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公元前206—公元前220年）是嶺南文明迅猛躍進的時期，也是雷州半島社會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時期。漢代的雷州半島在嶺南社會發展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嶺南在先秦時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動區域。“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漢\]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引顔師古注，第1669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雷州半島居民的主體是百越的一支“西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嶺南設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雷州半島屬於桂林郡管轄(此處采用蒙文通先生觀點，參見蒙文通《越史叢考》第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譚其驤先生認爲雷州半島屬秦象郡管轄，見譚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第7-8頁，北京中華地圖學社1975年版。。秦末，南海尉趙佗逐漸控制了嶺南三郡的軍政大權，並在此基礎上設立了南越國。公元前111年，漢武帝遣兵滅亡了南越國，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進行管理（海南島上的儋耳、珠崖二郡後來先後罷棄）。在此後的300多年時間裏，整個雷州半島一直屬於漢代的合浦郡徐聞縣管轄。漢代的合浦郡下轄五縣：徐聞、合浦、高凉、臨允、朱盧。管轄範圍除雷州半島外，還包括海南島北部，廣西的邕寧、横縣、玉林，廣東的高州、新興等地。徐聞在西漢是合浦郡的首縣，即郡治所在地。到了東漢，合浦成爲合浦郡的首縣。

　　“移民實邊”幾乎是歷代王朝鞏固政權的一項重要措施。早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就曾“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漢\]司馬遷：《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53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十萬人守五嶺”事件(《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裴骃《集解》引徐廣語，第253頁。。據統計，秦向嶺南的移民，較大規模的就有4次之多(詳見張榮芳、黄淼章：《南越國史》，第40-4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漢武帝遣五路大軍將10餘萬罪人平定嶺南，實際上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在漢代人心目中，嶺南的合浦、九真、日南是一個十分荒凉的地方。在西漢末，合浦郡幾乎是失勢朝臣唯一的流放場所，是令朝臣膽戰心驚的地方。而到了東漢，流放合浦者逐漸减少，更多的則被貶到九真和日南。據統計，《漢書》中提到的西漢因獲罪本人及家屬被遷徙嶺南的人數共計有15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後漢書》中涉及的東漢朝臣及家屬獲罪遷徒嶺南的多達17人次，其中徙合浦的4人次，徙九真的3人次，徙日南的10人次。正如有學者所言：“西漢末，外戚用事，互相傾軋，失勢者合浦常爲其歸宿地……東漢又將徙所集中於更遥遠的九真、日南了。”(胡守爲：《嶺南古史》，第22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這種現象正是合浦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兩漢朝臣獲罪流放合浦，實開唐宋名賢謫遷雷州半島之先河。

　　漢代的合浦郡境内，居住着大量的少數名族。這些少數民族在西漢主要是西甌、駱越，到了東漢，又增加了裏（俚）人和烏滸。張華《博物志》言：“交州夷名俚子。”俚人自東漢之初已居交州。據蒙文通先生的考證，認爲由於中南半島上林邑、扶南的崛起導致了俚人的北遷(蒙文通：《越史叢考》，第49-57頁。。這些少數民族在當時仍然處於原始社會後期階段，保留了許多野蠻落後的習俗。《後漢書·任延傳》雲：“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後漢書·南蠻傳》亦雲：“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啖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美妻，則讓其兄。今爲烏滸人是也……雖置郡縣，而言語各异，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别。”這些記載雖不免夾雜封建史官的偏見和污衊，但也基本反映了雷州半島當時的社會發展狀况。據學者研究，漢代嶺南越人的婚姻形態，仍然屬於族外群婚階段(參見盧雲：《漢晋文化地理》，第346-348頁，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勞干先生也認爲“合浦到晋時尚在半開化之狀况” (勞干：《勞干學術論文集·甲編》（上册），第36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版。，是有一定道理的。

　　《後漢書·賈琮傳》曰：“舊交趾土多珍産……前後刺史多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由於漢族官吏的殘暴統治，合浦郡的民族衝突和社會動盪時有發生。據正史記載，東漢合浦郡的蠻夷反叛就有三次：

　　（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反，攻郡……九真、日南、合浦蠻裏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卷86《南蠻傳》，第2836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116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後漢書》卷5《安帝紀》，第225頁。

