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市位於雷州半島中部，東臨南海，西瀕北部灣，南接徐聞，可通海南島。封建時代，一直被作爲郡府道治所在地，因戰略位置顯要而享有“天南重地”之稱。文物遺存相當豐富。經國家、省、湛江市及雷州市頒佈保護的文物單位就有128處\[1\] 。石狗就以其龐大的遺存數量和豐富的文化内涵被學術界譽爲“南方的兵馬俑”。目前，關於石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雷州石狗的年代鑒别，造型藝術分類，雷州石狗的文化起源、演變、影響及文化價值等方面。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爲雷州石狗崇拜是以原始圖騰崇拜爲根源，以生殖崇拜、守護神崇拜爲後續生成主體，具有多重性的，特徵鮮明的區域民俗文化事象。從圖騰禁忌的角度出發看，石狗作爲雷州人的圖騰，是應得到尊崇和膜拜的，殺狗、食狗肉應被禁止。但事實上，雷州存在崇狗又食狗肉的現象，本文將結合有關史料、文物發現及傳説，從民族變遷的角度對一現象做一詮釋。

　　一 、民族的變遷

　　討論雷州民族變遷的問題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雷州古代少數民族變遷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漢族入遷的情况。雷州古代少數民族的變遷可以概括爲兩條道路，其一是外遷，其二是漢化。漢化是隨着漢族的不斷入遷完成的。

　　（一）雷州少數民族的變遷

　　雷州，唐虞時爲南交之地，夏商周三代爲百越族聚居之地，春秋戰國爲越、楚共同居地\[2\]。秦之前，生活在這裏的部族被統稱爲“百越”族，秦代時稱“西甌”、“駱越”，漢代稱“烏滸”，晋代演化爲“俚”、“僚”兩個部族。後“俚、僚”又繼續分化出了“黎”、“僮”、“侗”、“苗”、“瑶”等部族。黄現璠等的《壯族通史》認爲“僮”是由“俚”、“僚”發展而來，“俚”、“僚”由“烏滸”發展而來。與筆者看法一致。1965年經國務院批準，改稱壯族。明朝末年,鄺露就在《赤雅》中就提出“狪（即侗）亦獠（即僚）類”。侗族由僚族演化而來亦可证。“苗”源於“僚”。古“僚族”擅長織布，《漢書·地理志》載：“粤地……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處近海，多犀、象、毒冒（即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又《魏書》“僚傳”稱僚人“歲輸租布”。苗族亦擅長織布。據此推斷苗族從僚族發展而來當不謬。據黄金龍，高 偉《嶺南地名文化的特色與地名管理》一文認爲，瑶由俚僚演化而來\[2\]。

　　　“僚”、“僮”、“侗”、“黎”、“苗”、“瑶”等少數民族曾共同生活在雷州。有豐富的出土文物及民俗遺存可证。首先，雷州出土了少數民族用於祭祀、娱樂及作戰的樂器——北流型銅鼓，明《雷祖志》亦繪有其他銅鼓圖\[1\]。其次，雷州地名中有大量以壯黎語命名的地名。比如，以壯語“那”、“南”、“塘”、“板”等命名的地名有南坑、南田、南六、南塘、南畔、南興，那膽、那卜、那毛、那平、那嶺、那澳、那宛、邊塘、邦塘、塘頭、那停塘、西塘、南塘、東塘、調板等，其中又以“那”、“南”命名的地名爲多。統計數字顯示，以“那”命名的有30個\[3\]，以“南”命名的地名有50個\[4\]，又海康縣誌地名辦在對雷州縣地名的普查中發現，以壯語命名的村落占到調查總數的23％\[5\]。以黎語“黎”、“包”、“保”、“抱”、“寶”、“番”、“毛”、“邁”、“調”、“茂”等命名的地名也不少，如烏黎、黎家、黎郭、黎家陳、黎家伍、黎上、黎中、黎下，包金、保田、保禄仔、博抱、寶蓄，番昌、毛齋，邁哉、邁坦、邁港，調羅、調銘、調和；茂蓮、茂膽等。再者，今天雷州話在語音、詞彚、語法方面還保留有許多壯族、侗族、黎族影響的痕迹。又，雷州在遊藝、婚嫁、喪葬、村落管理方面，亦多保留壯侗風俗，如對歌、哭嫁、爬刀梯、採火場等等\[5\]。另外，雷州還流傳着與苗族、瑶族、黎族等族祖先神盤瓠傳説故事情節完全相同的神狗故事，故事的基本情節是説狗給皇帝的女兒治病，後與皇帝的女兒結婚，繁衍後代\[6\]。資料顯示，苗、瑶、僮、侗、僚、黎與雷州之間是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及地緣關係的。

