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以來，由於地處南海，廣東地區的對外貿易較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宋時期中國瓷器在海外獲得極大的聲譽，需求量很大，這對廣東地區瓷業的興盛産生相當大的影響。廣州的西村窑、潮州的筆架山窑及雷州窑正是在此時發展起來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雷州窑的興起，極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爲對外貿易商港的地位。這裏就廣東宋元時期瓷業的發展與雷州窑的關係進行探討。 一、 廣東宋元時期窑址的考古發現
1. 廣州西村窑
西村窑位於廣州市西村增埗河東岸崗地上。屬北宋時期，發現於1952年。皇帝崗是西村窑場的主要遺存(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出版，1987年。。堆積高約7米，清理一座龍窑，殘長368米，拱頂已毁，窑身中部最寬4米。窑首尾稍收窄，窑床鋪沙，坡度13°。窑的前端有火膛及火門。燒制的産品分粗瓷和精瓷兩類，以前者爲主。釉色以青釉爲多，黑醬釉爲次，也有青白瓷（影青），還有少量低温緑釉。器類有碗、盞、碟、盆、執壺、鳳頭壺、軍持、罐、盒、唾壺、注子、净瓶、燈、熏爐、燭臺、枕等。還有雀食、碾輪、漏鬥、塤及狗、馬陶塑等。紋飾有刻劃花、印花、綵繪、點彩和鏤孔等。部分器物是仿耀州窑，如橄欖青釉印團菊和纏枝菊紋的碗、盞、碟、大盆；而周邊刻花，盆心繪醬褐色釉菊紋或牡丹的青白釉大盆則是西村窑特有的産品。西村窑燒制的瓷器在南海西沙群島及東南亞、菲律賓、印尼等地都有出土或傳世。是當時嶺南地區生産外銷瓷器的重要窑場。
2. 潮州筆架山窑
筆架山窑在潮州市東郊筆架山(廣東省博物館：《潮州筆架山宋代窑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亦爲北宋時期。在西臨韓江的山坡遍佈瓷片和匣鉢碎片。有“百窑村”之稱。1953～1986年間多次進行調查和發掘，已清理10多座窑。均屬龍窑（包括階級窑），窑室内部用磚砌築隔墻。最長的一座殘長795米。産品以白瓷爲主，器類有碗、盞、盆、鉢、盤、碟、杯、燈、爐、瓶、壺、罐、盂、粉盒、人像、動物玩具等，釉色有白、影青、青、黄、醬褐等多種。特點是釉質晶瑩潤澤，釉層較薄，一般不開片或極細的魚子紋片。紋飾以劃花爲主，還有雕刻和鏤孔。北部猪頭山一帶多生産美術瓷，釉色多樣；韓山中部主要生産影青瓷和青釉瓷；粉絲廠後山一帶多見黑釉、醬釉産品。器物中有相當數量的觀音、佛像以及小洋人、哈巴狗，説明産品遠銷國外。日本、東南亞也曾出土筆架山窑的産品。筆架山窑出土的一件瓷佛像座，刻有“治平三年丙午歲次九月一日題。”、“水東窑”等文字，證明這裏就是古籍文獻中所記載的水東窑，年代爲北宋。此外，發現一座宋墓打破了五號窑，墓中出土的銅錢幾乎包括所有的北宋年號錢，而在窑中的堆積物出土一枚“元豐通寶”，表明該窑的廢棄時間不會早於北宋元豐（1078年）。
3. 雷州窑
雷州窑主要分佈於雷州市與遂溪縣，其中雷州市紀家鎮、楊家鎮與遂溪縣楊柑鎮是窑址的主要分佈區(楊少祥：《海康縣公益村、土塘村宋元窑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年代爲南宋至元。1986年在雷州市紀家鎮公益圩旁清理一座殘長187米的龍窑，其中火膛268米，窑室殘長1602米。火膛與窑室之間有火墻相隔。附近有含陶瓷片的堆積，最厚達336米。出土窑具有匣鉢、墊環、壓錘、石碾槽等。瓷器有碗、盤、碟、爐、杯、鉢、壺、瓶、罐、枕等，胎灰白色，施青白釉或醬褐釉，有的呈冰裂紋。部分碗的内底模印蓮花紋、菊花紋，有的碗内底有四個墊燒痕迹。瓷器中以釉下褐色綵繪最具特色，如口部繪卷草紋的鉢；口沿點褐彩的碗；罐類的肩部與腹部繪蓮瓣紋、錢紋、卷草紋、折枝菊花紋等，有的還題寫“金玉滿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等吉祥語；枕類作如意形，邊飾卷草紋、錢紋，中部飾折枝菊花或花鳥。這些褐彩瓷器與雷州市宋元墓葬所處同類器完全相同，應屬同一時期及同一窑係的産品。
