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廣泛的著名高僧，被譽爲明代佛教四大家之一。他於明萬曆年間遣戍雷州，過了十多年的充軍生涯。其間，他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雷州、韶關、廣州三地。對他在韶關和廣州的活動，不少著述都有言及，尤其是“中興曹溪”的事迹，更是廣爲記述，而對他在雷州的活動，却很少涉及。覃召文《嶺南禪文化》一書，專章介紹嶺南禪文化人物爲德清立目，並粗綫條勾勒德清在嶺南活動之年表，對其在韶州、廣州的活動記述較詳，而在雷活動只注：“曾住在雷陽三一庵。因當地酷旱，飢民多死，於是建成濟度道場超度亡靈。”\[1\]《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也只記述其“扺達雷州時，值大旱，饑疫並至，死不勝數。他即發動掩埋遺骸，並作濟度道場”。\[2\]《廣東名勝古迹辭典》“天寧寺”條，湛江市地方誌辦公室編印的《湛江概覽》“天寧寺”條，均未提及德清之名。德清在中國佛教史尤其是嶺南禪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響，被譽爲“中興曹溪祖師”。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智旭稱道德清説：“憨山清大師，擴復曹溪祖庭……遂與六祖同留肉身，人天瞻仰……”\[3\]。有鑒於此，本文試圖對德清在雷州期間的活動事迹加以考述，或許對於研究其佛學思想及對雷州佛教文化發展的影響會有所幫助。

　　一

　　德清（1546—1623），字澄印，别號憨山，俗姓蔡，全椒（今屬安徽）人。據德清弟子福善記録之《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以下簡稱《年譜自叙實録》）卷上記載，“予（德清）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潜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4\]可見，德清自幼受到佛教影響。19歲時往金陵栖霞山披剃出家，26 歲以後開始行脚遠游，結交權貴。萬曆五年之前，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選僧誦經，德清入選，從此與皇室結下了不解之緣。萬曆五年，32歲的德清刺血泥金，寫《華嚴經》，皇帝聞知，特賜金紙。可見，德清與皇室的關係非同一般。36 歲時，德清在五臺山建“無遮會”，“適皇上有旨祈皇嗣，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於五臺”，德清便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5\]。德清與皇室的關係更加密切。

　　德清的廣泛交遊令他聲名遠播，也因此而卷入政治漩渦，導致他罹禍被貶雷州。萬曆二十三年（1577）春，德清罹難。這次罹難的原因，據《年譜自叙實録》卷下記載：“初爲欽頒《藏經》，遣内使四送之，其人先至東海（指山東牢山）。先是，上惜財，素惡内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内廷偶以他故觸聖怒，將及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内權貴有忌送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令東廠番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並及之。……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6\]所謂的私創寺院是怎麽一回事呢？萬曆十四年（1586），朝廷“救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孝定李太后因德清曾將所營道場用作求儲，乃以《藏經》一部送德清所居山東萊州牢山。爲安供《藏經》，德清修建海印寺。\[7\]這就是所謂的私創寺院。可見，朝廷内部皇帝母子之間以及宦官之間的矛盾和鬥争，殃及了結交權貴的德清。

　　被禍後的德清，充軍雷州有多長時間，在雷州實際又居留了多長時間，各家所説互有出入。郭朋《明清佛教》謂“整整二十年的充軍生活”\[8\]；《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詞典（三編）》“雷州·天寧寺”條記：“明代高僧德清（號憨山大師）寓居寺宇達16年之久”\[9\]。據《年譜自叙實録》記載如下：

