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地方文獻記載，明清兩代雷州府屬建有三元塔、昌明塔（俱在雷州府城）、承恩塔（在遂溪縣城）、登雲塔（在徐聞縣城）。今存最有名的是雷州三元塔，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是古代雷州府屬最高俊華麗的建築物。該塔在廣東南路的人文景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對它的研究多從考古學和古建築工藝學的角度出發，本文嘗試把古塔研究的學術關懷推進到社會學的層面，從環境、經濟、文化變遷和發展等角度去加以闡發，以就正於方家。

　　誠如衆所周知，這類古塔皆是風水建築（雷州民間有直呼三元塔爲“風水塔”者），舊時觀念認爲此類建築關乎一地“氣運”的興廢盛衰，然而説者對風水塔構建的理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大都語焉不詳。

　　風水學在中國源遠流長，撲朔迷離，至今没有人能理清它的來龍去脈。總而言之，風水是運用各種理論和操作手段，尋求山水盼顧有情的形局；如果自然的形局不完美，可以通過人工措施加以完善，使之合乎人們預期的要求。到了明代，隨着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風水之學也發揮至極點。在主體理論上取法宋明理學，逐漸揚棄五行學説，代之以陰陽八卦學説；在操作上，唐宋崇尚自然的取向被淡化，轉而廣泛使用人工措施，大事搆築和雕琢，這是同明中葉時人們所批評的伴隨着商品經濟而滋生的“善工巧”、“尚奢靡”的社會風氣並行不悖的；在流派上，則是“水口”理論大行其道。

　　“山”和“水”從來就是風水學最重要的觀測對象，明代風水觀測多着眼於“水”。風水觀測之特重於“水”，同明中葉商品經濟的萌起和發展大有關係。農業商業化導致農田水利事業空前發達，對水資源的控制龢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水運的性質、内容和規模也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從傳統的驛運、貢道、兵防的角色轉而成爲商品流動的通途(參考葉顯恩《廣東古代航運史的幾個問題》。刊臺灣稻鄉出版社2001年《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史研究》。。“水”對社會生活的介入之深和影響之大，是人們對它的認知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凡是得“水”之利的地方，經濟皆易獲得較快的發展速度，而地方經濟的發展又增進了教育的投入，使地方人文蔚起，以故明代有關風水的言論都幾乎衆口一詞，給“水”賦予“貯財源而興文運”的神秘功能。明代風水學對水域的觀測，則又主要集中在對“水口”的觀測上。提出風水要“首觀水口”，何謂“水口”？“水口者,一方衆水所總出處也”(明繆希雍：《葬經翼》“水口”篇十。刊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地理正宗》。。而在實際的操作上，衆水的總入口也是作爲“水口”來處理的。風水學所説的“水口”，實際上就是現代環境水利學所説的“河口”，是專指水道交叉、轉折、匯入、出海等形成的特殊水域。明代被風水學大事鋪陳的“水口”通常都具有現代環境水利學“河口”的意義，他們通常都是交通運輸的樞紐、軍事防衛的險要、城市組建的依託，在水資源調度、土地擴展、農業開發、城鎮工商業網絡設置等方面均具有特殊的功能。處於“水口”位置的地方顯然是全流域中最具發展優勢的地方。明代風水學顯然注意到了“水口”在當時社會總體發展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着眼於“水口”是頗具深意的。明代風水理論以“水口”作爲新的切入點，突出發展有關“水口”的理論，産生了所謂“東南風水流派”。該流派多流行於我國水資源最豐富的東南數省，其對“水口”的定位有特别的講究。