遂溪縣楊柑鎮下山井村西面的海岸尚存10餘座窑，屬雷州窑係。産品以青釉瓷爲主，褐色釉次之。器類有碗、盞、杯、盆、鉢、盤、碟、爐、瓶、壺、罐、硯等。盤、碟的形制較多，有花瓣口、折沿、扭花唇、平唇等多種。紋樣有刻花、印花、褐色綵繪等。一件瓷碗模有元代“大德九年”的銘文，是雷州窑年代下限的實证。部分瓷器采用大小相叠墊燒的方法，並置於匣鉢内燒制。
4．其他
這裏主要列述具有代表性的幾處：
遂溪新埠窑群在遂溪縣楊柑鎮新埠沿海，與雷州窑係的下山井村窑群相距不遠。年代爲宋代。窑群東起壩頭村，西至永安村。窑爐結構不明。堆積物厚達1米，含大量陶瓷片。燒制的瓷器有碗、盞、盤、碟、杯、罐、壺、瓶、鉢、枕、硯、爐、罈等，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醬褐釉，釉層很薄，碗類多飾蓮花瓣刻紋，碟類則印圓形花紋。多采用大小器皿套裝叠燒，器内有四點墊燒痕迹。其他還有壓錘、碾槽、碾輪、匣鉢以及網墜等陶器。
廉江窑頭山窑群位於廉江市營仔鎮西南面窑頭山，又稱“犀牛望月”。年代爲宋代。發現龍窑8座(曾廣億：《廣東唐宋陶瓷工藝特點》，《廣東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1985年。，依山坡砌築。窑長20～25米，寬18～21米。主要分佈在山岡的東南面。堆積厚3～5米，遺物十分豐富，瓷器有碗、碟、杯、罐、盆、壺、瓶、罈、盒、燈、盞、硯等，部分瓷器外表模印回形紋、雙綫“非”字紋、“萬”字紋。主要施青釉或黑釉，有少量綵繪瓷和刻花瓷，綵繪是用鐵銹色顔料在器外壁描繪花卉、蘭草。陶器有瓦、碾輪、碾槽、壓錘、墊餅、墊環、網墜等。
南海奇石窑位於南海市小塘鎮奇石村一帶的多個山岡(同上。，因未經發掘，窑爐結構不明。據調查所得，燒造的瓷器種類主要有罐、盆、盤、碗、碟、杯、壺、瓶、盞等，以施青釉和醬黄釉爲主，也有少量屬窑變釉。裝飾手法有印花、刻劃和綵繪。綵繪瓷以鐵銹色釉料爲主，也有深褐色墨彩。紋樣以菊花、卷草最多，其他有人物、圖案、蘭草、水草等，器形見於盤、盆、瓶、罐。屬於奇石窑燒造的最爲典型的器物是在佛山瀾石鼓顙崗出土的一件綵繪人物瓶(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圖29，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89年。，器肩下一周纏枝花卉，器腹一周四個人物形象，服飾一樣而動作表情不同，生動地表現了從喝酒開始，到醉後入睡的過程，描繪手法傳神逼真，將酒香人醉的情景刻畫得惟妙惟肖，是非常難得的藝術品。在窑址的堆積物中，有的器物拍印有“嘉祐”及“政和二年、三年、六年”等年款，結合器類分析，奇石窑的年代爲北宋時期。
惠州窑頭山窑位於惠州市東平窑頭山(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簡報》，《文物》1977年8期。，北面有東江，西南爲西枝江。年代爲北宋。堆積物厚達5米多。清理窑爐一座，爲斜坡階級式龍窑，殘長469米，寬276～316米，殘高16米，窑室用雙隅磚平放順砌，窑底用黄褐色沙土夯打。窑内堆積分七層，在第二層出土了210公斤銅錢。遺物有窑具和瓷器。窑具及製作用具有匣鉢、墊餅、墊環、試片、擂鉢、坎臼和杆、銅片等。瓷器有碗、碟、盞、杯、盅、罐、壺、瓶、爐、器蓋、枕、小狗及一些雕塑等，釉色以青釉爲主，還有醬褐釉，醬黑釉、青白釉（影青）及少量白釉。器表裝飾有印花、刻劃、雕塑、鏤孔等，花紋有纏枝菊花、纏枝牡丹花、卷草、蕉葉和凸雕蓮瓣紋等。出土的銅錢最晚爲南宋“建炎通寶”。
