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昌齊(1742—1820年),字賓臣,一字觀樓。雷州海康人。先世由福建莆田徙瓊州,後遷居海康南田村。昌齊11歲居母喪,16歲補邑弟子員。干隆三十年(1765年)拔貢,三十五年(1770年)領鄉薦,翌年(1771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曾典試湖北,充會試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旋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嘉慶元年(1796年),昇兵科給事中,“巡視中、西二城,風規肅然,姦宄屛迹。”(以上見:道光《廣東通誌》卷三00,及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七十五,中華書局1987年版。乃補刑科給事中。九年(1804年),出爲浙江温處兵備道。十四年(1809年)因審案遲延,部議降調,逐解組歸。二十五年(1820年)病逝家鄉,享年78歲。”
昌齊爲人正直不阿,勤於職守,遇事敢言。初任御史,奏言:“各省首府宜請旨簡放,以杜夤緣;直省督撫政治,宜令學政隨時稽查,宜防馳縱;京師各門,宜嚴章程,以杜勒索。”均下部議覆。又因生長海邦,洞悉邊要,多次條陳《防海剿盗事宜》,“疏入召對,稱旨。甲子,上幸翰林院,昌齊以舊詞臣與宴,蒙賜《味餘書室全集》、《九家集注杜詩》,筆硯緞絹各種。”在封建時代,這些都被視爲是最大的榮耀。出任浙江温處道,時海盗騷擾閩浙,昌齊扺任,即修戰艦,簡軍伍,又令人出海勘察,繪《浙閩海洋全圖》,纖悉備具。每汛口弁兵禀報殺賊情形及道裏遠近,稍有虚妄,必加申飭,雖百裏外事如親睹。凡接見武員,必加禮,曰:“海氛未靖,正武夫效命之日也。”歷官中外數十年,不媚上官,不罔私利,遇民生國計事,必侃侃而談。初在翰林時,大學士和珅欲羅致之。昌齊以爲和珅非掌院,無晋謁禮,卒不往。一生清貧自守,不斂錢財,自言:“觀樓氏揚歷中外幾四十年,其家田租歲入,與貧諸生無异。”(陳昌齊:《報恩精舍記》。陳在謙輯:《國朝嶺南文鈔》卷三。凡此種種,都説明陳昌齊是一個勤政廉政,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好官、清官,故《清史列傳》將其歸入《循吏傳》,“循吏”二字,昌齊確能當之無愧。
二
陳昌齊不但是一位爲官清廉,所至有政聲的政治人物,而且,他還是一位學識淵博、著作等身的著名學者。在京期間,與著名學者紀昀、陸錫熊、朱筠、戴震、錢大昕,王念孫、邵晋涵等交遊,“皆當世碩學,先生上下其間,博考深究,學益宏以深。”(伍崇曜:《測天約術跋》,見《嶺南遺書》第五集。陳昌齊一生參與了清代學術史上許多有名的大事和文化建設,在清代學術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具體説來,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參加“三通”、“四庫”館,爲纂修官。衆所周知,清廷開“三通”、“四庫”館是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重大舉措,尤其編纂《四庫全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全面整理總結,對後世影響十分巨大深遠。據干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四庫全書館開列的任事諸臣銜名,陳昌齊時任“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樑啓超曾經説過:“當時四庫館中所網羅的學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門學問的專家。露骨地説,四庫館就是漢學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樑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第22頁。能在“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阮元:《紀文達公集序》,《揅經室三集》卷五。的四庫館中占一席之地,本身就是一種崇高學術地位的象徵,確屬不易之事。當時廣東學者參加纂修《四庫全書》者,僅陳昌齊、馮敏昌二人,這是廣東學術界的驕傲,值得引以爲豪。