　　萬曆二十三年（1595）三月，下獄，“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

　　萬曆二十三年（1595）十月，在罹難牢獄八閲月之後，起程發配雷州充軍。

　　萬曆二十四年（1596）初，度大庾嶺，不久扺廣州，得總鎮安置海珠寺短住。

　　萬曆二十四年（1596）三月初十日，扺謫地雷州，編於行伍之内，寓居城西古廟之中。夏四月一日，即着手注《楞伽經》。

　　萬曆二十四年（1596）秋八月，鎮府檄還廣州。

　　萬曆二十五年（1597）夏四月，《楞伽筆記》成。接着，又著《中庸直指》。

　　萬曆二十七年（1599）秋，遠至惠州探視侍郎楊起元，適遇楊死，爲之營葬，事畢始歸廣州。

　　萬曆二十八（1600）秋七月，因南韶道觀察祝惺存函請，往韶州曹溪，遂有中興曹溪之事。

　　萬曆三十二年（1604）正月，因名僧真可在京入獄之累，復受令返雷州。著《春秋左氏心法》。

　　萬曆三十三年（1605）夏四月，奉到廣東制府衙門檄令，赴廣州修造長春庵。

　　萬曆三十三年（1605）秋七月，專程赴廣州修建長春庵，途中曾到曹溪察看大殿復建工程。

　　萬曆三十四年（1606）秋八月，神宗皇帝長孫降生，大赦天下。憨山返雷州勘明在應赦之列，遂離開行伍。

　　萬曆三十五年（1607）春三月，有制府檄令將其安置在南華寺，遂離開雷州入韶。

　　萬曆三十九年（1611）春三月，離韶入端州鼎湖山養病。

　　萬曆四十年（1612），入住廣州長春庵。

　　萬曆四十二年（1614）夏四月，因孝定李太后崩駕，“有恩詔，乃對靈龕披剃、謝恩，還僧服。”

　　從上述年表可推算出，由萬曆二十三年春被判遣戍雷州至萬曆四十二年四月還僧服，德清整整二十年未着僧服。但其充軍生涯應至萬曆三十四年秋離開行伍時已結束，因此，其遣戍雷州時間，應由萬曆二十三年春定罪“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時算起，至萬曆三十四年秋離開行伍時爲止，前後約有11年半的時間。如果從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扺雷州時算起，也有約10 年半的時間。其間除去外出惠州、韶州、廣州的時間，德清實際在雷州居留時間主要有三段，即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初十至秋八月，萬曆三十二年正月至萬曆三十三年秋，萬曆三十四年秋至萬曆三十五年三月，三段時間合計將近三年。謂德清過了“整整二十年的充軍生涯”，顯然是將萬曆三十四年獲赦離開行伍至萬曆四十二年四月還僧服的時間也計算在内了。將離開行伍後的時間仍計算在充軍生涯之内，自然不妥。而“寓居寺宇達16 年之久”的説法，顯然有誤。

　　二

　　德清居留雷州期間，其身份非常特殊。他在遣戍雷州時，已是除去僧服，着上囚衣，自述：“蒙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内訟愆尤，究心於忠臣孝子之實。”\[10\]説明他不再以方外名僧自居，而是聽“天命”而甘爲“孤臣孽子”了。此後，直到萬曆四十二年才“對靈龕披剃、謝恩，還僧服”。按照他的身份，是一名發配充軍後又被安置的囚犯。（安置，是對犯罪官員的一種處分。官員被貶謫，指定地區居住，行動有一定限制；其處分輕於編管而重於居住。《明史》卷93“刑法志一”謂：“徒有總徒四年，有準徒五年。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

　　另一方面，他又不忘自己的佛教信仰和作爲僧人的職責。德清在《夢遊詩集自序》中曾概略言及：“僧之從戍者，古今不多見。……在明，則唯予一人而已。”“執戟大將軍轅門，居壘壁間，思效大慧（宗果）冠巾説法，構丈室於穹廬，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爲鐘磐，以旗幟爲幢幡，以刁鬥爲鉢盂，以長戈爲錫杖，以三軍爲法侣，以行伍爲清規，以呐喊爲潮音，以參謁爲禮誦，以諸魔爲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11\]話語之中，難免對環境及心境有夸張之意，但謫戍遠方，以行伍身份，而不忘佛事，確是事實。他中興曹溪，“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徑，以屠肆爲十方旦過寮，辟神道，移僧居，拓禪堂，創立規制”\[12\]，在廣州修建長春庵，都是以戍卒身份而爲佛事。由此可以推見，他在雷州也當有興佛之作，而不是執戟轅門而夢幻佛事那麽一種狀態了。所以，德清過的實際是外戍卒而内僧侣的生活。

