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旅遊開發是目前中國生態博物館建設道路上最爲適度化的選擇。對生態博物館進行合理的旅遊開發，關鍵還在於要使當地居民樹立一種文化主人的意識，只有真正形成一種文化自覺狀態時，才能使當地最終達到社區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最優化。

　　【關鍵詞中國生態博物館文化遺産保護旅遊開發文化自覺

　　Abstract: Tourism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choice no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Eco-Museum. It is the key for a reaso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at to make local people be a master of culture. Only when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has been formed，the community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 benefits can be optimized

　　Key words:ChinaEco-museum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Tourism development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一、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概况

　　1971年8月，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第九次大會在法國城市格林諾布舉行期間，法國人喬治·亨利·裏維埃（Georges Henri Riviere）和雨果·戴瓦蘭（Hugues de Varine）提出了一個新的博物館名詞“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生態博物館觀念，是基於對傳統博物館將文化遺産搬移到一個特定的博物館建築中，而使這些文化遺産遠離了它們的所有者和所處的環境，因而使原生的活的文化成爲僵死的記録這一弊端的認識而建立的。具體而言，生態博物館是將某一特定社區或某一特定區域整體作爲博物館，包括其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强調社區歷程的整體保護與協調發展的統一。

　　20世紀80年代正是中國博物館發展的新高潮時期，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階段。一方面，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隨着經濟的發展，先進國家工業化所帶來的生態失衡及傳統文化的退化，甚至消亡的現象也在中國重演着，并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因此，對生態環境及傳統文化的保護日益爲中國社會所關注，中國博物館界也開始關注國際生態博物館運動。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博物館已經發展到1000多座，博物館也需要改革自己，尋找一種擴大保護文化遺産以服務社會的新形式。生態博物館作爲一種新的博物館形式，因其理念在文化遺産保護方面所具有的合理性與前瞻性，得到中國博物館界的一致認可。因此，自1986年中國博物館學會的學術季刊《中國博物館》雜誌開始較集中地翻譯介紹了一批國際生態博物館運動有關的論文和資料，生態博物館理念隨之傳入中國。從1997年起，中國政府和挪威政府合作在貴州興建了4個民族村寨型生態博物館。經過20多年的實踐探索，這種民族村寨型生態博物館已成爲中國生態博物館的主要形式，目前已發展到20多座，主要分佈在貴州、廣西、雲南和新疆、内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建設與國外生態博物館建設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即都遵循着文化遺産和自然遺産原地保護的原則。但與國外生態博物館多選擇建在已經現代化和人民生活富庶的村鎮、舊工業區和城市中的歷史街區不同，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大多集中建於一些未被開發的偏遠山村，這與中國的具體國情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中國，隨着大規模城鄉建設的持續展開，不斷改善人們生活的同時，也使大量的文化遺産及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與此相應的，這也造成了中國保存完好的民族傳統文化大多集中於一些未被開發的偏遠山村的事實。相對封閉和有限的對外交流，雖然較爲完整地保留了他們的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産，但同時也嚴重制約了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建設從一開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國化”色彩。意大利學者毛裏齊奥·馬吉曾在其《關於中國貴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區生態博物館考察報告》一文中對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的這一重要特徵作過一番概述：在中國生態博物館第一階段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伴隨着地方經濟的發展，保護中國各地各民族的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可以説，中國生態博物館的建設除了保護文化外，還要肩負起消除貧困、發展當地經濟的責任〔1〕。换句話而言，中國的具體國情决定了生態博物館在中國就必須是一項由政府領導的文化保護與社會發展同步的社會系統工程。

　　二、中國生態博物館的旅遊開發

　　1.實施旅遊開發的必要性

　　中國的生態博物館有着諸多的先天不足與營養不良的缺陷。首先，從生態博物館的建設發展方面看，文化保護是建立生態博物館的最終目的所在。不可否認，文化保護的首要前提一定是金錢上的投入。作爲一種非盈利性活動，文化保護需要大量資金用於相關文化信息資料的收集、相應設施的建設或改造、文物的保護、公共場所的修繕、社區居民的教育、管理人員的必要開支等；另一方面，文化保護不同於單純的文物保護，它是動態和發展的，需要不斷地投入，既要關注社區居民的現狀，更要爲其謀求發展〔2〕。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甚至可以這樣理解生態博物館：它是一種經濟高度發展之後的産物，是在具備較爲雄厚的保護資金基礎下産生的。在西方先進國家，政府會從政策、資金以及在管理政策上給予生態博物館很大的支持。但在中國，目前政府似乎還没有設立專門的資金用於這一新型博物館的發展。資金、政策以及管理經驗等方面的缺乏，都使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的發展顯得步履維艱。

