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村落的含義與類型　　

　　（一）什麼是古村落    　　

　　村落是聚落的基本單位，在聚落形成之初，村落與聚落的含義是相通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聚落形態發生變化，分為村落和城市，城鎮介於兩者之間。村落成為農村聚落的簡稱，成長為長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個邊緣清楚的固定地域的農業人群所組成的空間單元，是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寬廣舞臺［１］。可見，村落代表著一種地理景觀，它既是一定地理空間範圍內的農村居住聚落區所代表的看得見的空間現象，又是看不見的代表村民意志的社會集團［２］。

　　村落自古就有，歷經數千年的變化，有的隨歲月而湮沒，有的倖存下來，現在能保留下來的古村落除少數是宋元時期的之外，多數都是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這些古代村落，若村落地域基本未變，而且村落環境、建築、歷史文脈、傳統氛圍等均保存較好，即成為我們所稱的古村落，它必然要承襲了歷代村落文化演變的沉積。

　　（二）歷史文化名村

　　２００３年國家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又提出了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能夠較完整地反映一些歷史時期的傳統風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並于同年公佈了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和名村，廣東省有兩個，分別是佛山市三水區樂平鎮大旗頭村和深圳市龍崗區大鵬鎮鵬城村（見圖６－１，表６－１）。

　　（三）古村落的標準和指標

　　對於古村落的評價現在尚無統一的標準和指標，在此，可以借用國家建設部關於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的評價指標體系，因為，作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的村落，一般都是在不同地域自然和文化背景下，極具代表性的古村落。

　　該指標體系中關於價值特色評價的指標共有１０個一級指標，１７個二級指標：

　　（１）歷史久遠度——現存傳統建築、文物古跡最早修建年代。

　　（２）文物價值（稀缺性）——擁有文保單位元的最高等級。

　　（３）歷史事件影響度—— 

　　      ①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或歷史名人生活居住地，原有建築保存完好。

　　      ②名人和歷史事件等級。

　　（４）歷史建築規模——現存歷史傳統建築面積。

　　（５）歷史傳統建築（群落）典型性——

　　      ①擁有集中反映地方建築特色的宅院府第、祠堂、驛站、書院等的數目。

　　      ②傳統建築建造工藝水準。

　　      ③擁有體現村鎮特色、典型特徵古跡（指城牆、牌坊、園林、古塔、古橋、

　　         古井、３００年以上古樹等）。

　　（６）歷史街巷規模——

　　      ①擁有保存較為完整的歷史街區數量。

　　      ②擁有傳統建築景觀連續的最長的歷史街區長度。

　　（７）核心區風貌完整性、空間格局特色及功能——

　　      ①聚落與自然環境和諧度。

　　　　②空間格局及功能特色。

　　　　③核心區面積規模。

　　（８）核心區歷史真實性——核心區現存歷史建築及環境用地面積占核心區全部用地面積的比例。

　　（９）核心區生活延續性——保護核心區常住人口中原住居民比例。

　　（１０）非物質文化遺產——

　　     ①擁有傳統節日、傳統手工藝和特色傳統風俗類型數量。

　　　  ②源於本地並廣為流傳的詩詞、傳說、戲曲和歌賦。

　　在從上述指標中，多數指標是關於古村落物質文化景觀方面的，有１０個一級指標，關於非物質文化景觀的僅占１個一級指標。可見，物質文化景觀對於評價古村落價值特色的重要性。

　　（四）古村落的類型

　　古村落因其地理位置不同，可分為平地村落、山地村落、水鄉村落和沿海（河湖）村落等。如果按照村民從事的行業，則可區分為農業村落、林業村落、漁業村落、牧業村落等。還可以按聚落的方式可以分為集居型村落、散居型村落。

　　①平地村落一般地形平坦，便於村落佈局，形成的規模比一般村落要大，交通也比較便捷，往往形成一些較大規模的集市，商品經濟比較發達；②水鄉村落位於水網密集的平原地帶，建築多臨河而建，形態上取決於河道的走向、形態和寬窄變化，從而形成格局特色的情趣和景觀效果；③山地村落位於山區地形起伏的山坡之上，有與等高線平行佈局的，也有相垂直佈局的。從風水和自然環境考慮，其位置多選擇在陽坡山麓一定高度上，沿山勢有呈外凸或內凹彎曲的形式。這種村落的景觀隨山勢的變化而極富層次感。山地村落與平地、水脈的組合，又可以形成背山臨水村落、背山臨田疇村落。前者村落有遠山為依託，參差錯落的屋宇橫於山麓，而近景又倒影于水中，村民親水，或捕魚或洗衣菜或撐船，村落景觀十分秀美。後者有遠山為背景，沿山麓村落錯落有致，另一側是廣袤的田疇，水塘穿插其間，水塘中有餵養的鵝鴨一類的水禽，村落景觀比較自然，更富有田園風味；④沿海（河湖）村落位於沿海（河湖）地區，但它又可以分為以漁業為主的村落和農漁混合的村落。前者即所謂的漁村，臨於江河湖海之濱，村民以漁業為生，民居建造于水邊或水中，在溫暖地區多用竹木作為結構骨架。後者多位於近岸的臺地或斷崖等處，以農業為主，其特點與平地或山地村落十分相似。

　　上述村落基於形成的自然環境的景觀差異，由此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村落文化景觀，相應的各自的風俗習慣也不相同。

　　二、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空間意象

　　人類的思維具有能動性，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就是形象思維，它是人類產生富於創造性思想的源泉。形象思維的認識過程都表現為一定的“象”（包括形象、圖像和圖式），它是對客觀世界本質的模擬。“心理意象”是創造性科學思維中的關鍵因素。“意象（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是認知科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人類意識對於物質世界的主動和積極的形象化反映。空間意象是一種具有學習能力的、具有空間形象感的地理形象化思維模式，是對空間認知的最基本方法之一。它以對於地球表層的知覺映象為基礎，依靠感官對於地理物質現象的“直接觀察方式”獲得其“心理圖像”，還包括通過對於地理非物質現象研究後所獲得的感知（空間意象的“意”）。所以，空間意象是一種介於感性和理性認識之間的“取象”，它更注重“意”，具有“由象表意，意從象出”的特點。

　　（二）地理景觀——文化景觀

　　空間意象是客觀現實存在的，人們在認識和理解複雜的地理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空間意象，地理景觀是認識地表世界十分重要的空間意象。“景觀”一詞原來在西方稱為風景畫，是一種空間意象的藝術性反映。地球表層是複雜的、開放的巨系統，從系統論觀點出發，在地理學中，地理景觀是指地表各種地理現象的綜合體。它是在某個發生上一致的區域，若干地理要素（自然、人文）間的某種組合關係的空間表徵及其內在的規律性反映。它既是地理景觀空間靜態的描述，又通過地理過程反映地理景觀的動態變化、體現地理景觀的空間差異。地理景觀分為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人文景觀）兩類，自然景觀是自然現象的綜合體，文化景觀是居住於該地的某文化集團為滿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疊加上自己所創造的文化產品。例如：聚落是很重要的文化景觀，包括城市聚落和農村聚落。

　　由於不同文化集團各按自己的文化來構築自己的文化產品，因此，不同的文化集團就有不同的文化產品，不同的文化景觀，所以，不同文化集團的差異和特徵就反映在文化景觀的空間差異上，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空間意象。文化景觀還具有時間上的變化過程，隨著歷史的進展，地理環境的變化，過去的文化景觀和現在的文化景觀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承繼性。

　　（三）文化景觀圖譜

　　文化是人類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Ｂ?泰勒將文化概括為“文化複合體”，認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慣的複合體”。同時文化也具有歷史性，特定的時間有特定的文化層，及與之相應的歷史文化特質。從泰勒的文化定義看，文化的內容是十分廣泛的，根據文化功能學派的劃分，將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景觀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其組成要素多種多樣，既包括具體可見的物質文化要素，如：建築、服飾、飲食、器物和聚落等，還包括非物質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要素，如：宗法、親緣、政治、經濟、宗教、音樂、民俗、民性、道德觀和價值觀等。古村落是由各文化要素相互作用構成的一種文化景觀，也具有文化景觀時空變化的特點。古村落文化景觀一方面體現在外在空間意象的表徵上，不同地域的文化景觀的環境背景和構成要素不同，這種空間意象也就存在差異。而造成古村落文化景觀地域差異的直接動因是歷史文化景觀的發生背景、發生時間，間接動因則是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規律性的聯繫所形成的文化景觀功能。這種古村落文化景觀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在時間上還具有動態的古村落文化的變遷過程。為了研究比較大旗頭與其他古村落文化景觀的差異，探討其歷史文化價值，本研究中引入了圖譜理論的概念。

　　圖譜是客觀規律的體現，古就有之，是借助圖形來表達一系列的複雜現象與問題的。如：穴位圖、臉譜、星系圖等。在地學領域早就有“圖譜”的傳統研究模式與方法，圖文並茂，源遠流長，如：古代——九鼎、經絡圖書和製圖六體等，是古人高度抽象化的地理認知和記述。近代圖譜被廣泛地用於科學研究中，如：基因圖譜、化學元素圖譜、地理地帶性圖譜等。

　　地學圖譜是圖譜在地學研究中的應用與發展，地理景觀是地學研究的主要物件，地理景觀圖譜揭示了地理景觀的時空分佈和變化的特徵。在這裏，“圖”是主要集中反映人們對空間現象分佈特點認識的圖形表達，描述山川水系、城邑村鎮、疆域等，是所研究區域的空間範圍和佈局特徵的一種空間表達。它用各種圖來客觀地描述所觀察和分析的物件，展示其空間屬性，屬於一種靜態描述。因此“圖”是一種宏觀規律的外部表現，都是可感知的現象。譜指系統，它由若干相互作用的景觀要素組成，可以表達地理景觀的發展方向和演化過程，並揭示其內在的規律性，是一種動態描述。由此可見，圖譜合一，地理景觀圖譜則是空間與時間動態變化的統一表述，在時間演化過程的系統中，同時表達了空間的差異。文化景觀圖譜是地理景觀圖譜的一種形式，主要研究物件是文化景觀現象。由於不同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文化景觀的構成要素、組成方式及其功能形態也不同，於是產生了文化景觀圖譜特徵的差異。應用文化景觀圖譜的研究方法，可以較好地從時間、空間上分析研究文化景觀的外在特徵、內在結構功能及其演化的規律。

　　文化景觀圖譜的“圖”是指文化景觀（包括物質、非物質景觀）的外在特徵的空間意象，是對文化現象特徵從感觀和心理上的地理認知。如：小橋流水的江南水鄉，山深人不覺、同在畫中游的山居古村，具有高度安全防衛意識的福建客家土樓群等。文化景觀圖譜的“譜”則指文化景觀譜系及其規律，即文化景觀系統的組成要素、結構、功能及其發展規律。文化基因是文化景觀要素中最基本的識別要素，文化景觀譜系是建立在自然和社會發生背景下的，由文化景觀要素及其體系的有機構成。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文化景觀譜系各因數相互作用，保持了和諧的“文化生態平衡”，並通過對其文化基因的景觀識別，在空間上表現出特定的文化景觀的空間意象，這是建立在景觀文化生態學規律基礎上的。

　　古村落文化景觀是在一定地域的人群所創造的疊加在自然環境基礎上的村落文化的空間意象，其文化思想、民俗觀念等歷史文化價值都可以通過獨特的古村落空間形象來表達。由此可見，古村落文化景觀具有建立在自然和社會發生背景下的文化景觀圖譜結構的特徵。因此，本課題運用空間比較方法，基於文化景觀圖譜來比較大旗頭古村與其他古村落文化景觀的差異，進而分析構成這種差異的譜系特性，以探求大旗頭古村的歷史文化價值特色。

　　三、廣東的古村落概述

　　（一）廣東古村落的特徵

　　廣東漢民族分為三大民系：廣府民系、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條件下形成的各民系不同的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各層面上都表現出鮮明的文化區域差異，使各地區也形成不同的社會經濟面貌。從自然發生背景看，按自然地理環境，廣東省可分為三大地理區域：北部為山地丘陵，包括廣東北部、東北部。中部為河網密佈的沖積平原和三角洲平原，鑲嵌部分山地丘陵，包含北江中下游、東江下游、西江中下游等；南部為沿海平原臺地，間有少量山地丘陵，以及近岸海島，包括潮汕平原、粵東沿海平原、珠江三角洲、漠陽江、鑒江河谷平原、雷州半島等。這三個不同的地理區域的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奠定了當地初民所創造的不同文化類型的基礎。北部居民以耕山為主，梯田文化佔優勢。那裏民戶不多，民風強悍，好勇鬥狠。後來中原移民入居，在封閉的山區環境裏發展成為客家民系。中部的地理環境有利於農耕，也方便貿易，故稻作文化發達，人多務商，形成商業文化優勢。該地古越人洞落密集，秦漢以來的漢人大部分聚居該地帶，土著文化摻雜漢文化中，使廣府民系成為歷史最早，文化成分也最複雜的民系。南部沿海地區，平原狹窄，人多地少，海洋優勢明顯，故“人多以舟楫為食”，“逐海洋之利”。大海造就了當地居民敢於和善於向外開拓的進取精神，成為沿海的福佬民系和廣府民系共有的海洋文化特色。綜上所述，由於廣府民系的自然生態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形成了廣府文化以重商、開拓、外向等商業文化和保留了較多古越族文化為主要特質。在山區閉塞和艱苦條件下形成的客家文化，一方面保持了中原文化特質，另一方面又深受地方環境制約，形成了以梯田文化為主體，以刻苦耐勞，尊師重教等精神文化為基石的內斂的客家文化。福佬民系沿海分佈，自明代起已經地狹人稠，故福佬民系的空間利用十分講究，在建築、飲食和服飾等方面也十分精巧，這些都造就了福佬文化的耕海、冒險、開拓等海洋文化特質，以及精明能幹、團結對外的心理素質。此外，同客家文化一樣，興學重教，培養人才也是廣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主要特質。

　　廣東古村落文化景觀由於嶺南文化共同特質的影響，而具有一些共同性。但廣府、客家和福佬三大民系存在的文化特質差異，使他們聚居的農村聚落文化景觀各具特色，主要概括如下：

　　１．古村落文化景觀的共同性：

　　（１）風水意象——自然與精神的和諧

　　風水意象在廣東古村落文化中表現十分突出。風水是一門獨特的中國文化景觀，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風水是中國人追求理想環境的代名詞，是中國傳統的人居環境觀，也是人們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要，是自然與精神和諧的景觀意象。一方面，風水關注於人與環境的關係，強調以自然為本，人類只有選擇合適的自然環境，才有利於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如風水強調良好的空氣、陽光、朝向和綠化等等，村落按風水選址，幾乎都是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從地理環境的特點看，這種風水模式受中國常年盛行的主導風向影響，夏季的偏南風溫暖濕潤，有和風徐徐、溫和滋潤之感，故“面水朝南”。冬季則盛行偏北風，寒冷乾燥，且風力大，有主殺傷筋之感，故“背山坐北”。以此，可以避開寒冷的偏北風，迎納暖濕的偏南風。另一方面，風水也關注于人們的傳統文化、民俗觀念和審美情趣等精神文化的和諧。人們不僅追求良好的空氣、陽光、朝向、綠化等和諧的自然模式，還要通過這種模式濃縮人們強烈的情感和欲望，故風水不單是自然和諧的象徵，還蘊涵人們精神和諧的意義。漢代成書的《釋名》中說：“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所以，風水的選擇是反映人們對吉凶觀念的一種精神寄託。

