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島的土地開發，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外來移民曾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限於資料，本文只能對歷史時期雷州半島外來移民的遷入及其對該地區土地開發的推動作用作一粗淺的探討。

　　一

　　衆所周知，在生産力諸要素中，人是最活躍的因素。先進地區的人口流向落後地區，必然會將先進的生産方式、生産技術一同帶入新居地，從而推動遷入區的開發進程。在歷史時期，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雷州半島的土地開發，同樣與經濟文化相對先進的北人之南遷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古代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看，秦以前，嶺南地區已受到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影響，\[1\]這種文化影響之所以發生，當然不能排除人口的流動和物質交流兩方面的原因。

　　有確切文字記載的向嶺南地區的移民活動，發生在秦代，大約有三次。第一次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平定嶺南之時。是年，秦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樑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徙謫，實之初縣” \[2\]這次帶有征服性質的移民活動，規模很大，據説有 50 萬之衆， \[1\]範圍也很廣，雷州半島所在的象郡亦屬移民之區。第二次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 “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2\]。説明從那時開始，嶺南已成爲封建王朝遷徙中原罪徒和貶官流放的基地，並以這種辦法來充實初設邊郡人口，戍守邊陲。第三次，南海龍川縣令趙佗爲穩定秦南征將士人心，擴充實力，上書秦始皇“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始皇可其萬五千人”。 \[3\]這些南下女子，名爲“士卒衣補”，實則爲南征將士婚配。趙佗的用心十分顯然，就是想借此來安定軍心，增殖人口，擴充實力。秦代的三次人口南徙，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在客觀上對包括雷州半島在内的嶺南地區的開發都是大有益處的。

　　秦以後，中原人仍以多種形式繼續南遷。兩漢時期，前後有兩伏波將軍率師南征，每次都有一些將士奉命留下來戍守南疆，落籍邊關。西漢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平定嶺南，西漢王朝重新將南越之地劃分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駐軍戍守。由於漢代同秦代相比，南疆版圖擴大了許多，戍守的將士人數自然會有很大的增加。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率大軍南征交趾，曾經由雷州半島沿海岸綫進軍。這裏實際已成爲前哨陣地，戰略地位非同尋常，當有部分將士在此戍守落籍。如東漢初年青州人黄萬定隨馬援南征，就曾留守落籍於雷州半島所在的合浦郡，其子孫後來竟成爲當地土著人的首領。再如當年隨馬援南征的戰士禤純旺，亦是有姓名可考的落籍者。\[4\]其次是貴族官僚的流放。西漢統治集團内部鬥争的失敗者，如哀帝時關内侯張由、平帝時中山王後衛氏等人，都被流放雷州半島所在的合浦郡。第三是商人逐利南來雷州半島。半島地理位置特殊，突出於南海之中，由此揚帆南下東南亞航路最近，所以早在西漢元封年間，徐聞港即開闢爲對外通航貿易的官港，中央政府設左右侯官常駐港口，處理通航貿易事務。徐聞港的開闢，使這裏的商貿活動大大活躍起來，一時間，吸引了不少北方商人逐利南來，當時此地流行的一句俗諺， “欲拔貧，詣徐聞”， \[5\]就是這種情况的生動寫照。第四是人民避亂南遷。這類南遷者以西漢末年爲多，如王莽時魯國的汶陽士氏南遷蒼梧廣信縣，桓帝時穎川唐氏遷居桂陽縣 (今連縣)，後來都成了那裏的望族。而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老百姓當然還有很多。至於西漢時期南遷的洪波是否波及半島地區，目前還缺乏具體的證據。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秦漢之間相繼南遷的中原人民，帶來了北方先進的鐵制農具、牛耕等生産技術，對包括半島在内的嶺南地區的早期開發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晋室南渡之時，中原人民爲逃避戰亂，紛紛舉族南遷，形成了秦漢以後北人南遷的又一高潮，這些自發流徙的“流人”，從黄河流域進入長江流域，其中更有一部分遠徙嶺南。這股南遷的潮流，持續時間很長，迄止南朝，仍未稍歇，史載“東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遷，占籍各郡”。 \[6\]其規模之大，涉及範圍之廣，可想而知。這次大規模的南遷潮流，亦波及雷州半島，如劉宋時期徐聞縣的阮謙之，其祖父就是從中原陳留南遷來的。 \[1\]既然阮氏家族不遠萬裏，輾轉遷址雷州半島最南端定居，估計北人南遷至雷州的絶不會是個别現象。到了唐代，朝廷更是有計劃的“徙閩民於合州” (雷州唐初稱“合州” )，\[7\]使雷州半島的人口有了較大增加。據統計，唐代中期(742年)，雷州府的户口數已達4320户，20572人，户口數在唐代廣東19個州中分别名列第14位和第11位。 \[8\]可能是同鄉相親，轉相引領的緣故，自唐迄宋，不斷有閩人遷至雷州，到兩宋時期，雷州半島已出現很多福建莆田移民聚居的村落。雷州府的户口也比唐代有了很大增加，1080 年即已達到 13784 户。南宋末年，蒙古騎兵攻陷臨安，趙宋皇室及其追隨者，且戰且走，一路敗退，由浙而閩，由閩而粤，再由粤東而粤西，據説一度退至今湛江市的硇洲島，\[1\]故有大批難民也隨之避亂粤西和雷州半島，形成又一次流民移動高潮。這樣就使得雷州的人口在元初又有了更大的增長，達到了89535户，125310口。其户數之衆，僅次於廣東人口最稠密的廣州路，名列第二;但其增幅之大，却爲宋元廣東諸路中所僅見。元以後，仍有北人，特别是閩南人相繼遷徙雷州，落籍於斯。清雍正時，朝廷也曾有意識地號召流民來此墾荒，又有不少外來人口落户半島。由於歷史時期外來人口的不斷遷入，外來移民竟成了半島地區的人口主體，以至連外來的方言——閩方言(雷話)也成了這裏最通行的語言。

