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地方特色文化類型中，雷州文化既不同於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是一種民係文化，也不同於華僑文化、禪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所揭示的典型地方特色文化。當然，這些文化類型皆是以其自身鮮明的本土特色爲開掘重點，並已經被不同程度地拓展爲一種區域文化的整體觀照。如果將雷州文化也定位爲一種民係（雷州民係）(“民係”，是一個民族内部的分支，分支内部具有共同的或同類的語言、文化、風俗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香林意識到，漢族等龐大民族，會因爲時代和環境的變遷，逐漸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亞文化群體，爲了描述這些亞文化群體，他首創“民係”一詞。雷州人中通行雷話，是有别於粤東潮汕話的閩南語系中又一個獨立的次方言區，具備民係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方言特徵。文化，或以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爲依託進行定位，似乎都可以稱爲“雷文化”。無怪乎自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湛江針對文化定位問題，通過廣播論壇的形式，展開了多次大討論，其中呼聲最高的也就是“雷文化”的稱謂。這也正是將雷州民係與“雷”的文化符號結合起來的結果。然而，“雷”在“雷文化”中只是將雷州文化的個體表象（如雷歌，即雷州歌）貼上了“雷”的標籤而已，本身並不具有地域特色文化的内涵。雷州文化只能界定爲一種區域文化，以行政區劃名稱的“雷州”籠蓋文化搆成的個體存在，該區域涉及歷史時期雷州行政區劃沿革範圍内的海康、徐聞、遂溪三縣，以及受雷州文化直接輻射的廉江與吴川。

　　一、時空二維的雷州文化界域

　　人是文化的創造者，没有人類無所謂文化。研究表明，“雷州最早在新石器時期，就有先民在繁衍生息”\[1\]；“廣東新石器遺存的發現，可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紀，唐代劉恂《嶺表録异》一書中，就提到雷州半島發現的雷斧等物。……海康縣發現的一件大石鏟，通高達53厘米，是目前全省發現最大的一件。”\[2\]又據近年文物普查，在雷州半島的西海岸（北部灣沿岸）發現有新石器時代山岡遺址多處，並在地表采集到大量石、石斧、石環、古網墜等古石器，這充分説明遠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雷州先民已開始創造雷州的遠古文化。那麽雷州的文明史也就要從新石器時期算起，然而“雷州”之名却是在唐代才有的。據《舊唐書·地理志》載，“（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合州，領海康、隋康、鐵杷、椹川四縣。貞觀元年，改爲東合州。二年，改隋康爲徐聞縣。八年，改東合州爲雷州。”\[3\]吴鬆弟《兩唐書地理志匯釋》亦對此確認無疑。\[4\]由此可以唐貞觀八年爲限分雷州史爲前後兩段：一爲雷州得名之前的雷州史；一爲雷州得名之後的雷州史。

　　雷州於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建置以後，經宋、元、明、清數代，雖上綫歸屬屢有變化，或爲廣西、或爲廣東，但下綫所領一直相對穩定，“行政區劃的基本格局已定型爲海康、遂溪、徐聞三縣”。\[5\]空間區域的定型，直接導致了作爲一種區域文化基本搆成要素的生成。如由唐代雷州第一任刺史陳文玉衍生出的雷祖文化（民俗文化）和自唐代以來逐漸凝練而成的雷方言文化、北宋以來的貶謫文化等。從雷州方言而言，它是閩南方言的一種次方言，是隨着閩南方言民係的遷徙入雷而慢慢形成的。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至清從福建的閩中、閩南遷來的移民，北宋文學家蘇轍貶雷時在他的《和子瞻次韵陶淵明勸農》詩的小引雲：“餘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6\]”至遲，“雷州話在明代已形成，並具有區别於閩南、粤東閩語的特點”。\[7\]這些雷州文化研究重要對象的形成，無不是雷州區域定型化之後的事情。如果從雷州民係的形成和“雷字號”文化形態來對這一地域的文化進行稱名，則必然是大大消减了雷州文化的内涵，而對雷州得名之前的歷史文化不予關注或關注不够。

