衣服剝光，用香火灼其下身。蔡某呼救無援，受盡折磨。蔡某無辜受刑之事，在石澗一傳十、十傳百，當地群眾對此非常義憤。第三師借群情洶湧之機，把他們組織起來，一些群眾自覺獻出船艇，隨第三軍沿綏江北上，直插羅鍋。由於李濟源的自衛隊人數不多，又是烏合之眾，作戰能力不強，所以第三師很快攻下羅鍋。最後，對車心崗的逆產予以沒收或燒掉：沒收積極資助李濟源的“瑞豐”、“兆泰”商號的所有物資；燒掉李濟源所屬商鋪“萬祥”及其在車心崗的房產，李濟源則逃跑了。

　　１９２５年７月７日，廣甯發生“江屯事件”。是日淩晨，廣甯縣民團頭子李濟源等糾集了５００余人圍攻江屯農會。農軍及農會會員１００余人堅守五天四夜失守。農軍傷亡４０餘人，失槍百余支，會所被焚。事後，縣農會向省農會控訴縣長李綺庵和駐軍拒不救援的罪行。

　　８月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聲援廣甯縣農運的決議案，要求嚴懲兇犯、撤回第三師、撤換廣甯縣長等。廣東革命政府答允代表大會的全部要求，及時處理了江屯事件。中旬，鄭潤琦將駐廣甯縣的莫國華部調往懷集縣，另調第三師第九團進駐廣寧縣，受到農民歡迎，地主豪紳聲勢頓挫。

　　３．“廖案”後，蔣介石清除異己，鄭潤琦辭職經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愷遇刺身亡，舉國震驚，國民政府及時為“廖案”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任命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授以政治、軍事及員警全權”。這個以應付緊急事態、保衛國民政府為由而成立的特別權利機構，實際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８月２４日蔣又出任廣州衛戍司令，極大地擢升了蔣介石的權力和地位。汪、蔣為了排除異己，籍著“廖案”的清查，互相勾結。汪、蔣與許之間有很大分歧，蔣之于許，共事既久，積有很深的宿怨。蔣素懷有野心，每欲整肅粵軍，打擊粵系軍人，因此兩人早已貌合神離，大有水火不容之勢。許之部將、粵軍第二師師長張民達早就告誡過許：“將來倒你台的必為蔣介石！”蔣加入“廖案”特委後，即擺出咄咄逼人的姿勢，迫不及待地要向粵軍開刀，進而篡奪粵軍的軍隊，以取許而代之。蔣採用突然襲擊的手法，拘捕了梁鴻楷、張國楨等一批粵軍將領，迫走了魏邦平等一批官員。９月１８日蔣介石以廣州衛戍司令名義，在廣州實行戒嚴，並包圍了許崇智住宅。蔣致函許崇智，“勸”其暫離粵境，實為武力迫其出境。２０日，蔣介石派軍隊至東莞和石龍圍住許部粵軍的鄭潤琦、莫雄兩部，向鄭潤琦提出：一、將第三師繳械；二、要鄭去職；三、立即離開廣東。否則，要將許、梁等人槍斃。莫部遵令繳械８００余支，鄭潤琦部略有抵抗，但最終為免投鼠忌器，鄭同意全部條件。並立即傳令全師解甲繳械，鄭潤琦則離任趕滬，從此結束戎馬生涯。其後，汪、蔣竟以國民政府名義發表佈告略謂：“自八月二十日廖、陳兩委員被襲擊事件發生後，政府查悉主謀唆使嫌疑犯人，並同時發覺不肖軍隊，陰謀勾結危害政府一切情狀。業于二十五日將嫌疑犯人胡毅生、魏邦平、林樹巍等通緝歸案訊辦，並將謀危政府叛跡已露之軍官梁鴻楷等逮捕，暨將其所屬部隊分別解散、收編各在案。鄭潤琦、莫雄等包藏禍心，與梁鴻楷等串同一致，甘為反革命之鷹犬，以謀危害國民革命政府……故於本十九日令廣州衛戍司令相機處置。以破凶謀而息亂源……。”稍後，許逼於無奈，只好登輪離粵，許部師長許濟，亦被解職隨行。

