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聞位於廣東省雷州半島的南端，“三面環海，汊港紛岐，又無崇山峻嶺，扼塞要害。” (宣統三年王輔之等編撰：《徐聞縣誌》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徐聞“謂其地迫海，濤聲震盪，曰是安得徐徐而聞乎，此徐聞所由名也。”(宣統三年王輔之等編撰：《徐聞縣誌》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徐聞縣，春秋戰國時代屬楚國百越，秦漢之際屬南越國，西漢元鼎六年置徐聞縣，屬合浦郡管轄。漢代徐聞港的史料來曆始見於《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欲略於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可見當時的徐聞港是中國南方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但徐聞港的具體位置到底在什麽地方，史學界一直在探討和争論中，有的學者認爲漢徐聞港的位置在現雷州市的範圍，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爲漢徐聞港的所在地仍然是在現徐聞縣的境内，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因爲缺少實物資料予以佐证。199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館、徐聞縣博物館等在徐聞縣的二橋村發現了一處大型的漢代遺址，1993年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湛江市博物館、徐聞縣文化局等單位聯合組成考古發掘隊，對二橋漢代遺址進行了發掘，這次發掘爲解决漢徐聞縣置及徐聞港港址所在地等問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物資料。筆者將發掘資料整理發表，供致力於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參考並共同探討。

　　一、遺址概况

　　遺址位於現徐聞縣五裏鄉二橋、南灣、仕尾村的範圍，在瓊州海峽滘尾灣的東部邊緣，西臨滘尾灣。這次發掘首先在仕尾村北部發掘了1×2m和2×4m的探溝兩條，發掘結果表明，表土下已是原生土，無文化遺存。遺存堆積保存較好的是二橋村和南灣村，我們在二橋村選擇了Ⅰ、Ⅱ兩個區，共發掘5×5m的探方14 個，面積350m2。其中Ⅰ區發掘兩個探方，文化堆積較薄，僅有02—04m，出少量板瓦和少量陶片，底部是一層較純的原生碎石層。Ⅱ區位於Ⅰ區北部，較Ⅰ區高出約15m，距Ⅰ區約70m，共發掘12個探方。表土層下既到漢代文化層，文化層僅可劃分一大層，大層中又可分爲三小層，即第二層至第四層爲文化層，分别爲2A、2B及2C層，其中2C層僅在T102、T103及T104三個方能劃分出來。以T104東壁和T205東壁爲例，T104東壁第一層爲表土層，厚度爲12—20cm，土質鬆軟含較多腐植物，呈黑色，爲現代耕土層；第二層至第四層爲文化層，分爲2A、2B層和2C層；2A層土質較第一層粘，呈橙黄色且夾雜大量的漢代繩紋瓦片和少量的陶片，厚8—23cm；第三層即2B層，厚36—48cm，土色呈橙紅色，夾雜許多火燒土顆粒，灰坑H12開口在2A層並打破2B層和2C層直到生土。2C層是黄色粘土加風化的砂岩碎石塊，厚0—38cm，有少量板瓦、筒瓦和漢磚塊等遺物夾雜其中。

　　發現的遺迹有墓葬、灰坑、房屋、井、燒土面及柱洞等。

　　墓葬3座，其中1號墓位於T204東部，2號墓位於T101南部，3號墓位於T103南部，以1號墓和3號墓爲例，1號墓的墓口長320cm，寬165cm，開口於2B層下；墓深142cm，在深108cm處起二層臺，二層臺兩邊各向内收54cm，兩頭各向内收20cm，二層臺下深35cm，兩邊有7對相對應的凹槽，且凹槽的長短也相對應，極有可能是葬具留下的痕迹。墓底中部偏南出一水波紋折腹盆，填土中出有陶釜口沿和完整的陶網墜等。3號墓爲凸字形墓，用大卵石壘墓邊，類似墓道的開口在墓的長邊上，墓葬的開口於2B層下並打破第2C層，墓的縱剖面呈倒梯形，墓口長430cm，寬230 cm 墓底長394cm，寬184cm，深230cm，北壁中部突出一似墓道的坑寬180 cm，外突50 cm。出陶碗、陶網墜等。

