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多雷，是我國著名雷區。雷對當地民衆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以及民風民俗産生了重要作用，“雷州無日不雷，故農人無日不耕”的雷耕，即爲嶺南獨有之現象。嶺南之雷種類繁多，有冬雷、新雷、舊雷之分，古代先人對雷的種種認識與詮釋，涵蓋了整個嶺南民俗，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嶺南雷文化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意義。

　　一、雷石同祭的原始文化形態

　　嶺南地處祖國大陸南端，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之所，“凡諸蠻種不一”。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百越古族與中原漢族移民不斷融合、演變、發展，形成了嶺南地區獨特的民風習俗，展示出一種特异的具有神秘魅力的人文風貌，與地處北方的中原文化有着明顯的位差。如古代先民對雷電等自然現象懷有一種敬畏心理，尤其對威力巨大的雷暴更是由畏而敬，導致了一種帶有普遍性的雷神崇拜。而且南北文化都認爲雷與龍、與雨水、與聲響，有着密切的關係，但對雷神的産生和演化却持有不同的觀點形成了不同的原始祭祀文化。

　　中原文化普遍認爲雷出於水，龍只是雷神的外在表象之一。據《山海經·海内東經》記載：“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這裏的雷神，居住在雷澤之中，長着人的面孔，拖着龍的身體，每每自己敲打自己的肚子發出巨大聲響。又《大荒東經》記載：“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裏。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裏，以威天下。”按郝懿行解釋，雷獸就是雷神。這裏的雷神，名爲夔，蒼身、無角、一足，形狀似牛，原本居住在東海深處，是被黄帝以其骨敲其皮而發出威震天下的巨響。干寶《搜神記·霹靂被格》中的雷神却又不同：“晋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獲。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這位長得“六不象”的雷神，脾氣暴躁，在雨天伴隨聲聲霹靂，無故與人尋找麻煩。在這些典籍中，雷神多爲半人半獸之形，或爲龍，或爲牛，或爲獼猴，雖形象各异，却都與水和雨相關，“出入水則必風雨”。《淮南子·天文訓》雲：“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即雷神，可見“行雷布雨”是雷神的主要任務。

　　嶺南文化則認爲龍源於雷，雷生於石，“龍與雷同。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雷者龍之聲也，電者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生觀念由來已久，不足爲奇，“然厥初先民，皆由氣化。鳦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薑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异” (屈大均：《廣東新語·神語》，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1頁。。不過，與孕育商周祖先從天而降的鳥卵不同，生雷之卵從地而出，且以石爲胎，即所謂雷出地奮。屈大均《廣東新語·神語·雷神》雲：“石爲雷。而雷常生石中，龍之生即雷之生。雷以石爲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故爲雷公之石也。”雷常生石中，以石爲胎，石既爲雷之母；雷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成爲雷公之石，又爲雷之子。可見，在嶺南先民的觀念中，雷與石糾結纏繞密不可分，從而導致對雷的信仰和對石的崇拜，幾乎滲透了嶺南民俗的每一個環節，形成了不同於中原的雷石同祭的原始文化形態。這一特點從雷神陳文玉的誕生和九耳神狗的傳説中，即可得到明確驗证。

　　雷神的傳説在嶺南廣爲流傳，《明一統志》、《廣東新語》、《雷祖志》、歷代的《雷州府志》和《海康縣誌》等典籍均有記載，其中《廣東新語》記載較爲詳盡：“陳時雷州人陳鉷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鉷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遶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徑尺。携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哺乳，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這個男子就是後世被封爲雷神的陳文玉，而發現雷神的九耳异犬自然也被視作神靈。人們用青石雕刻成大大小小、形態各异的石狗，當做“守護神”，安置在村前、門口、山坡、田坑、水口，乃至墳地。每逢初一、十五日早晚燒香奉祀，以鎮邪去魔，保境安民。目前，極具地域特色的雷州石狗被冠以“南方兵馬俑”之美稱，已列爲全國18個“國家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項目”之一。

　　二、“天下首絶”雷州换鼓

　　馮夢龍《警世通言·樂小舍拼生覓偶》記載：“從來説道天下有四絶，却是雷州换鼓，廣德埋藏，登州海市，錢塘江潮。前三絶，一年止則一遍，惟有錢塘江潮，一日兩番。”這裏所謂的廣德埋藏、登州海市、錢塘江潮三絶均是人們較爲熟悉和瞭解的一種自然景觀，而位居“天下四絶”之首的雷州换鼓却是嶺南地區獨有的一道人文景觀。

　　嶺南先民，尤其是雷州半島家家户户祭祀雷神，每年都要在雷祖祠内舉行三次大規模的祀雷活動，稱作二月開雷、六月酬雷、八月封雷。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守至廟爲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爲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備雷鼓以酬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警癇。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砧，則以辟嬰兒警以催産。霹靂砧一名雷公石。”届時鄉民們除了準備雷鼓、雷車、雷火等“酬雷”必備之物，還會舉行擎雷公、擎雷水、打雷溝、唱雷歌、演雷戲和鬥雷等各項内容豐富的活動，形成了嶺南獨特的祀雷風俗事象。