　　據曾慶榴的《廣州國民政府》書中講：“９月１９日和２０日驅逐許崇智、解散許部粵軍的行動，是一次帶軍事政變性質的行動。這一事件雖然發生在偵查‘廖案’期間，但受這次行動打擊的許崇智、許濟、鄭潤琦、莫雄等，事實上都與‘廖案’無關。這些人和他們所管治的軍隊，無疑是不夠可靠的和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但他們與孫中山有很深的歷史關係，並且剛剛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對他們加以適當的防範是必要的，而稱之為‘反革命軍隊’，則顯然沒有足夠的根據。這是蔣介石（在汪精衛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偵緝‘廖案’的機會，用武力向他的上司奪取軍權的行為，是蔣擴張軍事獨裁、篡奪國民黨軍事以至黨政大權的發端。”

　　１９２５年冬，鄭潤琦舉家遷居上海，在法租界開設利源公司，承辦“防務經費”，獲利甚豐。１９２８年承辦期滿，鄭南歸廣州，並開設了利發公司和利商公司，繼續承辦廣州河南、深圳、清遠、順德等地“防務經費”。還承辦廣州筵席捐和全省糖、煙、酒捐以及經營鹽業、航運業。購置輪渡四艘行走廣州官窯、三江沿線，方便四鄉行旅、溝通物資交流。對於家鄉的建設，鄭潤琦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修建了海洲風雨亭，重修了由海州經樂平至本村的灰沙路。

　　鄭潤琦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熱心捐助廣州孤兒院、方便醫院及其他慈善事業，還發起重修廣州六榕寺花塔等。他的這些關心家鄉、扶植桑梓、濟貧救困的善舉，至今傳頌鄉里，為人稱道。鄭潤琦於１９３１年病逝于廣州，享年５８歲。鄭潤琦死後，陳濟棠特意派“仲元”、“仲愷”兩艘軍艦運靈柩回鄉，葬於七十二卦崗。

　　（四）鄭紹杭

　　鄭紹杭（１９４５—１９６６年）大旗頭村人，１９６２年鄭紹杭小學畢業後在鄉務農。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他未滿１８歲就抱著為祖國人民去站崗放哨的心願，積極報名應徵入伍，來到了部隊駐地——廣西寧明縣，編入高炮第六十三師六〇七團炮一連，任炮瞄雷達諸元傳送班戰士。

　　當時美國為了挽回在越南戰場上的敗局，利用其“空中優勢”，日以繼夜地對越南連接中國的兩條鐵路幹線狂轟濫炸，企圖切斷和阻止中國、東歐等國家的大量援越物資進入越南。中國政府應越南政府的迫切要求，決定派出自己的部隊入越參戰，其中我炮兵第六十三師光榮地接受了負責廣西至越南河內鐵路沿線的防空安全任務。

　　１９６５年８月，部隊進入越南後，從涼山轉戰到宋化地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０日，美機出動轟炸宋化橋樑，六〇七團與兄弟團組成了嚴密的火網，向來犯的敵機猛烈還擊，全線一舉擊落美機１０架，擊傷４架，俘虜上尉飛行員一名。紹杭在這次初戰中機智沉著，在傳達雷達諸元中，口令清楚靈利，準確無誤，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３日，六〇七團奉命轉至安沛市防區，配屬十七師指揮，負責火車站的對空安全。六〇七團在守衛安沛市的３個多月中，作戰共３０餘次，擊落敵機４０多架，俘虜飛行員一批。