封開都苗窑位於封開縣長崗鎮都苗周家村一帶(何紀生等：《廣東封開縣都苗宋代窑址調查》，《文物》1975年7月。。年代爲北宋。窑址範圍較大，主要分佈在村南的猪墩、十分窑、天後宫、張山涌、龍灣等地。沿江的低矮山岡上多見破碎的窑具和瓷片。各處窑址相距數百米，堆積厚3～4米。但窑室未作清理。燒制的瓷器以碗爲主，其他有盤、碟、盞、杯、爐、罐、瓶、鉢、壺等，釉色以青釉爲多，有深有淺，深者呈青緑色；也有的爲粉青色，釉色光滑，呈冰裂紋。施釉大多不到底，燒造火候高。總體觀察，器物風格與廣州西村窑、潮州筆架山窑較爲接近。
梅縣瑶上窑位於梅縣瑶上鎮郭屋村碗窑窩(楊少祥：《廣東梅縣市唐宋窑址》，《考古》1994年3期。。年代爲南宋。1985年發掘。窑爐結構爲龍窑，窑壁用長方形磚砌築，窑床傾斜度爲23°～25°。窑中間有一道隔火墻，上有10個火孔。窑内出土瓷器碗、盤、盞、盅、壺和窑具漏鬥形匣鉢。瓷器施青白釉（影青）、青釉、醬釉，以青釉爲主。碗心一周刮釉，叠燒法燒成。少量青白（影青）瓷碗、碟的内壁刻花、印花，紋樣有牡丹、飛鳳，以回形紋作邊飾，使用覆燒法，有芒口，與北方的定窑系統瓷器燒制方法相同，省内少見。
五華龍頸坑窑位於五華縣華城鎮河子口老柏塘山南坡(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五華縣華成屋背嶺遺址與龍頸坑窑址》，《考古》1996年7期。。年代爲南宋至元。據調查，南坡分佈有5座龍窑，其中一座，長約35米，寬約22米，但爲清理窑爐。文化堆積厚05～11米，出土大量已殘破的匣鉢、墊環、墊餅及窑磚，在一些匣鉢内還有不少瓷器，均已變形、殘破、或燒結黏附於匣鉢内。匣鉢有漏鬥形、圓筒形多種型式及匣鉢蓋。瓷器器類有碗、盤、碟、盞、燈盞、杯、壺、罐、擂盆、器蓋等，以碗、盤、盞爲大宗，瓷質堅硬，潔白，釉色以青釉爲主，包括青黄、青緑、青白（影青）等，個别爲醬釉。其他還有陶罐、板瓦，應是窑場使用的器物。推測該窑的主要年代在南宋，至元代期間棄廢。
二、 廣東宋元時期瓷器生産的幾個特點
1. 窑爐與産品特點
在已發現的廣東地區的宋元時期窑址中，經考古發掘的地點並不很多，上述各處地點，已知的窑爐均屬龍窑，其中潮州與惠州可見階級式龍窑，這是龍窑向大型化發展的結果，也是追求産量的結果，如潮州筆架山的一座階級窑，長達795米，個别者甚至長100米上下。在多數地點，一般性的龍窑是最爲常見的，長度大都在20～40米，也有的長60多米。當然，這時期個别地方也還存在一些小型的饅頭窑（如高州發現160多座）(曾廣億：《廣東唐宋陶瓷工藝特點》，《廣東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1985年。，但代表窑爐主要特點的仍然是龍窑。階級式龍窑出現在北宋時期，其時中國瓷器已達到很高成就，外銷貨物中以瓷器最爲興旺，需求量很大，廣東瓷器生産自然不甘落後，故此，有多個窑室的特長型的階級式龍窑應運而生。然而，由於階級式龍窑結構復雜，燒造技術要求很高，不宜掌握；加之嶺南的地形地貌也不適宜發展這種階級式龍窑，因此，階級式龍窑並不多見，南宋時期這種窑爐已不見使用。
北宋時期，廣東的瓷業以廣州西村窑與潮州筆架山窑爲代表，前者以青釉爲主，後者則以青白釉（又稱影青）爲主，可以説，分别代表兩個大的窑係。西村窑的産品有40多種，其中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有少量雜器。就釉色、裝飾特點而言，以青釉素身者最多，次爲青釉刻花類，青褐釉綵繪器、印花器與醬黑釉器也有相當數量，少量爲影青器，只有個别爲緑釉器。值得注意的是青褐釉綵繪器是釉上或釉下加彩的都有，加繪花卉的主要是盆及腰鼓、碟、罐、枕；加點彩的有小瓶、水盂、盒、罐等。潮州筆架山窑生産的瓷器以影青釉最多，其他有青釉、黄釉和醬褐釉，白釉者較少。器類有20多種，亦以日用瓷器爲多，而人像與佛像、魚形壺、蓮瓣形座爐是其特色。器物的裝飾手法比較簡單，多見刻劃花艸紋樣，别具風格的是浮雕式的花艸、動物，不見印花器和綵繪器。這與西村窑的産品特徵有着鮮明的對比。