　　二

　　北人的大量南遷，在客觀上極大地推動了半島地區土地開發的進程。當然這種開發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先秦時期，嶺南地區的百越諸部落，還處在落後的原始社會階段，土地的開發程度，尤其是雷州半島平原地區的土地開發程度極其有限，自秦漢時代起，因北人的接踵南徙、帶來了北方先進的農耕文化，這一地區的土地開發才進入了新時期。自秦漢迄宋元之間，雷州半島地區土地開發的情况，雖無直接確切的統計數字，但仍可從這一地區人口密度變化的數據中略窺一二。因爲一般來講，在有剩餘荒地可供墾辟的前提下，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總是同人口密度的大小成正比的。西漢元始二年，半島地區的人口密度僅爲14人/ km2,唐天寶元年已是26人/ km2,元至元二十一年更增至157/ km2。雷州半島從古及今，都有剩餘荒地可供開墾，所以，該地區人口密度的成倍增加，必然推動土地的開發，這是肯定無疑的。

　　雷州半島地區歷代人口密度數據簡表(據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整理。

　　時間郡縣名稱户數人口密度備注

　　西漢元始2年

　　(公元2年)

　　合浦郡15,39878,98014人/km2

　　東漢永和5年

　　(公元140年)合浦郡

　　23，12186，61715人/km2

　　隋大業5年

　　(公元609年)合浦郡28，690缺>15人/km2

　　唐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海康郡(即雷州)4,3202057226人/ km2

　　宋元豐3年

　　(公元1080年)雷州13,784缺>26人/km2

　　元至元27年

　　(公元1290年)雷州89,539125,310157人/km2

　　明洪武24年

　　(公元1391年)雷州45,352225,612282人/km2

　　清嘉慶15年

　　(公元1810年)雷州185,214628,392786人/km2

　　西漢迄隋，雷州半島地區皆屬合浦郡。唐代，雷州始從合浦郡析出。

　　户數比東漢增加 24 %，人口密度必相應增大。

　　户數比唐時增加3倍多，人口密度必相應增大。

　　宋以後，雷州地區的土地資源得到進一步開發，官民田地山塘的面積呈現出迅速擴大的趨勢。據明萬曆《雷州府志》、清嘉慶《雷州府志》和道光《廣東通誌》的記載，列表如下:

　　元明清雷州地區官民田地山塘面積統計

　　朝代年份面積

　　元無確切年份

　　5,586頃

　　明

　　洪武24年

　　11，345頃

　　嘉靖11年

　　12,345頃

　　萬曆41年

　　13，016頃

　　清嘉慶21年

　　19,405頃

　　元明清時期雷州地區的土地資源的進一步開發，主要得益於屯田和墾荒。

　　元代用兵海南，征剿黎峒，遂在海南(今海南省)、海北(高、雷、化)兩道招募流民，分遣新附士卒，實行具有軍事性質的屯墾，以爲久駐之基。這種屯田，由官府撥給耕牛，再收取屯户田租，以供軍需。據統計，元成宗時，海北道雷、高、化三州的民屯户有3357户，民屯田26500畝\[1\]。如果再加上軍屯田的面積，其屯田總面積一定不少。明代洪武年間，爲防範倭寇進犯，廣東沿海增設衛所，駐軍防守。這些專以防倭爲要務的軍士，實際上也采用了軍屯的傳統方式，而且明代軍屯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元代。明萬曆《高州志》説:“國初籍民爲軍，乃講屯政。”雷州半島三面環海，易攻難守，是防倭的重點地區，駐軍人數和軍屯規模自然相當可觀。據記載，明雷州衛轄内外九所，額設旗軍10002名，屯兵4140名， “不分旗軍，人給田地 20畝耕種，本府抛荒田828頃，照數分給之。” \[9\]清初因受“遷海”影響，屯田之政雖一度廢馳，但不久即告恢復，並由官府“招墾給牛種，以次修屯兵之政”,\[10\]大體上恢復了原有的規模。