　　雷州少數民族外遷的歷史很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那時已有遷入海南島者\[7\]。自那時之後，外遷之事不斷發生。何光岳《南蠻源流史》説，“自漢至唐宋時，有一部分俚人自雷州半島陸續南遷至海南島，成爲黎人的一支，稱加茂黎。”\[8\]《海康縣誌》及《縣續志》中就記載了兩次比較有影響的與外遷有關事件。

　　南朝陳太建三年（571）陳文玉出任雷州刺史後，雷州土著少數民族因畏懼其威嚴而集體逃亡。粱成久《民國海康縣續志》“壇廟”條載：“貞觀五年(《舊唐書》卷一百九列傳“馮盎傳”記載：“武德四年（621，《新唐書》作五年），（馮盎）始以地降，高祖（李淵）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據《舊唐書》卷四十一所記，“武德四年置南合州，貞觀元年（627）改爲東合州，八年（634）改東合州爲雷州。”既然，“武德四年置南合州”，那麽“武德四年”，馮智彧只能是任南合州刺史而不能是任東合州刺史。或許是修史者以爲“南合州”就是“東合州”，所以才出現“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的説法，又或許是隨着貞觀元年“南合州”更名爲“東合州”，馮智彧繼任爲東合州刺史，所以修史者才不加區分地直接將馮智彧説成是“東合州刺史”。按照史料所記推斷，貞觀五年出任東合州刺史的應是馮盎之子，冼太夫人曾孫冼智彧而非陳文玉。陳文玉是在何時任雷州刺史的，可以從“雷州”作爲州名説起。“雷州”作爲州名，並非在“貞觀八年”首次被使用，據南宋紹興戊寅（1158）郡守何庾《重修威德王廟碑》及元劉應李《大元混一方興勝覽》所記，南朝陳太建年間及隋代都曾使用過“雷州”作爲州名。陳文玉後裔所居東裏東海仔、下井等諸多村落族譜中都有關於陳文玉“陳太建二年登黄甲”，“（陳太建）三年任雷州刺史”或“本州刺史”的較爲一致的意思表述。因此，筆者認爲陳文玉不是在貞觀五年出任州刺史，而是在陳太建三年出任州刺史，且爲首任雷州刺史，其任職時間也遠比冼智彧要早。（陳文玉）出就薦辟，官本州刺史。舊有猺（即瑶）、獞（即僮）、峒（即侗）、獠與黎諸‘賊’”，皆懼，歸峒遠去，自是雷無賊患。”筆者認爲“歸峒遠去”包含了“歸峒”、“遠去”兩層意思，這樣理解能够更切合當時少數民族外遷的實際狀况。“歸峒”意思就是回歸到原來所住的山谷、山野。據清嘉慶十六年陳昌齊編《海康縣誌》“雷州府全圖” \[1\]可知，雷州南北西三面環山，分佈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山嶺，願意聽命的少數民族大概就歸向了這些山嶺之間。不願意聽命的那些少數民族則“遠去”到了海南島、廣西及雲南等地。