　　其次，中國的生態博物館大多建於相對封閉偏遠的民族村寨，那裏的居民很大程度上面臨温飽問題，還在爲如何脱貧而努力，完全不可能去考慮如何進行文化保護方面的問題。因此，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不可能在這些偏遠村寨自發産生的。可以説，中國生態博物館在偏遠村寨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需要和專家把理論應用於實踐的産物。對這些地區的居民而言，生態博物館完全是一種超前的行爲，長期的封閉生活使他們喪失了最起碼的文化反思和自覺的能力。我們所謂的“寶貴的文化遺産”，在當地居民看來只是他們生活當中普普通通的一部分，他們缺乏知識去界定和解釋自己的文化，更談不上對自己的文化遺産進行認同和保護。除此之外，隨着生態博物館的建立，他們封閉落後的生活狀態一夜之間完全展示在世人面前，這實際上也是一次弱勢文化與强勢文化的接觸與碰撞。在實際文化的接觸和交往中，强勢文化必定會對弱勢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在這種情况下，如何能有效地避免弱勢文化的退化，繼續保持自身文化的獨特性，著名人類學家薩林斯關於現代化的本土性發展的觀點似乎能給予我們啓發。在薩氏的此觀點中，文化的本土性是以經濟爲基礎的，經濟越發達，他們的傳統文化越能發展下去〔3〕。從這個層面上看，地區傳統文化保持其獨特性所需的條件與當地居民要求脱貧的要求不謀而合，經濟的發展被放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但應該如何發展當地經濟呢？

　　在當今“全球化”的進程中，越來越多的東西正逐漸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同一化”，地方文化的獨特性與多樣化也由此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傳統文化已不再被認爲是現代發展中的累贅或絆脚石，而是被視爲未來文化發展的基礎。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文化遺産，正成爲一種人文資源，被用來建構和産生在全球一體化語境中的民族政治龢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被活用成當地的文化和經濟的新的建構方式，不僅重新模塑了當地文化，同時也成爲當地新的經濟的增長點〔4〕。從本質上看，民族經濟與民族文化是相互嵌入的。文化的資本化、資源化、經濟化不僅僅是文化的經濟價值轉化，還是文化的民族性凸顯。於是，在中國生態博物館面臨的文化保護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雙重任務面前，旅遊作爲一種盈利性的文化雙向交流活動，被中國的生態博物館所采用實施成爲了一種必然。通過開展旅遊活動，一方面，能提高當地居民的經濟收入、增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當地也能通過旅遊向遊客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同時遊客所帶來的外來文化也能在無形中促進當地居民對自身文化的調適與優化，從而使其能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2.實施旅遊開發的可行性

　　中國引入生態博物館概念之後，開闢了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保護與展示的新模式，並逐漸輻射到以特定社區爲空間載體的“族群”文化保護中〔5〕。可見，生態博物館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博物館概念，更是文化多樣性與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工程。當然，這一工程主要是通過對當地文化的整合保護以及當地居民對自身文化與身份的認同中得以實現的。封閉的生活環境雖然使社區的民族傳統文化得以完好保留，但同時也造成了當地經濟發展的滯後、觀念與教育的落後，外界又往往將其淳檏、自然的一面視爲落後、原始，從而在他們的民族心理上沉澱了弱勢群體的自卑感。因此，如何重構其文化與身份上的認同將會是中國生態博物館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中的主要任務。