第二,學識淵博,著述等身。陳昌齊爲一代學者,治學領域涉及範圍十分廣泛。清代著名學者王念孫爲其文集作序曰:“陳觀樓先生,粤東碩儒也。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干象坤輿之奥,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醫卜百家衆藝之流,靡不貫穿胸中……故所著各書,皆有以發前人所未發。”又説:“先生爲餘詞館先輩,後又同值諫垣,公事之餘,屢與古義相告語。其學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訛糾謬,每發一論,皆得古人之意義,而動合自然。故餘所著《廣雅疏证》、《淮南子内篇雜誌》,輒引先生之説以爲楷式。”(王念孫:《陳觀樓先生文集序》,《王石癯先生遺文》卷二。王念孫,字懷祖,號石癯,江蘇高郵人。長從戴震游,力爲稽古之學,尤精聲音訓詁。其子引之承學,開高郵一派,學者稱“高郵王氏父子”,爲海内所宗。王念孫爲海内名儒,不輕譽人,而對陳昌齊如此推重,則陳昌齊之爲人學問,可想而知。
不僅王念孫,當時其他學者也多欽佩陳昌齊。吴雁山在《温處兵備道陳公傳》中説:“戴東原先生應詔至京,一見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陳昌齊)指其訛舛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常以爲恨。邵二雲編修著《爾雅正義》成,質之先生,爲駁正三十餘條。”(吴雁山:《温處兵備道陳公傳》,《國朝嶺南文鈔》卷六。可見其績學精識,爲並世諸儒所敬重,絶非偶然。能與當時一流學者互相切磋,辯疑析難,則陳昌齊學問之精深博大,可以概見。
陳昌齊一生著述繁多,據當時人吴雁山所記,所著書已刻者有:《吕氏春秋正誤》二卷、《淮南子考證》六卷、《楚詞韵辯》一捲、《測天約術》一捲、《臨池瑣談》一捲、《賜書堂集》六卷。未刻者有:《大戴禮記正誤》、《老子正誤》、《荀子正誤》、《天學脞説》一捲、《營兆約旨》一捲、《囊玉秘旨别傳》一捲。内容涉及經史子集、音韵、天文、曆算等,如此廣博精深,非一般膚淺平庸者可望其項背。
第三,“諸子學家”的重鎮。陳昌齊治學,涉獵頗廣,用力頗深,成績斐然,贏得當時及後世學者一致推崇。曾著《經典釋文附録》、《歷代音韵流變考》,因鄰居不戒於火,並所藏書俱燼,後重輯而未成。今人張舜徽著《清人文集别録》,評點諸家,而於陳昌齊著述,極爲推崇,他讚嘆地説:“餘既盡觀其書,尤嘆其致力《經典釋文》,功力深厚。凡《注疏》、《史》、《漢》、《説文》諸書所引經傳,與今所傳本异而未爲陸氏所採者,悉輯存之,爲《經典釋文附録》。雖其全稿已毁於火,所付刊者乃重輯之本,僅成《易》、《詩》、《書》各一捲,然而拾遺補藝,足以羽翼陸書,有裨於群經爲大。至於《吕覽新論》、《淮南正誤》之作,校勘同异,訂補闕失,尤征邃密,純乎其爲漢儒治學遺軌也。”(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録》,臺灣明文書局1982年版,第247頁。張舜徽之言,絶無虚譽,且其將陳昌齊治學,歸屬於正統干嘉考據一派(或稱漢學、檏學),有知人之明,後人對此並無异議。
但清代漢學、檏學淵源流派名目繁多,紛紜交錯。如昔人曾分爲:“康順派”、“雍干派”、“嘉道派”,或“懷疑派”、“證實派”、“叢綴派”、“虚誣派”等等,近人支偉成著《清代檏學大師列傳》,將清代著名學者370餘人劃分爲“北派經學家”、“吴派經學家”、“皖派經學家”、“小學家”、“地理學家”、“金石學家”等25類,雖不無可議,但大體周密穩妥,爲學界大多數所接受。支偉成將陳昌齊劃歸爲“諸子學家”之中,一般而論,也公允合理,符合實際。