　　尤爲特殊的是，德清得到朝中權貴及所到之處當地軍政大員的敬重、庇護。僅據《夢遊集·書問》粗略統計，在謫戍期間，同德清書信往來的達官貴人及士大夫即達90 多人，其中有親王（3人）、相國、太宰、中丞、侍御史以至錦衣衛頭子\[13\]。他與地方權貴的關係甚好。據他給達觀的信札所述，在遣戍赴雷途中，“至五羊，謁總鎮王公，囚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降階釋縛。……竟留款叙移時，齋食而退。且又遣力護送往戍所。”\[14\]封疆大吏對其尚且如此，餘人可想而知。

　　以上所述，搆成他在嶺南包括雷州活動的基礎條件，使他成爲一個特殊身份的戍卒。尤其是因爲他與權貴有着特殊的關係，所以盡管是一名犯人，却仍能撰著和自由地往來於廣東各地，且能藉助官府力量“中興曹溪”。這也是他對嶺南佛教文化産生巨大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德清在雷期間，所居之處，據年譜實録稱，爲城西古寺，按地理方位及考諸雷州佛教歷史，此寺當爲天寧寺。天寧寺得名於唐大曆五年（770），地方誌籍稱其古名爲報恩寺，則創建時間還在大曆五年之前。即使以大曆五年計，德清入住時，也已有800餘年曆史，完全稱得上古寺。歷代先哲，因貶謫過雷或居雷者，大多到天寧寺暫住或遊覽。稍早於德清的明代名宦海瑞即曾至寺並爲山門題額“天寧古刹”，此爲稱天寧寺爲古寺之佐证。

　　據年譜實録及有關史籍記載，德清在雷期間，日日以佈道、弘法、著述爲事，有以下主要事迹。

　　（一）著述

　　德清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三月初十扺達雷州，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於四月初一開始注釋《楞伽經》的工作。《明史·藝文志》所録德清著作中，有《觀楞伽記》四卷\[15\]，即爲此時所作。《中國佛教（二）》稱德清著作有《觀楞伽經記》八卷\[16\]，却未述《觀楞伽記》四卷，疑爲同一著作，後者書名及卷數有誤。萬曆二十五年（1600），又著有《大學中庸直指》一書，被稱爲“僧中麟鳳”。萬曆三十二年（1604），德清因真可“妖書之厄”所累，接按院檄令，離開韶州返戍所雷州，又著成《春秋左氏心法》。《觀楞伽記》是佛教著述，《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則是佛外之作，但都反映了他真心一元、三教同源的思想。

　　（二）佈道

　　德清扺達雷州當年，恰遇雷州大旱，疫癘横發，百姓遭殃。其年譜自叙謂：“值歲時大饑，疫癘横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數，予如坐尸陀林中，以法力加持晏如也。”“域之内外，積骸骨露。”\[17\]“尸陀林”，佛經言棄屍首之處。地方誌籍記述當時情形：“高雷地區連續兩年大旱，赤地千裏，莊稼枯死，民多茹樹皮延活，餓死者萬計。”當時民謡有“只鵝只换三昇谷，鬥米能求八歲兒”之説。\[18\]德清於此逆境，發願做善事，普救衆生。他與士紳計議，勸衆收拾、掩埋枯骨數以萬計，作濟渡道場。據其所述，道場功德圓滿，“天即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自此癘氣頓解”\[19\]。在蒙冤遭謫，轉徙流離到疫癘之地的情况下，無怨无尤， 而熱心於濟衆，這是德清爲人所敬重之處。掩埋疫癘骸骨，設壇超度亡魂，久旱祈得甘露，使德清在當地民衆中威信遠播。《年譜自叙實録》説“先是粤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明”，雖爲夸大之詞，但也説明此事影響甚大。