　　明代風水學規定，“水口”的大致方位一般是取東南方，即八卦的“巽位”吉方。

　　明代以來，風水書上强調巽位“爲江湖之咽喉，水口之關鎖”，不勝枚舉。爲何一定要去東南方向？大凡一種理論都是從普遍現象中昇華而來的，風水理論亦莫能外。中國的地形大勢從西北往東南傾斜，衆水的出口大都趨向東南，衆水之入口也多在東南方承接。尤其是在江南和華南地區，從各個方向來的水系雖則呈扇面分佈，但最終都向東南朝宗入海。而東南巽方是吉方，似乎是早有預兆了。宋明以來，就陸續有關心社會的人士和善於“望氣”的高人看到中原氣數將盡，東南方有鬱鬱葱葱的“氣象”，預言中國今後的希望是在東南方。果然不出所料，從明中葉迄於現代，中國東南一角成爲最興旺發達之區。我們不能確证這些預言家都是風水術士，但他們顯然受風水理論的影響，而風水理論則是很巧妙地把握住宋明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某些預示而製造成説。

　　風水對“水口”的處理多數是采取人工措施，但它不是如水利工程那樣直接作用於水體的本身，它是通過搆築起一定的視角效果和共同心理效果而達成的。人們看到東南地勢低陷，會有失衡或失落的感覺，“貯財源而興文運”的水從“水口”流走，也會留下逝者如斯，一去不返的不吉心理陰影。因此，風水理論指示一定要在東南巽位的“水口”設置“關鎖”，把它“關閉”緊密，造成内氣不泄，外斜不侵的“捍門”之勢。這種“關鎖”的風水搆築通常就是“水口塔”和“水口廟”。“關鎖”的功能和包容的地域範圍有多大是由人們的主觀所界定的，實際上是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環境容量” (本名詞原是借用水力學的術語“水環境容量”，但“水口”的風水造作同質性的水體並無關係，它所包含的實際上是一種虚擬的“環境容量”。。明代風水著作把水口分爲“總水口”（亦名“大水口”）、“小水口”，並解釋説：“蓋水口乃地之門户，王侯有王侯之垣城，將相有將相之閫第，方岳潘鎮可以類推。”(明繆希雍：《葬經翼》“水口”篇十。刊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地理正宗》。也就是説各類不同的水口“關鎖”所做成的“環境容量”。而嶺南民間通常指某一風水建築“照”得遠不遠，誰“照”得到，誰“照”不到，哪裏是“風水尾”等等，其實就是對風水建築“環境容量”最通俗的詮釋。

　　明中葉以降，東南江、浙、閩、粤數省社會經濟在全國居領先的地位，而隨着歷史的發展，原先栖息於中國東南角的廣東，占盡了“巽位”的風光，肥水所歸，後來居上，達於鼎盛（這不過是一句風水戲言）。風水事業在財大氣粗的廣東大行其道，風水先生得以在嶺南地面上混飯吃，同當時政治氣候和嶺南地方文化傳承也有一定的關係。明朝中晚期的幾個皇帝都篤信神仙方術，猶好風水，從活着享受的宫室到壽終正寢的陰宅都要經過風水的論证。萬曆帝的生母聖皇太后就曾經主持建長壽寺塔，爲萬曆帝求嗣。嶺南有“多淫祀”，“好巫覡”的古越遺風。巫術與規範宗教長期并存。筆者多年前有一篇小作談到宗教和巫術的區别，宗教表達的是完全的“馴服”，而巫術恰恰相反。巫術是利用一套儀式系統去調動鬼神和自然力，爲己所用。嶺南地方是巫術占盡上風(陳忠烈：《明清以來珠江三角洲“神文化”的發展與特質》。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三）。。我們在文獻上見到，明朝數度對嶺南的“淫祀”大張鞭撻，但風水却因爲經過精緻的理論包裝，爲大傳統的政治和文化所容納而很少受到扺制；兼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明中葉以來，嶺南的封疆大吏和各級官員更是把參與“水口”的風水搆築作爲一種與身份資格攸關的舉措。