遂溪新埠窑的器物以青釉爲主體，裝飾手法僅見刻花與印花，應屬於西村窑係，年代也與西村窑相當。惠州東平窑的器物施釉情况與西村窑有更多的共同點，花紋裝飾風格也較相近，受西村窑的影響是無疑問的，當亦屬西村窑係。但東平窑的階級式龍窑結構是學自潮州窑。南海奇石窟無論是器物或是施釉方式都與西村窑密不可分，兩者都生産刻花瓷、印花瓷和綵繪瓷。但在産品種類所顯示的成就方面，奇石窑尚不及西村窑，不過奇石窑燒造的人物形象所達到的水平則是西村窑所未見的。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樂於認爲奇石窑是在西村窑影響下出現的，當然也屬於西村窑係。至於封開都苗窑，器物主要是日用品，雖然也以青釉瓷器爲主，但在産品裝飾方面未見其特點，器物形態則與西村窑、潮州窑都有相仿之處，若以釉色而論，與西村窑應較爲接近。
南宋時期，隨着西村窑、潮州窑的衰落，雷州窑成爲廣東地區新興的瓷業大户。雷州窑的産品以青釉瓷器爲主，少量爲醬褐釉，個别爲醬黑釉，裝飾特點是釉下赭褐色綵繪花卉、卷草或弦紋、文字、動物圖形等，也有少量模印花鳥紋樣。這種情况明顯受到西村窑瓷器風格的影響，尤其是褐彩瓷，其繪製手法也有相仿之處。當然，兩者的器物形態已有很大的區别，仍可認爲，雷州窑的褐彩瓷在某些方面是繼承和發展了西村窑同類瓷器的特點，並取得了新的成就。不過，雷州窑的産品似乎没有向粤中及粤東地區銷售，它的影響面更多地面向雷州半島地區及海外輸出，並對越南同時期的瓷業産生一定的影響。廉江窑頭山窑的産品以青釉瓷爲主，也有少量綵繪瓷和刻花瓷，應歸屬雷州窑係，它們的年代也應相同。而在深圳南頭後海出土的一件元代褐彩瓶(《深圳市唐至明清墓葬調查發掘簡報》，《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又引自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圖62，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出版，1989年。，或許與雷州窑的元代製品有某種關係。
在粤東地區，梅縣的瑶上窑和五華的龍頸坑窑以生産青釉瓷器爲主要特點，也有少量影青瓷和醬釉瓷。瑶上窑的瓷器裝飾有刻花和印花，還或多或少地保留有潮州筆架山窑瓷器往昔的風貌。而龍頸坑窑則更多地生産各種檏實無華的青釉素面日用瓷器。這種景象與北宋時期潮州筆架山窑所顯示的瓷業興旺期確有天淵之别。
2.與外省窑係的關係
目前，陶瓷界大都認爲，釉下綵繪瓷器最早爲唐代長沙銅官窑所創，銅官窑的瓷器很受海外歡迎，産品多有輸出，其輸出主要是通過廣州口岸，這對廣州地區的瓷業不能不産生影響。由此，認爲西村窑綵繪瓷器是受到前代銅官窑綵繪瓷器裝飾手法的影響而産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村窑綵繪瓷器有釉上彩與釉下彩兩種，但入窑燒造後已没有什麽差别。若以與同時期瓷窑關係而論，西村窑瓷器將刻花與綵繪混合使用的裝飾手法，集磁州窑與耀州窑裝飾特點於一體，這是西村窑瓷器的最大特色。不過，就總體面貌而言，西村窑瓷器與耀州窑更爲接近，故陶瓷界把西村窑劃屬耀州窑係，雖然也有學者提出异議(曾廣億：《廣東唐宋陶瓷工藝特點》，《廣東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出版，1985年。。毋庸諱言，磁州窑係的釉下綵繪瓷器，也帶有明顯的唐代長沙窑的影響。磁州窑的釉下綵繪瓷器主要是白釉下帶各種綵繪劃花，其中以黑彩爲主要裝飾方法，當中又以白釉下黑彩劃花瓷器爲最高檔。而西村窑的綵繪刻花瓷器是以青釉下褐彩爲主要特色。到雷州窑，則主要地發展了釉下褐彩，不見刻花瓷器，這是雷州窑的地方特點。較爲明顯的是，雷州窑褐彩瓷器的詩、畫風格，應無例外地來自於磁州窑的影響，而磁州窑的這種詩、畫裝飾不過是繼承了長沙窑的傳統。