　　（三）交友

　　德清在雷州爲當地軍政要員所敬重，與各方人士均有來往，顯示出他良好的人際關係。當地文人壯龍璋、王安舜、馮昌歷均與德清相交。德清交友摯誠，因而其所交均非泛泛之交。御史樊友軒因建儲之議被貶雷州，觀德清《觀楞伽記》書稿，爲之折服，當即表示願爲此書撰序，設法募款刻印流通。後德清重修南華寺大殿，因採木事受誣，已回京城的樊友軒爲他申訴，報御史衙門，駁回初審，下令徹查，終使冤情得以大白。德清赴惠州探訪老友楊起元，恰值楊死，即爲之“求棺椁”、“營葬地”，事畢始歸。德清交友之深，從他與真可禪師（字達觀，號紫陽，明代佛教四大家之一）的交往中也可見一斑。德清充軍雷州途中，真可曾往金陵送别，並表示要設法營救他，因德清認命而作罷。德清謫雷期間，真可因刻書事件繫獄，死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臨終前稱平生有三大負，“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20\]。可見兩人感情之深厚。

　　德清在雷州的最後時間，曾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渡瓊訪蘇東坡遺迹桄榔庵、金粟泉，並作記。經惠州時，也曾與潮陽道觀察同上白鶴峰尋訪東坡居處舊址。東坡在雷州曾寓居羅湖（今西湖），並爲天寧寺題額“萬山第一”。德清居雷期間，既能遠出瓊、惠尋訪東坡遺迹，於雷也必有懷蘇吊蘇之舉。

　　三

　　綜觀德清在雷州的事迹，可見他雖身爲謫戍，而佛事未斷，而且一直得到雷地官紳士民的崇敬，因而，對佛教在雷州的流播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雖無直接的記述，但可以從其著述思想及弘法經歷兩方面來考察。

　　德清到雷州後見於記載的最初奉佛之事，就是注釋《楞伽經》。《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又稱《入楞伽經》，意即佛入楞伽（斯裏蘭卡島的古名）説的寶經。此經偏重於理論的研究和哲學的説明。據説達摩曾以此經授慧可，但慧可却對此經“專附言理”，進行了自由闡發。慧可門徒更持此經遊行村落，不入都邑，行頭陀行，逐漸形成獨立派别，被稱爲楞伽師，並成爲以後禪宗的先驅者。《楞伽經》重點闡述“三界唯心”的學説，認爲世界萬物皆由心所造，因此認識的對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並側重對如來藏和阿賴耶識（八識之一，即心意識）作了論述。德清對“三界唯心”學説是十分贊同的，他多次以“佛説”提出“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的命題\[21\]，明確地表述了這一觀點。而此“一心”須是“分别了知之心”的“真心”\[22\]，此即真心一元論。德清作《觀楞伽記》之意，在於宣傳真心一元論之大旨。樊友軒與德清初次見面，詢及“雷陽風景如何”，德清拿出所注《楞伽經》筆記以示，答以“此雷陽風景也”\[23\]。以後，德清還將《觀楞伽記》刻印百餘部，遍贈海内各界，並謂自己所作乃“托言以見志，冀垂不朽耳”\[24\]。可見，德清對注釋《楞伽經》十分重視，並將《觀楞伽記》作爲得意之作。

　　德清是一位知識淵博、修養較高的學者，他並不限於修禪，而是從真心一元論出發，和會禪教、性相，禪、净雙修，認爲“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爲穩當法門。”\[25\]他極力主張調和儒、道、釋三教，稱“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26\]這是佛教在明代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展的重要理論特徵，也有德清的研究心得和提倡之力。他又説：“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27\]因此， 在他的著述中，不僅有佛教論著，還包括《道德經解》（一名《老子解》）、《觀老莊影響説》、《莊子内注篇》、《大學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對儒道經典注釋之作。正因爲如此，他的學説極大限度地使佛教學説在民族化、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更迎合社會各界對佛教學説的需求。德清在雷州的著述，就包括《觀楞伽記》、《大學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於此可見他在雷地弘法傳道之主張。這種不拘泥於一宗一派的思想學説，可以贏得更多的信衆。禪净雙修在明清以後成爲嶺南佛教界的主流，這其中應有德清的影響。