　　讀萬曆三十年（1602年）郭棐《廣東通誌》序文：“以近事論，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近析置羅定州、新安、普寧等九邑，各設守令撫綏之，是子惠之澤也；崇墉新築以鞏海邦，外寇突來，恃之無恐，是保障之衛也；琶洲建塔，以樹捍門，衆水所趨，一方攸奠，是華表之勝也；府庠鼎修，規模宏廓，直辟前門以暢靈秀之氣，是文明之會也；飭條鞭，蠲夫甲，禁加耗，杜接濟，抒忠瀝悃，則救世之仁也；察二廣之鹽弊，定七款之規則，以寬乎商而利於國，則濟時之劃也。此其勢力之所得爲者，志之所備載也。”琶洲塔建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位置正當省會廣州的東南巽位“衆水所趨”的總水口上，在風水上起着“壯廣形式”的作用，被界定爲“廣城之華表”。以今觀之，琶洲建塔只是小事一樁，但“序文”却把它同當時經國牧民的諸般大政相提並論，可見這在當時是一樁不可掉以輕心的大計。明中葉，南中國的海洋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朝廷力圖控制東南沿海政治態勢的舉措龢民間發展海外貿易的要求經常發生激烈的碰撞，海波不寧。澳門易手之後，虎門口外西班牙、英國等“夷人”也時來“叩關索市”。傳統上以“東洋”諸國爲主的貿易對象也逐漸轉移向歐洲商人，省城東南琶洲附近的黄埔村海面商船雲集。出了琶洲就可以“放洋海外”，當時在理念上這裏就是粤東的“門户”。在風水理論上，置塔於此就具有扺禦“外邪”的象徵性的“捍門”作用。由此可見，琶洲塔“環境容量”之大不但涵蓋全粤，還關乎國家東南“氣運”的興衰。其選址顯然得到精於風水理論的高人指點，但此人名不見經傳，我們從文獻上只看到琶洲塔從倡建、選址、捐資等均是郭棐、王學曾等致仕高官和兩廣總督陳大科、戴耀等封疆大吏主持(參考郭棐《廣東通誌》卷十四廣州府“山川”。。顯然只有此等“省級”人物才能對這樣大“環境容量”的風水工程負起全責，合乎名分，庶無“僭越”之嫌。

　　萬曆四十年（1612年）廣州的水口“關鎖”更沿着東南巽方的軸綫向外延伸，在獅子洋和虎門口之間建蓮花塔，作爲（廣州）“會城下關”，“大水口得此塔一束，則下關不泄，全局皆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又在廣州的赤崗建立赤崗塔，其位置在琶洲塔以西，但其方位仍在廣州東南巽位的軸綫上。其作用是“封鎖”住珠江出海的另一條水道，“以鎖會城水口”。有了這幾道“關鎖”，“全粤扶輿之氣乃完且固，蓋吾粤諸郡以會城爲冠冕，會城壯則全粤皆壯” (參考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九“墳語”塔條。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臺志》卷二十二“志塔”。。廣州作爲全粤首府，其風水形局爲全粤之典範，把“水口”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從中可以窺見當時“水口”理論原則的嚴格執行和“水口”建築設置之縝密。明代嶺南各地的風水塔很多都是琶洲建塔所造成的轟動效應的産物。

　　我們通過實地考察和據文獻所作的統計表明，明中葉以降，除了琶洲等“省級”塔之外，全粤各府、州、縣的塔也紛紛興建，而且均由有相關身份的官員主持。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只能就珠江水系的西北兩江舉其大端：肇慶府乃粤西重鎮，控西江及其支流，沿江水口建塔特多。崇禧塔，萬曆十年由嶺西副使王泮建，因西江水“滔滔而東，其氣不聚，人才遂如晨星”，乃建此塔。文明塔，坐東南巽位，萬曆十六年知府鄭一麟建，特爲振興文風而命名。三元塔，正對瀧水入西江的水口，萬曆二十七年知府沈有嚴建，祈求科甲連中三元。巽峰塔，建於天啓年間，位於鎮江口東南巽方，故名(參考廣東新聞出版社1995年《肇慶文物志》。。北江上源的仁化縣乃粤北窮縣，萬曆四十年由知縣主建文峰塔。丹霞山“當仁化巽方，且有文風矗起，爲文明之端”，乃有南雄訓導建丹霞山塔。有些村落在水口建塔，就乾脆命名爲“水口塔”（如厲村“水口塔”） (參考民國二十三年《仁化縣誌》。。沿北江而下各縣，凡有支流匯入北江的水口均有“關鎖”之塔(可分别參考各有關的地方誌及文物志。。