支偉成在《諸子學家列傳·叙目》中説:“治諸子實較艱於群經。蓋自漢世罷黜百家而後,斯學消沉。《六經》有歷代注疏可資探討,諸子則舍老、莊、孫、吴爲講道談兵者所依託,餘悉以背聖門之旨,遂棄置不復齒及。然即所釋、老、莊、孫、吴,亦多空言,於訓義固無與也。殆清儒理董經史,引據尚古,子書既多出先秦,不得不以餘力旁治之。久乃愈覺其彌可珍貴,竟躋之群經之列,遍爲之注。蓋由懷疑於宋明,而上溯六朝隋唐,由六朝隋唐,而上溯東漢魏晋,由東漢而西漢,由西漢而先秦,遞次進求,他日必更有發揮而光大之者,此特其端緒耳。”(支偉成:《清代檏學大師列傳》,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549頁。支偉成所言,殆爲公論,可知治諸子者幾爲絶學,且艱深難於群經,非一般人所易企及。清代治諸子學者,有汪中、畢沅、王念孫、莊逵吉、洪頤煊、俞樾、孫詒讓、胡澍、戴望、王先謙等人,陳昌齊不但爲斯學重鎮,且爲斯學先驅之一。後世治學術史者,當知其地位及貢獻所在。
三
陳昌齊長期仕宦京師或在外地做官,但他仍與廣東學術界保持着密切聯繫,只要一有機會,盡可能參與廣東學術文化事業,以盡對鄉梓的感戴之情。陳昌齊在清代廣東文化史上的地位及貢獻,可分以下幾方面來談。
其一,清代粤中第一學者。清代學術以漢學、檏學爲中堅,干嘉時期,檏學臻於鼎盛,大江南北,訓詁比勘,校讎考訂,如火如荼,學者如林,著述充棟。但廣東由於僻處海隅,與京師江浙隔絶,未受風氣浸染,學術界長期守白沙、甘泉之遺,故寂寞無聞。直至嘉道之際,著名學者阮元督粤開學海堂,以經史詞章之學課士,大力提倡之後,廣東檏學才勃然興起。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在阮元督粤之前,廣東也有二三學者,或仕宦京師,或遊學江浙,受彼都風氣影響,已身體力行,積極投身於訓詁名物、比勘制度的行列之中,開始追趕時代潮流,成爲先知先覺者。陳昌齊即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卓著成就者。陳昌齊是清代廣東漢學、檏學的先驅、第一人,這個歷史地位,後世學者一致公認。清同光間廣東學者桂文燦在《經學博采録》中説:“粤東自國初以來,詩壇最盛,講學者承前明道學之遺,躬行實踐……若夫博通群書,以漢儒訓詁説經者,以文燦所聞,蓋自海康陳觀樓觀察始。”(桂文燦:《經學博采録》卷二。樑啓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中也説:“吾粤自明之中葉,陳白沙、湛甘泉以理學倡,時稱新會學派,與姚江併名,闕後寢衰矣。明清之際,士多丈節死國,其遺逸則半遁空門,或以詩文顯,而學者無聞焉。惟新會胡金竹大靈,力學自得,時以比白沙。康熙末,惠半農督廣東學政,始以檏學厲氏,其季者有‘惠門四君子’之目,然仍皆文士,與學無足述者。粤中第一學者,推嘉慶間之海康陳觀樓昌齊。”(樑啓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清華學報》第一捲第一期。這一段話,將清前期廣東學術發展的態勢,交代得一清二楚,陳昌齊在清代廣東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因此凸現出來。
其二,講學書院,培育人才。清嘉慶二年(1797年),陳昌齊因父親病逝,奉諱家居。四年(1799年),兩廣總督吉慶、廣東巡撫陸有禮聘陳昌齊主講廣東粤秀書院。粤秀書院爲廣東著名學府,先後任院長主講席者,皆海内名流碩儒,如:樑無技、何夢瑶、杭世駿、戴均元等,故粤秀書院爲廣東人才淵藪,大魁鼎甲,卓出其中。陳昌齊在粤秀,“與諸生論學,推本經義,斥去浮華。謂朝廷養士之意,必使文與道合,不致歧而二之,以爲科舉病。諄諄戒勉,至再至三。庚申冬復闕將行,選兩年所存課藝,擇尤雅者刻板存院之立誠齋,以爲多士式,而後去。”(樑廷楠:《粤秀書院志》卷十五。這是陳昌齊第一次任粤秀書院院長。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陳昌齊解組歸,主家鄉雷陽書院講席。