　　（２）宗族意象——鄉村社區的和諧

　　宗族意象在廣東古村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形成一種聚族而居的村落雛形。例如：仰紹文化時期的西安半坡遺址，半坡村是一個擁有五六百人的大村落，整個村落由中間的一個大房子和周圍４６個小房子組成，而且小房子的門多面對著大房子而呈輻聚向心狀分佈，而小房子之外則是村落的邊緣，並以壕溝為界標，這裏大房子成為半坡村的中心（圖６－６）。廣東的古村落同樣是聚族而居，為了維繫村落社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宗族、血緣成為重要的紐帶，因而形成了相當穩固的家族觀念，至今仍產生影響。這種宗族觀念需要空間意象的表達，反映宗族的權威和在社區的地位。這樣，作為宗族意象象徵的宗祠成為古村落的“核心”，是村民共同擁有、經營、塑造的“存在空間”，也是古村落的社會活動空間、心理精神空間。在村裏，凡是祭祖、訴訟、喜慶等族中大事均在宗祠裏進行。宗祠是村落文化的焦點和核心，在空間佈局上為村落的核心，並位於村落交通方便的地方。隨著村落各支系的發展，各支系又有各自的的支祠，成為該支系的活動空間和精神空間，並影響村落文化景觀空間意象的構建。

　　２．古村落文化景觀的差異性

　　（１）廣府文化古村落

　　適應於多樣的自然環境和不同形式的經濟活動，廣府文化古村落的形式多樣靈活。古村落的選址講求風水，尤其要求近山、近水、近田、近交通線，前塘後村，達到即適應當地自然環境，又方便耕作、用水和對外聯繫的目的。所以，廣府地區古村落風水的好壞成為選址的主要依據，而理想的風水模式是“枕山、環水、面屏”。由於在廣府地區地形的差異，古村落的聚落形態也不盡相同，主要有六種類型：①位於平原山麓交接地帶的村落，聚落規模和場地不大，空間呈長條形。②位於穀底、河海岸邊或交通線旁，因為交通、勞作和用水的便捷，形態也呈長條形。③位於平原和山間盆地，這類地形在珠江水系各大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區、丘陵或山間盆地，由於土地資源豐富，水源充足，聚落規模較大，多呈團塊狀。④位於山坡或高臺地，村落依山就勢，拾級而上，屋瓦層層，向高處發展，這種古村落規模較小。⑤位於珠江三角洲水網縱橫地帶，古村落多依河湧而建，常被河道分割成不同板塊，形成“┴”和“┰”字形，也有“Ｙ”字和“井”字形的空間形態。⑥位於特殊地形，按不同的需要，選擇特殊環境營造古村落或建築群，如：水寮、禾寮、茅寮、後欄等。

　　在複雜多樣的自然條件和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下，廣府地區古村落的建築形式和佈局的風格多種多樣。①梳式（又稱耙齒式）佈局是位於平原、臺地和山坡的廣府地區村落佈局的典型風格。在梳式佈局系統的村落中，住宅一般呈南北向排列整齊，非常規則，像梳子一樣，前後建築之間空隙３０～５０釐米，作防火用。兩列建築之間有一小巷，稱為“裏”，即古代的“火巷”，除有防火作用外，也是村內的交通要道。每列建築橫向並排為兩家，大門側面開，大門外為巷道。縱向建築安排少則四五家，多達七八家。前沿建築排列整齊，後沿則不規則。若前後距離太長，一般在中間設一橫巷，以聯繫東西交通。在梳式佈局村落中，建築前為一小廣場，稱為禾坪，或稱埕，作曬穀用。坪前為池塘，為半圓形或不規則長圓形。②按建築形式和空間佔用的差異，廣府地區村落建築又有竹筒屋、明字屋、三間兩廊、組合屋、樓房等類型，其中三間兩廊為三開間建築，由兩廊和天井組成三合院住宅，是廣府地區村落最主要的民居建築形式。這種梳式佈局的村落雖然密度高、間距小，每家又有圍牆，獨立城戶，封閉性很強，但因戶內小院起著空間組織作用，故具有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的明顯特色。同時，這種佈局通風良好，用地緊湊，適應南方的地理條件，成為獨特的村落佈局系統。③受城鎮建築和西方外來文化的影響，在一些村落採用樓房建築。有二層或三層的磚木結構的樓房，多為竹筒屋、明字屋或三間兩廊等傳統建築的深化，如位於廣州城郊的聚龍村的建築就類似于廣州西關大屋，珠海市的梅溪村夏威夷首富陳芳府第的中西建築風格等。在五邑地區還有中西風格結合的碉樓建築。④廣府地區古村落建築外觀大多樸實無華，建築裝飾藝術景觀主要體現在大門、山牆、墀頭和屋簷等上，使用木雕、石雕、磚雕、灰塑和陶塑等建築藝術。山牆以人字形、鑊耳形和方耳形為主，其中鑊耳山牆是廣府地區的代表。⑤受外來文化影響，廣府地區古村落的建築形式和藝術都留有西方建築文化的痕跡，其中，開平碉樓最具有代表性。

　　廣府系古村落保留有大量古越人的古風遺俗，這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①古越人“俗信巫鬼”，嘉靖《肇慶府志》載“好事巫祝，名曰沒鬼”，特別是以雞卜定凶吉廣為流行，柳宗元被貶嶺南時曾作詩“雞骨占年拜水神”。這種風俗至今在廣府山區的一些古村落仍有殘留。②粵俗重銅鼓。《漢唐地理書抄》載晉裴淵的《廣州記》說“俚僚築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風俗好殺，多構仇怒，欲相攻擊，鳴此禁鼓，眾到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為豪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器語》中也說“粵之俗，凡遇嘉禮，必用銅鼓而節樂。”所以，可見廣府地區是銅鼓在嶺南的主要故鄉，在一些古村落中曾保存有銅鼓。如：據三水大旗頭古村的一些老人記憶，在他們小時，村裏曾有一面銅鼓，每逢儀式、節歲，都擊銅鼓而樂。③古越人盛行族外婚，直至漢人南下，中原婚俗傳入，這種族外群婚才逐漸消失，並向對偶婚、一夫一妻制轉變。受其影響，形成了廣府系古村落中的不落夫家、自梳女等習俗。

　　廣府地區地理環境複雜多樣，人與環境感應的整合，形成了廣府地區文化的多樣性，這種文化多樣性反映在精神層面上，形成了古村落多神崇拜並存的現象。在廣府系古村落裏比較突出的是水神崇拜，如龍母、天妃、南海神、北帝神、伏波神、洪聖大王等，此外還有穀神、土地、華光、觀音、關帝等崇拜。

　　（２）客家文化古村落

　　生活在粵北、粵東北的客家民系是後起的族群，其村落形成時間與廣府和福佬系村落的歷史相比較晚，多為清代中葉以來才開村。由於客家民系進入的地區為南嶺山區，地理環境相對封閉。這裏以前是土著居民佘族、瑤族等居住，後來南下的漢民與土著居民的一些文化相互融合，所以，今天的客家古村落文化是與山地環境感應的整合，保留了古中原文化的成分，也融入了佘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的一些風俗。其古村落文化景觀具有以下特點：①客家村落具有山地民系的文化特徵。從客家村落分佈上看，由於南嶺山區千米以上山地不多，氣候的垂直變化小，都適宜人類生活，故客家村落從河谷盆地到２００～９００米的山地間都有分佈。由於生活在山區，村落多以山為背景，有山靠山，無山靠岡，或借景於遠山，以形成理想的風水格局。乾隆《嘉應州志》對客家聚落總結為“坐坎向離，形如奔江之龜，且西來之環抱，如獻金牌”。②客家風水特別講究朝向。客家民系處於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他們在村落佈局建設中篤信風水的指導作用遠盛於廣府民系和福佬民系，其中特別重視古村落的朝向。常用天干地支、五行八卦表示朝向，將大地山巒分為２４個方位，在不同年份所建房屋地點和朝向是不一樣的，不似廣府民系村落的整齊劃一。③善營造風水林。客家村落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前低後高，其後山常有濃密的樹林，稱為“祖林”、“風水林”，這種村落的自然結構有利於採光、排水、通風等的需要，而且能美化環境、護坡防險、涵養水源。④客家村落喜“配風水”，即通過人工造景，以達到和諧自然、趨吉避凶的理想風水格局。常見的有植樹造林、修路築橋、修堤挖塘、溝通地形之間的“龍脈”等。乾隆《嘉應州志》說“接巽水以匝文峰”，以壯山川氣勢，造就英才。⑤客家村落的防衛、安全意識強於廣府、福佬民系。客家民系進入廣東晚，又多聚居住于山區等自然條件惡劣、位置偏僻的地方。在客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背景，處於安全、防衛的需要，客家村落以宗族關係聯繫起來，聚族圍屋，空間呈組團式格局，每個宗族為一個組團，佈置在山腰、坡地、高岡或山麓，設置多種防衛措施，形成封閉格局。

　　客家民系大多生活在山區，受山區的自然環境影響，客家村落的建築材料主要是木材、石料，牆壁較少用燒磚，以夯土牆為主。客家村落的建築形式多樣，組合靈活，基本類型有門樓屋、鎖頭屋和堂屋等，其中堂屋是對稱組合客家民居的代表，由雙堂屋和橫屋、三堂屋和橫屋等組合而成。但最能體現客家建築文化景觀特色的是圍龍屋和四角樓。圍龍屋是客家村落常見的一種民居建築，它是適合地理條件的產物，更是客家宗族制度的產物。一般建於山坡或高地，也有建在平地上，前半部為堂屋和橫屋的組合體，後半部為半圓形雜物屋，稱圍屋。

　　客家民系在進入嶺南山區後，在特殊的環境條件下，一方面繼承和保留了中原風俗，另一方面也深受土著文化的影響，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客家民系的風俗文化，是客家古村落文化的基礎，主要表現在：①客家人重視出身門第，揚家聲，多標榜自己為中原世家，鄉土和群體意識強烈。在客家古村落中體現在祠堂、家廟必有堂號，以祖先居住地或者是發祥地作祠堂名和編入祠堂對聯，如源於甘肅天水郡的蕉嶺縣嚴姓祠堂的堂號為“富春堂”、堂聯為“富春世澤，天水家聲”。②為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客家民系逐漸形成了適應山區自然環境的習俗，這在客家古村落中都有反映。例如：尚武、狩獵、婦女從事田間勞動、男子外出謀生、客家的山歌藝術等。③源自中原世胄的客家民系的文化傳統與山區環境惡劣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重教崇文、讀書求學的客家民風，在三大民系中尤為突出。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中寫道：“梅人無植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

　　客家民系在中原文化傳統以及對環境感應的共同作用下，在村落文化中對祖宗神崇拜成為最主要的民間信仰和祭祀形式，在客家村落春節前後都有隆重的祭祖儀式，各地族人無不回來參加。另外，客家人秉承中原禮教，尤重名節，為教育族人、謀取功名，對文治武功的歷史名人的崇拜盛於廣府、潮汕地區的村落。

　　（３）福佬文化古村落

　　福佬系地處嶺南沿海，臨近海上交通線和港口所在地，村落具有以下特點：①由於臨海環境和受福建文化影響，該地區村落多建於平地，少於山坡選址，一般的村落民居坐北朝南，前有河流或水塘，接受東南風或南風吹拂。②由於易受颱風影響，特別是雷州半島地區的村落一般都有防護林作為屏障。③潮汕地區歷史開發較早，沿海地少人多地理條件，使這些地區的村落規模較大，呈村鎮連綿區。潮汕村落風水佈局受福建為代表的“理氣”派影響，以方位朝向論風水，使村落形態和佈局無序，如：潮州鐵鋪坑門鄉、潮州登塘鄉（圖６－８）。④廣府、客家一樣，潮汕古村落深受宗族制度影響，村落佈局以宗祠為中心，其宗祠的密集程度甚於珠江三角洲。總之，臨海地理環境和宗族制度是影響福佬系村落文化的重要因素。

　　潮汕地區福佬系村落的民居深受狹小空間和臨海環境影響，精明的潮汕人的民居的建築風格也非常纖巧、別致，有限空間包容很豐富的文化內涵。潮汕村落民居一般分為簡單式、複合式和特殊式三種，與廣府、客家村落民居既相似又有區別。簡單式民居大致有以下七種（圖６－９）：①竹竿厝（即單開間式），通常是廳房合一，與廣府村落民居竹筒式相似，但竹筒屋是廳、房分開的，當然竹竿厝也有分開的，前帶小院，後帶天井、廚房。②單佩劍（即雙開間式），由竹竿厝發展而成，進門為大廳，旁為臥房，後為天井廚房。頗似廣府村落的明字屋，只是明字屋的廳、房較多。③雙佩劍（即三開間式），為單佩劍擴大形式，為三合院後帶天井的形式。④爬獅，也稱拋獅、下山虎或瓦雙虎，為三合院式，與廣府村落的三間兩廊式民居相似。⑤四點金，是爬獅加前座的合成，它由四周房屋圍住中央小院組合而成，為四合院式。是潮汕地區最常見的民居形式，中間為天井，前後為廳，兩旁為臥室，廳和旁房佔據整座院落的四角，大門正開，方向視當地風向和五行之說而定，當兩廂也做成廳堂形式時，則稱四廳相向。⑥三座落，也稱三廳串，即門廳、中廳、後廳三廳連貫排列，中間隔天井，後廳是供祀祖先的廳堂，日常生活起居、接待客人，則在中廳，兩旁為臥室，大門在前，後門在側。多為大家庭採用。⑦五間過，是由四點金橫向發展而成，寬五間。中間天井較大，四周房屋圍住天井，前後座房屋除正中為大門和廳堂外，其餘都是臥房。天井兩側的小房作廚房和儲物間用。上述這些房屋形式可以靈活組合成多種屋式和做成樓房，成為複合式，包括竹竿厝、單佩劍和雙佩劍組合、爬獅組合、四點金組合、三座落組合、五間過組合等，每種組合又有不同形式，如三（金）壁蓮、圖庫或圍、寨等，展示潮汕村落民居空間形式比廣府、客家地區更為豐富多彩。

　　福佬系村落的風俗與閩風俗同源，受古越人風俗的影響，以及對臨海近山地理環境的感應，福佬系村落尤其重視海神和其他自然神崇拜，有媽祖（天后）、雷神、雨神、山神（三山國王）、蛇神、狗神等，象天后宮、雷祖廟、雨仙廟、三山國王廟、青龍廟等廟宇在福佬地區村落裏比較普遍，石狗塑像被廣泛地用在屋脊或屋簷，並遍及村邊路旁。

　　（二）主要的古村落簡介

　　廣東古村落到底有多少，沒有確切的資料，本研究根據收集的資料，對廣東主要古村落做如下簡介（見表６－２、圖６－１０），限於所收集資料的範圍，下面介紹的主要是廣府系古村落，客家和福佬系古村落比較少。 