　　對於雷州得名之前的雷州文化，由於史料的缺乏或語焉不詳，描述起來顯得异常困難。所可憑據的材料，除《隋書·地理志》、《南齊書·州郡志》、《晋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漢書·地理志》等正史中的“合浦郡”條外，就是可能會從先唐“經”、“子”、“集”部文獻中輯出一點零星材料。而僅靠這部分材料是不足以對雷州得名之前的文化發展軌迹進行描述的，這就需要甄别唐以後的文獻資料來參证和補闕。唐以後出現了大量地理志書，而關於涉及雷州問題的材料也主要集中在雷州的歷史地理和行政區劃沿革方面。然而，雷州初立前後的地理史志資料綜合起來，依然無法將我們今天討論的一些重要細節問題搞清楚。如關於自漢至隋歷代合浦郡的郡治問題，它涉及到雷州文化於唐代之前是否已經形成孕育發展的中心問題。當代的一些學者在追述合浦郡時期雷州半島的政治、文化中心時，十分肯定地認爲是在今之雷州城，却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材料爲依據。先唐合浦郡的行政區劃和郡治實在是需要廓清的，即使現在還弄不清楚，也只有存疑。

　　就區域文化界域的空間維度而論，一種文化的産生、生存和發展必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雷州文化所賴以生存的唯一空間就是雷州區域，這一雷州區域就是唐以後逐漸定型化的徐聞、海康（今雷州）、遂溪三縣（市）。從歷史的縱向來看，可將雷州文化的存在空間分爲“前雷州時期（合浦郡時期）”、“雷州時期”、“後雷州時期（湛江時期）”。“合浦郡時期”的雷州文化空間是遠遠大過“雷州時期”的，這一廣大的區域是雷州文化早期生成的土壤，可以稱之爲合浦郡時期雷州文化研究。作爲“雷州時期”雷州文化環境的海康、徐聞、遂溪，是雷州文化研究面對的主要空間，也是雷州文化直接生成的土壤。後雷州時期，雷州區域逐漸縮小，直到今天作爲湛江所屬的一個縣級行政區劃。當然，在進行雷州文化研究實踐時，仍然無法撇開徐聞、遂溪二縣。當下湛江文化强市建設的背景下，雷州文化研究還必需關注到廉江、吴川二市，它們既是歷史時期雷州文化向外輻射最爲直接的地區，也是湛江的直屬行政區，以雷州文化爲特色的湛江文化建設自然少不了兩者的支撑作用。

　　二、基於“文化”概念的雷州文化研究内涵

　　雷州文化是一種區域文化，區域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其綜合性和多學科性。雷州文化内涵的界定，依賴於對“文化”概念的理解與闡釋。那麽，什麽是文化呢？

　　樑啓超説：“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8\]“文化這個名詞有廣義狹義二種，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狹義的僅指語言、文字、宗教、文學、美術、科學、史學、哲學而言。”\[9\]當代中國學者也大都從廣義和狹義上認識文化，其中廣義的文化觀念非常適合區域文化的意義界定。如“廣義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東西搆成了文化。具體講，它包括三層面：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10\]而狹義的文化僅指精神文化，即觀念形態的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意識、情感、意志、價值、信仰、知識、能力等等人的主觀世界的活動及其物化的形態或外爍的成果，如典籍、語言、文字、科技、文學、藝術、哲學、宗教、道德、風習，等等。無論是廣義的文化還是狹義的文化，都只是限於文化學研究本身的文化界定，對於區域文化研究來説，有許多問題是難以解决的。因此，雷州文化研究既要突出純粹的文化内涵，也要有所超越，以文化生成機制和文化生態的開放視野來關注和研究雷州文化。

　　任何一種區域文化的生成，必需具備三個條件，即文化的創造者——人；文化生成的特定環境——地理區域；人與環境的互動。從雷州文化研究來説，首先就是要研究雷州人，研究雷州的族群搆成和歷史時期的移民龢民族關係問題。其次是研究雷州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這一環境是如何左右土著和外來移民的文化創造。第三是研究雷州人如何影響和改造環境，從而生成各色文化形態；研究雷州環境如何反向制約雷州人的思想和行爲，使雷州人在適應雷州環境中打上雷州本土環境的印迹，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的雷州文化。對雷州文化現象的描述是基礎性的表面研究，而對雷州文化生成機制和發展走向的研究則是動態的深層研究。一種文化形態生成之後的生命力如何，既决定於其自身價值的高低，更取决於其生態環境的變化。文化生態保護和建設是區域文化研究的一個新課題。

　　因此，雷州文化研究需要建立四個系統，即雷州人的研究、雷州環境的研究、雷州人與雷州環境互動的研究和雷州文化生態研究。

　　三、雷州文化的人本研究

　　每一個學科或對象的研究，都必須從基礎性問題研究開始，只有基礎研究有了充分的積累，纔可能將研究引向深入，並從中引出二級課題，逐級生發，從而形成科學而嚴密的研究體系。區域文化因其内涵的模糊和存在的諸多争議，則更加需要通過扎實的基礎性問題研究予以澄清，使得深層研究少一些演繹與猜測，多一些理性判斷與實证，使文化研究更富學理性。