　　五代後梁開平四年，居留雷州的少數民族因不滿“地方官吏的欺凌”以及“風俗習慣遭到嚴重的干預”\[9\]發生叛亂。康熙《海康縣誌》“雷祖志”載，“五代後梁開平四年庚午（910），黎族首領發符孟喜等倡亂，欽差都知司馬陳襄發十二戈船討平之。”此次平亂，必定引發又一次的民族集體逃亡。那些逃離家園的少數民族又反過來對雷州進行騷擾和破壞。宋元明清之際，此類事情常有發生，頗讓朝廷苦惱。《廣東通誌·前事略》載：“宋景佑二年（1035）五月，瑶僚寇雷、化州，詔桂廣會兵討之。”\[10\]“（元）延佑中，廣西瑶賊掠雷州，都元帥賈閭相機制御，雷民賴之。時有平河軍校王成奮勇戰死，軍民塐（同“塑”）象祀之。”\[10\]“（元）至正末，盗賊並起，海北、海南宣慰司府僉都元帥張戊發兵擒其首，賊徒皆潰。”\[10\]“（明）景帝景泰二年二月（1451），山瑶寇廉、雷二府。”\[10\]

　　少數民族外遷的原因，可以歸結爲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爲因素，另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古代雷州被作爲近海軍事要地，戰事頻仍，寇匪常至，朝廷管壓，民不自由，形成了民族外遷的人爲因素；另雷州近海，地處熱帶，宋之前原始森林覆蓋面大\[11\]，因此多颶風、雷震、碱潮、乾旱、水灾、蟲灾、瘟疫、瘴毒等，形成了民族外遷的自然因素。在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外遷事件不斷發生，結果導致雷州的人口數量越來越少。據樂史《太平寰宇記》，宋初，雷州府人口已經鋭减到106户。雷州幾乎要變成一座空城。這爲宋以後漢人的遷入提供了“天時”和“地利”。以少數民族爲主的民族格局至此要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以漢族爲主的民族格局正在醖釀形成。

　　（二）漢族的入遷

　　秦始皇出兵征討百越拉開了漢族入遷雷州的序幕。秦、漢、晋三朝，出於戍守邊疆、流放罪犯、貶謫官員、逃避戰亂、商人逐利、文化治理等的需要而帶來的移民潮，亦曾波及雷州，但移民數量不大\[12\]。唐五代經宋至清，漢族一直没有停止過入遷的脚步。唐代朝廷出於開發的需要曾“徙閩南之民於合州”\[13\]，五代亦有中原漢人避亂遷徙至此。蘇軾《伏波將軍廟記》雲: “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由於宋初雷州人口的鋭减，宋之後，移民的步伐明顯加快。移民的原因是多樣的，既有戍邊屯墾，也有赴任官員任滿卜居，還有官員流放，商人逐利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王朝戍守邊防和發展農耕需要之下的戍邊屯墾。

　　漢代，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徐聞港被開闢爲對東亞及東南亞重要的中專貿易港，同時方便了東南沿海省份海上交通往來。宋元時期，閩潮地區人口高度密集。在政府戍邊及屯墾政策鼓勵之下，閩人及閩潮人開始沿着海道涌入有大量土地可耕的雷州。司徒尚紀在其所著《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一書説，“宋元時期，福佬係已自發展爲一個族群以後生齒日繁，人地關係越來越緊張，除部分人留在當地謀生外，大批福佬人遠走他鄉，開始了大規模的民係遷移潮，首選之地即爲地理環境相類似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沿海，繼及東南亞各地。”\[14\]相關的詩文、方誌和族譜文獻則記載了雷州移民的具體情况。北宋紹聖四年（1097）被貶雷州的文學家蘇轍在《和子贍〈次韵陶淵明勸農詩〉小引》雲：“餘居海康……其耕者多閩人也。”宣統《海康縣誌·金石》載：“海康鵝感村官民，由閩入雷，自宋末梅嶺公始。”此外，民國《曹氏族譜》：“遠祖諱相公……由閩之建陽，於南宋干道七年（1171）移居吴邑曹家村。”\[14\] 兩宋時期，由於朝廷减免賦税，大興水利等惠民措施，促使農業發展很快。到南宋時期，雷州已經成爲“多平田沃壤”，商賈雲集，交通便利的富庶之地。道光《廣東通誌·雷州府》引宋《圖經》指出雷州“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閩浙，故居民富實，市井居廬之盛，甲於廣右。”在南宋國威不振，戰事頻繁的情况之下，雷州又自然成爲許多達官顯貴理想的安家之所。在高凉雷瓊任職的不少閩籍官員在任滿後都相繼卜居雷州。如宣統《海康縣誌·金石》之《莫公亞崖祠田跋》雲：“餘西自莆田之武盛裏，十一代特奏公判高凉，卒於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遷雷，蓋宋理宗末年也。”同書《金石》之《陳韞之先生墓誌銘》：“先生諱其瑋，字韞之，行二，其先閩人也。始祖以宋進士官於瓊，有政績。任滿，卜居於雷之北隸，延世滋大，乃遷嶺東干塘村。”另該書《人物誌》載：“吴日贊……府城東關人，先世系出八閩。始祖竑，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又“鄧仁爽……閩人也，發迹於福州之潮陽裏，爲宋進士，官光禄大夫，繼守雷州路。性癖山水，擇得郡西南七十裏而家焉，莊名潮陽，殆不忘其祖乎。”