　　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敵出動飛機２８批共１０７架次，對火車站和我炮連陣地連續進攻轟炸，投下兩千磅以上的重型炸彈１５２枚，火箭和球形鋼珠彈不計其數。六〇七團與六一九團協同作戰，官兵們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後繼，英勇殺敵，發射八五炮彈１６００多發，十四點高射機槍彈３２００多發，取得了擊落敵機１６架，擊傷１０架和俘虜飛行員多人的重大戰果，再一次贏得了越南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讚揚。我部犧牲７人，負傷１０多人，鄭紹杭在此次激戰中壯烈犧牲，時年２１歲。鄭紹杭在戰鬥中多次受到連隊的嘉獎，曾記三等功一次。部隊按其生前的志願和表現，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員。

　　（五）鄭志安

　　鄭志安（１９５５—１９７９年）大旗頭村人，１９７５年１月應徵入伍，服役期間，勤奮學習，訓練成績突出，屢受團連表揚和嘉獎。１９７６年加入中國青年團，１９７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１２月提升為副班長，後又任五三五七○部隊二營五連班長。

　　１９７９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２月１７日，五連奉命向那林和雙昂地區發動攻擊，鄭志安班作為該連的尖刀班，一直沖在最前面。當達到那林北側無名高地時，遇到敵人三面火力夾擊，前進受阻，因樹林叢密，我方炮火無法支援，志安判斷出敵人三個火力隱蔽點的具體位置後，當機立斷，命令副班長和兩個戰鬥小組進行掩護，自己帶小周和小金兩名戰士從右側迂回到敵人第一個火力點背後，向前推進時，被敵人發現射擊，小金負傷。志安為他包紮好傷口後叫他就地警戒，又和小周相互掩護交替前進，摸爬到離敵人火力點４米左右時，志安孤身向前向敵人藏身處扔進一個手榴彈，只聽轟隆一聲，兩個敵人當場被炸死，他們接著向敵人設在山洞中的第二個火力點進攻，這時敵人正用機關槍向我連隊射擊，志安猛撲向前，端起衝鋒槍向洞內狠狠射擊，結果打死三人。隨後，連長命令六班長帶領另外一個小組向敵人第三個火力點進攻，志安為了配合他們，不下火線從右側向哪個火力點接近，在前進中，俘虜了兩個受傷的越南士兵，交給受傷的小金看管，接近敵火力點時，突然傳來爆炸聲，只見六班班長被敵人扔出來的手榴彈炸傷，志安立即朝敵人扔了一棵手榴彈，隨即沖上前去打死了兩名敵人，其餘敵人慌忙從洞後逃生，此時，志安不幸被敵人火箭炮擊中，英勇犧牲。

　　戰鬥結束後，上級為鄭志安追記一等功，授予二級戰鬥英雄稱號。

　　（六）鄭洵侯

　　鄭詢侯，男，漢族，１９２７年生，廣州大學計政班會計專業畢業，從１９５０年開始在廣州市稅務、財政系統工作，先後擔任廣州市西禪稅務所科員，廣州市稅務局駐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駐廠員，廣州北區稅務局工商稅科科長，廣州市財政局企財科主辦科員，中共廣州市市委監察委員會駐廣州市財政局監察員，廣州市海珠區財政局第二稅務所所長，廣州市財政局監察室副主任等職務。１９８４年到廣州市審計局工作，任外資審計處副處長。１９８８年退休後，被聘任到廣州市審計師事物所工作。１９８９年被評為審計師，是我國第一批審計師，被收錄進《中國審計師名錄》。

　　工作期間，曾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１９５８年被評為廣州市越秀區先進工作者，１９５９ 年被評為廣東省先進工作者，廣州市財政系統先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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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清）丁仁長，《清史粵人傳》鄭紹忠列傳附鄭潤材事略（抄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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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何景堯，鄭潤材其人，《三水文史》第十六、十七輯合刊。