　　表６－２   廣東主要古村落一覽表（略）

　　四、大旗頭村與廣府地區古村落的比較

　　廣府地區不同地域古村落的自然發生背景、社會發生背景不同，形成了古村落之間的文化景觀差異，體現出不同的空間意象，而這種意象的構成是由不同文化景觀要素組成的，同樣也體現出要素之間的個體和整體的差異性。本課題選擇廣府地區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古村落：深圳市鵬城村、東莞市南社村、佛山市順德區逢簡村。通過大旗頭村與這些古村落的比較，進一步反映大旗頭村在廣府地區所凸現出的歷史文化價值，及其相互之間的特色。

　　（一）文化景觀的空間意象

　　１．風水意象

　　古村落為了追求和諧的人居環境、以及趨吉避邪的精神信仰，在古村落的選址、佈局以及民居的建築過程中，講求風水常常是最重要的。這在廣府地區古村落中體現十分明顯，風水意象，從人居環境的角度，也可以說是生態意象，應是這些古村落共同的空間意象，但不同的發生背景也造成了它們之間的差異。比較廣府地區四個古村落，其風水意象具有如下的特點：

　　大旗頭村  大旗頭村具有典型的廣府地區的風水格局模式，古村坐西向東，西面背依老虎岡、大窩岡、企岡等山岡，東面為樂平湧環繞，之間為平整的田疇。村落依山面水，儘管這些山岡只有５０米高，但在冬季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西北風對大旗頭村影響。在古代，東面的樂平湧水勢比現在大得多，一方面可以通過東南風調節村落的局地小氣候，另一方面樂平湧是樂平圩通往南海、廣州的重要水路，這為大旗頭村帶來了舟楫之利。從大旗頭村古建築群的局部風水格局看，更是廣府地區民居建築風水格局的典範。古建築群將地勢墊高，並自西向東傾斜，東面開挖半月形水塘，古建築群可以通過地下排水系統，依靠傾斜的地勢，匯入到水塘中，取“四水歸塘”之意。古建築群的梳式格局，面向水塘筆直的巷道起到通風、避暑等調節氣候作用，西面封住，對減輕冬季西北風影響起到一定作用。村口水塘邊有文塔、風水樹（榕樹）、木棉樹和果園（現已沒有），古建築群前有曬坪和廣場，文塔左右的榕樹和木棉代表出將入相，果園代表精打細算，文塔代表筆，與塔下的兩方石、曬坪和廣場、水塘共同組成了筆墨紙硯寓意，也構成大旗頭村民主要的活動空間場所。此外，位於大旗頭村北向的祠堂巷的風水格局也具有代表性，沿祠堂巷有鐘氏祠堂、鄭氏祠堂，前面為半月形水塘，自巷口沿水塘種有一排榕樹，水塘、風水樹（榕樹）和廣場構成北向村民活動空間場所。

　　鵬城村  鵬城村位於大鵬半島的龍頭山下，面臨大鵬灣，村落的發展是隨著大鵬所城的建立而發展起來的。大鵬所城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是一座防禦性的軍事要塞，明政府採取屯田駐軍、以民養軍的政策，從全國各地移民到大鵬所城（見圖６－１２）。因此，鵬城村主要是一座以防禦功能為主的古城，所以，從整體風水空間意象來看，不太講求，沒有作為村民聚落，農耕勞作功能的大旗頭村那麼典型。但在大鵬所城單體民居建築和佈局中，傳統的風水思想還存在一定的影響。

　　南社村  南社村是一座組合式風水空間意象的古村落，全村以長月形的水塘為中心，形成全村的宗族核心圈、祭祀核心圈，水塘被三座橫跨其上的石橋分成四部分，分別稱為西門塘、百歲塘、祠堂塘和肚蔗塘。塘兩邊集中了十六座祠堂，占古村現在保留祠堂數的７０％以上。水塘兩側是樟崗嶺和馬頭山，建築沿地勢逐級而上，頗有層次感，從空間意象看，水塘兩側的古民居天際線極富層次（圖６－１３），這種古民居佈局既利於排水，也有“眾水歸塘”的風水含義，同時也寓意“百支同宗”的宗族意識。另外，這種以長形水塘為核心，沿兩側逐級而上的古村落佈局模式，對村落的局部人居環境也起到調節的作用。此外，南社村還擁有許多水塘，如村口水塘、武帝廟前的對稱水塘，由水塘和古榕構成的風水空間意象比較典型。一般在水塘邊都有作為風水樹的古榕樹，形成村民活動的空間場所。而中心水塘每個被分割的水塘空間都有榕樹，及其形成的各級活動空間，但中心為全村具有標誌性的最古老的風水樹，是全村風水格局的結節點。

　　逢簡村  逢簡村處於水網密集地帶，橋樑眾多，民居建築沿河道分佈，在橋樑建造、民居空間佈局上十分講究風水格局。劉氏大宗祠選址在河湧的港灣處，這裏水面較開闊，通過人工開挖形成半月形的水面，作為宗祠的風水塘，河岸的榕樹成為祠堂的風水樹，在祠堂後面有小山丘，構成了依山面水的風水格局。在村東的河汊交匯處，由榕樹、三界廟、福德祠、河道駁岸等圍合成一個祭祀中心。巨濟橋橋面有代表一天２４小時或１２時辰的步半級，代表２８星宿的２８條望柱。

　　２．宗族意象

　　大旗頭村  鄭氏、鐘氏是大旗頭村的兩大宗族。明朝初年，福安公自南海官窯南浦村遷來，成為鐘姓大旗頭村的開村始祖。根據清遠禾雲《鄭氏淵源》載，明朝嘉靖年間，康泰公自三水蚺蛇村遷居於大旗頭村，成為大旗頭村鄭姓始祖。宗族制度以及宗族之間的關係維繫了大旗頭村的社會和諧，對形成樸實的古村民風起到一定作用。在大旗頭村標誌性的建築為祠堂建築，是十分醒目的村落空間意象。在村東，自拱北門沿水塘依次分佈有鄭氏宗祠、裕禮鄭公祠、振威將軍家廟；在村南，分佈有奉政大夫家廟、裕仁鄭公祠；在村西的祠堂巷中分佈有慧清鐘公祠、永康鄭公祠和大道鐘公祠，像這樣鐘氏宗祠和鄭氏宗祠同時出現，反映兩個宗族之間的和睦關係；在村北還有鄭大夫家廟。這些祠堂、家廟都是大旗頭村婚嫁、祭祀、節慶和喪葬活動的場所，在古代也是村落教育中心（私塾）和權利中心（宗族管理），體現出村民敬拜祖先，並以宗族、血緣等關係維持和諧的村落社會。

　　鵬城村  鵬城村的宗族意象不如大旗頭村，更不如南社村。整個大鵬所城幾乎找不到專門的宗祠建築。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大鵬所城是一個以防禦為主的所城。６００多年前，有１２００多名將士及其家屬在這裏移民屯田戍邊，姓氏繁雜，清道光年以後，隨著古城的廢棄，加之交通的閉塞，許多人離開這裏出去謀生，人們的宗族血親關係並不似其他古村落那麼緊密。二是所城的行政、軍事管理是由縣丞署、都府署、守備署和左堂署來負責，以維持地方社會的穩定。所以，應是所城的行政管理功能取代了宗族制度維繫社會和諧的能力。當然，這並不是說大鵬所城不受宗族制度影響，實際上，宗族意象在很大程度上也維繫了大鵬所城主要的姓氏宗族。但與其他村落不同的是其宗族祭祀的空間發生轉移，多數在府第的裏面。如：賴氏宗族的祠堂位於賴恩覺的振威將軍第裏面的穎川堂，穎川堂兩側的對聯寫道：“祖德宏深光俎豆，家聲丕振絽箕裘。”

　　南社村  南社村的宗族空間意象最為典型，該村可以說是珠江三角洲古村落的宗祠博物館。據據謝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南社村裏大姓謝氏宗族源于南京烏衣巷的東晉名士謝安，為避戰亂南遷至廣東南雄珠璣巷，八百年前的南宋末年，再遷至東莞南社開村，已傳至廿八代。在崇恩堂兩側的對聯描述了家族的歷史：“隨父宦以至南雄想當年冠服翩翩玉樹家聲崇追兩晉，避宋難而遷東莞迨四傳孫曾勃勃烏雞神夢兆報五雛。”在謝氏入遷之間，南社村已有１３姓雜居。至清末時由於謝氏宗族的昌盛，南社村除其他幾戶他姓外，全部是謝氏人口，歷經明清近６００年的蕃衍，謝氏人口達３０００多人，家中散居海外者有８０００餘人。謝氏宗族得以發展壯大在於宗族制度的經營和管理，而宗族制度的文化景觀則體現在祠堂的空間意象上。全村面積６７９０３平方米，鼎盛時期有３６間祠堂，現在保存較好仍有２５間。其中，以長形水塘為中心，有十六座祠堂分佈兩岸，構成南社村典型宗族空間意象。

　　逢簡村  廣東有句話“順德祠堂，南海廟”，可見，順德的宗族意象是十分典型的。據縣誌記載逢簡鄉早在唐代已經建成村，在南宋嘉定年以前，早有潘、鐘、莫、歐、逢、簡等姓聚居。自宋以後，陸續有從南雄珠璣巷遷來的劉、梁、李遷居於此，逐漸成為本村大姓。

　　全村曾有各姓祠堂７８間，現在保存較好的有和之梁公祠、宋參政李公祠和劉氏大宗祠。劉氏大宗祠始建於明永樂年間，建築面積１１２０平方米，主建築為三進。附屬建築首座東西設鐘、鼓二樓和乾、坤二門。中堂東西兩側建有龍閣、鳳閣，由首座到後座是兩條１００余米的通道，直通祠堂後面的小山丘。

　　３．象形意象

　　古村落在空間形態上，常常以象形暗喻人們的某種精神寄託，以祈求幸福安康、大吉大利、一帆風順、居家平安，如船形、牛形、北斗七星形等。

　　大旗頭村  大旗頭村是一座形似將軍的村落。從村落的空間形態看，村落的主要建築群形成了一個頭頂戰盔、身著戎裝的將軍形象（見圖３－６、７）。其中，村北為戴著頭盔的將軍頭顱，古村核心部分，即鄭紹忠家族的古建築群位於村中部，是將軍的胸膛，村南為將軍的肚腹，中部自西向東的筆直道路為將軍手持的長矛。１９９４年村東道路完工後，自北而南的弓形道路變為將軍手上的弓，而中部筆直的道路則成為將軍弓上蓄勢待發的箭鏃。將軍威風凜凜，怒視來犯之敵。大旗頭村中部的鄭氏家族古建築群因鄭紹忠而建，成為村落這種象形意象的核心，鄭紹忠一生行伍，至死也在守衛廣東的海疆，村落的這種象形結構正是鄭氏後人對鄭紹忠的精神寄託。從風水意義來說，這種村落象形意象——威風凜凜的將軍可以保護著大旗頭古村落，使它在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幾乎從來沒有受到其他的打擊和損毀，繁衍百年而依然屹立于三水大地。

　　廣府地區典型的梳式佈局是大旗頭古村落最具代表性的空間形態意象。整個古村落是由四組梳式佈局的建築群組合而成，即北向的祠堂巷建築群（鐘姓、鄭姓）、西向“裕義－永保”房支和“裕智”房支的建築群、南向“裕仁”房支的建築群、東向“裕禮”房支的建築群，是粵中地區梳式佈局村落的典範：（１）東向古建築群最具代表性，是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的代表。整個建築群坐西向東，占地５２０００平方米，古建築面積約為１４０００平方米。古建築群建在人工墊高的臺地上，像梳子一樣排列成行，聚落前沿主要為祠堂、家廟、府第建築和少量民居，排列整齊，大部分為廣東典型的“三間兩廊”式，少數為“五間兩廊”，並被四條東西向直巷（又稱“火巷”）縱分為五列。每列建築橫向並排為兩家，大門側面開，大門外就是巷道。在縱向建築安排上，多是１１～１２家，後沿則不規則。因前後距離太長，一般在中間設一橫巷，以聯繫東西交通。在前沿建築前有曬坪、廣場和池塘，入口處則有文塔、風水樹。整個古建築群保存完好，格局整齊劃一，高聳的硬山頂鑊耳封火山牆肅穆莊嚴，構成一組嚴謹、完整的建築群。（２）北向的祠堂巷建築群沿祠堂巷呈梳式佈局。該建築群面向西南，聚落前沿為祠堂（惠清鐘公祠、永康鄭公祠和大道鐘公祠）、民居，排列整齊，保留的傳統民居多為“三間兩廊”式建築，部分局部已經被改造。整個建築群被１１條東北——西南向的直巷縱分為１２列。每列建築橫向並排為兩家，大門側面開，大門外就是巷道。在縱向建築安排上，多是６～８家，後沿不規則。在前沿建築前有榕樹、小廣場和池塘。北面的東南朝向，舊時以鄭大夫家廟為核心的“發花園”建築群，也以梳式佈局為主，但在空間形態上依地勢、水勢而變，別具一格。（３）南向的建築群也呈梳式佈局。該建築群面向東北，與北向建築群以東西建築群為中心對稱分佈。前沿為祠堂（裕仁鄭公祠）、家廟（奉政大夫家廟）和民居，排列整齊，建築多為“三間兩廊”式。整個建築群被三條東北——西南向的直巷縱分為四列。每列建築橫向並排為兩家，大門側面開，大門外就是巷道。在縱向建築安排上，多是６家，後沿不規則。在前沿建築前有榕樹、曬坪、廣場和池塘。（４）西向的建築群也具有梳式佈局的特點。該建築群面向西北，聚落前沿為民居建築，從整個村落佈局來看，“裕義”房支分佈在該區域內，從家族看，其宗廟建築應佈局在建築群的前沿，但據說原有的祠堂已毀。現有民居多數是局部被改造的建築，但仍具有某些梳式佈局的特點，前沿建築比較整齊，４條西北——東南向的直巷將建築群縱分為５列，並在前沿建築前有小廣場、榕樹和池塘。

　　鵬城村  位於鵬城村的大鵬所城與其說是一個村，倒不如說是一個堅固的軍事堡壘。以軍事防禦功能為主的該村的空間形態意象也是具有防禦性特徵，它體現在大鵬所城的空間佈局上。大鵬所城亦稱大鵬守禦千戶所城，據清康熙《新安縣誌》記載：“大鵬所城，在縣東一百二十裏大鵬嶺之麓…廣州左衛千戶張斌開築，內外砌以磚石，沿海所城，大鵬為最……”。所城平面呈方形佈局，占地約１１萬平方米。宏偉壯觀的城牆由麻石和青磚砌成，牆基寬２米、牆寬２米、高６米，城牆總長約１２００米，城牆上有雉堞（城垛）６５４個，並辟有馬道，有東、西、南、北四城門，每個城門上有一座敵樓，兩邊設四個警鋪。城外之東南西三面環繞著一條長１２００米、深３米、寬５米的護城河。城內有南門街、東門街、正街和十字街等主要街道，城中心設有軍糧倉庫，城內的巷道幽深彎曲，也具有防禦作用（見圖６－１２）。

　　南社村  南社村是一座船形村落。村東北門高地上的祖墳為船頭，高高翹起，四座水塘——肚蔗塘、祠堂塘、百歲塘和西門塘的地勢微微下沉為船身，水塘上有三座橋——慶豐橋、四通橋和豐收橋，橋旁有高大的榕樹，其中，以四通橋旁的古榕樹為最，是船的風帆，取其“一帆風順”之意（見圖６－１３）。歷史上，南社村近海臨河，南社村由於地理位置的優越，成為東莞的莞香、煙火的主要產地，商貿繁盛。近代更有一些南社村民遠赴南洋謀生創業。因此，船形村落的象形意象體現了村民對南社村的自然、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感應，有著深刻的寓意。

