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絲綢之路，又稱爲“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佛教之路”或“香瓷之路”，它以南海爲中心。徐聞古港位於中國大陸的最南端，憑着其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軍事優勢，在晋代以前，天然地成爲了我國古代南海絲綢之路的第一港，也就是人們所説的南海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一、徐聞古港是西漢大陸與南海交通之要衝

　　徐聞古港地處雷州半島的南端，既是古代中西方航海交通的必經之地，也是中國大陸南端的海防要塞。

　　徐聞古港的港址，是隨着縣治的移駐而變遷的。根據徐聞縣誌的記載和考古發現，漢代的港址在今徐聞縣城西南35裏的討網村，今改名七旺。（討網與七旺在當地土語中發音相同，爲取吉利而改爲七旺）。唐朝以後，港址遷到今徐聞城南海安港西側的杏磊村（舊稱踏磊浦，古地圖上標有踏磊驛)。南宋時遷入海安，即今海安港。而今的徐聞縣城是在明朝天順年間（公1457—1464）才正式遷入的。\[1\]

　　西漢時期由此沿印度支那半島東面南下，可到達東南亞地區各個國家；或者穿過馬六甲海峽到達西亞乃至非洲各國。所以，當時“南海諸國，大扺在交州南，自漢武帝以來，皆朝貢必由交州道”。\[2\]

　　另外，西漢時期大陸與南海的交通，從黄河中下游的關中平原及伊洛平原南下，大都由南襄盆地乘木船從漢水起航，經長江幹流進入洞庭湖，然後入湘江，再由湘江支流瀟水過靈渠轉入賀江，入西江到達番禺。到番禺後，由於西漢時期航海技術欠發達，造船技術尚落後，海外交通還不能從番禺直接出海，只能從番禺起航後，航船在白天向西南方向依靠沿岸地物，夜間靠看天體星宿確定方向，沿着海岸邊行駛，從而自然地形成了番禺—徐聞—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的南海絲綢之路的航綫。\[3\]

　　再次，從古代靠季風出海航行來看，西漢時期不可能在番禺内港口等候季風，必須船西行至徐聞等待西南季風的到來。而船到達徐聞後，一般也不可能馬上遇上季風出海的，總要在這裏等候一段時間。在等候季風期間，航船可以在徐聞補給出海遠航所需要的大量淡水、食物，也可以再補充貨物，俟西南季風一到，即可乘風出海南下航行。而離開徐聞、合浦、日南後，則算是離開中國國境。因此，成書於距西漢武帝100多年後的《漢書·地理志》所記“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未言及番禺港口，是可以理解的。\[4\]

　　二、有關徐聞港的歷史記載及考古發現

　　自從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派遣伏波將軍陸博德和樓船將軍楊僕平定南粤，設合浦郡徐聞縣之後，徐聞與中原地區的交往就開始頻繁起來，有關的歷史記載也比較明確。

　 《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載：“粤地（包括合浦郡徐聞縣）處近海，多犀、象、玳瑁（即璣瑁）、珠璣（即珍珠）、銀、銅、果（即龍眼荔枝）、布（葛布）之凑，中國商賈者多取富焉。”這説明南粤一帶靠近海洋，物産豐富，并且已經與中原地區的商人進行貿易往來。接着又記載了“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裏，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崖郡”，説的是漢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派兵從徐聞渡海到海南島的歷史事實。接着又記載了西漢王朝派遣黄門譯使（即外交官）從徐聞、合浦登船出發到東南亞和南亞各國進行外交活動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這是我國古籍中關於徐聞、合浦等港口與海外交通貿易的最早記載。

　  東漢初年，西域陸路交通阻塞，所以中國與大秦（即羅馬）、波斯（即伊朗）的貿易主要靠海上運輸。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167年）大秦王安敦的使者來貢，就是經過徐聞、合浦、九真、日南出海到達波斯的。