　　其次是大片荒田的開墾。隨着半島地區人口的增長，特别是北方移民的大量遷入，歷史時期雷州半島的荒田不斷地得到開墾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因爲元以後該地區官民田地山塘面積和該地區人口同步增長的事實就是一個很好的説明。不過，我們除了知曉元代該地區人口數和土地面積以外，元以前具體的墾荒情况還知之甚少。有關明清時期雷州半島的墾荒情况，我們藉助方誌，則可知其大略。

　　明代洪武年間，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倡導下，全國各地包括廣東在内，掀起了新一輪墾荒高潮。1327 年(洪武五年)，明朝政府在奬勵墾荒的基礎上，明確規定:“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11\]這一規定打破了舊有的土地歸屬權限，保障了開墾者的土地所有權，推動了荒地的開墾。與此同時，廣東一些地方的州縣官員，也采取積極的措施， “募民占籍，墾辟草萊”，不少地區逐漸呈現出“農桑被畝，鷄犬聲聞”的喜人景象。\[1\]據雍正《廣東通誌》卷 20 記載，明代從洪武二十年(1387 年) 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 210餘年間廣東全境新增耕地96830頃。\[1\]雷州府官民田地山塘面積亦呈不斷上昇的趨勢，據明萬曆《雷州府志》記載，元代雷州府的官民田地山塘面積爲5586 頃，到明洪武 24 年，即增至 11344 頃，翻了一番。明萬曆 41 年，又增至 13016 頃，净增 2328 頃。説明明代雷州墾荒成績的確十分突出。

　　清代，尤其是康熙平定“三藩”和解决臺灣問題之後，實行了積極的鼓勵墾荒措施，如蠲免賦税，把招撫流民復業和墾荒多寡作爲考核地方官政績大小的標準，另外還規定對墾荒有功的地主加以叙用等等。這些措施在廣東乃至雷州地區發生很大效用，如雷府遂溪縣知縣宋國用就曾以實際行動，“捐給牛種勸墾”，安撫流民。雍正即位以後，更是屢頒詔書，要求各省督撫以及府州縣官大力招民墾荒，責令地方官府借給百姓牛、種、口糧作爲生産工本;放寬起科年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著爲定例;又詔舉老農，給以八品頂帶，以示奬勵墾荒。雍正六年，又頒“諭湖廣、廣東、江西等省百姓毋輕徙四川詔”，其中特别提到“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即如廣東高、雷、廉三府盡有荒地可以耕鑿”,\[12\]有意識引導天下流民前來粤西墾荒。朝廷如此重視，地方官自然不敢怠慢。雍正時，雷州府的招民墾荒則由州最高行政長官知府王鐸親自負責，終雍正之世，雷州府計開墾荒田 629 頃，成績顯著。\[1\]干隆十一年，又詔諭荒地較多的高、雷、廉三府，“聽該地民人墾種，免其昇科，給與印照，永爲世業”,\[1\]給予粤西更加優惠的政策，促進了半島地區土地的進一步開發。

　　三

　　在雷州半島荒地不斷墾辟的同時，隨着這裏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南遷流民的增加，土地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也大大加强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水利事業的興修，大大增加了單位面積的産量，提高了産出效益。半島地區水利的興修，江南水鄉之民大規模南遷的唐宋之際是一個分水嶺。宋以前這裏似乎没有什麽有名的水利工程值得一提，至少是缺乏史料記載。從北宋開始，雷州城郊已有開渠引水的記録。\[1\]南宋時因北人的大量南遷和地方的重視，半島地區的水利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南宋紹興 2年到16年，有一個名叫胡薄的官員，受命主持修築工程浩大的雷州東西御潮海堤;\[7\]紹興 28 年，雷州知府何庾(一作“庚” )，組織民衆疏浚擴建雷州城北的特侣塘，城西的西湖塘，同時在雷城東、西、南各開鑿三條水渠，一條從特侣塘南流與西湖水匯合，灌溉城東臨海“萬頃洋田” ;一條從西湖塘東流城南，灌溉東洋田;一條由西湖塘導水西流灌溉城西“白沙田”。雷州人民没有忘記何公興修水利，爲民造福的恩惠，將這些水渠稱之爲“何公渠”。南宋干道年間，雷州知府戴之邵，在何公渠的基礎上加以整修擴建，在特侣塘上增建8個水閘，24渠，灌溉遂溪縣田，另開 8 個支渠和若干新渠，此外又修築了御潮堤岸，捍護農田。“何公渠”加上“戴公渠”和“戴公堤”，雷州境内遂形成了一個縱横交錯，十分發達的水利網。\[1\]這套水利網的形成，使雷州東西洋萬頃土地皆成良田，百姓“大獲其利”。\[13\]