　　南社村古建築群的空間佈局形態不是典型的廣府地區的梳式佈局，根據村落的地勢條件和水塘分佈，因地制宜，進行了變通，形成一種合掌式的空間形態。即以中心水塘為軸心，兩側由於地勢起伏，改變了廣府地區處於平原地帶的梳式佈局的特點。沿水塘兩岸是祠堂街巷，佈局村落主要的祠堂建築，與水塘相垂直的若干條向村內輻射的巷道，這些巷道隨水塘兩邊的地勢逐漸升高，不同地勢上沿等高線佈局的古民居與水塘、祠堂錯落有致，層次豐富，相得益彰。

　　逢簡村  逢簡位於西江下游，錦鯉江畔，瀕臨珠江口，地勢為低平的衝擊平原，西江在這裏分汊形成總多的河湧，河湧交織成為逢簡村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基礎，逢簡的村落佈局沿河道呈“井”字型，村落建築沿河而建，河邊背築石磡，長達十餘公里，河邊樹木夾岸，河上船艇穿梭，呈現出一派嶺南水鄉的空間意象（見圖６－１３）。逢簡村的象形意象還表現在對古村落景觀意象的構建上，傳統上人們追求理想的居住環境，好的居住環境在景觀上的表現通常被認為是“山川秀髮”、“綠林陰翳”的山水勝地。逢簡水鄉秀美，歷史上重視教育，文化氣息濃厚。據清代劉茂林纂修《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載：“星野者……始自南雄珠璣巷遷居逢簡，名山大谷有八景焉，明遠清風其一也，道院仙蹤其二也，石橋返照其三也，東皋農務其四也，西岸漁家其五也，芏策初日其六也，北基松鶴其七也，南塘梅竹其八也。”通過將逢簡村落景觀冠以八個詩畫般的名稱——“逢簡八景”，從而喚起人們關於逢簡村落的景觀意象。

　　４．防禦意象

　　防禦意象是指村落形態佈局中所表現出來的富有安全防禦特徵的村落意象，或理解為村落佈局中所能感受到的曾經出自安全防禦目的的村落印象。安全防禦是我國村落自古就有的意識，從文化史觀來看，與原始時期沉澱下來的潛意識有關；從具體表現來看，與歷史時期各種人文環境有關，比如戰亂的影響、盜匪的威脅等。比較廣府地區四個古村落，防禦意象各自具有如下特徵：

　　大旗頭村  三水是珠江三角洲的頂端，西江、北江和綏江三江匯流之地，軍事地位十分重要，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清嘉慶《三水縣誌?卷七之兵制》記載：“按廣東兵制分三路，以惠、潮、嘉為東路，以高、廉、雷、瓊為西路，以廣州為中路，三水居廣州上游，三江總匯，武事不可不防。”故唐宋時代就有駐軍在河口對岸的昆都山麓鎮守，至清代更設三水城守備營。從自然條件來看，三水河湧縱橫，地形複雜，又遠離各州府的縣治中心，盜匪較為猖獗。大旗頭村所在的樂平圩位於三水東面的平原地帶，無險可守，故村落的防衛十分重要。根據華南理工大學的研究成果，大旗頭村的防禦意象有以下兩個特點（見圖３－８）：（１）大旗頭村具有防禦區域的“核心區”。鄭紹忠及其四子和直系血親的住房佔據村落靠西和西北的位置，是“將軍的心臟”，為村落和古建築群的防禦的核心區。（２）成熟、多層次的防禦體系。大旗頭古村的防禦格局呈現出自西向東逐層防禦的特性，防禦體系可分為五層防禦區（詳見第三章）。古建築群民居單體，民居建築本身也體現出防禦的功能，如：屋面採用可上人屋面的特殊作法，高高的石角、高２米的氣窗、降低的視窗鑲嵌有鐵條，還有部分重要民居都採用雙層屋面，據稱中間夾有鐵板。

　　鵬城村   鵬城村因大鵬所城而形成，故其防禦的空間意象最為典型，其防禦主要是由縣丞署、都府署、守備署和左堂署等朝廷衙門來組織實施的。大鵬所城位於現在深圳市的大鵬半島，大亞灣和大鵬灣之間，舊屬寶安縣管轄。大鵬半島地形以低山丘陵為主，依山傍海，在明清時期，由於倭寇、盜匪侵襲頻繁，大鵬半島於是成為了當時的軍事要地。為了防倭、防盜等海防的需要，明朝政府於洪武二十七年，在大鵬半島龍頭山麓建“大鵬守禦千戶所城”（即大鵬所城）。隨著所城的建立，朝廷進行移民屯田戍邊，這裏逐漸形成了聚落。清康熙《新安縣誌》載：“大鵬所城在縣東一百二十裏大鵬嶺之麓，……本城與東莞所城同年奏設，廣州左衛千戶張斌開築，內外砌以磚石，沿海所城，大鵬為最，周圍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廣六尺，址廣一丈四尺，門樓四，敵樓如之，警鋪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東西南三面環水，濠周迴三百九十八丈，闊一丈五尺，深一丈。”大鵬所城為新安縣東北之海防要塞，該地常為寇盜所擾。據清康熙《新安縣誌?卷十一?防省志》載：隆慶五年（西元１５７１年），倭賊攻大鵬所，舍人康壽柏禦之。時所城被圍四十餘日，賊具雲梯泊城。柏呼眾堅守，有登城者，手刃之，即破其梯，圍乃解。現在大鵬所城仍保留的原所城的結構、古建築（城門樓、軍糧倉、將軍府第和迷宮似的街巷），以及所城內關於將軍的人文軼事，無不是大鵬所城防禦空間意象的表徵（見圖６－１２）。

　　南社村  南社村的防禦空間意象是以整個古村落的防禦為特點，並體現出宗族制度的權威性。南社村位於東莞縣的茶山鄉，河道縱橫，廣九鐵路從南社經過（見圖６－１４），交通便利，南社成為東莞縣重要的墟市，特別是莞香、煙火十分出名，經濟非常繁榮，加之又有返鄉的華僑帶來很多財產，因此南社村的安全防禦十分重要。為確保全村的安全，宗族制度起到主要作用，在宗族勢力的宣導和組織下，南社村修建了圍牆，制定並很好地實施了全村的防衛制度。南社圍牆全長９６８米，環古村落週邊封閉一周，村內街巷彎曲，牆高約５米，寬近０．５ 米，用紅砂岩或夯土做牆基，牆體為青磚或紅砂岩砌築，有東、西、南、北城門４座，小門２座，譙樓１７座，各有名目，各有楹聯，現僅存村東門的一段城牆。據《南社謝氏族譜》記載，明崇禎十七年正月至八月，山寇多次劫掠南社，殺人防火。在族人謝曜齡的倡議和族長的主持下，建造圍牆。寨牆建成後至民國年間有健全的守衛和管理制度，制定了《諭鄉人守圍及巷戰法》等規章，其中《守城歌》為輪班守城者的行動指南。先後成功地抵禦了順治五年（１６８４年）李萬榮等率眾七日的圍攻和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劉進的圍攻。

　　５．宗教意象

　　宗教對傳統村落的形態和景觀有較大的影響。自原始社會開始，村落形態就表現出以祭祀為中心的向心性，祭祀中心的發展可以是宗祠或寺廟，有的則合二為一。村落人們信仰的是多神並存的民間宗教，以中國古代精靈崇拜為基礎，混合了儒道佛的教義而成。其中，以道教成分最重。

　　大旗頭村  大旗頭村現存沒有寺廟，據說原來僅有一座帝王古廟，位於東向鄭姓、北向鐘姓之間，供奉洪聖大王。寺廟為三進式，古雅幽深，廟前平臺地上鋪蓋大麻石塊，三側建有低欄，上鋪麻石條，可以坐臥，廟前有一方形水塘，方圓十畝，水深近丈，魚遊其中，非常清澈，廟右側有一古榕，濃蔭蔽廟。帝王古廟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被拆調，古榕同年被鋸，水塘早已被淤泥垃圾淤塞，廟基也成一片殘地。由於原來寺廟位置為村裏兩大族群的結節中心，成為維繫村落宗族之間和諧的活動場所和精神空間。如果兩個宗族之間有重大事情要解決時，都到該廟裏進行協商。每年的正月十五，拜完洪聖大王，開燈以後，兩個姓氏的村民在一起劏豬、分豬肉，然後抬著洪聖大王游村，遇到祠堂都有進行拜祭，以祈求鄰里和睦、風調雨順。大旗頭村口的文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祭祀的功能，在文塔的三層，分別供奉有土地神、文昌帝君和魁星君，分別保佑村落風調雨順、人才輩出。此外，尚書第門口左牆角有一個社壇，是東向村民拜祭土地的場所。

　　鵬城村  據載鵬城村的寺廟較多，位於大鵬所城的就有北向的關帝廟、文廟和華光廟，東向的侯王古廟、西向的天后宮、南向的城隍廟，不同廟宇各司其職。從廟宇的空間配置看，關帝廟、文廟面南背北，位於所城的中心軸線上（南門街），而且關帝廟處於軸線的中心，是作為守衛所城將士的精神崇拜空間——“文能興邦、武能安國”，具有封建官方的正統性。南門是所城的主入口，作為所城守護神崇拜的城隍廟緊鄰南門。侯王古廟供奉的是漢留侯張良，反映所城將士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精神寄託。天后宮始建於明永樂年間，保佑沿海地區風調雨順、村民康寧。此外，位於東門外山上還有東山寺、譚公廟，東山寺是一個多神崇拜的空間（見圖６－１５）。

　　南社村  南社村寺廟主要是關帝廟（又稱武帝廟）、永定庵，位於南社村東側的村落邊，永定庵現在已經被毀。關帝廟建於清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年），２００２年重修。通面深２０米，寬１８米，面積３６０平方米。廟宇為三進三開間，台梁與穿鬥混合梁架結構，有精美的木雕、磚雕和灰塑。關帝廟位於村邊，開敞空間大，是南社村主要的公共活動和精神活動的中心。南社村共出過１０余名武舉，關帝廟與他們的身份又十分契合。但實際上，關帝廟是一座民間信仰多神崇拜的空間，正中大殿供奉關公及文昌帝君等諸神，大殿兩側還有神仙洞和泉母苑，泉母苑中的十二奶娘是與護花、送子有關的民俗神，與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十二養護神很相似，是古越人遺存的崇拜。整個廟宇共有神仙４５尊，釋儒道各路神仙聚于同一空間（見圖６－１６）。另外，在南社村的街巷的入口和轉彎處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土地神龕、土地廟（又稱福德宮）。

　　逢簡村  逢簡村的宗教意象特徵明顯，據載該村曾有廟宇３２間，在清咸豐《順德縣誌?卷二?圖經》的逢簡圖中記錄有水月宮、馬元帥廟、侯王廟、龍母廟、聖母廟、觀音廟、真武廟、華光廟、玄壇廟、文武廟、地藏廟、帥府廟。現在這些廟宇基本上都不存在了，近年，由香港一些團體捐資，在原址上重建了覺妙淨院。文武廟建於明崇禎十四年，據村中劉長成老人講，它的面積原來與佛山祖廟相當，現在為逢簡中學的校址。逢簡村基於對河湧環繞，縱橫交錯的環境感知，表現出對水的崇拜特點，在村東緣的河湧彙聚的水口處，有一座面積很小的三界廟，祭拜“天、地、水”三界，廟門兩側對聯寫道：“青雲紫氣通三界，錦水懸波沛五橋。”位於巨濟橋側有“潔水社”，反映水在村落中的重要性，以及朦朧的“環保意識”。此外，逢簡的幾乎每個街巷都有土地保護神，並設社稷壇、福德祠（土神又稱福德正神）以祭祀，以社稷壇居多，社神即土神，稷神即穀神，逢簡明清以來重視教育，多舉人，對土地崇拜中也體現出國家社稷的意念。

　　（二）文化發生背景及文化景觀要素

　　１、發生背景

　　（１）自然環境背景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都離不開所處的自然環境，自然地理環境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上述四個古村落的均位於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主體處於北回歸線以南，歷史地理意義上的珠江三角洲範圍可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①廣義的珠江三角洲把古代潮水到達和河道開始呈放射分汊地區都包括在內，即位于珠江下游，西江出肇慶羚羊峽，北江出清遠市飛來峽，東江出博羅縣潼湖田螺峽等地後至南海水邊，地形豁然開朗，河道呈分汊放射狀，三角洲平原面積廣大，面積達１萬多平方公里。②狹義的範圍指從地形上呈明顯三角洲放射狀水系表示出來的西、北江三角洲和東江三角洲所成的複合三角洲。西江、北江三角洲以西江和北江的匯合點三水河口鎮的思賢滘為頂點，從思賢滘至磨刀門有１４０公里，南至崖門，東南至廣州黃埔港，並以獅子洋水道和東江三角洲分開。東江三角洲以東莞石龍為頂點，南至虎門沙角６０公里，西至黃埔新港。珠江三角洲河流逐級分汊，在入海處有虎門、橫門、磨刀門、雞啼門、虎跳門、崖門、蕉門和洪奇門八大口門。

　　珠江三角洲土地類型以平原為主，臺地和高丘次之，山地最少。高丘主要分佈於三角洲四周的山地，而臺地則散處平原上，分片分佈，如三水、番禺市橋臺地等。山地多分佈於三角洲週邊，如清遠北面和新會以西的羅西山脈部分以及東側的蓮花山脈部分，有梧桐山（海拔９４３米）大霧山（海拔９５８米）、大嶼山鳳凰山（海拔９３４米）、中山五桂山（海拔５３０米）、斗門黃楊山（海拔５８１米）、臺山古兜山（海拔９８２米）等。且多數和低山、高丘一起分佈，成為珠江三角洲的四周邊界。低丘多為殘留的剝蝕面所成，面積較大。水道和沙洲面積比山地、低山多。珠江三角洲為放射狀水網，河流受潮汐影響，雙向流動，故形成眾多面積大的沙洲。廣大的平原和潮汐水道相結合，又與臺地混合分佈。

　　珠江三角洲地處北回歸線以南，全年溫暖，年平均氣溫在２１℃～２２℃之間，夏長冬暖，在氣溫上沒有真正的冬天。夏季風受周圍山地影響抬升致雨，三角洲中部降水量少於邊緣山地。三角洲春夏降水多，夏季幾乎占全年降水量一半。冬春季多低溫陰雨，夏秋多颱風暴雨。

　　三角洲不同的土地類型也反映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如低山和丘陵間的土壤由赤紅壤向紅壤轉變，土層變薄，心土斑紋層不如臺地赤紅壤發達。熱帶季雨林已大部分消失，只有在山地溝穀和村落的“風水林”保留下來，但次生性明顯，常見樹木有榕樹、蒲桃、龍眼、陰香和水翁等。