　　（178年）合浦、交趾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縣。(《後漢書》卷8《靈帝紀》第340頁。

　　終漢之世，合浦郡的社會穩定不時受到威脅。直到三國東吴統治時期，薛綜在上疏孫權時還提到了合浦等地多寇盗的問題。“今日交州雖名初定，尚有高凉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即原合浦）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盗，專爲亡叛逋逃之藪。”(\[晋\]陳壽：《三國志》卷53《薛綜傳》，第1253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流放的漢人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他們和當地人民和睦相處，互相學習，爲雷州半島的開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語言，漸見禮化。”(《後漢書》卷86《南蠻傳》第2836頁。應當指出的是，失勢朝臣及家屬，不同於一般的罪犯，他們大多出身名門望族，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他們的到來，對較爲落後的雷州半島的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無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

　　珍珠在中國人心目中自古以來就是財富的象徵，它和黄金、玉器一樣，在古代社會政治 生活等諸多領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秦始皇經略嶺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漢\]劉安：《淮南子·人間訓》，第88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先秦以來，嶺南就是著名的珍珠産地，番禺則是《史記》中唯一提到的珍珠匯聚的都市(《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第3268頁。。漢代雷州半島所在的合浦郡，雖然被視爲蠻夷之地，却是聞名全國的珍珠生産基地，採珠業十分發達。《漢書·王章傳》雲：“王章……爲（王）鳳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弟成都侯（王）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採珠致産數百萬。”查《漢書·百官公卿表》王章下獄死於成帝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王商任大將軍是在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王章家屬就是在這9年期間靠採珠致産百萬的。而王章家屬只是衆多靠經營採珠業致富中的一個。秦始皇向嶺南“移民實邊”的50萬人中間就有許多是商人，這些商人到嶺南後，一定有許多人從事採珠業，並因此而發財致富。徐聞在西漢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當時採珠業和商業的繁榮可想而知。合浦人還有一套採珠的絶技：“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84引三國吴萬震《南州异物志》。這裏的“合浦民”自然包括漢人和少數民族。而漢人的採珠技術無疑是從當地少數民族那裏學來的。分佈於雷州半島等地的烏滸人就是一個善於採珠，並以之爲業的民族。漢晋時期的《异物志》中就有“烏滸取翠羽、採珠爲産”的記載(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786引《异物志》。漢晋時期撰《异物志。者有楊孚、譙周、薛珝、陳祈暢，續咸等，引文未著撰人，不知孰是。。到了唐代，還出現了“珠户”的稱謂。唐劉恂亦雲：“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户入池，採以充貢……耆舊傳雲：太守貪，珠即逃去。”(\[唐\]劉詢：《嶺表録异》，第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於經營採珠業有着巨大的利益，早在武帝統一嶺南之前，西漢政府就曾頒佈禁令，禁止官吏參與民間採珠。漢景帝在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頒佈了一份著名的詔書，詔書道：“吏發民若取庸採黄金珠玉者，坐贜爲盗。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漢書。卷5《景帝紀》，第153頁。爲滿足皇室貴族的需要，西漢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機構——珠官，負責珍珠的生産和加工。元帝時期，御史大夫貢禹曾經上書建議“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漢書》卷72《貢禹傳》，第3076頁。但結果不得而知，似乎未被元帝采納。由於史料闕如，我們尚不清楚漢代都設立了幾處珠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合浦郡必定設立有珠官，而且是全國最重要的珠官。《三國志·孫權傳》雲：“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爲珠官郡。”説明合浦郡原來就有珠官，而且到了漢末三國時期珠官的作用比以前更爲重要了。

　　合浦郡發達的採珠業及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地方官員貪婪的欲望，也引發了鄰郡交趾郡的競争。大約在漢順帝統治時期（126—144年），循吏孟嘗擔任合浦太守。

　 （合浦）郡不産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後漢書》卷76《循吏傳》，第2473頁。

　　貪婪的地方官員强迫百姓過度采集珍珠，導致合浦的採珠業迅速萎縮。孟嘗出任合浦郡太守後，采取一系列措施，終於使“去珠復還”，恢復了往日的繁榮局面。孟嘗爲保证郡内採珠業和商業貿易的健康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理所當然受到百姓的懷念和愛戴，也因此名垂青史，成爲東漢歷史上著名的12位“循吏”之一。