雷陽書院乃明崇禎九年(1636年)知府朱敬衡創建,是雷州最高學府。陳昌齊著有《戒雷陽書院諸生書》、《與雷陽書院諸生論實學書》、《與雷陽書院論時藝書》等,即是當時講學的實録。自雲:“僕以虚名,勞七尺,四十年於外,今且耄及矣。幸與諸君聚首一堂,尤未敢以衰齡自恕,願與諸君相互焠礪……是僕之所厚望也。”(陳昌齊:《戒雷陽書院諸生書》,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殷殷奬譽提掖後進之心,溢於言表。清嘉慶十四年(1819年)總督阮元又聘爲粤秀書院院長,此離上次主講已是20年了,“緣是重入講席,論文課士,砥礪行品,一帥其初。”(樑廷楠:《粤秀書院志》卷十五。陳昌齊在粤秀、雷陽書院講學時間雖然不長,但他以實學相號召,重視立品,斥去浮華,對扭轉廣東的教育文風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其三,主銜修志,保存文獻。陳昌齊晚年家居,對廣東學術文化事業另一有益貢獻,是主持纂修了幾部重要方誌。《雷州府志》自康熙十一年(1672年)以來,已有139年未修。《海康縣誌》未修也長達125年之久。嘉慶十六年至十七年(1811—1812年),陳昌齊負責撰成二志,對自己家鄉文化建設及保存文獻,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此外,總督阮元因雍正《廣東通誌》體例未能完善,且90餘年未經續修,乃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奏請開局重修,聘陳昌齊、劉彬華等爲總纂,後人評論道:“志即開局,門目粲然,按條采訪,即可薈萃編輯。然時積事雜,體例頗繁,當時稱簡明完備,不漏不冗,皆先生(陳昌齊)與爲商榷。及分手排撰,各視所長,而全編悉歸總纂。稿初定不及見奏進刊發,遽以嘉慶庚辰卒於家。”(樑廷楠:《粤秀書院志》卷十五。可見陳昌齊最後是積勞病逝於廣東志局任上。該志取材博雅,内容翔實,考訂精審,價值久爲學界公認,對此,陳昌齊的貢獻,不可抹煞。修志期間,陳昌齊作爲前輩學者,給後進晚輩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廣東著名學者曾釗回憶説:“先生在京師,與戴東原、王懷祖善。東原論學少許可,好謾駡,獨折服先生……釗少聞其事,以爲必魁偉人也。嘉慶二十三年冬,先生以修粤志來廣州,釗幸從其後,接言論風采,乃恂恂儒者。”(曾釗:《陳觀樓先生傳》,《面城樓集鈔》卷四。“恂恂儒者”四字,最能代表和體現陳昌齊的人品、學問與風采。
四
一個學者的成就是和他的時代和環境分不開的,自然也是與直接養育和培養了他的故鄉文化環境有密切的關聯。廣東自古爲蠻荒烟瘴之地,雷州僻在天涯,可以説是“落後中的落後”。爲什麽如此這樣一個地區,能在清中期産生陳昌齊這樣一位杰出的學者型人物?個中原因,值得深思玩味。十分有趣的是,陳昌齊本人在《遂溪學宫記》中有一段話,似乎是對此問題有所解釋,他説:“聞知昔人雲,天地之氣,自北而南,故雍冀兖豫青之野,聲名文物,盛於三代以前,而大江以南,盛於漢唐之後。廣在大江之南又南,吾雷又在廣之南,文軫之被,次第相及,其勢然也……”(陳昌齊:《遂溪學宫記》,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只是這個“天地之氣”似太玄深奥秘,渺不可測;而“其勢然也”的結論,也太突兀,缺乏推理,今人難以認真接受。但陳昌齊此言爲學宫而發,倒多少觸及到問題的一些實質。
雷州古稱合州,三面環海,所謂“雷陽爲嶺表及南地”(黄士俊:《鼎城建南九級啓秀塔記》,嘉慶《海康縣誌》卷八。無可諱言,自古以來,雷州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遠遠落後於中原及江浙地區。但自唐宋以來,雷州社會文化一直呈現穩步崛起與上昇趨勢。雷州文化崛起上昇,其中有兩個因素尤爲明顯。