　　宋元閩人及閩潮人移居雷州的道路被打通之後，明清時期，閩人及閩潮人繼續掀起向雷州移民的高潮。明代時出於戍伍的目的，有大批的軍户入駐並定居雷州。宣統《海康縣誌·疆域志·户口》載，明天順六年（1462）全縣民户13790户，軍户3711户，軍户占全縣總户的21％。出於墾荒目的的移民則成爲移民的主潮流。《明實録》載，廣東左布政使羅榮奏：“高、肇、雷、廉所屬州縣地多抛棄，流民、土瑶易爲嘯聚，請募民墾荒，勸課農桑。”明代在雷州府的福建人已經達到226萬人，占人口比重的98％。雷州當不在少數。清初廣東掀起了墾荒運動，高雷廉三府是可墾土地最多的地區，“粤民踴躍争墾其荒”康熙、雍正、干隆朝都給予政策上的引導和鼓勵，比如蠲免賦税，把墾荒多寡作爲考核地方官員政績大小的標準，對墾荒有功的地主要加以任用等，這些措施都刺激了移民的大量涌入。另委派官吏督責其事。雍正朝，雷州府由知府王鐸負責。爲了鼓勵墾荒的積極性，干隆時給予更加優惠的政策，如干隆十一年（1746）詔諭三府，“聽該地民人墾種，免其昇科，給與印照，永爲世業。”這些舉措吸引了大批墾荒者到來。據吴建華《雷州傳統文化初探》一書引1986年地名普查資料，原海康縣重點調查的18個鄉鎮494個村103個姓氏，有90％以上的姓氏分别自東晋至清代從福建莆田和福清兩縣前來。從宋元豐3年（1080）開始，人口呈迅猛增長的態勢。至清嘉慶十五年（1810），雷州人口的密度已由每平方千米8％左右增長到每平方千米78.6％\[12\]。

　　宋至清，既是移民的高潮期，也是漢化的高潮期。雷州已經由原來的少數民族聚居地轉變爲漢人的集中營。民族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量移民的遷入，不僅改變了雷州當地的生産面貌，促使雷州的農業、手工業、鹽業、漁業、採珠業、航海業獲得全面快速的發展，而且大大改變了當地的民風民俗。

　　二、 石狗崇拜的變遷

　　古代雷州山巒瘴氣盛，“民苦瘴毒”\[10\]，颶風、碱潮常襲，兵寇不息，人口條蔽等諸多現實生活問題面前，石狗圖騰崇拜中所包含的生育意義和保護意義因適應了地理氣候環境、人口稀少以及治安狀况不佳的現實情境而獲得了新生。並隨着“九耳呈祥，雷祖誕降”奇异傳説被發揚光大。據陳昌齊等纂，雷學海修《中國地方誌集成·雷州府志》卷四十三，這一傳説最早見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出任雷州知府之職的吴千仞所寫的《英山雷廟記》：“有居民陳氏，無子，嘗爲捕獵。家有异犬，九耳而靈。凡將獵，卜其獵耳，動者所獲數亦如之。偶一日，九耳齊動，陳氏曰：“今日必大獲矣！”召集鄰里共獵，既扺原野間有叢棘深密，犬圍遶驚匝不出。獵者相與伐木，偶獲一卵，圍尺餘，携而歸，置之倉屋。良久，片雲忽作，四野陰沉，迅雷震電，將欲擊其家，陳氏畏，搶其卵，置之庭中。雷乃霹靂而開，得一男子……其雷雨止後，陳氏禱天而養之。既長，鄉人謂之“雷種”……陳文玉是也。”這一傳説的來源在中唐傳奇作家沈既濟（大概生於750年左右卒於800年）有《雷祖傳》中有記載：“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户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若哺乳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己子。”\[15\]此段文字所記述的主人公不是陳文玉，而是另有其人，爲牙門將陳義。又：“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是中嗥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卵甲爲豪族。”\[15\]兩個互補相干的傳奇故事，被吴千仞合在一起，變成了雷祖陳文玉誕降的神話。