　　清理灰坑20個，以10、12、18號坑爲例，10號坑位於T202北，部分伸入T202的北隔樑和T302的南部，爲長方形灰坑，灰坑長250 cm，寬140—170 cm，深100 cm，横截面呈不規則鍋底形，開口於2A層下打破2B層及生土。該灰坑出土大量繩紋瓦片，還有素面帶釉陶片和小方格紋戳印陶片。12號坑位於T104與T105之間靠北隔樑處，爲橢圓形灰坑，長345 cm，寬120 cm，深90 cm，截面呈圜底。此坑開口於2A層下打破2B層，同時也打破二號房基。灰坑出陶釜和陶罐殘片，也出土大量的繩紋板瓦和筒瓦。18號坑位於T201西南部，灰坑部分延伸入T201西壁，該灰坑共有兩層坑面，上口呈不規則的橢圓形，下口呈規則的橢圓形，上口長290 cm，寬198 cm，下口長175 cm，寬145 cm，灰坑深195 cm，上層坑面坑壁近直，至95 cm處形成下層坑口，下層坑壁内斜，呈袋狀坑壁。灰坑開口於2A層下，打破2B層至生土，該灰坑所出的陶片普遍大塊，有筒瓦，板瓦，小方格紋陶片和弦紋水波紋陶片。

　　清理房屋遺迹4個，分别位於T104、T203、T105、T205、T102及T204各方中，以3號房、2號房爲例，3號房分佈於T104、T103、T204和T203之間，略呈長方形，是本次發掘中發現的最大的遺迹單位之一，長548—605 cm，寬296—330 cm。開口於2A層下打破2B層，也打破有2C層各方的2C層。厚44—83 cm，3號房堆積可以分成四層，以北剖面爲例，第一層厚12—26 cm，是黄色粘土；第二層厚18—22 cm，爲較純的黄色粘土加雜大量漢代瓦片；第三層土質呈暗紅色，部分地方夾雜紅燒土層；第四層厚10—14 cm，是一層薄薄的碎石層，没有遺物夾雜其中。2號房位於T105和T205之間，略呈長方形，長620 cm，寬約四米，厚8—50 cm，開口於2B層下，東北角被5號灰坑打破，西南角也被12號灰坑打破，堆積可以分兩層，第一層爲黄色粘土，其上覆蓋一層繩紋瓦和碎石塊；第二層爲黄紅色粘土加火燒土。

　　清理水井1個，水井位於T301東北角，部分延伸入T302的西北角，水井的直徑爲250 cm，由於發掘設施不足，出於安全考慮，僅清理到67米的深度就没有繼續清理。井口開口於2A層下，打破生土及風化的沙質基岩。出有瓦片及釜、罐、磚、鉢等陶器碎片。

　　清理柱洞6個，分别位T104、T105、T204及T205各方，均爲圓形洞，直徑45—60 cm不等，深度由30—70cm不等。有的洞内壘出一圈石頭，明顯是用來加固木樁的，如T104的5號洞，開口於2A層下打破2B層。

　　二、出土文物

　　發掘出土遺物以陶器爲主，也有少量銅器、鐵器和石器。另在遺址周圍采集到與遺址年代相同的萬歲瓦當及龜鈕銅印等，在此一並予以介紹。

　　銅器有銅印、銅箭鏃等。

　　銅印1枚，長方體，印鈕爲一伏龜，“田”字印面刻陰文“臣固私印”四字。印爲青銅製造，面呈銅緑色，但銹蝕並不嚴重。長25 cm，寬2 cm，通高13 cm。

　　銅鏃1件，截面呈三稜形，鋌部殘，呈銅緑色，銹蝕嚴重。通長45 cm，鋌部殘長12 cm。

　　陶製品可以分爲生活用具，生産工具及建築材料，其中又以繩紋的板瓦和筒瓦爲主，占所有出土遺物96%以上。

　　生活用具以釜、罐類爲主，還有瓮、盆、鉢、碗、器蓋、器座及陶棒等。

　　釜30件，絶大部分是殘片，僅有一件可以復原。觀察其口沿，有多種形制。一種爲敞口，圓唇，短領，束頸，鼓腹。胎呈灰黑色，夾砂，素面。口徑214—266 cm。一種爲敞口或盤口，方唇，沿部較直，鼓腹。胎呈灰色，灰砂，素面。口徑204—32 cm。還有一種爲敞口，唇外撇，上腹稍鼓，下腹内收成圜底。胎呈黑色，夾細砂，外表呈褐色，素面。口徑25 cm，高12 cm。

　　罐68件，絶大部分是殘片，有六個口沿，其中僅有兩件可復原，形制多樣。有的敞口，平沿，短頸，鼓腹，最大腹徑在罐身中部，平底。胎呈灰褐色，上腹和下腹各有一周弦紋，罐體上部3/4均飾方格戳印紋。口徑14 cm，最大腹徑22 cm，底徑12 cm，高20 cm。有的敞口，短頸，尖唇外撇，溜肩，鼓腹，平底。胎呈灰黑色，肩部有一周弦紋。口徑12 cm，底徑10 cm，高13 cm。個别爲敞口，圓唇略翻，頸部截面呈弧型，胎呈灰色，肩飾方格紋，口徑25 cm，殘高6 cm。另見一種斂口，直方唇，斜肩直腹。胎呈灰白色，上腹飾多周弦紋。口徑12 cm，腹徑168 cm，殘高6 cm。