其一,遷謫流寓的影響。“雷今爲樂土,昔稱瘴鄉。元明以前,遷謫者時至焉。”(嘉慶《雷州府志·流寓志》卷十一。遷謫流寓多爲中原地區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仕宦學者,其中不乏位居宰相的名臣及譽滿海内的學者。歷史上遷謫流寓雷州的著名人物很多,如:唐之李邕、王銹,宋之寇準、蘇軾、秦觀,明之湯顯祖等等。遷謫流寓在雷州時間長短參差不齊,長者達幾十年,短者僅數月,但他們對雷州社會文化有開發推動之功,其作用之大,影響之巨,不可低估,這就是所謂的“過化”。這些影響綿延千百年的“名人效應”,是一筆巨大的歷史財富和文化遺産,十分珍貴難得,如寇準、蘇軾、李綱,至今仍爲人們所津津樂道,引以爲豪,即是最好的證明。明代廣東著名學者黄佐早就説過:“久矣哉,明流碩士之爲天下所重也……向慕之下,俗易風移,實與服官政、司教化者卒相垺。其何以登兹?蓋德業隆而文采華也。”(黄佐:《廣州人物傳·流寓上》卷二十三。更有遷謫流寓者,在當地講學興教,其功更不在小。如樊玉衡,楚黄岡人,萬曆間因言事永戍雷州,既扺雷,“雷廉陽電諸生多游其門,説古講藝不輟。”(嘉慶:《雷州府志·流寓志》卷十一。又如湯顯祖,江西臨川人,著名戲曲家。謫徐聞時,曾創建貴生書院等。
其二,歷代名宦推行“教化”政策措施的結果。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精神,變現在方方面面,其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治國理民中的“教化”思想。尤其落後地區的仕宦者,莫不以“教化”爲己任。所謂“教化”,即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大力興學重教。宋元以前,時代遥遠,人數不多,難以枚舉,下面僅就明清二代,略舉數例,以見一斑。如:
明嘉靖間,知府羅一岳,“建崇文書院,以教育士類。”(嘉慶:《雷州府志·名宦志》卷十。清順治時,巡按張純熙至,推官趙永祚繪《流亡圖》以進。張出示招徠,士童畢集,“純熙録其能文者送學,補弟子員,雷之文風,蒸蒸日振焉。”清干隆初,知府黄錚,雅愛造士,擴修雷陽書院,廣至百餘間,又籌增院中膏火田租,共九百餘石,每年考取肄業者數百餘人,慮多士或無力購書,自言:“雷郡地邊海繳,書籍未備,餘捐俸購《廿一史》、《十三經》及子集各書共五千餘卷,貯於博文齋,以資搜覽。”(黄錚:《新建雷陽書院記》,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藏書至五千餘卷,在當時廣東各書院中,已不多見。
總之,經過歷代謫宦流寓的“過化”影響和歷代名宦持續推行教化政策的結果,雷州社會文化一直處於上昇發展的趨勢,至明代晚期,雷州的教育體系已大體完善,教育基礎已初步奠定,重視教育,大力發展教育的社會氛圍已逐步形成。在此基礎上,産生了陳昌齊這樣一個杰出的代表人物,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令人毫不感到奇怪了。
陳昌齊逝世後,雷州縉紳士耆一致認爲,其“立身之嚴,居官之介,植學之大,他人有一焉,則足以享馨香於後世。先生兼有之,非古之所謂大儒者歟?自先生仕於朝,剛介不撓,而天下不敢謂吾郡無謇諤之人;自先生剖元析奥,著書滿屋,而天下不敢謂吾郡無學問之人。吾郡之望先生,如喬岳,如魁鬥……”(温訓:《陳公社記》,《登雲山房文稿》卷二。而陳昌齊的學生,長樂人温訓則説:“雖然,先生非郡人之所得而私也,蓋吾粤之一人也。”(温訓:《陳公社記》,《登雲山房文稿》卷二。並提議於粤秀書院“先賢堂”,設栗主以永久紀念。粤秀書院先賢堂“祀粤先輩迄於有明,而國朝獨無”(温訓:《粤秀書院先賢堂擬設陳觀樓先生栗主議》,《登雲山房文稿》卷二。,因此陳昌齊爲清代入祀第一人。作爲産生、培育了陳昌齊這一杰出代表人物的雷州文化,它在廣東文化史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推知。
李緒柏(中山大學歷史係副教授。)
(本文原載《嶺嶠春秋——雷州文化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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