　　［３２］ 沙業秋主編，《廣寧縣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附錄：大旗頭村大事年表

　　嘉靖五年（１５２６年）

　　大旗頭原名大橋頭，鄭氏初祖康泰公自蚺蛇村移居於此（大橋頭）。同年，設置三水縣，大橋頭歸屬 廣州府三水縣管轄。

　　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年）

　　五月，大水，農作物被浸，民間饑饉，縣裏開倉賑濟，並減免當年田租，本村亦受益。

　　萬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

　　夏，洪水沖決九江堤岸，三水，南海、順德等縣俱受害，數萬農戶受災，本村受災尤甚。

　　萬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１６１２—１６１７年）

　　六年均發大水，其中萬曆四十二年洪水比萬曆十四年高一尺四寸，全縣諸堤盡決，本村受水淹數日，民不聊生。

　　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年）

　　番禺水上居民起義軍周玉成率部突襲河口，不遂而退。是年，修築樂塘、上梅埠、下梅埠、長州、永豐、清塘等圍，並新築範湖堤。本村受益甚多。

　　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年）

　　鄭紹忠出生于三水大橋頭村，原名金星，字心泉，又名鄭金。因其口大能容二拳，故綽號大口金。

　　咸豐二年（１８５２年）

　　秋，鄭金在佛山鎮與人比武，失手殺人，逃回鄉裏。

　　咸豐四年（１８５６年）

　　六月，鄭金參加陳金等在三水縣範湖發動的農民起義，隨後轉戰多處，成為陳的得力幹將。

　　咸豐七年（１８５７年）

　　八月，陳金起義軍攻克懷集縣城。

　　十月，陳金建立大洪國，自稱南興王，封鄭金為大元帥。

　　咸豐八年（１８５８年）

　　四、五月間，鄭金由廣西賀縣回守懷集，將他的姓胡的馬童收為義子，賜名曰鄭潤材。

　　咸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

　　正月，陳金的義軍乘虛攻襲化州、信宜，攻克了信宜縣城，並將信宜鎮隆定為大洪國首府。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四月，廣東陸路提督昆壽率兵八萬圍剿信宜。

　　九月八日，信宜陷落，鄭金、劉超等降清，陳金被殺，大洪國覆滅。

　　九十五日，鄭金投降後，經清廷批准，昆壽許其自領舊部為一營名曰安勇，賞都司銜，始更名紹忠。

　　十月十六日，鄭紹忠率部克復容縣，二十九日，收復岑溪。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

　　鄭紹忠解南雄之圍，後隨方耀等參與福建永定之役，擊潰太平軍丁太陽部。

　　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

　　四月至八月，鄭紹忠同方耀軍參與襲擊康王汪海洋大埔之戰役，有功數遷至副將，授羅定協，並賞戴花翎。

　　十二月，鄭紹忠參加圍殲汪海洋主力的嘉應之役，汪海洋被擊斃。清廷加鄭紹忠總兵銜。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

　　二月，鄭紹忠平太坪客匪，擒匪首。

　　五、六月，鄭紹忠被調往肇慶剿撫恩平客匪，並連破恩平縣屬榔底大田寨。命補缺後以總兵用，並賞敢勇巴圖魯名號。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

　　鄭紹忠平五坑、赤溪、曹沖等處客匪，更勇號額騰伊巴圖魯。家族追封三代。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

　　鄭紹忠平定鶴山、高明、新安等地客匪，補南韶連鎮總兵。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

　　賞鄭紹忠以提督記名。同年，鄭生母去世，鄭紹忠回大橋頭，丁母憂。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