　　雷州文化的基礎研究雖已有一定積累，却並不系統，而且尚缺乏針對性。爲了保证對雷州文化進行科學而有序地研究，使研究人員找準研究工作開展的切入點，可從雷州人研究、雷州環境研究、雷州人與雷州環境的互動研究、雷州文化生態研究四個方面的要求展開，其中最根本的是對雷州人的研究。雷州人的研究主要指對雷州族群、民係和雷州人個體的研究。

　　1.雷州族群研究

　　從雷州族群研究來看，今日雷州半島地區歷史時期曾是百越人的栖息之地，越族痕迹最明顯之處是留存於雷州半島地區大量地名當中的古越語因素。如“調豐”（遂溪）、“調風”（遂溪）、“調高“（坡頭）、“調羅”（海康）、“調銘”（海康）、“調爽”（海康）、“調順”（海康）；“麻登”（坡頭）、“麻俸”（官渡）、“麻扶”（海康）、“麻蕾”（遂溪）、“麻廉”（海康）、“麻弄”（南三）、“麻斜”（坡頭）；“那毛”（海康）、“那靈”（海康）、“那澳”（海康）、“那卜”（海康）、“那泗”（徐聞）、“那郎”（徐聞）、“那洪”（坡頭）、“那榔”（廉江）。\[11\]這些地名至今沿用，並有特定的古越語意義。此外，湛江地區的地名中仍有許多以“圩（墟、虚）”名者，如海康客路鎮的“東山圩”、“本立圩”、“田頭圩”、“仕坡圩”；紀家鎮的“曲港圩”、“公益圩”、“包金圩”；龍門鎮的“平湖圩”、“竹橋圩”；遂溪黄略鎮的“南亭圩”、“海濱圩”、“華封圩”；北坡鎮的“下黎圩”、“北坡圩”；徐聞錦和鎮的“勝利圩”等。它們盡管多爲後起居民村落，以“圩”命名是沿用了古越語中表示集市的“墟”。清張渠《粤東聞見記》載：“粤人謂野市曰墟，亦作虚。”\[12\]吴永章認爲：“如果説古代越人始稱集市爲墟，墟爲古越語，也是言之有據的。”\[13\]如此看來，雷州半島地名文化中的“圩”也帶有明顯的古越族文化的印迹。

　　雷州半島地區分佈着古越人的一只——駱越。林惠祥説：“駱越，亦稱甌越或西甌，在今廣東西南及安南。”\[14\]羅香林也説：“駱越亦百越之一支，其居地殆東自廣西南寧西南，下及廣東雷州半島，及海南島。”又説：“駱越自漢武帝時置爲郡縣，大勢已趨向復混合於中夏系統之境地。”\[15\]今雷州半島地區居民多有王、符、黎三姓，而清人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七“黎人”條載：“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16\]由此可以斷定，今之三姓中的“王”、“符”二姓必與俚（黎）人存在一定族源上的關係。那麽，雷州半島地區是否有“俚（黎）”人分佈呢？

　　據《黎族簡史》所考，“黎族的族源與百越西方部分的一只——駱越有較爲密切的關係。”\[17\]解放後在海南全島以至現今黎族聚居的中心地區，都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根據出土器物所表現的文化性質來考察，它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屬一個文化系統，特别是與廣西欽州地區、廣東湛江地區（包括雷州半島）發現的原始文化更爲近似。《三國志·吴書·薛綜傳》載，黄龍三年（231年），吴合浦、交趾太守薛綜向孫權上疏曰：“今日交州雖名初定，尚有高凉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盗，專爲亡叛逋逃之藪。”\[18\]據張雄所考，薛綜所雲“未綏”之四郡，正是“俚（黎）”人分佈之區域。\[19\]而吴時曾在今廣東徐聞置珠官縣，又改合浦郡爲珠官郡，珠官郡便是今雷州半島爲主體的地區。