　　對於徐聞港的記載，唐朝宰相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誌》雲：“雷州徐聞縣，本漢舊縣……漢置左右候官（守衛及治理邊防要塞的長官稱爲候官。——作者注），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從這段史料可知，漢代的徐聞港囤積着大量的貨物與海外的商人進行着非常有利可圖的交易，其後一句諺語的意思是“想脱貧，到徐聞”。這正説明瞭徐聞在漢代與東南亞一帶貿易頻繁的歷史情况。

　　《徐聞縣誌》也記載：“徐聞城，漢元鼎置縣海濱討網村”，“討網港，縣西南三十五裏”。討網村和討網港都在今五裏鄉西南三公里處，又叫華豐坑。當地群衆在該處發現有古碼頭磚石和大量貝殻，證明是古代碼頭的遺址。同時在華豐坑附近有兩座山嶺，至今仍然被稱爲東營和西營，疑是漢代左右候官駐兵營地。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徐聞縣南端的二橋村後坡終於發現了漢代徐聞縣治所在。該遺址坐落在南臨瓊州海峽的一大臺地上，海拔25~30米，總面積約30餘萬平方米。遺址的東面有長年不枯的淡水小河，出海處就是黄海港；遺址的西面是磨練海港；其南面臨海。該遺址地勢險要，交通方便。縣治遺址位於臺地的南部，坐北向南，不築城垣，只堆土壘石爲基，類構山寨，以爲鎮守。該遺址文化遺存豐富，具有西漢顯著特徵的幾何方格印紋加戳印的陶罐片、繩紋殘瓦片、米字紋磚塊等，地表上隨處可見。\[5\]

　　1990年在徐聞縣二橋等地發現了漢代生活遺址的重要建築構件“萬歲”瓦當，後來還出土了一枚龜紐銅質鎏金“臣固私印”的漢代印章。

　　1993年對徐聞縣漢代遺址進行發掘，證明徐聞縣五裏鄉的二橋南灣村就是漢代徐聞縣、徐聞港的所在地。徐聞縣的漢代遺址成爲廣東省發現的十大漢代建築遺址之一。\[6\]

　　三、南航始發港考證

　　徐聞港作爲南海航綫中的一個港口，它離不開番禺這個嶺南最大的經濟都會。戰國時期，番禺只不過是個原始聚落，有人稱之爲漁村。秦時爲南海郡和番禺縣治。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和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雖然明確地指出番禺是海内外商品輻輳中心，但没有説番禺是對外起航發舶的港口。《史記》、《漢書》均爲官方正史，番禺政治、經濟地位又十分重要，且爲越國都城，如果真爲始發港，豈有不見文字記載之理。

　　近年有人以廣州中山四路發現秦漢（今改作秦）船臺爲理由，進一步論证番禺爲始發港。但是這個“船臺説”的疑點很多，難以支持始發港的論斷，當然番禺作爲集散中外商品的功能和港市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作爲集散的方式，可以是水路，也可以是陸路，或者水陸聯運。按照漢代的航海技術和造船能力，航船不能够遠離海岸，外來商品可以上岸，從陸路集中到番禺；相反，番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將商品從陸路集中到某一港口，再轉運海外。大扺三國孫吴以前，我國史書上記載通商南海西蕃諸國史事，常説在徐聞、合浦、日南以南若干裏。《漢書·地理志》就是這樣記載的。但是從兩晋南北朝開始，常常稱距離廣州若干裏，如《新唐書·地理志》所記“廣州通海夷道”，説“廣州東南海行二百裏至屯門山（即今香港屯門），乃風帆西行，二日至九洲石（今海南東北七洲島），又南行二日至象石（今海南東部大洲島）”。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晋代以前，廣州未能直接與海外通航，仍需要徐聞、合浦、日南等港口作爲中轉港口，才能實現自己的功能。這些中轉港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廣州的外港。而位於廣州與瓊州海峽之間的徐聞港，一有雷州灣衆多島嶼作爲屏障，二有南渡河横貫，三是附近已有了一定的開發基礎。這樣就使得徐聞港可以被選擇作爲一個港區，實現與番禺之間的海上或陸上往來。徐聞以北的遂溪縣城附近發現南朝時代波斯銀幣和其他金銀飾物，\[7\]説明有陸上交通綫經過，與海上交通相配合。