　　由於珍珠貿易的繁榮，雷州半島所在的徐聞縣在漢代富甲一方，聞名天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雲“雷州徐聞縣，本漢舊縣……漢置左右侯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繆荃孫校輯：《元和郡限制闕卷逸文》卷3；賀次君點校，\[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第1087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有學者認爲合浦的候官是中國最早的海外貿易管理官員，見王杰：《中國最早的海外貿易管理官員創置與漢代》，《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筆者不以爲然。候官是都尉屬下的一級軍事組織，利用候官的倉庫，堆積貨物，進行貿易，只是其軍事職能的延伸，與海外貿易管理無關。充分反映出雷州半島在漢代的繁華景象。

　　東漢末年黄巾起義爆發後，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區不僅雲集了躲避戰亂的中原人士，也吸引了許多胡商。《高僧傳》中的中亞名僧康僧會的父親就是這時“因商賈移於交趾”的。當時的嶺南由擔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統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他兩個弟弟分别領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裏，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震服百蠻，尉他不足逾也。”(《三國志》卷49《士燮傳》，第1192頁。這裏的“胡人”許多是來自印度、東南亞等地的商人或傳教者。在士燮家族統治的40多年時間裏，嶺南的社會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與兵荒馬亂的中原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士燮的聲望甚至超過了當年南越國的創立者趙佗。當時的雷州半島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

　　三

　　採珠業的發達帶動了合浦郡商業貿易的繁榮，也加强了雷州半島與各地的頻繁交往。漢末士壹任合浦太守時爲了討好吴王孫權，“時貢馬凡數百匹” (同上，第1193頁。。這條史料特别值得注意。合浦郡的農牧業並不發達，這數百匹馬應該是通過貿易獲取的，很可能是珍珠貿易獲取的。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騎馬之技術本由胡人發明。其在軍隊中有偵查敵情及衝陷敵陣兩種最大功用。實兼今日飛機、坦克二者之效力，不僅騎兵運動迅速靈便，遠勝於步卒也”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第301-302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馬匹作爲古代冷兵器時代重要的戰略物資，在戰争中的作用威力無比，在以農業爲主的漢族地區，特别是江南地區，馬匹資源相對缺乏，因此備受青睞。筆者以爲，合浦郡的這些馬匹是從西南夷地區獲取的。孫權爲加强軍隊戰斗力，曾“市馬遼東” (《三國志》卷25《辛毗傳》，第698頁。。孫休時期，也曾派人“至蜀求馬”(《三國志》卷53《薛綜傳》注引《漢晋春秋》，第1255頁。。西南夷中有許多遊牧民族，馬匹資源豐富。就連以農業爲主的“滇人”，也不缺少戰馬，雲南晋寧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許多鏤花銅飾物中就有許多騎士和戰馬形象(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晋寧石寨墓群發掘報告》（圖版），第79-83頁，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早在西漢初期，“僰僮”和“笮馬”就是西南夷地區非常有名的特産和商品，《史記》和《漢書》中都曾經提到過這兩種著名商品。“笮”在漢代的蜀郡南部和越嶲郡境内，即今四川雅安、西昌、攀枝花一帶，“僰”屬於漢代的犍爲郡，在今四川宜賓一帶。巴蜀與嶺南的交通早在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前就已有相當發展。“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第2993、2994頁。關於西漢蜀枸醬傳入番禺的具體路綫，請詳見張榮芳：《西漢蜀枸醬如番禺路綫初探》，廣州博物館：《鎮海樓論稿》，第67-71頁，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巴蜀的走私商人，活動能量十分驚人，他們的行迹甚至遠達南亞的印度。司馬遷曾經把“巴蜀殷富”的原因歸結爲“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僰僮、牦牛” (《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第2993頁。，其見解是非常精闢的。僰僮、笮馬與枸醬一起，在南越國時期就已被蜀商販至嶺南地區。到了東漢三國時期，巴蜀與嶺南的交通更爲頻繁，蜀國名儒許慈“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三國志》卷42《許慈傳》，第1023頁。曾任蜀國尚書令的劉巴起初因“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入蜀(《三國志》卷39《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第981頁。。因此，合浦郡的馬匹很可能正是來自西南夷地區。士壹向孫吴政權一次就能供奉數百匹馬，充分反映出漢代雷州半島與西南地區有着密切的交往。