　　在理論上言及族群認同，往往是在一定的血緣、親族、信仰、語言、地緣等因素組成的“原生紐帶”的基礎上産生和延伸出來的一種内聚外斥的力量。國内學者一致認爲：“民族（族群）認同即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族群）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6〕但在具體的實際生活中，民族文化和族群認同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它的存在和發展是一個不斷建構和重構的過程。在很多情况下，人們所進行的認同依據和標準除了“原生紐帶”可以作爲一種驅使與促進的力量外，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成爲促進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工具。旅遊開發無疑可以成爲這樣的一種促進工具。

　　旅遊活動，尤其是民族旅遊很大程度上是以“异文化“的體驗爲動力的。在這種體驗中，必然要發生文化接觸和交流等問題。民族旅遊是以民族的傳統文化爲底色，而民族傳統文化又是以族群對自身及其文化的認同爲知識背景和邏輯依據的。於是，在民族旅遊中，當地的族群及其文化認同意識和價值便會很自然地在遊客與當地居民的接觸與交流當中浮現出來。在民族旅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動力下，當地族群主體從未像現在這樣熱衷於挖掘自己的歷史、表述自己的文化、正視自己的與衆不同，也從未想過祖先流傳下來的文化居然可以如此“值錢”。雖然旅遊開發的直接目的是爲了盈利，但却創造了一個讓外界更深入瞭解、認同該文化的途徑和平臺，同時也提供了一種讓當地居民對自身文化價值認可的方式。這種内力與外力的相互作用，成爲當地傳統文化的動力因素，當地居民對自身文化的認知與認同由原來的被動轉變爲現在的主動狀態。簡言之，旅遊開發在民族意識和認同方面的重構與促進作用，爲其在中國生態博物館的開發實施提供了可行性。

　　3.實施旅遊開發所面臨的問題

　　因爲旅遊開發在中國生態博物館實施中所具有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使其成爲了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道路上，不是最優化但最爲適度化的選擇，但具體的現實情况真會像我們之前預料的那麽理想嗎？

　　生態博物館建立後，尤其是實施旅遊開發以後，當地文化在原來封閉環境下逐步變遷的模式被徹底打破，現在的變化是迅速的、整體的、全方位的。這些社區的民族文化是在主流文化包圍中的弱勢文化，當内部文化動力不强的群體，在受到外來遊客帶來的經濟勢力和强勢文化的强烈衝擊時，往往會意識到自身文化與主流文化、自己的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有着巨大差别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開始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價值産生懷疑，對本民族文化變得不自信，甚至自卑。無論是對當地的居民，還是對當地的政府來説，長期的貧困使得他們都期望通過旅遊開發來改變生活現狀的願望遠比保護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願望來的更爲强烈。在他們看來，光靠“保護”是不能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的，“開發”對他們來説，具有更實際的意義。因而在地方政府方面，“文化保護”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生態博物館”的建設本身就是一個“開發”項目；而在當地居民這一方，保護過程是被强加的，也是被動接受的，“開發”也才是他們當下更爲迫切的現實意願。在這種情况下，爲了最快地實現經濟利益的獲取，當地居民没有經過過多思考，就匆忙地將自己的全部文化“資本”拿來做交换。至於在這種情形下進行的“交换”是否公平，通過這種交换，他們能除了能换回有限的金錢外，還能换到什麽，又剩下什麽，對於這些問題，當地居民根本無暇顧及。因此，生態博物館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即如何在“開發”中對傳統文化進行保護。關於這一點，早在2005年雨果·戴瓦蘭就已在《中國生態博物館論壇筆記》提到：“由於選擇作爲生態博物館的村寨將在日後會變得對旅遊者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村寨居民没有充分準備好面對危險和挑戰，在許多的誘惑面前，小規模的村寨（上百居民）豐富的文化遺産同時會變得非常脆弱。”〔7〕此外，當地居民在與外來遊客接觸時，也會開始在服飾、語言、行爲方式等方面傚仿遊客，漸漸抛棄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當一個民族開始主動放棄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後，該民族文化的傳承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爲了迎合遊客的旅遊動機和心理需求，生態博物館所在的社區會在當地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人爲地加以改造，這對民族文化内部獨立的傳承機制在某種意義上未必是一件好事。衆所周知，民族文化的傳承與這個民族的文化認同有着很大的關係。民族文化認同的根本屬性來自於那個特定族群内部具有一種對自己文化和傳統的“意識”，那些外在的東西，服裝、居式、歌舞等都是這些民族意識的外在表現〔8〕。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當地的傳統文化，甚至傳統生計方式和經濟結構都被卷入旅遊開發中。服裝、歌舞等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現首先成爲旅遊影響下的文化産業化的改造品。有時當地居民還會根據遊客的需求調整自己的思維方式，把本不屬於本民族的文化强硬移入，大大地損壞了傳統文化的純潔性。在旅遊開發中，文化産業化使許多空洞的文化符號不斷地從原來的傳統文化中生産和製造出來，雖然具有一定的市場意義，但傳統文化也開始變得片斷化與空洞化。在民族服裝、飾品等的“商品價值”大幅提昇的過程中，這些民族符號所象徵的“認同意識”却在無形中降低了，無形中扼殺了民族文化的豐富性與民族主體的現實選擇性。皮之不存，毛將附焉。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如果失去了獨立的傳統機制與動力，最終只能成爲“没有靈魂的外殻”。 