　　明代莊元貞則將吴千仞的“雷祖誕降”的傳説敷衍得更爲詳盡。其《雷祖志》雲：“州（指雷州)）西南七裏，有村曰白院，其居民陳氏，諱鉷者……。業捕獵，養有九耳异犬，耳有靈機。每出獵，皆卜諸犬之耳，一耳動則獲一獸，二耳動則獲二獸，獲獸多寡，與耳動之數相應，不少爽焉。至隋太建二年辛卯九月初一出獵，而犬之九耳俱動，陳氏喜曰：‘今必大獲矣！’鳩其鄰十餘人，共隨犬往，至州北五裏許地名‘烏侖山’，有叢棘密繞，犬自晨吠至日昃，無一獸出。獵人奇之，伐木而視。犬挖地開，獲一大卵，圍有尺餘，殻色青碧，衆俱不知爲何物。陳氏抱而歸家。次晨，烏雲忽作，風雨雷電交至。陳氏大恐，置卵於庭，盛以小棹，遂爲霹靂所開，内出男子，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陳氏將男子與卵殻禀明州官，官收卵殻寄庫，男子交還陳氏養育，名曰文玉。”\[15\]在文中，陳氏不僅籍貫，姓名，捕獵地點一應具體清楚，而且陳文玉也與“雷州”之名聯繫到了一起。

　　清人鄭俊、劉邦柄《海康縣誌》則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陳文玉仕宦爲官及殁後靈應等的細節。卷八《藝文》載：“州之二裏英靈村有居民陳氏無子。嘗捕獵，家有异犬，九耳有靈。即將獵，卜，其耳動者，所獲數亦如之。偶一日，九耳齊動，陳氏曰：“今日必大獲矣”。召集鄰里共獵，既扺原野間，有叢棘深密，犬圍遶驚，匝不出。獵者相與伐木，獲一卵。圍尺餘，携而歸。置之倉屋，良久，片雲忽作，四野陰沉，迅雷震。將於擊其家。陳氏畏懼，抱其卵，置庭中，雷霹靂而開，得一男子。兩手皆書异文，左曰‘雷’右曰‘州’。雨止後，陳氏禱天養之。既長，鄉人謂之雷種。至太建二年（570），頒鄉舉，繼登黄甲。賦性聰明，功業冠世，授州刺史之職，陳文玉是也。殁後，神化赫奕，震霹一方。郡民就州之西南隅中，置立廟堂三間。”

　　宋元明清移民在來到新的環境之後，爲了生産生活的需要，必然會入鄉隨俗，視石狗爲生育神和保護神而大加崇祀，祈求在神狗的庇護下，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子孫昌隆，人丁興旺等。“在博物館徵集到的石狗中, 有不少石狗都雕刻有雲雷紋飾, 大多爲宋元明清時代的文化遺迹, 刻有“石敢當”的石塊或石狗所屬年代都在宋後, 雷州石狗融入閩人文化, 迹象非常明顯\[16\]。民間流傳的關於狗有靈性，懲兇救難，治病降敵，石狗顯靈，勇斗水鬼，顯靈送子，祈雨顯靈，忠心護主的傳説故事，把石狗崇拜推向瞭高潮。石狗被放置在村口、路口、河邊、門口、巷口、山坡、祠廟、墳前，承擔起了人們賦予它的一切職責。如今，石狗崇拜盛况不再，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農村還有所保留。