　　由於合浦郡境内没有大的河流，它的内河航運交通遠不如南海郡發達，但其陸路交通和海上交通是相當發達的。合浦郡與京師和内地的交通以陸路爲主，被流放到合浦郡的朝臣及家屬，大都走的是陸路。上文提到的東漢著名循吏合浦太守孟嘗在離任時，“被征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後漢書》卷76《循吏傳》，第2473頁。説明合浦郡與京師的人員往來以陸路爲首選，但也有水路存在。

　　雷州半島與北方的近海交通由來已久。1973年至1974年清理的徐聞後漢晚期墓葬中，出土了較爲先進的有鍛銎鐵斧5件，鑿2件(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類似的鍛銎鐵器在西漢前期的廣州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了7件，在福建崇安西漢城址，以及中原許多地方也有出土。同一時期日本彌生時代也出現了鍛銎鐵器，無疑是從中國大陸流傳過去的。有學者指出秦漢時期的鍛銎鐵器在東南沿海的出土相對較多，因此，中國東南沿海同日本列島之間的文化聯繫不可忽視(雲翔：《戰國秦漢和日本彌生時代的鍛銎鐵器》，《考古》1993年第5期。。自然界的季風，客觀上也加强了嶺南與日本的交往。直到唐代，日本許多遣唐使的船隻就曾被風刮到海南島、越南等地。鑒真東渡，也有一次被海風刮到了海南島。徐聞東漢晚期墓葬中和同一時期日本彌生時代的墓葬中都有鍛銎鐵器的出土是很自然的。到了東漢靈帝以後，隨着大批中原士人浮海交趾，以及東吴政權的興起，這條近海航綫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榮。

　　雷州半島與東南亞、南亞的海上交通更爲引人注目。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設立9郡，爲海上交通創造了條件。漢朝在路上“絲綢之路”開通後，又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漢書·地理志》雲：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早已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國絲綢經過南海出口的最早記録(yu，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p17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徐聞在西漢成爲漢使“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的三大始發港之一，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漢使所到的“都元國”、“邑盧没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黄支國”、“已程不國”、“皮宗”等地的地理位置，學術界至今尚有分歧，但都不出南亞、東南亞地區(文學界關於漢使所至地區和國家的争論，請詳見張榮芳：《秦漢史論集（外三篇）》，第106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從西漢末年開始，到東漢末的200多年時間中，南亞、東南亞等地甚至羅馬帝國的使者或者假冒使者名義的商人，紛紛前來朝貢或貿易，在交趾、合浦、徐聞等地棄舟登岸。根據文獻記載，公元1至2世紀，通過南海來漢朝朝貢的外國使者或商人達12次。這些使者或商人分别來自越裳氏、黄支國、究不是、葉調國、撣國、天竺、大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竺國……和帝時，數遣使（經西域）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159、161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後漢書》卷88《西域傳》，第2922頁。由於西域交通在東漢中期以後受到阻塞，天竺國與我國的交往被迫從走西域道而改爲走南海道。公元2世紀中葉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外關係史上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貢獻，這是公認的有史以來中西方首次直接通使。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義的商人）第一次來華沿海上“絲綢之路”，而不是陸上“絲綢之路”，絶非偶然，其原因令人深思。