　　元代統治階級雖爲异族，但仍能重視地方水利的興修。蒙元皇朝統治的數十年間，至少有兩次對雷州東西洋防潮海堤以及有關渠塘進行過修整改造，史稱元時“浚故湖，築大堤，竭三溪潴之。爲斗門七，爲渠二十有四，開良田數千頃，濱海斥卤爲膏壤”，民謡贊曰: “渠之泱泱兮，長我禾尤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7\]

　　入明以後，雷州地方官府除了對原有水利工程進行疏浚改造外，府屬三縣建陂凡 19 處，塘 41 口。\[1\]明末清初，天下大亂，海康、遂溪兩縣海堤，多處淪崩失修，康熙35年(1696)，雷人陳瑸疏請修築。清廷撥款5300餘兩，陳瑸自己捐款 5000 兩，東西海岸海堤得以重新修復，發揮效能。

　　水利事業的興修，使土地開發的深度大大加强，産出率提高，雷府“萬頃洋田”每畝單産可達三、四石\[1\],每年以兩季而論，其總産量已非常可觀。故清人屈大均説: “雷郭外，洋田萬頃，是曰萬頃洋，其土深而潤，用力少而所入多。……大都資灌溉於羅湖、特侣二渠。借捍禦於長堤烏岸，修則穰，馳則荒，固往事之驗也”,\[13\]屈大均的話，很好地説明瞭水利與農業豐歉的關係。

　　二是北人的南遷，也大大促進了半島地區土地開發的廣度。突出表現是北方旱田作物在半島地區的廣泛栽培。譬如，麥類作物的栽培，在漢代只發現於江北。西晋杜預曾建議在江南大種包括麥子在内的“五穀”，結果被人以江南之土“不可陸種”爲由否定掉了。到了東晋，江南始有種麥的記載。\[14\]據説唐時廣州一帶的小麥是有種無收，但自宋初經由官府大力推廣以後，粤地種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蘇軾在廣東博羅看到的景象是“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據蘇軾《游博羅香積寺》詩引。到南宋時期，由於南遷人口衆多，小麥麵粉的市場需求旺盛，“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户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户。至是竟種春稼，極目不减淮北”。\[15\]作爲北方旱田作物主導品種的小麥，竟在南國大地廣泛種植起來。而雷州的冬小麥又以其品質上乘而馳名天下。據史料記載，在南粤範圍内， “小麥以雷州九月種，來年二月收的最好，其次是粤西(即今廣西)，又次是增城” \[1\]。除小麥之外，雷州府也有了芝蔴、鴨脚粟、狗尾粟、豆類等北方旱田作物的種植。北方旱田作物南移，粟麥菽黍與水稻在雷地兼作，既可使低窪易灌，水利和土質條件較好的平原繼續發展水稻生産，又可使丘陵高亢之地得到利用，種植適宜的耐旱作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另外，由於水旱作物對氣候和節令有不同要求，爲人們不違農時，充分利用季節，種植合適的農作物提供了更廣闊的選擇餘地，從而起到了早晚兼濟，春秋互補的作用，拓寬了雷地農作物種植的時間和空間。清人屈大均所説的雷地“無日不種，亦無日不獲”\[16\],正是雷州半島土地開發向廣度進軍的必然結果。

　　上述種種説明，隨着北人的大量南遷，水利的興修，旱田作物的普遍種植，半島地區的土地開發，在深度和廣度兩個層面上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郭天祥（湛江師範學院歷史係教授。）

　　參考文獻

　　\[1\] 蔣祖緣，方誌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 75、 92、 174、 180、 215、 339、 347、 153、 210、 221頁。

　　\[2\] 《史記·秦始皇本紀》。

　　\[3\]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4\] 俱見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

　　\[5\] 明萬曆《雷州府志》、《輿地紀勝》均引《元和郡縣誌》。

　　\[6\] 《宋史·食貨志》。

　　\[7\] 轉引自《湛江兩千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 153、 14～15頁。

　　\[8\] 參見《中國人口》(廣東分册)，廣東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頁。

　　\[9\] 明萬曆《雷州府志》(卷12)。

　　\[10\] 清嘉慶《海康縣誌》(卷1)。

　　\[11\] 《明史·太祖本紀》。

　　\[12\] 嘉慶《雷州府志》(卷一)。

　　\[13\] 《廣東新語》卷二“雷州海岸”。

　　\[14\] 曹文柱《中國流民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頁。

　　\[15\] \[宋\]莊季《鷄肋篇》。

　　\[16\] 《廣東新語》(卷一)。

　　（本文原載《湛江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