　　在宋之前，以少數民族爲主的民族格局時期，石狗崇拜作爲圖騰信仰大行其道。狗作爲他們的圖騰，必定是忌殺忌食的。司徒尚紀在《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一書中説，“狗是古越人處於漁獵時代的崇拜對象。現今嶺南有些地區仍禁吃狗肉，保持‘視犬爲珍’的風俗。”\[14\]今天，以狗爲圖騰的苗族、壯族、瑶族仍延續着禁吃狗肉的古老信仰習俗。此時期，崇狗又吃狗肉的習俗不可能同時存在。宋之後，隨着民族格局的改變，食狗肉的禁忌會被打破，吃狗肉的習俗伴隨着漢族移民適應環境，强身健體的需要而興起。雷州地處熱帶，常年高温偏高，近海，濕氣重，人的體力因此易消耗，且易産生便秘等。狗肉性温，加藥材水煮，可“大補元氣”、“脾胃虚冷”，“腹滿刺痛”、“浮腫屎澀”等病症。漢族素有吃狗肉習慣，在他們到來之後，爲了滿足環境、生産消耗對身體的需要必定選擇吃狗肉進補身體。當地的民衆以“九耳呈祥，雷祖誕降”的神話爲基礎，創造了“啖狗肉求子”的傳説，最終將吃狗肉習俗與求子生育信仰糅合在一起，使吃狗肉習俗與崇狗信仰習俗並行不悖地得以發展。據傳：“雷祖降世後，雷州民間以狗爲呈祥靈物更加崇敬，不但不殺狗，而且不再駡狗，打狗。石狗前常常紅燭高照，香火鼎盛。不久，到了十二生肖的狗年，偌大雷州半島，没有一聲嬰啼。雷祖文玉察知，急忙奏上朝廷。唐太宗李世民也覺納悶。適逢第二年，太宗頭向南瓜，神遊地府。閻王見太宗駕臨，忙備酌款待。太宗忽記起雷州刺史上奏之事，便問道：雷州狗年爲何没有嬰孩降生？甚是怪事。閻王答道：‘十二生肖均爲畜物，在人間生存只有受盡苦難，任人屠殺，才能轉世爲人。雷州人崇狗爲神，再没捕殺，哪有狗崽轉世投胎呢！’太宗神遊歸來，在灞橋送唐僧取經後，急招雷州刺史陳文玉進京接旨，狗肉經常過，神靈心中留。從此，雷人開始啖狗肉與崇狗爲神兩者可兼得。到了狗年，雷州大地，與以往其他生肖年一樣，嬰啼之聲村野可聞，雷人喜將小孩乳名叫狗崽，並制狗崽帽、狗崽鞋、狗崽銅像佩戴之，以保安康。自此，雷州啖狗之風更盛，人丁更旺。”\[17\]

　　由上可見，雷州“啖狗肉”的習俗與崇狗信仰習俗不太可能在以少數民族爲主導的民族格局中共同存在，换言之，漢族人民的融入才爲這種風俗的存在提供了較强的現實可能性。改革開放之後，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科學意識的加强，崇狗的習俗已經不再流行，但食狗肉的習俗却隨着人們保健意識的不斷增强呈走强之勢。

　　綜上所述，從狗圖騰崇拜到食狗肉風俗的轉變，是石狗崇拜變遷的一種表征。從根本上講，石狗崇拜的變遷與宋之前少數民族的大量遷出及宋以後漢族大量遷入所帶來的民族格局的變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劉嵐（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廣東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員）；

　　李雄飛（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廣東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員，文學博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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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黄金龍、高 偉：《嶺南地名文化的特色與地名管理》，《廣州師院學報》，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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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清）阮元監修，李默校點：《廣東通誌·前事略》，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46、154、166、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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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湛江市志總編室：《湛江兩千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4\] 司徒尚紀：《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51、372頁。

　　\[15\] 粱成久纂修，陳景棻續修：《中國地方誌集成·民國海康縣續志》（影印本），卷44。

　　\[16\] 李日星、林　迪、劉鐘王、劉少珠、黄莉莉：《論雷州石狗的文化價值》，《五邑大學學報》，2007年第9卷第2期，第11-15頁。

　　\[17\] 張鼎：《雷州人爲何崇狗又食狗肉》，《湛江日報》，2005年7月19日第8版。

　　（本文原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