青白釉（影青）瓷器是北宋時期江西景德鎮新創的産品，宋元時期，景德鎮窑大量生産青白釉瓷器成爲風尚，盛燒不衰。可以説，潮州筆架山窑是受其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在景德鎮，甚至有專門生産青白釉瓷盒的作坊，潮州筆架山窑大量生産同類瓷盒的做法當與景德鎮有密切關係。因此，陶瓷界將宋代潮州窑列屬青白釉瓷窑係。以往曾有論者探討潮州窑屬仿龍泉窑(陳萬裏《從幾件瓷造佛像談到廣東潮州窑》，《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3期。，事實上，龍泉窑雖初創於北宋早期，但形成自身特點主要是在南宋中期，與北宋時期的潮州窑没有直接的傳承關係。由於北宋潮州窑的青釉雙魚盤與南宋龍泉窑的同類瓷器（盤内底貼附雙魚）確有相仿之處，那麽，是否可以考慮，正是南宋龍泉窑的某個産品受到了潮州窑瓷器的影響，這並非不可能的事。
3.外銷需求推動了廣東瓷業的發展
中國陶瓷歷史的發展表明，中國瓷器在唐代晚期進入成熟的階段，至宋時，瓷業迅猛發展並達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説，真正使中國瓷器揚威世界亦當其時。由於宋瓷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深受世人喜愛，故需求量很大，由此而推動了宋代瓷業的發展。爲適應對外貿易的需要，位於“南海絲綢之路”、“陶瓷之路”要衝的廣東地區當然不會落後，各處瓷窑猶如雨後春笋般地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全省42個縣市有宋代瓷窑址612處，出露窑床近千座(曾廣億：《廣東瓷窑遺址考古概要》，《江西文物》（中國古代青瓷研究專輯）1991年4期。。目前已知宋時期廣東地區燒造外銷瓷器的窑口有潮州筆架山窑、廣州西村窑、惠州東平窑、南海奇石窑和雷州窑等，在海外發現的廣東外銷瓷器以筆架山窑和西村窑瓷器産品最爲豐富。在印度尼西亞爪哇附近的海域，曾打撈有筆架山窑生産的青白釉盒、水盂、瓜稜形罐、盤、刻花碟、碗、蓮蓬三聯盒等(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瓷》。；菲律賓也出土有筆架山窑的青白釉瓜稜形盒、瓜稜形執壺、圓筒形盒等(香港東方陶瓷協會編：《菲律賓發現的中國瓷器》。；馬來西亞也發現不少筆架山窑瓷器(馮先銘：《中國古代外銷瓷的問題》，《海交史研究》第2輯。；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區亦曾發現筆架山窑的刻蓮花瓣爐(馮先銘：《中國古代外銷瓷的問題》，《海交史研究》第2輯。；此外，其時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的首府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也聚集不少販賣潮州窑瓷器的商人(《汕頭日報》1982年2月16日。。由此可見，潮州窑瓷器不僅外銷至南亞地區，西亞地區也不少。西村窑的産品主要銷往東南亞地區，印度尼西亞曾出土西村窑的長頸闊口瓶、醬釉和青釉點彩瓶、青白釉喇叭口軍持、繪花碗、刻花碗、綵繪刻花碗、青釉鳳首壺、點彩水注等(葉義：《南中國窑器》，《東南亞瓷中國外銷瓷》，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出版。