　　瓮2件，有一個口沿，形制爲敞口，圓唇略撇，頸微束，溜肩，鼓腹，個體較大，胎呈白色，飾方格紋加圓形戳印。口徑274 cm，殘高20 cm。

　　盆3件，其中一件完整，一件僅剩口沿，還有一件爲底部碎片。分二種。一種是直口微内斂，平沿外翻，下腹斜收成大平底。胎呈灰白色，上腹有兩圈方向相反的葉脈紋，兩圈葉脈紋中間是一圈水波紋。口徑39 cm，底徑24 cm，高13 cm。另一種爲敞口，平沿稍凹，上壁近直，下壁内斜。胎呈灰白色，素面。口徑47 cm，殘高8 cm。

　　鉢2件，分兩種，一種口微敞，直唇，圓底。胎厚重，呈灰色，素面。口徑10 cm，高62 cm。另一種直口微内斂，淺腹，下腹急收成小平底。胎呈灰褐色， 外壁素面，内壁有輪制旋痕。口徑84 cm，底徑37 cm，高32 cm。

　　碗2件，形制爲敞口，平沿，尖唇略外撇，上腹近直，下腹急收。胎呈黄褐色，素面。口徑83—114 cm，殘高38—4 cm。

　　器蓋1件，蓋呈龜背形，蓋頂朔拱橋形貼花鈕，有卷曲形鈕座，下爲子母蓋口。蓋面灰色，内裏呈黄色，蓋背通體戳四周蓖點紋。直徑16 cm，通高8 cm，母口口徑15 cm，子口口徑9 cm。

　　器座1件，内圓外方，角呈弧形，截面呈正梯形。橙紅色泥質陶素面。

　　陶棒1件，形制爲方形柱體，截面呈圓角正方形。橙紅色陶質，通體飾方格紋。

　　生産工具有陶紡輪和陶網墜兩種。

　　陶紡輪4件，分三種，一種算珠型，兩邊角起尖稜。胎呈灰色，素面。直徑27 cm，高18 cm，孔徑02 cm。另一種圓柱形，截面略呈亞腰狀。胎呈灰色，素面。直徑43 cm，高19 cm，孔徑06 cm。還有一種棋子形，截面略呈正梯形。上徑24 cm，下徑26 cm，高1 cm，孔徑04 cm。

　　網墜6件，分兩種，一種球狀，相對應的兩邊縱横向各壓兩條方向垂直用於綁繩的凹槽，陶質橙紅色。長26—52 cm，寬25—5 cm，厚21—39 cm，另一種，亦爲球狀，有兩面對應邊的横向是壓四條凹槽，陶質灰白。長23—28 cm，寬22—3 cm，厚22—25 cm。

　　建築材料以繩紋的板瓦和筒瓦爲主，有一萬多片，還有部分磚塊、瓦當及石制的小建築構件。板瓦在整個發掘中没有發現一塊是完整的，筒瓦也僅有一件完整器。板瓦的胎質以灰、橙及橙紅色爲主，厚1—2 cm不等。瓦面飾粗繩紋、細繩紋和弦紋瓦飾乳釘紋、布紋、菱格紋和卷草紋等紋飾。

　　筒瓦有兩種，一種截面呈半圓弧形，短領，厚胎。胎呈灰色，瓦面滿飾繩紋。長375 cm，頭寬155 cm，尾寬185 cm，領寬116 cm，高86 cm。另一種瓦領爲瘦高領，領口寬8 cm，瓦身寬148 cm，殘長136 cm。

　　瓦當7件，其中發掘出土的5件，可分四種，一種寬緣凸起，中央突出一小圓餅。左右飾雙綫卷雲紋，上下爲陽紋篆體“萬歲” 二字，後端筒瓦已殘，圓形，直徑145 cm，殘長93 cm，飾繩紋，内壁爲布紋，爲紅褐色泥質陶，仕尾村采集。一種厚凸緣，中心雙十字分隔，飾卷雲紋。直徑14 cm。二橋村采集。一種窄緣突起，當面飾卷草紋，爲紅褐色泥質陶。直徑約14 cm左右。還有一種當緣爲三重凸稜，有T字形卷雲紋。