    從海岸帶及近海自然條件來看，雷州半島東部冬季盛行東北風，夏季盛行東南風，海上風浪大，沿海沉積也很旺盛，不及西部海岸條件優越，所以一般來説港口選址困難，惟有雷州灣有良好的避風條件，徐聞港得此地利，能够成爲港口。但南行至瓊州海峽，海况大變，這成爲漢代沿海航行的一大障礙。
　　  
    瓊州海峽寬窄不一，最寬約40公里，最窄僅194公里，平均寬爲30公里。水深也很懸殊，平均深44米，最深可達120米。風向、海流復雜，變化很大，特别是海峽東入口，更是航海危險區，古人視爲畏途，航行盡量避開。另外，瓊州海峽又是“海上老虎”鯊魚出没的海區。唐朝劉恂《嶺表録异》在記述瓊州海峽時指出：“舟子曰，此鰍（鯊）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緣（沿）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鰍之難也。”\[8\]既然唐代從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舟登陸，則漢代更是如此。這種情况，往往爲許多人所忽視，以爲從廣州西南行，過瓊州海峽即可入北部灣，但瓊州海峽恰恰是航行的高危險區域，它改變了雷州半島港口的分佈格局。東南亞史專家陳序經先生曾指出，航船如從海康出發，須繞過危險的瓊州海峽，故古徐聞或置於雷州半島南端爲是。\[9\]若經海南島東南部南下，須經七洲洋，即西沙群島，也是航海危險區。所以古人雲：“去怕七洲，回怕崑崙（即越南南方崑崙島海域）”。這樣，最好的航綫是避開瓊州海峽，取道北部灣南下。如果按照這樣的走法，扺達徐聞港後，不可能再南下，應該取陸路到北部灣，這是雷州半島西部應該有一個港口的理由。

　　秦漢定都關中，經濟重心偏西，與嶺南和海外的聯繫，必須過秦嶺，入漢中，跨洞庭，溯湘江，經靈渠，順湘桂走廊，過（桂）鬼門關，順南流江即出北部灣。所以，《漢書·地理志》所列的三個對外通商港口，都環繞北部灣分佈。其中合浦港地位至爲重要，其地望即合浦，故城在廉州府合浦縣東北，\[10\]這已爲中外學術界所認可，在此不詳細説明。日南港今不在我國境内，姑且不論。直到唐代張九齡開鑿大庾嶺之前，湘桂走廊和賀江交通綫的地位並没有被動摇或削弱，由此也形成了嶺南開發自西向東、從北向南空間推進的格局。番禺在三國以前不是始發港也與這個總體格局有關。

　　古代貶謫嶺南的官員，多循上述道路南下。唐代李德裕被貶海南，即有“一去一萬裏，千之千不還，天涯在何處，生渡鬼門關”之嘆。宋代蘇東坡被貶海南，從徐聞遞角場渡海。在澄邁通潮閣上岸。光緒《崖州志》説：“宋時蘇公渡海，由徐聞縣直指澄邁縣通潮驛，非今日由海安指海南也。”\[11\]這清楚地表明，在歷史早期，由於瓊州海峽的限制，北部灣交通居主導地位，港口也是沿海岸綫分佈，並各有其腹地。大扺日南港以今越南中北部、合浦港以桂南和西江流域，甚至巴蜀等爲自己的腹地，至於徐聞港則應以雷州半島和海南島爲腹地。