；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博物院，收藏有印度尼西亞各地出土的西村窑瓷器(葉義：《南中國窑器》，《東南亞瓷中國外銷瓷》，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出版。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瓷》。；菲律賓與沙撈越地區也出土不少西村窑瓷器(葉義：《南中國窑器》，《東南亞瓷中國外銷瓷》，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出版。；西亞地區的阿曼，亦曾出土西村窑的刻花碟(曾廣億：《阿曼出土的中國古代外銷瓷》，《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輯。；西沙群島的海域，也多見典型的西村窑瓷器。再者，阿曼曾出土奇石窑生産的黑釉翠藍窑變四耳罐(同上。。雷州窑因發現較晚，20世紀80年代鮮有介紹，90年代初露端倪，並有爲數不多的文章見諸報刊，迄今窑址的發掘報告仍未發表，故海外所見之中國褐彩瓷，多被認爲是磁州窑的産品，其實並不盡然。如埃及尼羅河畔古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褐釉瓷，應就是元代雷州窑製品(馬文寬等：《中國古陶瓷在非洲的發現》，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雷州窑的産品以罐、枕數量最多，其他還有壺、瓶、杯、盤、碟等，除雷州地區略有出土外，其他地區少有發現，可見其産品是以外銷爲主。雷州市區始建於宋至今尚存的天後宫，是當年雷州地區海上貿易興旺發達的見证。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談》記述當時從廣州出洋的“船舶深闊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貯貨，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正是宋代廣東地區瓷器大量出口貿易，盛况空前的真實寫照。
三、 宋元時期廣東瓷業與雷州窑的關係
1. 雷州窑興衰的歷史原因
北宋元祐二年，宋王朝置泉州市舶司。自此，福建地區的海外貿易大幅增長。不過，在南宋最初的幾年，廣州市舶司在海外貿易方面的收入仍不會低於泉州市舶司，故廣州市舶提舉仍説“收課入倍於他路”。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之十四。但紹興二年兵禍大作，廣州陳顒一度圍困潮州，其後黎盛又“犯潮州，焚民居毁城去” (《海陽縣誌》（雍正版）；《潮州志》（民國重修版）。，潮州窑極有可能於此時被廢止。廣州市舶司也曾一度被暫罷，海外貿易受到嚴重影響。而對廣州瓷業的主要威脅還在於此時江浙與福建地區瓷業的興盛，並在泉州出口貿易更爲有利的情况下占奪了粤瓷的海外市場。西村窑也很可能在此情况下受到衝擊而停産。但在粤西，受到的影響看來要小得多。
雷州半島自漢徐聞港衰落之後，至唐宋時期，置雷州、下轄海康、遂溪、徐聞，州治設於海康（即今雷州市），這使該區有了新的發展機遇。唐時，雷州半島基本完成了民族融合，俚人大都漢化。宋代，北方移民尤其是福建人，遷徙落籍雷州者不少，因而雷州地區人口大增。這些移民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産技術，使瓷業較前有很大的發展，尤其是褐彩瓷技術的使用，很有可能是從磁州、吉州、廣州等地引進瓷匠，從而推動了雷州窑係的形成，使之成爲當地經濟新的亮點，這既是時代的需求，也與瓷匠的引進有很大關係。