　　與官方的朝貢貿易相比，民間貿易歷史更爲悠久，對兩漢社會經濟産生的影響更大更爲深遠。正如吕思勉先生雲：“以海道論，《史記·貨殖列傳》謂南海爲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後世西、南洋物也，則秦漢未並南越時，中國與西、南洋久相往來矣。是知民間之交通，必先於政府。”(吕思勉：《吕思勉讀史札記》，第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許雲樵先生亦雲：“按中國與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雖出政治作用，民間則受經濟支配。”(許雲譙：《南洋史》（上卷），第13頁，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年版。1973-1974年在徐聞發掘的51座東漢墓，雖然多屬小型墓葬，墓主的社會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飾308顆，其中琥珀1粒，瑪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珠127粒，其中有不少應是由海路輸入的(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徐聞東漢墓——兼論漢代徐聞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印度尼西亞加裏曼丹島出土的一件公元1世紀的薄緑釉陶魁，器形不僅與廣州漢墓出土的同類器物極爲相似(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第324頁，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而且與徐聞比鄰的合浦西漢木椁墓出土的陶魁極爲相似(《廣西合浦西漢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在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出土了大量漢代陶器和陶片，器形和紋飾圖案風格與廣東沿海漢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唐星煌：《漢晋間中國陶瓷的外傳》，《厦門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這些都是民間南海海外貿易的歷史見证。南海航綫在東漢後期以後繼續呈現繁榮的局面，而不像有的學者所言的“逐漸衰落” (有學者認爲“東漢末年中國人對入海求仙逐漸厭倦，因而使這條航綫逐漸衰落。中世紀阿拉伯人以商業爲目的海上交通的興起才使這條航綫再度復興。”見林海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第319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馬雍先生曾這樣評價交趾郡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交趾在東漢時爲南方對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與敦煌相等，不過一在陸路，一在海路而已。”(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第46-59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與交趾比鄰且隔海相望的合浦郡和雷州半島在海外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

　　雷州半島扼瓊州海峽的咽喉，不僅是漢朝控制海南島的關鍵所在，而且是漢朝對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實施有效管轄的關鍵所在，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漢書·地理志》曰：“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裏。”可見漢人是以雷州半島爲出入海南島的門户，對海南島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每當海南島和交趾等地發生動盪，漢朝大都以徐聞、合浦爲用兵的大本營和軍事基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側、征貳起義，“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溪，儲糧谷。”(《後漢書》卷86《南蠻傳》，第2836頁。十八年，拜馬援爲伏波將軍，前去平息。“軍至合浦而（段）志病卒，詔（馬）援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裏。”(《後漢書》卷24《馬援傳》，第836頁。以雷州半島爲基地，很快鎮壓了這次起義。今日雷州城中的伏波祠、馬跑泉等古迹，都與馬援的這次軍事行動有關(吴建華：《雷州傳統文化初探》，第115-125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漢代的合浦郡朱盧縣的地望，徐鬆石先生認爲朱盧在海南島北端，與徐聞隔海相望(徐鬆石：《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下册，第944頁附圖，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83年在海南樂東縣出土了一枚西漢銀印，印面篆體“朱盧執圭”四字(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24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這枚印章的發現，證明朱盧就在海南島，也證明瞭徐鬆石先生的看法是正確的(關於朱盧的地望，陳高衛、楊武泉、萬克榮等認爲在海南島，詳見陳高衛：《西漢“朱盧執圭”銀印小考》，《人民日報》1985年6月10日；楊武泉：《西漢晚期至蕭齊海南島不在大陸王朝版圖之外——與譚其驤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克榮：《海南島的考古發現與文物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4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譚其驤先生認爲在今廣西博白至玉林一帶，黄展岳亦持此説，詳見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隋樑間高粱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再論海南島建制沿革——答楊武泉同志駁難》，《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黄展岳：《“朱盧執圭”到“勞邑執圭”印——兼論南越國自携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公元前111年設置的儋耳郡、珠崖郡，由於當地人民的反抗，先後於公元前82年、前46年罷棄。但朝廷已經認識到海南島和瓊州海峽的重要性，仍然在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的朱盧保留縣治，並把合浦都尉設在那裏，保留一定數量的軍隊。到東漢朱盧改名朱崖，不再是都尉治所，但縣治不變。在海南島上設立一縣，歸瓊州海峽對岸的合浦郡管轄，是很值得注意的，此舉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瓊州海峽的安全和暢通，充分説明瞭漢朝政府對雷州半島和瓊州海峽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認識。這種做法也爲三國時期統治嶺南的吴國所傚仿。“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吴時復置太守，住徐聞縣遥撫之。”(\[唐\]徐堅：《初學記》卷8引《交廣二州記》。在海南島上設立的珠崖郡，其太守却要駐紮在大陸的徐聞，雷州半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總之，漢代的雷州半島是獲罪朝臣及家屬的流放之地，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聚居之地，是當時聞名全國的採珠業和商貿業十分發達的地方，也是海外交通和對外交往十分頻繁的地方，其經濟地位和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張榮芳（中山大學歷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永衛（中山大學歷史係博士，現爲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