　　雷州三元塔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據志載是由雷州推官歐陽保主持興建，但他在動工之前感到“獨力滋難”，要請示太守牛從極。而牛從極則在動工的前夜做了“威鳳翔雲之夢”。個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爲三元塔是雷州“府級”的塔，其“環境容量”涵蓋全雷，須得太守指示才身份相當，而那麽堂皇的夢也唯有牛太守才够資格做了(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鼎建城南九級啓秀塔記”。。遂溪縣的承恩塔和徐聞的登雲塔則由相應的知縣主建。

　　雷州三元、承恩、登雲三古塔與廣州琶洲塔及珠江流域諸名塔同屬一個時期的産物。由於他們都接受了“水口”理論的共同規範，所以在總體原則上有“同構”的傾向：

　　一是選址均在巽方或兼巽方。如雷州三個風水塔就都在郡城和縣城的巽方，即東南方。

　　二是主體建築多數是塔。明清風水塔是從佛塔脱胎而來。佛塔又稱浮屠（或浮圖），是梵文Buddha（佛陀）之轉聲。屈大均説：“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諸佛舍利者。即中國之墳也”，所以《廣東新語》把塔歸入“墳語”。明代由於“水口”理論盛行，佛塔從禪林建築脱穎而出，被廣泛用作風水建築，再無佛義。屈大均是距離那個時代不遠的人，見到佛塔被人“多建以壯形勢”，認爲是“非禮也”(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九“墳語”塔條。。雷州歷史上佛教相當盛行，有不少禪宗叢林和高僧大德，民間事佛唯謹。三元塔的前身就是唐開元寺佛塔。到了明萬曆年間，民間即發起改建風水塔，並不執著於“佞佛”的積習，亦無“非禮”之譏，就連當地的士大夫也認爲佛塔“藏舍利己耳，何裨於世？”還不如改建文塔令“一郡形勝改觀”(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九“墳語”塔條。。這是佛塔直接轉化爲風水塔的典型個案。從中亦可窺見雷州文化善應對和廣包容的特質。

　　筆者推究風水建築之特别鍾情於塔，可能是由於幾個原因：佛教在民間有廣泛的影響，佛塔本來就是神聖之物，施於風水自會令人産生崇敬之心。塔的造型高峻雄偉，屹立於東南低陷之地或空虚的“水口”，“ 觚稜郡起特立江干，巽峰英鍔屹然”，在風水形局上有突出的填空起陷的作用，所以“中原氣力至嶺南而薄，南地最低陷，乃山水大盡之處……水口空虚，靈氣不屬，故當以人力補之，宜莫如塔”(陳際清《白雲越秀二山臺志》卷二十二“志塔”。。雷州爲嶺表極南之地，地貌平衍無奇，少長川巨池。風水形勢是“有餘於西北而不足於東南”，有“左臂單寒”之病(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鼎建城南九級啓秀塔記”。。九級三元塔設於郡城東南巽方，不但使風水形勢改觀，而且在人文景觀上有借塔補景的作用。平陽之上高塔英鍔直薄雲天，蔚爲奇觀，既豐富了雷陽大地的景致，又在東南低地取得了平衡的美感。明清兩代，“雁塔題名”列入雷陽八景，詩詞歌賦題咏甚多，雷州人民把它視爲雷州的標誌，良有以也。