　　從土地利用看，三角洲以平原、臺地和河谷地帶三種土地類型開發為主，丘陵次之，山地開發緩慢。農業、工業、城建、交通集中在平原、臺地和河谷地帶，丘陵山地則以發展果樹為主。東江三角洲的地面向西南傾斜，西、北江三角洲的北部由兩江水道合成，地面傾向東南，故南（南海）、番（番禺）、順（順德）是珠江三角洲地勢比較低窪的部分，水流不暢，積水成窪，成為“基水地”的自然基礎。“基水地”是“桑基魚塘”、“蔗基魚塘”、“果基魚塘”的總稱。近年來，隨著這些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化水準的快速提高，加快了城市空間的擴展、鄉鎮城市化的進程，導致許多“基水地”已經被工廠用地、城市用地所取代，在僅存的“基水地”中，桑基已基本沒有，基上多種蔗、果、牧草等。

　　珠江三角洲是廣府文化的核心，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環境多樣性，但海岸線長，平原面積廣，河道交錯縱橫，多水性和海洋性又是主要的特徵，是廣府文化的自然發生背景的基礎，形成了廣府文化的重商性、開拓性、相容性、外向性和領潮性等具有海洋文化特質的地域文化，這些文化特質影響了古村落的文化景觀的形成及特點。本課題對比的４個廣府地區古村落——大旗頭村、鵬城村、南社村和逢簡村的自然地理條件存在共同性和差異性，而這是產生古村落文化景觀空間意象以及文化景觀要素的異同的自然發生基礎。

　　大旗頭村   位於佛山市三水區樂平鎮北偏西２公里處，村落西南為老虎岡、大窩嶺、企岡、崩口嶺、大燒山和南蛇岡等低山岡，山岡與村落之間是稻田、魚塘，村落其他方向幾乎都是廣陌的稻田和魚塘，村內地勢除北面略高外，都十分平整，這為大旗頭古建築群的整齊劃一提供了地形條件。大旗頭村原來位置偏僻，遠離縣治，交通不便，從村東北角繞過的樂平湧是村裏主要的對外交通線。所以，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村落的原生環境，構成了大旗頭村依山繞水，稻穀飄香，沃野千里的田園風光。現在村東面公路的興建，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這種空間意象，但基本的格局還是有的，這是大旗頭村區別于其他古村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南社村  位於東莞市茶山鎮以東約２公里處，地處東莞市境內丘陵地帶的腹部，有地勢緩和起伏的丘陵和小平原。古村落坐落在小平原邊緣的低丘陵地帶，其東北面的小平原被開墾耕作為良田，其餘各丘陵廣種林木和荔枝、龍眼等嶺南經濟果樹，自然生態與人類農業生產處於和諧狀態。石岡水龍、峽內水等河湧流經南社，最終匯入東江，是南社村的重要水路通道。清末民初，南社又是廣九鐵路上的重要車站，南社村以莞香、煙火等商品為主的商貿活動頻繁，形成水陸交通便利，農耕經濟與商業經濟相結合，經濟繁榮的古村落，這與大旗頭村的田園風光形成了差異。南社村起伏和緩的地形也影響到古村落的佈局結構，古村落以中間地勢較低的長形水池為中心，兩旁建築依自然山勢而建，呈合掌狀佈局。民居沿巷道而建，結構緊湊，戶型多為三間兩廊型，佈局結合自然，並依地形和巷道的相對關係而靈活多變，形成一些別具意境的民居建築。

　　鵬城村  位於的大鵬半島依山傍海，整個半島山地起伏，七娘山海拔最高，為８６７米。鵬城村三面環山，面向大亞灣，其東北部山地海拔７０８米。明洪武元年（西元１３６８年），沿海寇患頻繁，朝廷於是在廣東置衛所，鵬城村由於其地理位置、地形條件，便成為衛戍沿海的要衝。清康熙《新安縣誌》載：“大鵬所城在縣東一百二十裏大鵬嶺之麓，……本城與東莞所城同年奏設，廣州左衛千戶張斌開築，內外砌以磚石，沿海所城，大鵬為最，周圍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廣六尺，址廣一丈四尺，門樓四，敵樓如之，警鋪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東西南三面環水，濠周迴三百九十八丈，闊一丈五尺，深一丈。”由此可見，優越的軍事地理位置和條件是大鵬所城建設的基礎。

　　逢簡村  位於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西北１０公里處，地處珠江三角洲水網最密集的地帶。杏壇鎮地勢由西向東緩降，除馬甯、南華、右灘有少數殘丘外，俱為沖積平原。西江幹流及東海水道流經南面，甘竹溪和順德支流繞過西、北面，東有容桂水道；河汊及人工管道交織。土壤以人工堆疊土為主，絕大部分是基水地，歷史上是桑基魚塘的主要故鄉之一，盛產塘魚、甘蔗和桑蠶等。逢簡在順德支流的右岸，清咸豐《順德縣誌》記載：“逢簡堡凡三村，曰上村，曰中村，曰下村。今合上中為北村，而以下為南村，隸江村巡撿，……南界古粉，北界江村，西界北水，與所近諸堡村連絡，同濱鯉魚海，而逢簡居右，其西岸阡陌。南連為諸堡通津，鯉魚西北，受甘竹勒樓水，東逕江村之塘利，沖鶴之芋湧，西逕北水之龍潭，出九曲海。前明曾駐兵於此，與江村、塘利、龍潭、勒樓、芋湧諸屯汛互為聲援。北村有石橋，曰巨濟，曰明遠，南村橋曰金鼇。” 以河湧交叉縱橫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基礎，逢簡的村落佈局沿河道呈“井”字型，村落的建築風格和風俗習慣體現著嶺南水鄉的特色（見圖６－１３）。

　　自然環境也是營建村落風水格局以尋求和諧的人居環境的基礎。大旗頭村地勢低平，樂平湧從村邊流過，容易遭受水浸的災害，所以，在修建古建築群時，在建築群前開挖水塘，用挖出的泥土將地坪墊高，並使墊高的地勢自西向東向水塘傾斜。這既是村落風水格局的需要，同時也使古建築群更好地適應自然環境的特點，起到防洪、防火和排水的作用；與大旗頭村不同，南社村所處為地勢緩和起伏的丘陵和小平原地帶，長形水塘應原來已有。在建村時利用了自然的山勢水勢，將水塘置於村的中間，由四個不規則的水塘構成一個既相對獨立又連成一體的面積近８０００平方米的長形大水塘，祠堂家廟沿水塘兩面佈局，民居建築則在水塘兩側依地勢起伏的變化錯落有致，水塘及其兩岸成為南社村的權力中心、景觀中心和公共活動中心。這樣既符合傳統的風水格局思想，又美化了村落自然環境，改善村民的生活，也利於排水、防洪和防火，形成村落和諧的自然和社會環境；逢簡村則處於水網更加密集、地勢低窪的地帶，因而，村落的建設更注重對水的利用，北村和南村均以河湧環繞，村內也以河湧相通，河湧是村落對外重要的交通線、防禦工事，船、河湧和橋樑成為村落主要的景觀標誌。村落的建設也善於對水的利用，村民將水道挖深，一是可以增加河湧通航的能力，二是用挖出的河泥填高兩側河岸，抬高民居建築的地基，以利於防洪、防潮。另外，建築佈局也利用河道分佈營造風水格局，如劉氏大宗祠選址在河湧的凸岸，這裏水面較開闊，通過人工開挖形成半月形的水面，作為宗祠的風水塘，河岸的榕樹成為祠堂的風水樹，在祠堂後面，用河泥堆起的小山丘成為靠山，構成了依山面水的風水格局。

　　自然地理條件對這幾個古村落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中，水要素無論在大旗頭，還是在南社、逢簡，都是村落佈局和建設考慮的首要要素。基於對自然水要素的環境感應，在珠江三角洲水文化的特徵十分顯著，對水資源的利用是農耕文化的主要特點。在這幾個古村落中則體現出以水為脈的佈局和建築的思想。一是以水環境為基礎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態系統（見圖６－１９）。如南社村以井水、溪水為村落主要水源，南社村古井眾多，井水是村民的飲用水，水井主要分佈在依山勢而逐漸升高的古巷旁。巷道由紅砂岩條石鋪就，下有完整的排水管道，生活污水通過排水管道至上而下排放到古村落中間的長形水塘。水塘引山中小溪為源，順應自然地形從西南至東北方向形成二級落差，挖就四口魚塘，築堤壩和石橋方便兩岸交通。經四口魚塘的水流從東北排水口流出成為良田的灌溉水源。魚塘飼養魚群，魚群可消化生活污水中的有機成份。加上有山溪流動更新，使魚塘的水質維持在較好的水準，魚塘也成為古村的洗滌中心。二是在古村落的建築形式、建築材料和裝飾風格、風水格局等方面都存在對水環境感應意識，體現出親水圖騰崇拜。如：大旗頭、南社、逢簡和鵬城等村的建築景觀上，多是水磨青磚牆、紅砂岩或花崗岩勒腳、麻石街、風火山牆等為特徵的村落文化景觀，逢簡村還有蠔殼牆，大旗頭村以高高聳起的鑊耳風火山牆為典型特徵，鑊耳山牆又稱“鼇魚屋”，還有鼇魚脊飾，逢簡村多橋樑，其中就有“金鼇橋”，這體現出珠江流域的親水圖騰。鑊耳山牆邊的裝飾，常是黑色為底的水草、草龍圖紋，俗謂之“掃烏煙、畫草尾”，黑在五行中代表水，為玄武居北方，水草、草龍的裝飾手法與水網縱橫，濱海臨江的自然環境有關。

　　（２）社會環境背景

　　古村落以自然發生環境為基礎，但古村落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社會環境背景。古村落的發展史實際上也就是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的變遷史。珠江三角洲在古代只是一個由多個江河口環繞的海灣，在海灣中，大小島嶼星羅棋佈。據地理學研究，現代珠江三角洲發育的起點，是在中全新世發生的海侵。距今約六、七千年，在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形成了一個深入內陸達１５０公里的河口灣。在海灣的周圍，有多條江河從不同方向流入，而在海灣中間，又分佈著無數大小不一的島嶼，即現在珠江三角洲很多的山丘臺地。珠江三角洲的發育過程伴生著其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唐宋時期的幾千年間，由於珠江流域自然植被豐茂，江河含沙量比後來小，三角洲繁育緩慢。在順德、新會等地出土的距今兩千多年代的鱷魚遺骨和唐宋時期人類生活遺物並存的現象，說明唐宋以前的一兩千年間，這一區域仍是山丘、沼澤交錯分佈。儘管漢唐之間有初步的開發，但在宋代以前，這一地帶的陸地仍比較低窪，一遇颶風海潮，就會“波濤溢岸，淹沒人廬舍，蕩失苗稼，沉溺舟船。”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載：“大海在府城（廣州）正南七十裏”，即現在的順德大良和番禺沙灣一帶。可見，當時珠江三角洲相當多的地方仍是水草豐盛的沼澤地。宋代以後，隨著這一地區逐漸淤積形成大片陸地，開發明顯加快。至明代，珠江三角洲開始大規模的開發，明代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地語》雲：“下番禺諸村，皆在海島之中，大村曰大箍圍，小曰小箍圍，言四環皆水也。”順德在明朝前期也是一個“大海彌漫，民刁悍，易為亂”的地方。而經過明清兩代的拓荒創業，至清代時，順德已經成為農業發達、商貿繁盛的地區。

　　珠江三角洲按其形成和發育的時間可以分為老三角洲、新三角洲。老三角洲是指在明代以前發育並開發的三角洲地區，又稱為“民田區”或“圍田區”，是三角洲的西北部，大致以新會圭峰山經荷塘、均安、順德、沙灣到市橋一系列的山丘臺地為界。至元明時期，該界限以南地區，由於河流的衝擊開始形成新生沙坦，新生沙坦不斷向外擴張，原來海灣中的一些海島，如崖門、斗門、五桂山、古兜山等，由於海潮和江河的沖積作用，也逐漸在海島周圍形成淺灘淤積，這兩個過程形成了新三角洲的一大片區域，即所謂的“沙田區”。

　　珠江三角洲村落發展史，也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移民拓荒史。中國歷史上自西晉以來，經歷了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蒙元入侵、清兵南下等幾次大的人口遷徙，而人口遷徙的最終歸宿往往都是嶺南地區。晉永嘉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中原移民一部分定居粵北和粵東北，但更多人移入西江和北江中下游地區。唐元和年間張九齡開通大庾嶺道後，極大方便了嶺南與中原的交通，北人入粵者日漸增加。唐安史之亂後，移民逐漸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落戶目的地。北宋末和南宋末，金元相繼南侵，這兩次的移民數量多、規模大、時間長，分佈廣，對嶺南的影響最為深遠。其中在廣南東路的廣州、端州、南恩州、梅州、惠州和雷州等地的北宋客戶超過５０％（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據歷史文獻、家譜等記載，宋的兩次人口遷移都是經大庾嶺下南雄珠璣巷而入珠江三角洲的。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村落大部分都始建于宋，並把南雄珠璣巷作為自己祖先的發祥地。逢簡村自西漢已有人類居住，唐代已開村立戶，在逢簡出土有西漢、唐代的文物箭鏃、灰砂粗陶罐、梅花鹿角等。當時聚居人的姓氏主要有潘、鐘、莫、薛、歐、逢、簡。現在則主要以劉、梁、李姓為主，而這些姓氏的家族多是在宋代自珠璣巷南下而至。《逢簡南鄉劉追遠堂族譜》稱逢簡劉姓始祖星野公宋代自南雄珠璣巷遷居逢簡。光緒《禾雲滎陽鄭氏淵源》載：大旗頭鄭氏的三水的始祖“發跡閩省莆田，後迨入粵，居於南雄珠璣，時值此鄉擾亂，因此兄弟三人來舟下廣，又雁群驚散，彼此天各一方，杳不知其蹤，……鄭三郎遷居三水蚺蛇鄉。”南社村謝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記載：“宋淳熙初年（１１７８年），有謝元偉者，字木傑，南雄郡司馬。生有四子十孫，其子謝希良，世居南陽新安會稽，南雄府保昌縣沙沱村珠璣巷，會稽進士，南雄節度使推官，卒于任。宋德佑元年（１１９６年），元將阿裏海牙察，侵犯中原，……謝希良之子謝尚任，為避宋亂，於西元一二七五年，年僅三十七歲，自珠璣巷顧竹筏一雙，長途跋涉，十五日到達廣府羊城，繼而南下，初徙東莞茶園蘆荻墩，因其荒曠，遂持卜居山清水秀之南社定居，……是為謝氏始祖，迄今有八百年歷史。”明代以前的珠江三角洲雖然已經開發，但基本上處在一種開發初期的狀態。無論在珠江三角洲周邊的丘陵地區，還是新淤積的平原，大多數居民，不管是原住民、還是北方移民，大部分都還是披荊斬棘、辟地星荒的拓荒者。南社村謝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載：“始祖居南社，草舍茅簷，僅蔽風雨，……以補鞋為生活。稀粥粟飯，艱苦創業，置田立宅。”明以後，在幾個方面的因素，促進了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的發展：①珠江三角洲沙田區開始大規模的開墾。②明初，明朝大軍征服廣東以後，在廣東沿海設置軍屯衛所，廣州各衛所的屯田就大多分佈從市橋臺地以南、順德桂州、香山小欖到新會江門一帶，屯軍開墾的土地，大多是宋元以後形成的新生沙坦，即沙田。③明朝黃蕭養之亂，使明朝加強編制裏甲戶籍制度，並在沙田區設置縣治等管理機構，如順德縣的設立，使很多墾殖者由此定居下來，在他們拓殖的沙田附近，以一些山邊或高地為依託，聚集並形成了一些較有規模的村落。同時，地方士紳和國家象徵緊密聯繫起來，獲得了的地方勢力的正統性，在村落中建立了士大夫文化象徵的地方制度——宗族制度，並以宗族血親的關係維持鄉村社會。④明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在珠江三角洲出現，推動了珠三角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珠三角擺脫了傳統農耕社會以糧食為主的生產結構，代之以適應珠江三角洲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的桑基魚塘、果基魚塘、蔗基魚塘等新的生產模式。同時，商品經濟繁盛，促進了與海外的交流，西方文化率先影響到珠江三角洲的鄉村，形成了許多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景觀。