與此同時，農業（尤其是甘蔗、水果、茶、煙）、漁業、手工業（制糖、紡織）等也都迅速發展起來，雷州城成爲粤西地區的重鎮，由此而開創了經濟繁榮、海外貿易再次興起的新局面。誠然，造船與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唐宋時期我國海外貿易發展迅猛的基本條件，但在刺激瓷器外銷方面，宋王朝的外貿政策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據《宋史·食貨志》載：“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泄之遠夷爲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易。”這個政策從主觀上擴大了税源，限制了錢幣外流，客觀上鼓勵各種實物外銷。《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嘉定年間，雷州知州鄭公明、趙伯東均因用銅錢博易番貨而遭罷免，可見違禁而遭受的處罰是很嚴厲的。雷州窑分佈在雷州、遂溪、廉江等地，窑址地靠雷州港，産品輸出極爲便利，故宋元時期雷州地區瓷業蓬勃發展，數量頗多。雷州港與當地瓷業正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地發展、興旺起來。
明代初期，明王朝屢次下令禁止民間下海“通番”貿易，實行“海禁”，這使沿海地區的海外貿易受到極大的限制，加之元、明時期新興的青花瓷器與釉上彩瓷器，逐步取代了色彩不那麽鮮艷的釉下褐色彩瓷器，雷州窑走向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到明代，高、雷地區的青釉瓷器還可見點彩的存在(廣東省博物館等：《吴川縣黄坡福嶺村古墓清理報告》，《廣東文博》1990年1期。，但那已是雷州窑褐彩瓷器的遺迹。顯赫一時的雷州窑褐彩瓷器，在宋元時期的當代古墓中給我們留下了驚奇，也在廢棄的窑址中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讚嘆。
2. 雷州窑與廣東其他窑係的關係
雷州窑的興起，固然有磁州窑係的影響，但也有自身所具備的基礎和條件。雷州市沈塘鎮茂膽村，自唐代起，這裏就與遂溪、廉江等地的窑口一起燒造青釉瓷器。北宋時期，雷州地區青釉瓷的燒造水平也與其他地區同步發展。不過，産品質量與數量都大大不及潮州窑和西村窑，故雷州本地燒造的瓷器在北宋時期似乎還没有外銷。而在雷州城區出土的一些屬於北方窑係的北宋時期青釉或白釉瓷器(標本現存雷州市博物館。，應是通過雷州港轉運出口的貨物。
在泉州港興起龍泉窑崛起之際，潮州窑與西村窑也到了衰落之時。龍泉窑係瓷器以其質優取代了潮州窑瓷器的地位；西村窑那種青不够透，彩不够艷的瓷器，終於被磁州窑係强大的綵繪瓷所擊倒。雷州窑看準了磁州窑綵繪瓷器在海外備受歡迎的機遇，隨即在青釉瓷中加入釉下赭褐色綵繪技術，並將詩、畫裝飾技法加以發展，配以濃厚的粤西風格，使雷州窑在廣東地區的瓷業中獨樹一幟，成爲宋代廣東地區瓷業中的三大窑係之一。從大的方面看，雷州窑或許可歸屬於磁州窑係，但它畢竟有其獨特之處，它那白描式而又精美的花卉、動物圖案以及詩、書、人物所顯示的南方情調，是青釉瓷係中綵繪瓷器發展分支的成功範例，對探討宋元時期廣東地區的瓷業發展及對外貿易極爲重要。
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本文載《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誠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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