　　“同構”之三是風水塔多被表述爲“文筆”或“文峰”。風水學的解釋是巽方其象爲風，高塔有助於文風居高而散佈；方向東南兼木火，亦有通明照耀之兆。另外塔之爲用，同它的造型修長挺拔，峰鍔如筆尖有關。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乃在於明中葉伴隨着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文化進步，尤以嶺南爲著。明中葉以降，廣東社會經濟躋身全國前列，文化教育也大有進境。據學者統計，明代書院建置分佈廣東已昇至全國第三位；到了清代，廣東書院總數和一縣平均書院數已躍居全國榜首( \[日\]大保久英子《明清書院研究》。。明中葉以來，嶺南社會更有一大特色，就是商品經濟意識同功名利禄互爲依傍。反映在風俗上，明中葉以前“仕之空囊而歸者，閭里相慰勞，嘖嘖高之，反之則不相過”，而“嘉（靖）、隆（慶）以後，仕之歸也，不問人品，第問懷金多寡爲輕重”(萬曆《新會縣誌》卷二“風俗”。。經濟發達之區必競相建塔，以求風生水起，振奮人文，蟬聯科第，實現財富和功名的雙重追求。雷州唐宋以來就是犯官謫宦“編管安置之地”，早得中原文化之熏陶，但由於經濟不發達而功名寥若晨星。達至明中葉雷州大地進入一個新的開發階段，一轉而爲“士大夫宦遊之通都”(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雷陽書院記”。。雷州人民早通洋海，易得風氣之先，原先質檏、敦厚、守成的“節操士風”也漸受商品經濟的浸染而汲汲於功利。我們從文獻和碑刻上可以看到，明中葉是雷州文教興起的一大轉捩點。作爲府一級的雷陽書院建於明崇禎九年，而縣屬的平湖書院、懷波書院、崇文書院、文會書院等俱建於明正德至萬曆間。明嘉靖至干隆建設學十一所，另外還有難以統計的鄉學、義學和書塾散佈在鄉村(參考嘉慶《雷州府志》卷二建置“書院”。，形成了多級網絡，承擔起地方教化職能。這些教育機構大多附有學田或商鋪，而其維持經費有不少來自從事實業的農工商賈，趨利爲生的社群也起而辦學，扶掖文風。三元塔原名啓秀塔，有啓文明起俊秀之意，但民間傳説該塔動土奠基之時“得蛇卵三員”，人們咸以爲連中三元之兆，已故民間多爲之爲三元塔，啓秀一名反而不彰。據説三元塔之後，人文蔚起，“雷之科名於是蟬聯騰躍，一科有至十餘人者”。可見三元塔激勵當地的學子發憤上進起了一定作用，在科舉考試中自然及第者增多。到了清代，有如陳瑸、陳昌齊等才德兼備的清官名宦更拔起於雷州大地。雷州古塔昌明塔、登雲塔有社學或學舍等附屬建築，其本身就有教化的實用功能，而三元塔的傳説則寄託着雷州人民對文化事業的美好企盼，其激揚文化，作育人才的助功亦不可没。

　　嶺南風水塔在“同構”之中又因地理環境、經濟文化發展等差异而各具特色。其内涵亦有不同的表述。

　　即以造型而論：琶洲、赤崗塔由於處在廣州海防重地，又格於當時的海洋形勢，塔的基座八角各壓着一個“洋人”跪像，取“鎮壓”之義。但是，雷州三元塔却是基座八面鑲嵌着23塊浮雕石刻，飛禽走獸，花木扶疏，造型精美，是明代雷陽民間工藝的杰作。如“麟祉呈祥”、“喜鵲練梅”、“雙鳳朝陽”等既寄寓了學子捷取功名的祝願，又包容了一般人盼望的如意吉祥和發財致富。有容乃大，三元塔顯然較易吸引廣泛的景仰群體。