　　晋時，雷州半島地區爲合浦郡地，領六縣之二爲徐聞、珠官，合浦郡與除海南島之外的北部灣周邊地區同屬交州。張華《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20\]這也説明置徐聞、珠官二縣的雷州半島地區是俚人的分佈區。既然雷州半島地區歷史時期曾是俚（黎）人的主要分佈區域，那麽該區域的俚人大姓也當是“王”、“符”二姓。與今雷州半島地區的“王”、“符”二姓聯繫起來，可知雷州族群中的“黎”人成分。“黎”姓與“俚（黎）族是否有内在的聯繫，也是很值得考察的。今黎姓廣泛分佈於環北部灣地區，尤以越南爲多。《元和姓纂》卷三載：“唐洛陽尉黎迥，愛州人。”\[21\]愛州爲唐嶺南道所屬，在今越南河内南清化附近。唐時愛州正是俚人的主要分佈區，洛陽尉黎迥因俚（黎）人而得姓，而黎姓正是從唐代開始才逐漸凝固爲一個姓氏。唐時雷州雖已成爲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劃，由於唐前交州俚人的廣泛分佈，其族屬和風習也當是一致的，故雷州地區的黎姓也應與俚人有親緣關係。

　　宋初的《太平寰宇記》所載嶺南各族的情形，實是唐、五代時期的有關史實：卷一百六十一至卷一百六十九，共記俚人七處，其中僅有雷州一處，其餘六處皆在廣西境内及其與廣東相鄰之地。這説明唐、五代之時今廣東境内有俚人活動的地區就是雷州。在俚人逐漸消失的同時，嶺南夷獠的分佈却有所擴展。《太平寰宇記》又説：雷州“地瀕炎海，人惟夷獠。”這説明在唐、五代之際，俚人雖已漸漸消失，但雷州人中的夷獠成分仍是主體。雷州人族屬成分的根本性改變，還是兩宋大量外來移民遷入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漫長的歷史演變、族群遷徙與融合中，雷州曾是古駱越人和由駱越人派生出來的俚（黎）人、唐宋時期的夷獠與北來中原漢民族的雜居之地，雷州文化已經融入了漢以前的越族文化和漢以後的俚人文化、夷獠文化質素。因此，研究雷州文化的創造者雷州人，首先必需解决歷史時期雷州族群的搆成及嬗變、雷州土著的外遷和外來民族的内徙等基礎問題。

　　2.雷州民係研究

　　從雷州民係來看，經過歷史時期的民族融合，雷州半島地區的古越族和俚人已融入不斷南來的漢族係當中，論雷州半島地區的族係就是指漢族係。嶺南地區的漢族係由於來源地不同、遷來時代不同，又分爲廣府民係、客家民係、潮汕民係和雷州民係等。不同的民係創造了不同種屬的文化，而一個民係區别於另一個民係最突出的特徵是方言。在湛江四區五縣市中，雷州、徐聞、遂溪通行雷州話，“這種方言，在其語言特點上，與廣東東部的潮汕方言比較接近，它保持着福建閩南方言的許多基本特徵，它是屬於閩方言的一支次方言。”\[22\]湛江城四區和吴川以高雷片粤語爲主，少部分人講閩語和客家話；廉江分佈最廣、使用人口最多的是客家話，其次才是粤語、閩語。\[23\]這表明着傳統的雷州區域（海康、徐聞、遂溪）與雷州半島北部的廉江、東北部的吴川，在民係上是不同的。

　　雷州半島上的“俚”人，在唐以後的文獻中已逐漸不見載録，外來漢民係逐步改變了這裏的民族搆成。這是外來移民的結果。之前的兩漢時期，嶺南成爲漢朝的疆域以後，並没有出現稍具規模的移民。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不存在移民的來源。南越遠離人口稠密地區，周圍今福建、江西、湖南、貴州都是人口非常稀少、尚未開發的地區，不可能有移民輸出。而中原人口稠密區南遷的人口至長江流於就已定居，難以越過這大片未開發的地區到達嶺南。六朝時期由於長期戰亂，北方大量移民移入福建和廣東東部，以廣州爲中心的粤中地區也是重要的移民遷入地。但此時尚没有成規模的移民移入雷州半島。唐代北方移民最多的州，是韶州（今韶關）和廣州、桂州、連州。唐末五代，雷州外來移民也逐漸增多，裴某唐末守雷州，因中原亂不得歸，定居於此，子紹任官吉陽，遂爲吉陽人。\[24\]然而，終唐一代移入雷州半島的外來移民尚不足以搆成一個穩定的民係，“黎話”也未能形成。李新魁認爲：“現代雷州半島等地的‘黎話’，是宋、元、明之時操閩語的人向西遷移所帶來的方言，明朝時，這種黎話已經形成。”\[25\]據吴鬆弟統計，宋代自元豐元年到至元二十七年的212年間，位於廣西路南部的雷州的户數增長了550%；雷州也成爲廣西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元豐元年尚居全國第六位，至元間已躍居第一位，每平方公里達到127户。\[26\]北宋初，雷州“地濱炎海，人惟夷獠，多居栅以避時鬱”\[27\]，一派蠻荒景象。然而，到了南宋時期却已是“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閩浙，故居民富實，市井居廬之盛甲於廣右”\[28\]。雷州人口發展的基礎龢民係的基本格局無疑是南宋時期奠定的。