　　清廷補授鄭紹忠為潮州鎮總兵。同年，鄭紹忠父親過世，丁父憂，兩廣總督瑞麟以地方吃緊改署任。

　　是年，鄭紹忠侄子（鄭繼忠之子），後為建國粵軍第三師師長的鄭潤琦出生。

　　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年）

　　鄭紹忠改署任南韶連鎮總兵，搜治欽州、靈山積匪，晉頭品。

　　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

　　鄭紹忠親督兵勇修築三水水利，聯圍築閘，聯大良、大塱、高豐、鯰湧、上石版、下石版、豐崗圍統稱高豐圍，沿堤建有高豐竇、鯰谷竇。

　　光緒四年（１８７８年）

　　鄭紹忠平定佛岡匪患，朝廷賞鄭紹忠玉搬指、小刀、荷包和火鐮。

　　光緒五年（１８７９年）

　　鄭紹忠攻克瓊州，收復儋州、臨高，賞黃馬褂。

　　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

　　七月，兩廣總督張樹聲奏請以鄭紹忠領軍常駐省城各屬，有警亦可居中策應。還奏准，再增募安勇二千人，所募鄉兵以防勇規制編之。

　　光緒十年（１８８４年）

　　五月，鄭紹忠出任廣東陸路提督。

　　鄭紹忠倡議在蚺蛇崗附近興建圩市，以其父鄭隆安之名命名為隆安圩，並修建了樂平社學、樂平當鋪等建築。

　　鄭紹忠奏請撥國幣２００００兩，並親督部卒重修三水榕塞堤圍。同時，特意重修了魁崗堤，並立一塊刻有“金堤鞏固”的石碑於堤上。

　　十一月，欽差大臣彭玉麟飭令鄭紹忠派張恭統帶潮勇五營赴粵汕頭一帶，設法渡台。

　　光緒十一年（１８８５年）

　　恭遇慈禧皇太后五十壽辰，賞賜給鄭紹忠年過八旬的嫡母盧氏夫人匾額曰：雲台篤慶。

　　是年大水，三水灶崗圍鄧崗基段潰決，圍內一片汪洋。鄭紹忠請旨親赴三水督修水利工程。工程竣工後，立石碑於灶崗圍，曰“鄭公堤”。

　　是年冬，鄭紹忠與廣東水師提督方耀協助張之洞邀集廣東文武官紳和各地鹽商要求分年捐款八十萬兩建造新型的鐵甲船艦，組成近代化的廣東海軍。

　　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

　　鄭紹忠的嫡母去世，時年八十四歲，鄭紹忠丁母憂，並仍留署陸路提督。

　　光緒十五年（１８８９年）

　　九月，鄭紹忠被補授高州鎮總兵。

　　十一月，鄭紹忠調任湖南提督。

　　光緒十七年（１８９１年）

　　鄭紹忠調回廣東，出任廣東水師提督。

　　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年）

　　適逢慈禧皇太后六十壽辰，鄭紹忠被賞加尚書銜，並賜給他壽字、大緞帽纓。

　　鄭紹忠獲朝廷恩准，回三水縣大橋頭村修建家族建築，即現在的“大旗頭古建築群”。並開始修建通往水西等村的灰沙石板路，長達五十多公里。

　　十二月，兩廣總督李瀚章令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招募數十艘拖船攻打橫濱、大阪、神戶、長崎，攻其不備。

　　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

　　三月，鄭紹忠卒于虎門水師提督任上，享年６２歲，葬於大旗頭村的老虎崗。

　　四月，清廷“以久著聲威，歿於防次，予以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優恤，戰績宣付國史館立傳，賜祭葬。長子鄭潤輝賞給員外郎，長孫鄭應韜俟及歲時帶領引見。”

　　鄭潤材繼鄭紹忠以後，統率安勇全軍。

　　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

　　鄭應韜（紹忠長孫）保送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光緒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

　　鄭潤梅（道榕）中光緒庚子年恩正並科第７０名舉人

　　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

　　鄭潤材奉上諭補授北海鎮總兵。同年，率軍將容縣、北流等處的匪患蕩平。廣西巡撫保奏鄭潤材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