　　再從形局設計上看：雷州是一片臺地，水源匱乏，河流流程短，少於河川交匯。郡城東南巽方原缺天然“水口”，堪輿家嘗以爲憾。雷州人民爲了開發這片炎荒之地，自唐宋以來就不斷開陂塘、導溝圳、捍海堤，有西湖、特侣塘等著名水利工程。明中葉以來更大興水利，大規模開發東洋萬頃良田，出現了“東洋熟，雷陽足”的新局面。嘉靖年間，郡城又新築東河，使西湖、特侣塘兩處人工水域在城南交匯，灌溉良田，然後匯入南渡河從雷州灣的雙溪港出海。城南由於兩派之水交匯而“水源環合”，形成了一個人工“水口”，改變了形勢，“堪輿家以爲最勝雲”(參考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新築東河記”、“捍海堤記”、“重修雷州城垣記”諸篇。。三元塔突破了“水口”理論的某些限制，在郡城巽方同人工的“水口”相結合，與其他地方的風水塔相比較，堪稱一大創設。三元塔作爲府的風水建築，其“環境容量”在表述上是照應到全雷。它高出明清城堞，沿着東南巽方軸綫向外延伸，就可以遠照到雷州灣上的南渡河口（實際上也是一個“水口”）、雙溪港、白鴿寨、錦囊等營汛和衛所。明中葉以降，雙溪港發展爲北通閩浙，南達瓊崖的商港；郡城東南還有雷瓊大道可承接貨物，水陸聯運。清康熙中，重開海禁，杜臻巡視閩粤沿海，在海康留詩一首：“十裏雷東道，清時氛祲消。樓船白鴿盛，鎖綸錦囊遥。孤塔凌城堞，雙溪帶海潮。耕耘春正好，生計及漁樵。”(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杜臻“出東門閲白鴿寨並雙溪砲臺”。杜臻其人顯然具有風水學素養，他以三元塔入詩並留意到塔同雙溪、白鴿、錦囊、大道、農田等相照應的空間組織關係。計及當時雷州作爲廣東南路樞要之區的海防、運輸、海洋貿易以及農耕等生計。杜臻眼中的形勢是具有風水學理念的“形勢”，這種風水形局别具一種祥和安定的氛圍；詩中寄託的美好情懷，一般人登臨高塔遠眺亦能感受得到。這個風水塔視覺功能和心理功能之奇特，“神秘”内涵之解讀，就非本文片言只語可以闡釋了。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證明：人們爲某一地區所吸引，就會將他們的勞動成果融入某種永恒的建築，並在感情上依託於這一特定的建築，自動匯集到它的周圍，對社會群體的凝聚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嶺南各府、州、縣的風水塔是當時工藝水平最精湛和造價最高昂的建築物，往往要據其級别大小及容量廣狹而起動一地的能工巧匠和物質財富。一般的鄉村集鎮多無力建塔，則只能在東南巽方建立“水口廟”之類的風水建築（明中葉以來這種建築也遍佈嶺南）。筆者在三水考察河口的魁崗文塔時，見到民間的《道光三年修建魁崗文塔徵信録》。當時爲了建塔而抽調各鄉紳士組成“文塔局”，主持事務，發動了全縣十六個坊一百八十四鄉，無一遺漏，共捐銀一萬多兩，還徵用了難以確算的人夫和物資。我們没有見到雷州三元塔捐簽的原始記録，該塔規模不亞於魁崗文塔，但文獻只提到推官歐陽保、參藩蔣光彦、太守牛從極數人“佐以俸錢”，“鄉仕紳間有義助者”(嘉慶《雷州府志》卷十八藝文“鼎建城南九級啓秀塔記”。。這顯然只是對個别社會名流的溢美之詞，而决非事實。三元塔集中體現了明代雷州的物質財富和工藝技術水平，它其實也是一座融會了雷州人民勞動成果的“永恒建築”。