　　德清謫雷期間，還有一些在社會上影響甚大的佛事活動，如上述爲疫癘死者超度，爲解旱象求雨，收葬疫癘骨骸等，體現出佛教在調和社會矛盾中特殊的精神作用，以及德清個人在民衆中的威望。德清在謫戍之前，在山東牢山（今嶗山）創建了海印寺。謫雷期間，數度外出往韶州、廣州修建寺廟，復興叢林，而在雷州當地，雖尚未見其修建寺宇的記載，但他在雷州的佛事活動影響很大。當時天寧寺是雷州半島一帶頗有盛名的禪宗寺院，又是粤西佛教活動的中心。德清身着囚服在天寧寺弘法，吸引了衆多官府要員，也在當地民衆中留下深刻印象，令天寧寺聲價陡增，當地許多寺庵的活動也紛紛仿傚天寧寺規儀。可以説，德清在天寧寺的弘法活動，推動了雷州半島佛教的傳播和佛寺的發展。

　　還要指出，德清謫雷期間多次往返於廣州、韶州弘法，其徒衆必有隨之往來者。曾參與整理編輯德清著述《憨山老人夢遊全集》的福善，就是追隨德清入粤並隨侍其身邊的弟子。這對於促進粤西與省會、粤北佛教文化的交流有積極的作用。佛教之傳入雷地，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唐、宋時期雷州佛教並未見盛，至明代以後，雷州成爲廣東一處佛教興旺的地區，並一直延續到今天。據《廣東省誌·宗教志》統計，1998年廣東全省開放寺庵916處，僅雷州市就有100處，寺院數量爲全省各縣之冠。又據20世紀90年代初統計資料介紹，海康（今雷州）“全縣保存較好的寺廟還有108座，其中雷州城區有66座，僧583人。全縣還有60多人分别在廣州、香港和美國等地佛教組織任法師或主持。其佛教音樂現已收集到50多種。”\[28\]這種現象反映了雷地佛教傳播基礎之廣和淵源之深。雷地佛教之發展與德清之推動顯然有較大關係。

　　胡巧利（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覃召文：《嶺南禪文化》，第8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第8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1月版。

　　\[3\] \[明\] 智旭：《靈峰宗論》卷五之三《儒釋宗傳竊議》。

　　\[4\]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録、吴越開元府治弟子福微述疏《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上，第4頁。

　　\[5\] 同上書，第40頁。

　　\[6\] 同上書，第58~59頁。

　　\[7\] 同上書，第46頁。

　　\[8\] 郭朋：《明清佛教》，第22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9\]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詞典（三編）》，第49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0\]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一九《序·春秋左氏心法序》。

　　\[11\]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四七，《夢遊詩集自序》。

　　\[12\] 《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下，第11頁。

　　\[13\] 《夢遊全集》卷一四至一八。

　　\[14\] 《夢遊全集》卷一三，《與達觀禪師書》。

　　\[15\] 《明史》卷九八，《藝文志三》。

　　\[16\]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二）》，第291頁，知識出版社1989年5月版。

　　\[17\] 《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下，第2頁。

　　\[18\] 湛江市志總編室編《湛江兩千年》，第19 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19\] 《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下，第3頁。

　　\[20\] 陸符：《紫柏尊者傳》，載《紫柏尊者别集附録》。

　　\[21\] 《夢遊全集》卷十，《法語·示徐清之》；卷一一，《法語·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22\] 《夢遊全集》卷十《法語·示徐清之》。

　　\[23\] 《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下，第4 頁。

　　\[24\] 《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録》卷下，第6頁。

　　\[25\] 《夢遊全集》卷五，《示劉存赤》。

　　\[26\] 《夢遊全集》卷四五，《觀老莊影響論·論數乘》。

　　\[27\] 《夢遊全集》卷三九，《學要》。

　　\[28\]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廣東歷史文化名城》第15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2年6月版。

　　（本文原載《廣東史志》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