　　　　大旗頭于明朝建村，當時，正是珠江三角洲土地大規模開墾、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鄭氏原所居的三水樂平鎮蚺蛇村由於人口增加，可開墾的土地已經有限，鄭氏十世康泰公和倚雲公離鄉遷居到三水大橋頭（後改名為大旗頭）、清遠禾雲，成為這兩個地方的鄭氏開村始祖。大旗頭村一直以農業為主，借助樂平水道，也有從事一些簡單的商品貿易，據說鄭金的祖父遠周公曾是鹽商，家境較殷實，到其父時就衰敗了。清朝末年的社會動盪也影響到這個小村，咸豐年間，陳開、李文茂、陳金等領導的農民起義在廣東大地上卷起巨大的風暴，鄭金及其兄弟和本村的許多人都參加了陳金的農民起義軍。由於農民起義的歷史局限性及其清政府的鎮壓，陳金起義失敗，鄭金投降，從此鄭金改名鄭紹忠走上仕途之路，一直做到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領尚書銜。與廣府地區其他古村落一樣，有仕途功名的家族在村落宗族中會有較高的地位，對古村落文化的影響也最大。鄭紹忠的入仕對大旗頭村的影響最為深遠，重新構建的宗族的權力空間。從大旗頭村居住的地形條件、祠堂的建設情況推想，遷居該村較早的應是鐘姓，他們居住在村裏唯一的一座低山丘上，佔據了村落有利的地形。後遷的鄭氏只能在周圍低平的地區居住。而從鄭氏宗族的構成看，開基祖有四個兒子，分別居住在村落的南、北、東、西，以封建家族觀念看，應以長子為大，故在整個鄭氏宗族中以長房裕仁為主，加之又有正五品的奉政大夫功名，以裕仁鄭公祠、奉政大夫家廟為中心的南部長房房系的民居群興建早，與北面民居呈一致的東北－西南走向，是鄭氏宗族權利空間中心。鄭紹忠返鄉，指揮修建三房裕禮房支的民居群，並借此確立了三房房支和鄭紹忠本人的宗族地位，通過墊土抬高地坪、高大的府第、高聳的鑊耳山牆凸現了其宗族中的地位，將鄭氏宗祠納入該民居群，自己的尚書第、建威第與其緊鄰，“攜宗祠以令宗族”更確立了家族和本人的核心地位，因此，從空間形態看，民居群朝向正東，與周圍其他建築朝向明顯不同，前面的鄭氏宗祠、尚書第、裕禮鄭公祠、振威將軍家廟以及前面的曬坪和麻石廣場成為新的宗族權利空間的中心。由於鄭紹忠的地位，建築群的木刻、磚雕、石雕、陶塑、壁畫等建築工藝極其匠心，富有藝術性，還有李文田等人送的題字和對聯、以及很多精美的工藝品，如花瓶、碟子、慈禧賜的宮燈和玉白菜等。鄭紹忠行伍起家，父子、叔侄兩代人中有許多從戎，如：鄭繼忠、鄭潤材、鄭潤深、鄭潤琦等，經歷了從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起義、馬尾海戰、甲午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民國建立的整個中國近代史。鄭紹忠也希望後人有文化，所以，古建築佈局中的“筆墨紙硯”風水思想便是其寓意。其後人中有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鄭應韜、恩正並科的舉人鄭潤梅，就連鄭紹忠的孫女鄭潔坤也畢業于廣州坤維女子學堂。但行伍世家始終給大旗頭村打下深刻的烙印，如：古村落的空間象形意象為威風凜凜的將軍、古建築群的建設及其整齊劃一、步調一致、高大威嚴，就像士兵列隊一樣。

　　明朝初年，明王朝在廣東沿海設置軍屯衛所，移民屯軍開墾土地，並將地方豪強以及當地土著編入戶籍，從而定居下來，兩個政策結合起來，推動了新三角洲的開發。據清《廣東海防彙覽》載，明清兩代在廣東共設衛所４１個（見表６－３），大鵬所城就是其中的一個。衛所制度是明朝初年開始實施的一種軍事常備軍事制度，衛所建制規模見表６－２。衛所制度有軍士世襲、兵農合一兩個特點。軍士世襲是各級衛所的官員都是世襲的，稱“世官”，衛所士兵稱“軍”，軍士父子相繼、兄弟相連，世代當兵，軍士及其家屬都有專門軍籍，由五軍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約束。兵農合一是明政府實行寓兵于農、屯守合一的軍屯制度。按明軍士屯田則例：邊城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屯田軍戶由國家供給耕牛、種子、農具等，收穫作為軍官的俸祿和軍糧以及軍人養家糊口之用。據《明史?兵制》載：“自京師達于諸縣，皆立衛所。” 明洪武十年（１３７４年），在全國的衛所制度基本完善定型後，廣東才開始設立衛所，洪武十六年東莞縣筍崗（今深圳市羅湖區中北部地方）一帶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反抗官府，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率軍將其鎮壓下去。東莞縣東部地區的社會治安每況愈下，在其他地方設置衛所後，這裏更成了盜匪和倭寇的藏身之所。明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花茂上奏朝廷，要求在廣東沿海增設２４個衛所，其中就包括大鵬守禦千戶所。直到明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廣東左衛千戶張斌奉命到大鵬開築“大鵬守禦千戶所城”。大鵬所城建城後，從全國遷移了３０００多人，設屯田三處：王母洞屯、鹽田屯和葵湧屯。每屯均設有子屯。到明萬曆年間，為方便所城軍士管理，將屯田轉移到所城附近的三處：王母洞屯、碧州屯、烏湧屯。在屯田的基礎上，在大鵬所城的周圍逐漸形成了從事農業生產的聚落，是鵬城村的前身。雖然，明宣宗以後，明朝衛所制度衰落，但在清順治初年，又設置了“大鵬所防守營”。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２８年）清政府收復臺灣，遂撤海禁，沿海貿易開始發展，為增強沿海防衛，於是在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將大鵬所防守營提升為“大鵬水師營”。至道光二十年，大鵬營提升為大鵬協，統率左右二營，左營駐大鵬所城，右營駐東湧寨城。可見，從順治到道光年間，隨著沿海盜匪日益增多，西人威脅日漸嚴重，大鵬所城的軍事防衛地位逐漸提高。在鴉片戰爭期間，大鵬所城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指揮下，打贏了鴉片戰爭的首戰——九龍海戰，但鴉片戰爭最終以清政府戰敗，割讓香港而告終。於是，大鵬所城逐漸失去了軍事防衛的重要性，光緒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大鵬協被裁撤。由於大鵬所城特殊的歷史，人們有習武從軍的傳統，因而大鵬所城出了十幾位將軍，其中最為有名的是賴氏家族“三代五將”、振威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劉起龍。

　　大鵬賴家世代行伍，從清朝嘉慶到道光年間，賴氏家族歷經三代，出了五位將軍，稱“三代五將”（見圖６－２１）。這之後，廣東素有“文顏武賴”之說，甚至把賴氏與宋代楊家將相提並論，稱“宋代楊家將，清代賴家幫”。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時任參將的賴恩爵率駐守大鵬的廣東水師，在中英九龍海戰中擊敗英軍，取得了鴉片戰爭首戰——九龍海戰的勝利。戰後，道光皇帝賞戴花翎，封“呼爾察圖巴圖魯”。此後，賴恩爵參加了中英穿鼻洋海戰、官湧海戰，屢立戰功。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提升為南澳鎮總兵，在平定海盜中累立戰功二十餘次。于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升任廣東水師提督，道光二十九年，賴恩爵病逝，享年六十三歲。

　　劉起龍初由大鵬營入伍，嘉慶八年（１８０３年）授平海營右哨把總，出洋緝盜立功，升香山協右營千總。嘉慶十五年（１８１０年）剿滅南海三大海盜之一的鄔石二。後調升為水師提標右營守備、虎門水師右營中軍守備。嘉慶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任南澳鎮總兵，封振威將軍。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升任福建水師提督。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冬，劉起龍入見道光皇帝，備受荷恩之寵。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于巡洋時卒于海上，道光帝“欽賜禦葬”，並親筆撰寫《禦祭文》，劉起龍好友陳化成等撰書《古之遺愛》。

　　在抗日戰爭期間，也湧現出像劉黑仔、柯彩鳳等的抗日英雄。劉黑仔是港九大隊短槍隊隊長，善使一把“鮑魚嘜”二十響快掣駁殼槍，槍法如神，成為東江縱隊的傳奇英雄。

　　在大鵬所城被裁撤後，它的重要性降低了，由於本身大鵬半島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比較閉塞。大鵬所城及其周圍聚落開始衰落，所城破敗，一些鵬城村人離鄉外出謀生，有些甚至遠赴海外。但大鵬城的建立，通過屯戍結合的軍事制度，有利於人口的引進和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及中原文化的傳播，使原本十分落後的深港地區得到開發，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並留給了鵬城村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炮樓殘牆、武將世家、將軍府第、海客風俗（海洋、客家移民文化）成為鵬城村的驕傲。

　　與前面兩個古村落不同，東莞南社村、順德逢簡村更具書香氣息。南社村開基較早，據謝氏大宗祠的《崇恩堂序》記載：宋淳熙初年（１１７８年），謝元偉任南雄郡司馬，世居南陽新安會稽。生有四子十孫，其子謝希良為會稽進士，南雄府保昌縣沙沱村珠璣巷，南雄節度使推官，卒于任。宋德佑元年（１１９６年），元將阿裏海牙察，侵犯中原，……謝希良之子謝尚任，為避宋亂，於西元一二七五年，年僅三十七歲，自珠璣巷顧竹筏一雙，長途跋涉，十五日到達廣府羊城，繼而南下，初徙東莞茶園蘆荻墩，因其荒曠，遂持卜居山清水秀之南佘定居，……是為謝氏始祖，迄今有八百年歷史。”謝氏家族祖居會稽，與南京烏衣巷一脈相傳，在謝氏大宗祠門口掛著：“烏衣貴胄，玉樹家風” 的對聯，烏衣巷是東晉明名相謝安在南京宅院所在地。由此可見，南社謝家是謝安的後人，自開基祖謝尚任至今已曆二十八代，謝家繼承了東晉謝氏名門望族的仕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這表現在對祖先的崇拜，以及對讀書入世求功名的推崇。而在文化景觀上，從總體上是滲透著理學思想的的風水格局；從要素上則是祠堂多、對聯多、進士舉人多。南社村鼎盛時期有３６間祠堂，現在保存較好仍有２５間，據現在統計有對聯５０餘幅。明清時期，南社先後出了１１位進士、舉人、２９位秀才，在同治、光緒年間就出了四名進士。

　　　　同治四年乙丑科中式第四十二名進士謝遇奇

　　　　同治九年庚午科順天鄉試中式第十九名舉人謝廷璋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鄉試中式第十四名武舉謝彪奇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鄉試中式第八十四名武舉謝遇熊

　　　　光緒二年丙子中式第九十九名進士欽點禮部郎中祠祭司行走謝元俊

　　　　光緒五年巳酉科鄉試中式第五名武舉謝汝鷚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中式第六十五名進士欽點營用守府謝遇熊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中式第二十二名進士欽點藍翎侍衛謝汝鷚

　　　　光緒十七年辛卯科鄉試中式第二十八名武舉謝朝章

　　謝遇奇是咸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中武舉人，同治四年中進士，後來隨清軍在甘肅、新疆一帶屢立戰功，最後官到副將、總兵，封為建威將軍，是謝氏族人中官位最高的人，也非常受到鄉人的尊敬。據說清末廣九鐵路修至南社時，要穿過祖墳地，村民群起抗擊，清廷請謝遇奇出面，解決了爭端。謝遇奇與鄭紹忠之間也有交往，據清宣統《東莞縣誌?卷五十二?宦跡略四》載：“紹忠，悍勇善戰，居官久，立功最多。所練安勇，約束極嚴，然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為之用。官虎門時，子潤才已補總兵，偶犯軍律，紹忠縛令處斬，部將跪求不之，允邑人謝遇奇告以總兵大員不宜擅戮，乃痛鞭數十，斥之出，其嚴毅如此。”

　　逢簡開村歷史早，但直至宋朝，中原人才經珠璣巷南下遷居於此。據《逢簡宋招討梁氏族譜》載：“梁氏始祖定山公祖籍河南汴梁，仕宋時官至武經大夫、嶺南招討史，封安定郡伯。至宋亡，南下廣東順德初居於古粉村，並在古粉建一石橋，即今之古粉石橋。當時是公之同僚李氏宋參政，文官是也，逃難隱于逢簡。元朝初時，因群盜蜂起，侵逼城府，上下危懼。廣東宣尉使司慕招討公威名，著李氏參政公邀公強起討賊。公以逢村蜜邇賊巢，因村中常被擾害，居民不安，不得已而為逢村靖難。因此，募招義兵，善水戰，合諸閫兵，架鳥尾戰船二百餘艘，順流直抵賊巢，是時威聲大振，殲獲巨魁帥以聞。元嘉其功，至元朝二十三年，賜織錦襖子一襲官袍，授廣西路同知總管府事，屢辭不受職，由古粉遷往逢簡隱居。”可見，後來的逢簡的李、梁和劉等望族都是宋元時期才遷到逢簡，帶來中原的文化、技術和人才，促進了逢簡的發展。逢簡有北村、南村，傳統上北村農耕，南村捕魚。宋元以降，隱居到逢簡的很多是士大夫家族，他們詩書傳家，尊儒重育，村以前有７８座祠堂，５所書院，很多祠堂也用作私塾，古村崇尚讀書的風氣濃厚，元朝至明朝期間，出過很多讀書入仕的人。明代黃蕭養起義對逢簡影響很大，逢簡是黃蕭養的根據地（見圖６－２２），由於逢簡鄉紳和村民的抵抗，逢簡村民的損失很大。黃蕭養起義失敗後，明景泰三年（１４５２年）設立順德縣，並給逢簡村民以撫恤。明朝正值新珠江三角洲大開墾時期，在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後，逢簡的經濟社會得到很快發展。至明代，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增加，人們對土地的開發和利用程度的要求提高。在珠江三角洲河網密度地帶，人們開發基水地時，將種桑、養魚和養蠶結合起來，形成生態效應極佳的人工生態系統，出現了基塘文化景觀，有桑基、果基、蔗基等，順德逢簡村正位於這樣地區。逢簡以栽桑養蠶為核心，促使當地的農、牧、漁、副業有機地結成一個整體，再帶動繅絲、制糖、飼料加工，以及商貿、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逢簡巨濟橋沿岸的穀埠巷是進行稻穀交易地方，設有古埠碼頭，如“梁敬余主水埠”。據清咸豐《順德縣誌?卷五?建置略二墟市》載：“逢簡堡墟市有四，曰巨濟，曰明遠，曰金鼇，曰桑市。”可見，逢簡以橋為市，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另外，以桑為主也是逢簡的重要的墟市。在一條河湧的旁邊至今還能看到一座寫有“蠶亭”字樣的房子，在逢簡村的荒地上隨處可見已經成為野生的桑樹，這或許反映出逢簡明清時期養桑紡蠶的輝煌。由於女性為生存的需要，加之珠江三角洲“不落夫家”的風俗習慣以及紡蠶過程對女性的特殊要求的影響，使珠江三角洲的繅絲廠女工很多，並產生“自梳女”這一個珠三角獨有的文化現象。據說，逢簡村曾有３６家繅絲廠，１０００多名女工，並有相當多“自梳女”，現在僅剩下３名。逢簡商貿繁榮，並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一些到外出海外謀生的人返鄉後，促進了中西文化在逢簡的交融。