　　嶺南各地的風水塔多建在遠離城區的山崖水畔，純粹是風水的文化符號，缺少使用的社會功能。但是，雷州三元塔却築入郡城南部的新城之内，其社會功能較之其他地方的風水塔更勝一籌。明中葉以降，嶺南商品經濟萌起並持續高漲。海康城南門既當雷瓊大道北端，又便於從南渡河經雷州灣雙溪港出洋。因爲應經濟形勢的發展，内城的工商業開始向城南轉移。三元塔的前身開元寺佛塔原已敗落於居民小巷之中，連走路都不便。三元塔落成之後，塔前闢爲大路，“通街坦平，人甚便之”，塔下還附建了供人遊憩的公館。爲過往的遊客提供了極大方便(嘉慶《雷州府志》卷四“建置”。。城内人及外地工商人士陸續遷入城南，三元塔下聚匯成新的居民點。明中葉後城南逐漸形成了新興的工商業區。城南有兩處建築物對雷州城的發展影響深遠，一是天後宫，一是三元塔。天後宫供奉的是海洋保護神——天後娘娘，雷州社會經濟同海洋極其密切，天後宫的祭祀圈除了本土商民之外，還囊括了“廣行”（廣府商幫）、潮州、閩南、高州、海南等地的工商業者，以故天後宫内工商業碑刻特多。康熙年間，城南設立粤海關雷州税口，商流所必經。檳榔、糖、棉、糧食、織物等大宗貨物從雙溪港沿海北上可達閩浙；或者從港口溯南渡河再接雷瓊大道，水陸兼程，貨暢其流，可達於内地各省。干隆二十四年、二十九年海康榔商兩次重修天後宫，碑刻上載列的榔號就分别有43家和28家；榔商加入榔行也要在天後宫舉行“入班”的儀式(海康天後宫干隆二十四年《重修天後宫碑》、干隆二十九年《重修天後宫碑》、《榔行入班碑》。並參考陳忠烈《明清高雷地區商品性經濟的發展及其評價》，刊廣東高數出版社1992年《十四世紀以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三元塔是風水“文筆”，同商業活動較少直接的關涉，但它以激揚雷州文化文號召，同天後宫作功能上的互補，爲全雷的各方人士提供一個聚合的理想基地。

　　三元塔高出新城的城堞，有如新城的標誌，名馳遐邇，過往遊人認此爲歸，它本身也有振興旅遊和招徠客商的作用。明中葉，廣府商幫已經進軍雷州，在郡城設立“仙城會館”。廣府商人實力雄厚，對雷州本土的各種公益事業，修築廟宇或其他社會活動，均有很强的參與意識，慷慨解囊。雷州學人根據碑刻等資料做粗略統計，廣府商人在這類活動中的“樂捐”數額一般都占到總數的六成左右。筆者推測，鼎建三元塔和維修保養這類大事，廣府商人也肯定會樂助捐輸，他們也同其他雷州人民一樣，把自己的勞動成果融入了這座“永恒建築”。官府商人即以城南爲發展基地，他們在城南新興商業區如南亭街、當鋪巷、二橋街、雙土地、賣魚街、南門市一帶置業，還把商業延伸到鄉鎮。廣府商幫把資金和先進的經營手段導入雷州，從而改變了雷州社會長期滯後的局面，爲雷州經濟的全面開發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李龍潜：《仙城會館之變遷》、《雷州古代商業概説》，刊《雷州文史》第一輯。。到清中葉，海康新城“南門鋪户數百家，往來商賈輻輳，斯亦雷郡一大都會，貿易所萃”(海康天後宫“道光二十四年捐造兩望樓碑”。，成爲廣東南路舉足輕重的新興工商業市鎮。這當然是多種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三元塔、天後宫這類“永恒建築”曾經對雷州城市的空間結構施加過深刻的影響，有助於城市格局的奠定；它提供了一定的凝聚力，使社會群體得以良性整合；商民情感係之，有所寄託，安居樂業，交易有無，短長互補。總而言之，它對雷州社會的穩定和均衡發展所起過的歷史作用亦應予肯定。

　　風水以其近乎荒誕的表達方式透漏某些有科學意味和有預示性的歷史信息，嶺南各地的風水塔有如一個個時空坐標，它們本身就是物化了的歷史，而歷史的創造者就是嶺南人民。我們通過實地考察和結合文獻進行解讀，可以摸索出明中葉以來嶺南自然環境變遷以及經濟、文化發展的某些軌迹。在科學昌明的今天，筆者堅决反對推崇風水和鼓吹風水建築，但珍視三元塔這樣的雷州文化遺産，希望對它投入更多的學術關懷。

　　李龍潜（暨南大學歷史係教授）；

　　陳忠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嶺嶠春秋——雷州文化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