　　光緒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

　　鄭應韜回國，任杭州通判。

　　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

　　鄭潤材署廣西左江鎮總兵，並赴北海鎮，兼統領欽廉邊防軍務。

　　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

　　鄭潤材及其所部安勇遭人陷害。二月，岑春煊便假借其他事情將其弟潤潮下獄至死，並奪鄭潤材的兵權，解散了其所部安勇，鄭潤材抗爭不過，吞槍自殺。潤材死後，安勇解散。

　　１９１６年

　　魏邦平在肇慶成立廣東護國軍獨立第二旅，鄭潤琦任該旅邦統，參加討袁護國戰爭。

　　１９１７年

　　鄭潤琦參加討伐軍閥龍濟光，廣東軍隊分編五軍，魏邦平為第五軍司令，鄭潤琦任第五軍第一司令部司令。

　　１９２０年

　　鄭潤琦參加驅逐桂系軍閥莫榮新的戰鬥。孫中山將驅桂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廣東部隊進行整編，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下轄兩個軍。第一軍軍長由陳炯明兼，轄三個師、六個獨立旅和五個路。魏邦平的第五軍改編為粵軍第一軍第三師，魏邦平任師長，轄一個旅，一個步兵團、一個統領部和一個炮兵營，鄭潤琦任統領部統領。

　　１９２１年

　　鄭潤琦參加援桂戰役，隨第三師攻陷了梧州、蒙江、白馬、平南和桂平等地，並與左翼軍、右翼軍以及贛軍一起，攻下南寧、桂林和武鳴，桂系軍閥陸榮廷逃往越南。至此，粵軍徹底打敗了桂軍。

　　１９２２年

　　魏邦平將鄭潤琦的統領部改為第１２團，合併魏覿明的第１１團編成第三師第六旅，鄭潤琦升任旅長。

　　六月，陳炯明叛變。粵軍第三師回應討伐陳炯明，鄭潤琦隨第三師從岑溪向羅定、新興、四邑進擊。

　　１９２３年

　　一月，桂系軍閥沈鴻英與北洋軍閥勾結，製造了江防會議事變，魏邦平被捉住，並強迫其下令舊部粵軍第三師繳械，駐守中山的魏覿明第１１團倖存。

　　二月，孫中山著各路軍討伐沈鴻英，魏邦平即令第三師副師長鄭潤琦以１１團為基幹，重新成立第三師，師長為陳章甫。

　　四月，陳章甫辭職，鄭潤琦接任師長，參謀長為胡銘藻。旋即率第三師與同駐四邑的第一師李濟深部一起攻克清遠，並於５月１８日攻入肇慶城，鄭潤琦率部進駐四會、廣甯，西江叛軍全部肅清。

　　同年，成立中央直轄粵軍。第四軍軍長梁鴻楷，轄兩師一獨立旅和一支隊，其中第三師師長為鄭潤琦。

　　１９２４年

　　三月，孫中山決定將原屬中央直轄的粵軍和東路討賊軍，統一改編為建國粵軍，轄四個師若干獨立旅。總司令為許崇智，參謀長為蔣介石，鄭潤琦任第三師師長。

　　七月，桂系呂春榮部從高州再次大舉進犯羅定，鄭潤琦率部擊破之，使敵軍不敢西犯。

　　１９２５年

　　三月，孫中山病逝於北京。

　　四月，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發動變亂，鄭潤琦所部第三師和粵軍第一師及第六旅等任左翼討伐叛軍。

　　八月，廖仲愷遇刺身亡。蔣介石借“廖案”之機，與汪精衛合流分解粵軍。蔣拘捕了梁鴻楷、張國楨等一批粵軍將領，軟禁許崇智。派兵包圍第三師，迫使鄭潤琦離職去滬，結束戎馬生涯，開始從商。

　　１９２８年

　　鄭潤琦南歸廣州，繼續從商，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間，鄭開通廣州至官窯的輪渡（公益性），並在家鄉修建海洲風雨亭在廣州發起重修六榕寺花塔，重修了由海洲經樂平至本村的灰沙石板路。還熱心捐建了廣州孤兒院和方便醫院等。