　　綜上所述，不同的社會發生背景，古村落的文化特徵是有差別的。大旗頭村和鵬城村均是武將世家，一個是整齊劃一的將軍府第，體現出一種雄糾糾的氣勢；另一個則是城樓巍峨、街巷曲折的防禦城堡。而南社和逢簡的視覺富有變化，它們都以水為脈，使村落多了幾分靈氣，這與濃厚的書香氣息結合的相得益彰。

　　２．文化景觀要素

　　（１）物質文化景觀要素

　　①村落與建築結構

　　●巷

　　巷與街道共同構成了村落的交通網絡，但與街道相比更窄，而且界定巷的介面多為建築物的山牆，按傳統習慣，為保持寧靜、安全，幾乎都是不開窗的實牆，使巷道成為一種超狹窄、超封閉的帶狀空間，這種巷道結構具有防盜、防火功能，與村落前後的水塘、河湧結合起來，又具有調節民居氣候的作用。前面對比的四個古村落的巷道有不同的特點。大旗頭村是典型的廣府梳式佈局，古建築群共有６條自西向東略有傾斜縱向的筆直巷道，與前面橫巷的街道構成了梳式（釘耙式）結構，最具代表性的是長興裏、積善裏和安寧裏，長約１２０米，青磚牆麻石鋪地，兩面是高聳的鑊耳山牆，花崗石牆基，牆面開窗多數很高、很小，較低的窗戶也有鐵條防護。鵬城村的大鵬所城是以防禦功能為主，古城除了幾條主街道平直外，巷道依地勢起伏而建，十分狹窄彎曲，宛如迷陣，這種巷道的結構對古城的防禦功能起到輔助作用。南社村的建設十分別致，自中心水塘兩岸狹窄的巷道依山勢而建，逐級而上，十分彎曲。在巷道兩側有時是別有洞天的民居建築，在巷道入口處和轉彎處是供奉土地的神聖空間，有的還在巷口下面設土地龕，上面設望月樓。水鄉逢簡村的巷道窄而平直，青磚牆麻石鋪地，鑊耳封火山牆景觀，小組團有門坊作標誌分隔。巷道兩頭均為河湧，並有小埠頭通門巷。這樣巷道起到調節民居氣候，聯繫河湧運輸的通道。與南社村不同，逢簡村在巷道口供奉管理每個巷口的社稷神。

　　●橋樑、埠頭

　　橋樑是古村落的一種交通設施，在古代修橋補路被認為是一種造福鄉梓的慈善事業。鄉里富者，常有慷慨解囊捐助修橋補路之人，正因為如此，很多橋造得既精美又堅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拱橋。所以，在古村落，特別是水鄉村落中，橋樑還是一種村落文化景觀，它連同周圍的環境，通常富有詩情畫意。大旗頭村原來曾經有跨樂平湧的兩座橋樑，它既是村中交通要道，又與周圍的阡陌田園相融。現在的大旗頭村的橋樑均為現在修建的，一座位於村東的公路上，是修於１９９４年的公路橋，旁邊早些時候修的拱橋早已廢棄，樂平湧原來是大旗頭村的主要交通線路，靠村北有埠頭，現已不用。南社村、逢簡村以水為脈，橋樑是村落重要的景觀符號。南社村以長形水塘為村落核心，水塘兩側是臨水街道，設若幹埠頭，沿街道均為祠堂、家廟建築。長形水塘上跨有三座橋：慶豐橋、四通橋和豐收橋，將水塘分割成不同空間，橋樑起到溝通兩側街道的作用，所以，南社村橋頭都有大榕樹，成為人們活動頻繁的地段。橋樑更是一個文化景觀要素，它使南社村沿水塘的通視走廊極富層次感。

　　逢簡村是最具嶺南水鄉特色的村落，整個村落河網如織，橋樑在村中交通的地位非常重要，逢簡村的橋樑的位置具有下面特點：（１）位於村中交通要道上，常與河湧交叉呈十字型，沿河湧與麻石道之間形成圩市，據清咸豐《順德縣誌?卷五?建置略二墟市》載：“逢簡堡墟市有四，曰巨濟，曰明遠，曰金鼇，曰桑市。”金鼇市在今南村永興街，巨濟市在北村直街。（２）修築在河道拐彎處，河道一側建有村廟，橋旁有古榕、木棉等，濃蔭蔽日。如金鼇橋位於河道轉彎處，古時對面有地藏廟、文武廟。（３）在河道流入和流出村落處，一般會建“水口”橋有鎮鎖水口的作用，橋旁多種植古樹，並建有廟宇。逢簡古代的現在村裏有各式橋樑十餘座，其中知名度最大的有五座橋樑：巨濟橋、明遠橋、青雲橋、青江橋和金鼇橋。據說逢簡人朝議大夫李仕修為村裏修建了五座橋，包括了上述前四座，巨濟橋始建于宋朝寶慶年間，最後一次修建為民國十八年（１９２９年），該橋為梁式三孔石拱橋，花崗岩石構築。全長２４米，頂寬４．４５米，高４．１米，橋拱為縱聯砌置法，橋兩邊各有十二級石階，橋欄兩邊各有望柱十四條，柱頭雕石獅子，石欄華板刻花紋圖案裝飾。明遠橋始建于宋代寶慶年間，於明弘力年重修，現存為明代的風格，橋拱採用縱聯砌置法，以紅色砂岩構築，全長２５．１米，橋寬４．６米，橋高４．５米。柱頭雕石獅子，石欄華板刻花紋圖案裝飾。金鼇橋（又稱玉練橋）由清康熙年間的太子老師劉雲漢所建，是一座以紅色砂岩構築的拱橋。逢簡的河湧多迂回曲折，流經村落的河道用麻石、紅砂岩砌築駁岸，駁岸每隔一段設置小埠頭，有的為跌落河湧的階梯狀或呈凸出河岸的石階，村裏的水埠區別十分嚴格，各房支或家族用不同的埠頭，有的還特別加石說明。  

　　●牌樓、門樓

　　門樓是依附於建築物的，它的一側與村裏其他建築物相連，村落裏的牌樓主要用來紀念或宣揚倫理道德觀念，它與村裏的門樓一樣都具有界定空間、增強空間層次變化、點綴景觀和框景的作用。它一般佈置在村民經常出入的場所，如：村裏的街口、村口、十字街附近。從整個大旗頭村看，在路口有大旗頭村的牌樓，起到界定本村空間範圍的作用。大旗頭古建築群前道路的南北兩側有兩個門樓，北門樓（稱拱北門）、南門樓，進村一般要從南門樓進，拱北門兩側有兩幅現在做的對聯“拱手喜迎賓客至，北門歡接貴人來”。這與傳統的進村路線不太相符。在古建築群的長興裏、安寧裏和積善裏等６個巷口都有門樓，鄭氏宗祠兩側的門樓上刻有：“青雲”、“鸞鳳”的字樣，地坪上的門樓刻有“長興裏、積善裏、安寧裏、振威第”字樣。大鵬所城的城樓是鵬城村空間意象的典型標誌，分東、南、西、北四座，除北城門已毀外，其餘三個經修繕後，保存完好。南門開闊莊嚴，是大鵬所城之正門，東門和西門的城門形似漏斗，裏層寬敞高大，外層低矮窄小，中間為夾縫，可從夾縫中放下鐵板，起到很好的防禦功能。在大鵬所城的府第中的一些門樓建築起到分隔天井、增加空間的層次，並構成框景的效果。如：振威將軍第的圓形門坊、劉起龍將軍府的門樓。另外，在鵬城村的龍頭山麓，還有位於路口，建于咸豐四年（１８５４年）間的東山寺石牌坊。南社村巷口的門樓體現出南社村的書香氣息，既有分隔空間、框景的作用，又有的將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結合起來，下面是供奉的土地龕，上面則是賞景的望月樓，有八卦形視窗，視窗兩側寫有對聯“宿列九天看炫耀，雲搏萬里奮扶搖”。逢簡村的一些巷口的門樓較簡單，有的是新建的門樓。在一些祠堂、民居建築中，門坊起到突出空間層次、構成強烈的景觀效果的作用。歷史上，在巨濟橋一側曾有高聳的梁氏宋朝進士牌樓，但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被拆毀。

　　●廣場

　　廣場是村落重要的文化景觀要素，從四個古村的特點看，廣場文化景觀主要有以下幾種特徵：（１）依附於寺廟宗祠的廣場，主要是用來滿足宗教祭祀及其慶典活動的需要，是一種紀念性的廣場，其功能只能在廟會或祭祖的時候才體現出來，而祠堂、家廟常是“一家一族”，廣場規模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大旗頭村地勢平坦，在鄭氏宗祠、建威第前和裕禮鄭公祠、振威將軍家廟前面積大，且鋪有錯落有致的麻石廣場，惠清鐘公祠前有的小廣場；逢簡村的覺妙淨院由於位於村中，雖然經過重新擴建，廣場仍較為封閉，南社村的關帝廟位於村邊，前面的廣場比較開闊；逢簡村和南社村的宗祠多臨水而建，土地狹窄，祠堂前很少有廣場，逢簡村的劉氏大宗祠由於處於河湧的轉彎處，才建有一個規模不大的麻石廣場。南社村由於地勢的起伏，在村內的祠堂也少有廣場。至於大鵬所城，由於軍事防禦需要，街道彎曲狹窄，故無論祠堂還是寺廟前都鮮有廣場。（２）廣場在村中是用來公共活動的場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的興旺，在珠三角一些富庶的村裏出現以商品交換為集市廣場。如：逢簡村的穀埠街、巨濟橋、明遠橋的橋頭廣場。（３）在珠三角村落大榕樹常被稱為“風水樹”（根深葉茂、樹冠碩大，為生命吉祥的象徵。），像大旗頭村東口的大榕樹與文塔、水塘和曬坪構成“文房四寶”的風水意象，南社村中心更有被神化了的謝家風水寶樹，該樹為謝家八世祖倡議，始種于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成為南社村船形象形意象的風帆，經歷過五次特大狂風，據載有：清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康熙十二年（１６９３年）、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嘉慶二年（１７９７年），傳說颶風曾將古榕中腰折斷，幾乎瀕臨枯萎，光緒二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謝遇奇雇人培植，枯木逢春。村落常以古榕為中心圍合而成廣場。有的位於村口，有的位於村中。如：大旗頭、逢簡村和南社村的村口廣場，南社村長形水塘以榕樹為中心的廣場。

　　　　●水塘

　　從自然景觀看，在村落中如果有一方池塘，多少會使人心曠神怡。從文化景觀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水是財富的象徵。《水龍經》說：“水積如山脈之住，……水環流則氣脈凝聚，……後有河兜，榮華之宅；前逢池沼，富貴之象。左右環抱有情，堆金積玉。”所以，許多沒有水的村落要引水入村，有的甚至在村落的宗祠等地開挖水塘，以“蔭地脈，養真氣”或聚財、興文運。對比四個古村，大鵬所城以軍事防禦為主，對水脈的利用更注重軍事用途，故在古城四周鑿河湧以環城。其他三個村落更注重水塘所形成的自然和文化景觀意象。從水塘在村中的位置看，一是水塘位於村落的中心，周圍有宗祠、家廟、私塾等建築物環列於四周。如南社村的中心長形水塘，與兩側的祠堂、家廟和民居建築形成合掌式佈局。二是水塘位於村邊，一部分為周邊的建築物包圍，另一部分則融於大自然之中，這樣的水塘既具有一定的向心感，更是人工到自然的過渡帶。如南社村口水塘和大旗頭村的水塘，大旗頭村古建築群周圍現有四個水塘，西向的兩個水塘面向田野遠山，起到一種景觀的過渡功能，東向的兩個水塘則具有向心性，形成村落的主中心和次中心。鄭氏宗祠前的半月形池塘形態規整，沿岸以麻石板鋪成的路面平整，並沿塘岸微微彎曲，極富景觀效果。

　　●井臺

　　水資源的獲取在村落的日常生活裏十分重要，這樣，井是村落景觀構成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井多位於街巷的轉角處和交匯處，為了便於汲水和洗滌衣物，在井周圍常用石條砌成井臺，形成一個井臺空間，起到豐富村落景觀變化的作用。村落街巷的空間多十分封閉狹窄，井臺空間穿插其中，便打破了街巷的單調而變得富有節奏感。一些井的建築外形不同，有些井臺還有傳說故事。所以，井臺是村落重要的文化景觀要素。大旗頭村緊鄰樂平湧，逢簡村又是水網如織，村裏可以較方便地獲取地表水資源，而南社村和大鵬所城卻相對不便，這樣南社村和大鵬所城的水井比另外兩個村更為重要。特別是在南社村，幾乎家家有水井，水井多由紅色砂岩砌成，在起伏彎曲狹窄的街巷中，富有景觀效應。如：大旗頭村振威第前的古井、逢簡村的八角古井、南社村的柳樹下巷井、大鵬所城的紅花老井等。

　　●屋頂

　　屋頂在村落的人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民居建築中藝術上處理最明顯的地方，是村落文化景觀要素的重要組成因素。在珠江三角洲，由於村落建築是村民自建，受約束很少，各種民居建築或出於使用要求不同，或受到地形起伏影響，民居建築的平面佈局自由靈活，平面的凹凸曲折變化，反應在屋頂形式上往往是縱橫交錯、高低錯落，在建築單體和建築群體組合上充滿的千變萬化。大旗頭村東向地勢平坦，古建築群是統一規劃而建，以三間兩廊為主，屋面組合多呈平行狀和垂直狀，組合方式十分整齊，但相對單調。由於民居建築兩側高起的鑊耳山牆，增強了屋頂組合的變化。但北向地勢起伏，民居建築多由村民依地勢而建，屋頂的組合方式多樣，富有變化性。大鵬所城除主街道外，其他街巷狹窄彎曲，民居屋頂的組合多樣。屋頂最具特色的是南社村，起伏的地勢和彎曲的街巷，加之中心水塘的映襯，使南社村的屋頂組合極富景觀效應。