　　瓊州海峽西出口，連通北部灣，出口海域寬廣，風浪較小，適宜選擇作爲港址。西漢軍隊進攻海南，作戰路綫主要在島西部和北部。如瓊山縣城西三十裏的烈樓港“乃漢軍渡海之處”，\[12\]海南西部多伏波廟，是爲了紀念漢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東漢伏波將軍馬援而建的。漢代開發海南，主要在西部和北部，作爲控制海南的門户，宜盡可能接近海南開發區域，同時又能够顧及雷州半島。西漢放棄海南之後，東漢爲了恢復對海南的管理，曾設置了一個朱盧縣（或稱爲珠崖縣），隸屬合浦郡，但是該縣不在海南島上，而在其對岸。根據譚其驤先生的考證，“朱盧縣故址在今（廣西）博白或玉林是很可能的”。三國時期，孫吴曾設置珠崖郡，也不在島上，而“是在雷州半島的南端合浦郡的徐聞縣境内，徐聞當爲孫吴用兵海南的基地”。\[13\]至於這個海港的地點，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温水注》引王範《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遥望朱崖洲如廪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這段話説得很清楚，海南島郡縣建置時間與交州相同，交州轄下合浦郡徐聞縣就在海南島的對岸。否則，站在對岸就望不見海南島的形狀像一個谷堆，又明白地説，“從徐聞對渡”，顯然這個港口在瓊州海峽的北岸，又説帆船順風一日一夜可以到達海南島，則距離不會很遠。\[14\]

　　西漢武帝平定南越後，在嶺南設置“南海、蒼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15\]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五：徐聞、高凉、合浦、臨允、朱盧。”\[16\]合浦郡治所在徐聞。西漢時期的徐聞縣轄雷州半島的大部分，即今遂溪、雷州（舊稱海康）、徐聞三縣。而“徐聞縣城漢元鼎置海濱討網村”，\[17\]即今徐聞縣五裏鄉二橋村、仕尾村、南灣村一帶。此地是西漢軍隊南渡海南島的軍事基地，也是西漢越洋貿易的出海港，所以當時在此地設置左右候官。

　　由於徐聞縣討網村優越的地理條件，所以自西漢武帝以來至平帝元始中，由皇帝任命黄門中官爲譯長，組織“應募者”（包括官員、商民、船工、水手等），並身負“欲耀威德”和“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兩重任務的官方貿易使團，選擇作爲軍事港口的徐聞縣討網村出海遠航南海諸國進行訪問和貿易，就理所當然了。至於日南、合浦兩港，也與徐聞一樣，同樣具有出海港口的功能。因爲這兩個口岸，西漢時期同樣是設置有關卡的軍事港口，正如唐代顔師古所説：“漢制，每塞要分别築爲城，置人鎮車，增之候城，此即障也。”《漢書》中所記“日南障塞”，即此意也。

　　粤西海區受大氣環流和季風的影響，秋季盛行東北季風，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風。南海10月、11月爲東北季風可能發生期，12月~2月達到鼎盛期，3、4月爲可能發生期；西南季風5、6月，9、10月可能發生，7、8月爲鼎盛期。受季風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爲東北方向漂流並在北部灣形成環流。當海上風場穩定時，淺海餘流主要以風海流爲主；當風力較弱時，淺海餘流以地海流爲主。當風海流和地海流二者方向相同時，會出現流速較强的沿耐流；當風海流和地海流二者方向相反時，沿岸流較弱。

　　如果在東北季風期從徐聞入海，船舶將被海流冲經海南島西岸而進南海大洋中，無法沿北部灣東岸行駛到達東南亞各國。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記載：“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水噴涌，而分流爲三。其一西南，通道於諸蕃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洋大海也。南舶往來，必冲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西漢武帝時期船無風帆，船入三合流，即使得風也無用，難逃“瓦解”之厄運，僥幸逃出生天，在南海大洋中費時日久，如遇到風暴則避無可避，也會導致船毁人亡。

　　那麽怎樣才能克服這一障礙並利用信風海流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雷州半島西南選一港址作爲第一始發港，在這裏集結並觀測季風。當每年10月東北季風起之前10天左右，船隊順北部灣環流行至北部灣北端的合浦港候風。待東北信風一起，船隊即可從中轉港合浦出發，順風順流通行無阻地沿北部灣西部、越南東岸航行到金甌角。這就是當年有了第一始發港徐聞後，還須有中轉港合浦的真正原因，也説明了當時我國對信風、海流的觀測已經相當豐富。\[18\]