　　１９３１年

　　鄭潤琦病逝于廣州，享年５８歲。靈柩被運回家鄉安葬于南崗村的七十二卦山。

　　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

　　抗戰期間，時任樂平鄉鄉長的鄭潤文、鄭潤楠和曾任第三師軍需處處長的鄭潤鹹為了保證抗戰物資從日本淪陷區經樂平圩上韶關運輸管道的通暢做了一定的貢獻。這一時期，振威將軍家廟、裕禮鄭公祠作為村落小學，延請村中有學問的長者鄭潤梅等人教鄭氏後人讀書學習。

　　１９４７年

　　廣州市郊一區特派員先後派共產黨員大旗頭村人鄭乃行（方生）到三水縣開展工作。

　　１９４９年

　　是年８月，大旗頭村人鐘錦添接任國民政府在三水的最後一任縣長。

　　１９５１年

　　三水縣開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運動，大旗頭村鄭氏家族受到衝擊。

　　１９５２年

　　三水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大旗頭村鄭家被劃為惡霸地主，受到鬥爭，家族田產被沒收再分配給村民。

　　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４年２月，大旗頭村成立農業生產常年互助組，１９５６年轉為高級社。

　　１９６４年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鄭紹杭積極報名徵兵入伍，被編入駐廣西寧明縣的高炮第六十三師六〇七團炮一連，任炮瞄雷達諸元傳送班戰士。

　　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鄭紹杭參加了對越美軍作戰，戰鬥中鄭紹杭不怕犧牲，與六〇七團官兵一起英勇殺敵，戰鬥中鄭紹杭多次受到連隊嘉獎，記三等功一次。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的一次激烈戰鬥中犧牲，年僅２１歲。部隊按其生前志願和表現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員。鄭紹杭犧牲後，其父鄭明常將另外一個兒子也送到部隊入伍。

　　１９７５年

　　被選為人民代表的烈屬鄭明常（大旗頭村人）赴京參加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同年１月，鄭志安（大旗頭村人）應徵入伍，服役期間，勤奮學習，訓練成績突出，屢受團、連表揚和嘉獎。

　　１９７７年

　　鄭志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１２月被提升為副班長，後又任五三五七○部隊二營五連班長。

　　１９７９年

　　對全縣的四類分子進行依法評議，並對改造好的給予摘帽子，大旗頭鄭家也在其列。同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鄭志安在戰鬥中作戰勇敢，衝鋒在前，英勇犧牲，時年２５歲，被上級追記一等功，並授予二級戰鬥英雄稱號。

　　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縣落實僑房政策，大旗頭鄭氏祖屋也在落實之列。

　　１９９４年

　　５月，大旗頭村被選列為三水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１９９５年

　　大旗頭村古建築群開始發展旅遊業，正式對遊客收門票。

　　１９９７年

　　大旗頭村被評為佛山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廣東省檔案館建立鄭紹忠、鄭潤琦的名人檔案。

　　２００２年

　　大旗頭村古建築群於７月１７日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第四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２００３年

　　建設部與國家文物局於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將大旗頭村公佈為首批１２個“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之一。

　　２００４年

　　大旗頭村被廣東省文化廳確定為“廣東第一村”

　　４月２日，聯合國國際歷史紀念建築和古建築遺址理事會（ＩＣＯＭＯＳ）司庫、世界遺產協調員僑勒先生（音譯）以及以色列著名建築師、規劃師愛爾雷先生（音譯）參觀了大旗頭古建築群，對大旗頭古建築群文物整體保護情況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１１月１８日，在首屆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上，三水區文化局與廣東活力環球旅遊社有限公司簽訂《“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三水區樂平鎮大旗頭村文物保護利用項目》投資意向書，投資金額達２０００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