　　●山牆

　　山牆又稱封火牆、馬頭牆，是硬山式屋頂的一個組成部分，廣東地區的山牆比起北方地區的山牆要更高，更突出，更富有裝飾色彩和變化，是最能反映村落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觀，其直接作用為防火的需要，但在景觀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１）極大地豐富了村落的立體輪廓線（即天際線）變化；（２）具有強烈的韻律節奏感，若在群體組合中重複出現，更增強其效果；（３）具有引入注目的動勢感。封火牆帶有濃郁的地域和鄉土特色，在廣東有“金、木、水、火、土”五式（見圖６－２３）。根據形狀劃分，在珠江三角洲主要有形式三種。小型民居用人字山牆（火式）；大型民居用鑊耳山牆（金式）；有的大型民居或祠堂常用方耳山牆（水式、土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鑊耳山牆。以上四個古村落的封火牆形式多樣。大旗頭村主要是鑊耳山牆和人字山牆，古建築群的鑊耳山牆的組合極具韻律感，是標誌性的文化景觀。南社村的山牆形式多，幾乎擁有““金、木、水、火、土”五式山牆，“金式”較少，以“水式、火式”為多，似是建築形式對水塘眾多的地理環境的感應。由於南社大族謝氏為南京烏衣巷之後裔，自山牆、屋脊的兩端多向上成斜面挑出飛簷，並有陶塑等藝術裝飾，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江南民居的建築風格。大鵬所城的山牆以人字型為主，間有方耳形，作為軍糧庫的特殊建築，其山牆為窯洞型。逢簡村與南社村相似，“金式”較少，以“火式”為多，是建築對水鄉自然環境的感知，而其山牆及屋脊的飛簷都有江南民居的風格。

　　②建築裝飾藝術

　　●木雕

　　廣東木雕分為廣州和潮州兩類，廣州木雕多為珠江三角洲民居建築所採用。木雕以建築裝飾裝修為主體，工藝分為浮雕、立體雕、通雕（又稱通花立體雕）三種，以通雕藝術性最高。其材料以黃桐、樟柴、楠木為主。木雕在建築上主要用於室內廳堂梁架和廊下樑架，以及神龕、屏門。格扇、屏風、掛落和門罩等部分。大旗頭村、鵬城村、南社村和逢簡村的木雕藝術主要體現在梁架結構、封簷板等建築構件上，此外，還有一些民居中的神龕、屏風等，表現的主題主要是戲曲故事、嶺南佳果、耕讀傳家、祈福納祥、富貴吉祥。

　　大旗頭村的鄭氏宗祠頭門前簷梁架，振威將軍家廟前和廳堂的簷梁架、垂花和封簷板，建威第頭門前簷梁架、封簷板，以及裕禮鄭公祠側廊博古梁架、封簷板的木雕精美，保存完整，均以浮雕為主。浮雕的戲曲內容多是《說唐》、《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與軍事題材有關的傳統戲曲故事以及“二十四孝”的內容，與鄭紹忠的身份比較契合，振威將軍家廟前簷斗拱的水束部分為龍文透雕，與家廟內部心間的“一品當朝”彩繪題材相呼應。

　　大鵬所城的賴恩覺振威將軍第、劉起龍振威將軍第、賴紹賢將軍第以及一些民居建築的木雕保存完好。其中，賴恩覺振威將軍第木雕最為精美，其的梁架、封簷板、神龕等建築構件都是金漆木雕，系以樟木雕刻，旋即髹漆貼金，金壁輝煌，綜合了浮雕、立體雕和透雕等工藝，工精秀美，表現的主題多是琴棋書畫、耕讀傳家、八仙法器、花果寶瓶、吉祥動物等內容。

　　南社村的謝遇奇家廟、謝氏大宗祠、簡齋公祠、晚節公祠、關帝廟以及一些民居建築保存的木雕完整，工藝精美。其中，謝遇奇家廟是金木雕刻，有浮雕、通雕等多種工藝，有較高的藝術價值。關帝廟的梁架木雕技藝精湛，內容為戲曲故事。簡齋公祠的側廊封簷板最有特色，融入的西方的物件，一側為鐘錶，另一側為銅錢，反映出南社村人早就有“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

　　逢簡村的木雕主要保存在劉氏大宗祠、宋參政李公祠、以及一些民居建築中。

　　 ●石雕

　　石雕在廣東民居建築上應用較普遍，它既有承重、防雨和防潮的作用，又點綴了建築景觀。大旗頭村、逢簡村和大鵬所城的石雕以花崗岩石材為主，而南社村則以紅砂岩為主。主要用在石柱及其柱礎、門口的抱鼓石、頭門梁頭的石獅、門框和門檻、牆群、地漏、欄杆、橋樑柱頭和橋欄、臺階和墀頭等處。

　　●磚雕

　　磚雕一般用於墀頭、牆身、牆楣等部位，在民居和庭院中常用於通花漏窗和神龕，原料是選用高品質的青磚，墀頭的主題多是梅、菊、牡丹、喜鵲、寶瓶、如意、花果（楊桃、荔枝、桃子等）等內容。大旗頭村祠堂加之的墀頭部位使用磚雕，振威將軍家廟的墀頭保存較完整。在大旗頭民居院落中常見的“天官賜福”神龕，多為磚雕作品，其中位於長興裏１６號民居中的保存最完好。在逢簡村的一些民居和祠堂的墀頭、門匾、通花漏窗用磚雕製作。東莞南社村、大鵬所城距海近，因海風中帶有酸性，磚質易受侵蝕，除在一些磚雕漏窗外，在建築中採用磚雕工藝較少。

　　●灰塑

　　灰塑是珠江三角洲主要的民居建築裝飾工藝，它先用石灰或貝灰為主的材料做成灰羔，再加上色彩，進行描繪或塑造形成的一種建築裝飾方法。灰塑分為彩描和灰批兩大類。彩描是灰塑的一種平面表現形式，著重於色彩的“描”、“畫”。灰批是指有凹凸立體感的灰塑做法。灰批又分為圓雕式和浮雕式兩種，前者用於屋脊上，後者用途很廣，不論門楣、窗櫺、山牆牆頭、牆面、屋簷瓦脊等部位都能使用。

　　大旗頭村尚可見到部分灰塑和大量殘跡。在山牆部分及墀頭部位元仍保留有部分比較完整的灰塑，多以裝飾性的卷草紋樣為主。在尚書第北牆上的排水口是灰塑鼇魚，屋頂有灰塑的葫蘆。在文塔第一層四個方向的牆面上，有工藝精美的灰塑，其保存完整，上面是重疊的花瓣造型，下面的內容是石榴、牡丹、松竹梅、喜鵲和仙鶴等。建威第屋頂的灰塑左右對稱，保存完好，兩側為幾何造型，中間灰塑的內容為金魚（３條）——仙桃——松和仙鶴或鳳凰和牡丹——仙桃——鯉魚（３條）。各民居入口處門上頭灰塑較多，題材十分豐富，但現多為殘存痕跡。西向有的民居的窗櫺的灰塑造型明顯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從奉政大夫家廟入口門上被破壞的灰塑殘留可以判斷其當初做工之精美。

　　大鵬所城現存的灰塑已經很少，在賴恩爵振威將軍第的墀頭處保存有一些灰塑。南社村的祠堂、寺廟和一些民居等建築的屋頂、墀頭、山牆、門楣和大門入口上方等處有十分豐富的灰塑，灰塑與以紅砂岩為建築石材的建築有時候相得益彰，構成顏色協調的文化景觀。其中，技藝最精美的要數謝遇奇家廟屋頂的灰塑。左右兩側屋頂分別有戲曲人物、騎麒麟的神仙人物造型作為標誌，然後沿屋頂兩邊的山牆的牆頭塑有烏龜、獅子、梅花鹿、老鼠、蟾蜍和巨蜥等動物，以及冬瓜、楊桃、桃子、葫蘆和牡丹等花果植物。此外，南社村關帝廟的灰塑神仙造型也栩栩如生。逢簡村的祠堂和一些民居的屋頂、牆上、窗櫺和門楣等處都保留有灰塑。其中，雍和書院的窗櫺及其上面的灰塑在造型上受到西方建築的影響，與大旗頭村的西向民居相似。劉氏大宗祠屋頂的灰塑最為精美，山牆和屋脊有龍紋灰塑，左右廂房屋頂的灰塑造型富於變化。

　　●陶塑

　　陶塑是先用陶土塑成所需外形進行燒制，成為構件，然後用糯米紅糖水作為粘結材料，把構件按照所定部位進行粘接安裝而成。它分為素色燒制和掛釉燒制（釉陶）。陶塑多用於大型宅第廳堂或祠堂的屋脊部分，此外，也有用陶件做成欄杆、圍牆和漏窗的。大旗頭村保存下來的陶塑很少，據村裏老人回憶，尚書第和建威第屋脊原有工藝十分精湛的釉陶，與佛山祖廟的陶塑屋脊很相似。大鵬所城和逢簡村的陶塑很少，逢簡村劉氏大宗祠內有陶制漏窗，鵬城村東山寺屋頂的陶塑也是近幾年才修建的。南社村以謝遇奇家廟屋脊的陶塑最為精美，保存較完好，有各種戲曲人物、花卉、水果、蛟龍等造型。其他祠堂屋脊的陶塑大多是近些年重修或修繕祠堂而建造的。

　　●彩繪

　　畫棟雕樑，瀝粉彩繪是傳統建築及其裝飾美化的基本特徵之一，珠江三角洲的彩繪大多是在民居內外立面下的牆楣，成為屋面與牆面過渡的部分。大旗頭村祠堂、民居內外的彩繪比較多，但大部分都是近年重新繪的，只有振威將軍家廟頭門內的彩繪保存最為完整，繪畫以人物為主。人物線條洗練，形象豐滿生動，畫面構圖與用色均有獨到之處，內容為梅蘭竹菊、喜鵲登枝、田園牧歌、童子讀書等，其中加官晉爵、一品當朝與鄭紹忠地位相符合。大鵬所城的振威將軍第、賴英揚將軍弟、賴紹賢將軍第以及其他一些民居都保留有彩繪。南社村的很多祠堂、民居建築都有彩繪，但保存較好的僅是在資政弟、簡齋公祠以及一部分的民居建築中。從逢簡村保存較好的彩繪已相當少，但從一些祠堂和民居建築留有圖畫的痕跡看，原來的彩繪也是很豐富的。

　　●匾額

　　匾額是中國傳統民居建築景觀的一個基本的要素，其寫景狀物、敍事會景、言衷抒懷、寫意遣情，無不意寓深邃而音逸弦外。至明清時期，廣府地區隨著經濟繁榮，城鎮村落的發展，匾額的內容和形式都十分豐富。在古村落的建築中，也大量使用匾額，多置於宅門或廳堂，其主要內容可分為：明身份、示緣由、表頌詞、詠喜慶、述仰慕、警世人、祈吉祥、昭襟懷、寓抱負等。

　　四個村落的匾額主要集中在祠堂、寺廟建築，多數位於宅門，主要是表明身份和建築用途。如大旗頭村的建威第、尚書弟、鄭氏宗祠、裕禮鄭公祠、振威將軍家廟、裕仁鄭公祠、奉政大夫家廟、慧清鐘公祠、大道鐘公祠、鄭大夫家廟（梁士詒題）等；大鵬所城的振威將軍弟、將軍弟、侯王古廟、天后宮等；南社村現存的祠堂多，保留的匾額也多，主要有謝氏大宗祠、謝遇奇家廟、社田公祠、簡齋公祠等，也有一些民居宅門的匾額。逢簡村主要有宋參政李公祠、劉氏大宗祠、盤根學校、雍和書院等。位於廳堂的匾額以南社村為多，主要是表示追思先祖、長壽吉祥，也有標榜功名、表達頌詞的牌匾，如祠堂裏的“崇恩堂、仁壽堂、仁至義盡”等，大鵬所城的賴恩覺將軍弟內也有“三代五將、忠義傳家、穎川堂”匾額。

　　●楹聯

　　楹聯是書寫、懸掛、鐫刻在楹柱上和門戶兩側的對聯。它是中國傳統村落建築的重要文化景觀要素，體現中國文化與建築形式巧妙結合，懸掛、粘貼於門戶、屏壁和楹柱間，踵事增華，風采盎然。廣府地區古村落楹聯的主要內容包括緣由、狀景、抒情、警世和詠志等。

　　大旗頭村的楹聯主要內容是以鄭紹忠為主題的，反映出鄭紹忠在大旗頭村發展過程中的絕對重要地位，以歌詠鄭紹忠功績為主（見表６－４、５、６）。

　　表６－４   大旗頭村主要楹聯（略）

　　大鵬所城的楹聯也主要是以賴恩覺振威將軍弟為主，內容是反映賴恩覺的事蹟，主要楹聯如下表。

　　表６－５  賴恩爵振威將軍第對聯（略）

　　在四個村落中，南社村的楹聯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內容並非以某個人物為主體，而更多以反映不同房支家族發展為主題，折射出南社村強烈的宗族意象和文化氣息。據統計，現在南社村共有楹聯近５０餘幅，

　　表６－６   東莞南社村的主要楹聯（略）

　　（２）非物質文化景觀要素

　　非物質文化景觀包括婚姻、生育、喪葬等人生禮儀、民俗節慶等歲時民俗，以及民間語言、民間傳說、歌謠等內容。上述四個古村落都位於廣府文化範圍內，總的看來，非物質文化景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於其自然發生背景、社會發生背景的差異，也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如冬至節在廣府很多地區都要過的，但據我們調查在大旗頭村不過冬至節，二月份也沒有過“社日”。大旗頭和逢簡村三月份沒有過“天后誕”，在南社村、鵬城村的“天后誕”比較隆重。而鵬城村位於東江流域客家民系與廣府民系交匯區域，又位於沿海地帶，村民多數是大鵬所城從其他地方遷居移民的後裔，來自天南地北的官兵及其家屬彙集一處，長期交流形成了“軍語”（軍營專用言話），至今仍保留下來。在結婚時的對歌受到客家民系的影響。在村民的飲食等生活習慣中又受到海洋自然環境的影響。

　　（３）總結

　　通過前面對比四個廣府地區的古村落，我們可以知道，由於它們自然發生背景、社會發生背景的差異，形成各自的文化景觀要素系統，及表現出獨特的文化空間意象，從不同角度看，各自的歷史文化價值也不同。在探討這些村落文化價值時，要把握古村落的文化景觀特徵，才能進行有效的識別，突出村落文化景觀特色，彌補不足，進而為古村落的修繕、文化恢復和保護，以及旅遊開發提供指導。

　　● 鵬城村——廣東沿海衛所建築的典範　　

　　● 南社村——廣府村落祠堂、民居博物館　　

　　● 逢簡村——珠江三角洲水鄉村落的典型

　　●大旗頭——廣府傳統村落民居建築典範

　　大旗頭村的不足之處在於：

　　（１）在村落傳統空間結構中，缺少宗教空間。

　　（２）文化景觀特徵整齊劃一，但缺乏靈活變化，民居建築形式單調，保留下來的建築裝飾藝術價值不高。

　　（３）核心文化景觀地域範圍小，過於集中，對開發帶來影響。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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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李寧利，相約獨身：文化地理視角下的珠江三角洲自梳女研究，中山大學博士論文。

　　［２９］ 彭一剛，《傳統村鎮聚落景觀分析》，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０］ 劉森林，《中華裝飾——傳統民居裝飾意匠》，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１］ 陸元鼎，《廣東民居》，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２］ 陸元鼎，《中國民居建築》，廣州：華南理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 華南理工大東方建築文化研究所，《三水大旗頭村古建築群修繕設計研究報告》。

　　［３４］ 佛山市規劃局、佛山市文化局、華南理工大學編，《佛山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

　　卷五·順德卷。

　　［３５］ 房志勇，傳統民居聚落的自然生態適應研究及啟示，《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學報》，２０００，Ｖｏｌ．１６（１）：５０－５９。

　　［３６］ 葉春生，《嶺南民間文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