　　據《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記載，漢武帝親臨東部沿海尋訪蓬萊神人之舉便有10次之多，前後竟達22年之久！而漢武帝開通海上絲綢之路，也正好在此期間，二者之間有無内在的聯繫呢？這是一個長期爲人所忽視的問題，也是一個千古之謎。

　　（1）史書中多次記載，漢武帝除親自訪仙外，還多次派出大規模的船隊入海求神人。如：“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與方士傳車及間求神仙，人以千數。”“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天漢三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關於漢武帝多次發船令數以千計的人“求蓬萊神人”的目的地，史無記載，可能是在山東沿海附近，也可能是扶桑、琉球，在這些地方都找不着仙山，則不排除下南洋、走西洋的可能性，而且西行的可能性最大。

　　（2）從徐聞出發的官方船隊，領隊譯使屬黄門，這本身就是一種反常的行爲。黄門本是宫中少府下屬掌管御用“乘輿狗馬”及皇帝近身内侍的部門。漢武帝爲了能够像黄帝一樣“騎龍成仙”，曾經派大軍去攻打西域大宛國，把傳説爲“其先天馬子”的汗血馬奪來，這些“天馬”没有交給皇室專設的“上林苑”等處馬房飼養，而是連同一部分名馬交給黄門管理。《漢書·西域傳贊》有“汗血之馬，充於黄門”，正是指這件事情。給皇帝趕車的“奉車都尉”、副手“駙馬都尉”等都屬於黄門。漢武帝迷信“五行”，受方士愚弄，認爲是“受命當土德”，色尚黄，連漢宫上林苑那些爲御船持楫的羽林軍都一律戴黄帽，稱爲“黄頭郎”。後來漢武帝派黄門去主管出洋之事，應與此有關，不外想討個吉利，希望早日找到神仙。

　　（3）在雷州半島西南端漢徐聞縣遺址附近，現在仍有一座“候神嶺”，一些考古工作者認爲可能是“漢置左、右候官”的所在地。但是候官不是“神”，按照西漢官制，他們只不過是邊郡都尉手下的常設官員，亦稱“軍候”，佚比六百石，相當於縣級，既是哨所組織，又掌兵站設施。以此推斷，“候神嶺”應爲漢武帝時“候祠神人”的地方。

　　“候神”一詞，常見於西漢有關的古籍中。如元鼎四年，武帝拜公孫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大室”；元鼎六年，“公卿候神河南”；元封二年春，“使卿持節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太初三年，“方士有言：黄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征和四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迹爲解，無其效”；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條奏：長安厨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重復，請皆罷。’奏可。”由此可見西漢時期候神的規模之大。成帝時期罷了大部分，其中原所設的蓬山、芝罘、成山、萊山、仙人、玉女等祠都在應罷之列，“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在山東蓬山、芝罘、萊山等處“候神”，是等待蓬萊仙島的神人出現；而在徐聞“候神”，又是在等待哪路神仙呢？乃是等待蓬萊仙人。

　　候神嶺在徐聞古港岸邊，左邊還有一地名稱爲“仙人座”，與成帝時期所罷的“仙人”候神所同名，是否同一地點，失稽。在“仙人座”附近的海面上有三座小海島，今名“三墩”。康熙《粤閩巡視紀略》記載：“三墩在城南二十裏突出海中，號小蓬山。”又與成帝時期所罷的“蓬山”候神所同名。

　　無獨有偶，在徐聞至合浦之間的海面上，有兩座大海島。清代張渠《粤東聞見録》中説：“遂溪有潿洲、蛇洋洲。二山相峙，舊名大蓬萊、小蓬萊。”《粤閩巡視紀略》記載得更爲詳細：“潿洲……古名大蓬萊，有温泉黑泥可浣衣，使白如雪。前爲蛇洋洲（今斜陽島），周四十裏，上有蛇洋山，亦名小蓬萊，遠望如蛇走，故名。二洲之上各有山阜，縹緲烟波間，可望不可登。”這裏與山東蓬萊仙島的傳説可謂如出一轍。