　　二月開雷，原指每年春二月，雷聲漸起，活動趨於頻繁，太守入廟致祭，故稱二月開雷。據《雷祖志》記載，雷州古爲南荒，一直被視作蠻夷瘴癘之地。自雷祖陳文玉任雷州刺史後，政教並行，風俗大變，地方富裕。於是，改定爲每逢上元日，文武官員皆入廟致祭，名曰“開雷”，同時備辦酒席，燕享各方，以示官民同樂。八月封雷，是指每年八月，雷聲漸少，雷將閉藏，太守依例率衆官員入廟爲雷司封印，名曰“封雷”，同時也要舉行相應的祭祀活動。

　　六月酬雷，是指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雷祖誕，必定要舉辦盛大的酬雷活動，除了通常的致祭活動，對雷神一年的恩佑之德表示感謝，更重要的是獻上準備好的新車新鼓，俗稱“雷州换鼓”。意思是讓雷神换上新車新鼓，更好地行雲作雨，以保百姓平安。對此《雷州府志》、《雷祖志》等典籍均有詳細記載，如《雷祖志》雲：“至於……雷車雷鼓等物，各以板圖藏於廟内，令郡民當裏役者依樣修造。”每年官府都要對“酬雷”用的雷車雷鼓事先制成圖板，提前藏於雷神廟中，命令服役的百姓依照圖板樣式進行修造。傳説酬雷之日，大小新鼓一經敲起，天空頓時雷聲轟鳴，打鼓一樣的雷聲從天邊不斷傳到地面。一時間，陣陣鼓聲響徹天地，上下呼應，好像一群鼓手在進行比鼓大賽，驚心動魄，故有雷州换鼓“天下首絶”之稱。

　　此外，在“酬雷”之日誠心祈禱，還會得到雷公墨、霹靂砧等驅邪避灾之寶物。“雷公墨”即隕石，按《嶺南新語》所言，嶺南先民稱其爲“雷公石”或“霹靂砧”，並敬爲神物，傳説小孩佩帶霹靂砧可以闢邪，孕婦將其磨碎服用可以催生，甚至打官司時用雷公墨寫訟狀可以帶來吉利。對此習俗，唐代曾任廣州司馬劉恂《嶺表録异》中也有記載：“每大雷雨後，多於野得墨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以霹靂處或土木中得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警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三、震震冬雷臘底鳴

　　文化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和，人類一切超越本能的創造活動，都可以歸之於文化，而文學則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的直接關照和集中體現。透過文學作品，可以一定程度地瞭解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文化概貌；同樣，透過文學作品中對雷的不同描述和感受，也可以一定程度地瞭解嶺南雷文化的獨特魅力。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一曲《上邪》傳唱千古，那位大膽潑辣的北方女子，早已成爲忠貞愛情的典範。這首痴情女子自誓之詞的魅力之一就在於引用違反規律的、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現象來表白自己對愛情的矢志不移。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二月響雷，八月結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 (徐堅：《初學記·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頁。故“冬雷震震”和“六月飄雪”同樣不可思議，除非是有了和竇娥一樣的天地不容的奇冤。

　　震震冬雷不僅可以用來表白愛情的忠貞，同樣可以考量王者的政績。徐堅《初學記·雷》雲：“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萬物生長需要雷雨的催潤，這是自然界的必然規律。所以，“王者從春令，則雷應節；否則發動於冬，當出反潜。當雷不雷，陽德弱也”。統治者按照規律行事，雷就會在春天應時而動，否則就會出現冬雷震震的反常情况。“當雷不雷，陽德弱也”，如出現“冬雷震震夏雨雪”的异象，會動摇王者的統治地位。

　　不過，嶺南却是以冬雷爲常，“臘底雷鳴是舊雷，新雷聲向歲朝開”，充分展示了嶺南“冬雷震震”的奇异景觀。按照嶺南習俗，“以雷在春前爲舊雷，交春爲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這裏所謂的舊雷，就是冬雷。屈大均《廣東新語·冬雷》雲：“蓋瀕海地薄，不能固蓄其火。故陽氣早泄而冬雷……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熱，以其與日近也。與日近故與雷近。無日不熱，故無日不雷。”且不論屈大均之論是否有科學依據，但嶺南冬天響雷却是實情，“冬雷震震與君絶”亦可成爲現實。嶺南女子雖不能以冬雷震震傳遞愛情，却能以雷爲載體唱出心中的豪邁：“我唱雷州雷世界，電閃雷鳴景萬千。風伯雷師滂沱將，地動山摇滚滚來”。

　　總之，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以自然地理環境爲基礎的。地理環境是一種文化類型形成的前提性因素，爲人類文化的創造提供了物質材料，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着人類文化創造的發展趨向。特别是“古代中國因其天然環境之特殊，影響其文化之形成，因而有許多獨特之點，自亦不難想象而知”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3頁。。所以，將嶺南民俗祭祀文化概稱爲雷石文化，是最具有地域性代表意義的。

　　鄭瑞俠（廣東商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學博士）

　　（本文原載《文藝争鳴》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