　　磚29件，僅有一塊完整，製作不規範，長方形，胎爲較細較純的泥質胎，硬度不高。長26 cm，寬132 cm，厚68 cm。

　　石構件1件，爲較硬的灰色石英沙岩，中部爲乳狀突起，乳狀物四周是環行凹槽。長10 cm，寬9 cm，高78 cm。

　　三、遺址年代、性質及與漢徐聞港的關係

　　此次發掘中發現的房屋遺迹地面用黄色粘土鋪墊，不見有房基，柱洞排列不是很有規律，可能是較爲簡易的杆欄式建築。1號墓是本次發掘最完整的一個遺迹單位，特别是二層臺上的葬具痕迹是廣東其他地方未曾見過的，出一件白陶水波紋大盆，與廣州漢墓中西漢前期的Ⅱ型盆相似(廣州市文管會：《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該墓有比較典型的南越族埋葬習慣。遺址出土遺物中以繩紋的板瓦和筒瓦爲主，其他陶器所占的比例不足4%， 而且一半出在1號井、18號灰坑、10號灰坑等較大的遺迹單位中，地層中少見生活器皿，給器物分期研究帶來不少困難。據觀察，2C層出的一件器蓋與《廣州漢墓》的西漢前期墓葬中Ⅳ型\[1\]式壺的壺蓋相同；唇緣下垂的陶罐與澄海龜山的A型罐相似(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誠等：《澄海龜山漢代遺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也常見於廣州西漢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網墜與澄海龜山漢代遺址的A Ⅰ型及五華獅雄山遺址(邱立誠等：《廣東五華縣雄獅山漢代建築遺址》，《文物》1991年第11期。、福建崇安漢城遺址所出的網墜相同(福建省博物館等：《崇安漢城北崗一號建築遺址》，《考古學報》1990年第3期。。紡輪中也有與澄海龜山遺址的B型紡輪、五華獅雄山漢代遺址的B型紡輪相似；繩紋板瓦及筒瓦與澄海龜山、五華獅雄山及惠陽潼湖漢代遺址(崔勇等：《惠陽潼湖區考古調查簡記》，《廣東文博》1990年第1期。的相似，不見西漢後期及東漢各期的典型遺物。陶器紋飾以方格紋加戳印爲主，戳印紋又以圓形及組合形紋樣最多，極少見方形戳印，也具有西漢時期的特點。銅“臣固私印”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清先生鑒定爲漢印，做工較粗，可能是急就章。依此，可以推斷該遺址的大致年代應屬西漢中期。

　　徐聞縣漢代遺址是廣東所發現的10處漢代建築遺址之一，又是4處出有瓦當的重要遺址之一，應屬於縣治以上的建築遺存。遺址分佈在二橋、南灣、仕尾村的大範圍内，但二橋發掘區的許多地方都被村民的住宅所履蓋，銅印就是村民在挖房基時發現的。潘家菜地暴露的漢瓦比較多，可以發掘的空間相對較大，通過發掘可以看到上層的堆積也有被破壞，揭去薄薄的耕土後就是2A層，没有更晚的遺物夾雜其中。遺址南部的堆積較北部厚，這可能與菜地被平整有很大關係。

　　徐聞地處雷州半島的最南端，有學者推測漢徐聞港就在仕尾村附近，至於西漢元鼎設置的徐聞縣城，據記載爲“前臨海，峙三墩，中有淡水，號龍泉”(宣統三年王輔之等編撰：《徐聞縣誌》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而二橋、南灣、仕尾村地處海灣，臨海不遠處即可以望到海上的三墩，地理位置與史料記載相吻合。這次發掘爲探討漢徐聞縣治提供了重要的綫索和實物資料，也間接地證明瞭這種推測的合理性。筆者認爲漢徐聞港應是在漢徐聞縣建置之後而逐漸形成的，而且徐聞港的港址就在當時的徐聞縣城，現在也有許多文章將徐聞港和徐聞縣治相提並論，這是符合邏輯的。雖然早期也有民間的貿易來往，但真正的大規模的貿易應該是西漢元鼎徐聞縣設置以後，因爲當時的航海均是近岸航行，所有的始發港或補給港都是當地相對繁華的地方，而漢徐聞縣治正好符合這一條件。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的資料分析，除二橋、仕尾、南灣村漢代遺址外，徐聞縣境内曾先後發掘清理兩漢墓葬近300座，隨葬品中的銀飾、琥珀、瑪瑙、水晶、琉璃等隨葬飾物顯然有許多是舶來品。漢以後的三國、晋、南朝的遺址、墓葬在徐聞縣境内却較少發現，這直接反映了徐聞港的對外貿易在三國以後隨着廣州港的興起而逐漸衰落的事實。徐聞港在嶺南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和對外貿易中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歷史上有其輝煌的一頁。

　　崔勇（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員。）

　　（本文原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