　 （4）再沿着這條絲綢之路南下，到越南湄公河口有一地名瀛洲（今屬永隆）。湄公河口南部海面約100公里處有崑崙三島，最遲到唐代已得名，是否漢名，尚待考證。

　 （5）在絲綢之路的最西端大秦國（古羅馬）的西面，還有傳説中的崑崙山西王母。爲什麽諸多的“仙迹”及候神處所均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和航綫上，這難道僅僅是“偶合”二字便可以解釋的嗎？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遺迹很可能是西漢時期候神方士使者求神未果，生造出來糊弄皇帝老子的地名。\[18\]

　　四、徐聞古港興衰的歷史原因 

　　徐聞古港作爲我國對外貿易的口岸，在兩漢時期比較發達，主要原因是：

　 （1）西漢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社會經濟的繁榮，必然促進工商業和交通運輸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兩漢時期國内不設關禁，商業通行無阻。自漢武帝擴展疆域以後，又開創了官營的海外貿易，漢王朝經常派遣直屬宫廷的黄門譯長，率領應募的船員們，帶着黄金和絲織品，從徐聞港或合浦港上船，出海遠航。

　 （2）徐聞港的地理位置有利於當時的海上貿易的開展。徐聞港地處中國大陸的最南端，扼守瓊州海峽，是當時船舶沿岸航行的必經之地，是我國與海外交通接觸最早的地區之一，是兩漢時期我國商船駛往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始發港，也是大秦（古羅馬）和天竺（古印度）、波斯等國的船舶駛往中國的目的港。兩漢時期對外貿易有嚴格的限制，只允許在邊境的幾個港口，諸如徐聞、合浦及越南沿海的日南，進行互市貿易。同時，兩漢時期在徐聞派駐有左、右候官掌管軍政事務和對外貿易，在那裏囤積着大量的貨物與海外商人進行交易，并且許多遠洋的中外船舶也在此港口停靠，補充淡水、食物和貨品。因此，徐聞港在兩漢時期成爲重要的貨物中轉港和集散地。

　　兩漢以後，特别是晋代以後，徐聞港逐漸衰落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東漢後期，政治進入黑闇時期，地方官吏和豪强集團的鬥争日益激烈，經歷了一場大混戰，最後形成了以曹操、劉備、孫權爲首的魏、蜀、吴三國的割據局面。政治上的動盪，必然造成經濟的衰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外貿易的開展和貿易政策的改變。同時，在三國時期，交趾（今越南）一度反叛，攻打合浦等地，使得徐聞、合浦至東南亞各國的航綫受到嚴重的阻撓，以至使徐聞這個繁榮的貿易中轉港受到嚴重的影響。

　　第二，晋代以後，番禺（今廣州）港已經逐漸取代徐聞、合浦港，成爲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秦通五嶺以後，珠江三角洲日漸開發，番禺已經成爲西江、北江、東江的貨物集散地，而且梅嶺孔道的暢通，使得廣東與中原的聯繫和商業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加之航海技術的進步，船舶噸位的增加，人們不必再舍舟就陸，以至番禺就逐漸取代徐聞、合浦港成爲我國交通海外諸國的主要港口。

　　第三，遠洋航綫的改變，使得徐聞港不再成爲中轉港了。《新唐書·地理志》明確記載，唐貞觀年間（公元785—805年）宰相賈耽記録了從廣州出發到印度洋的航綫。這條航綫上的大部分航船乘東北季風從海南島東部海面，經過七洲洋直下南中國海，通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唐代以後，航經徐聞港的遠洋船已經明顯减少，以至使得徐聞港逐步衰落。

　　餘論

　　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從中國出發的國際性貿易交往的海上通道，其形成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有其發展的階段性。漢代的徐聞港是這條國際性貿易交往通道開創階段的始發港，它既是一個貨物集散的中轉港口也是漢代的一個軍事港口。三國以後的番禺和南宋時期的泉州等地各自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中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漢代徐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也是無法取代的。\[19\]

　　申友良（湛江師範學院法政學院教授，博士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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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阮應祺：《漢代徐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嶺南文史,》2000年第4期。

　　（本文原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