　　今日稱雷州人的語言，往往籠統地認爲是雷話，其實雷州方言内部也是有差异的。據康熙二十六年（1687）《海康縣誌·民俗志》載：“雷（州）之語三：有官語，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東語，亦名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有黎語，即瓊、崖、臨高之音。惟徐聞西鄉之言，他鄉莫曉。”這種差异性主要是由於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點進入雷州地區的移民所致。在這些移民當中，閩人自然是主流。福建對廣東的移民開始於北宋中葉，而以南宋時達到高潮。因此，至元時雷州人口密度的大幅度提高，是百餘年來移民遷入的結果。“唐朝閩南一批居民移入雷州，壯大漢人隊伍，進一步開發雷州半島。唐宋以後，外地移民大量遷入雷州半島，主要來自閩南興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等地。明清時期，雷州府屬海康、徐聞、遂溪三縣，均有閩人遷入。”\[29\]閩人及閩人文化改變了雷州半島早期的文化面貌，要追索雷州文化的生成基因，梳理和描述先唐和唐宋以後外來人口的移民軌迹是一個必要的前提。

　　3.雷州人個案研究

　　所謂個案研究，是指對雷州歷史名人個體的研究。研究歷史人物主要在於描述其生平事迹、評價歷史功過、評述政治哲學思想、探究學術建樹、闡釋文學藝術創作等。概括起來，就是從中國傳統的人物評價模式儒家所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出發，對人物展開研究。人物研究可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如年譜、行年考、交遊考、仕歷考、評傳、專題研究等。無論采取何種研究形式，都必須做好三個方面的基礎研究工作：

　　一是文獻的收集和整理。現階段，在雷州文化的人物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對陳瑸、陳昌齊等個别對象的研究，而對諸如丁宗洛等一生留下大量著述的歷史人物却少有關注，仍有一些近代人物尚未進入人們的視野。即使對陳瑸等雷州熱點歷史人物也缺乏基礎性研究。現今，雷州文化研究的最大局限是對雷州文獻缺乏必要的整理和輯録，研究一個人物不清楚他是否有學術著述或詩文集留傳下來，這些文獻又需要加以系統整理，以供深入研究所用。

　　駱偉《廣東文獻綜録》\[30\]載録雷州文獻有年譜、方誌、詩文别集、個人全集等。陳瑸著述有清干隆三十年兼山堂刊本《陳清端公文集》八卷、同治七年廣州富文齋刊本《陳清端文集》十卷、道光六年上東署不負齋刊本《海康陳清端公詩集》十卷。今有鄧碧泉點校本《陳瑸詩文集》。對陳瑸的研究，還有丁宗洛民國23年鉛印本《陳清端公年譜》四卷；陳昌齊纂《雷州府志》、《海康縣誌》；樑成久纂《海康縣續志》；穆彰阿纂修《大清一統志》；《清史稿·本傳》等。這些是陳瑸研究的基本文獻，或加整理，或加輯録。陳瑸以外，陳昌齊、陳喬森、林召棠、林聯桂、李晋熙、羅鼎、李文泰等都有詩文雜著傳世，都需要進行整理。對他們的著述進行整理，是研究人物的第一步，也是人物研究最爲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關注歷史遺物和遺迹。對於那些留下個人著述的歷史人物，其遺物和遺迹的考查可以爲研究提供有效的佐证；對於大多數没有留下任何著述的雷州歷史人物，查考其遺物和遺迹就顯得更加重要了。遺物指人物留存於身後的、藏於官方館所或民間的實物、碑刻、族譜等；遺迹指故居、舊址等。對這些遺物和遺迹發掘、整理、研究的同時，還要聯合地方有關部門或個人進行生態保護。

　　三是民間探訪。一個歷史人物在其籍地或爲官之地往往會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尋訪他們的後代和鄰里，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這可以稱作對歷史人物的田野考查。

　　作爲廣東地方特色文化之一的雷州文化，對其内涵界定、雷州文化的主體——雷州人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礎。當然，仍有對雷州歷史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環境的研究，尚需作進一步探討。

　　蔡平（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廣東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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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