　　民族旅遊是以民族傳統文化爲基礎的旅遊開發項目，它的前景發展如何與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情况相依相存。適度的開發的確可以强化當地居民的自我意識，增强民族認同感，促進傳統文化的延續，在恢復與維持當地文化傳統方面也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過度的旅遊開發不僅會使生態博物館發展成爲充滿商業文化氣息的旅遊民族村，與生態博物館的初衷背道而馳，而且民族文化的逐步喪失也會使民族旅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因此，實施了旅遊開發的生態博物館更應在這種創新參與過程中改變和重塑自己的形象，同時注重保持當地傳統價值和歷史特性。無論在何種情况下，生態博物館都不應成爲旅遊機構的一種復製品。

　　三、結語

　　旅遊開發是中國生態博物館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途徑。由於中國客觀存在的具體國情，旅遊業往往是被作爲一項扶貧項目被引入生態博物館所在的民族村寨，並將村寨作爲一個整體參與到旅遊開發中。由於這些村寨往往在政治、經濟上處於相對弱勢，在文化、環境上更加脆弱，自然而然地會産生對旅遊開發過度依賴的心理。在旅遊帶來的强勢文化的侵襲下，原本就不强的文化傳承内部機制變得更爲薄弱。之前的梭嘎生態博物館、西江生態博物館等的前車之鑒已經對我國後續建設的生態博物館建設敲響了警鐘：在進行生態博物館建設以及進行旅遊開發前，必須要對整個村寨有一次較爲完整徹底的内部評估。當地居民作爲文化的載體及其主人，必須要使他們樹立起文化主人的意識。村民一旦認識了自己文化的價值以後才會珍惜自己的文化，這就是一種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任何專家學者所不能代替的。因爲村民的感受是一種文化傳承意識，這種感受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液中，達到了如同費孝通先生所説的文化的自覺，這也應該成爲中國生態博物館進行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時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當當地居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達到一種自覺狀態後，才能真正激發出地方文化的原創力，並最終達到達到社區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最優化。當然，要想使當地居民樹立起一種文化主人的意識，並不是一個光靠紙上談兵就可以解决的問題，這種意識的培養更需要的是專家、政府與當地居民在具體實踐活動的一種關係互動。因此中國生態博物館的未來發展道路，任重而道遠。

　　周羽（桂林博物館，館員。）

　　注釋：

　　〔1〕 毛裏齊奥·馬吉：《關於中國貴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區生態博物館考察報告》，《2005年貴州生態博物館國際論壇文集》。

　　〔2〕 肖星、陳玲：《基於生態博物館的民族文化景觀旅遊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3〕 轉引方李莉：《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深層社會背景——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的研究與思考》，《民族藝術》2007年第4期。

　　〔4〕 方李莉：《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深層社會背景——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的研究與思考》，《民族藝術》2007年第4期。

　　〔5〕 潘守永、覃琛：《龍脊壯族生態博物館的現在和未來》，《中國文化遺産》2011年第6期。

　　〔6〕 王希恩：《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7〕 雨果·戴瓦蘭:《中國生態博物館論壇筆記》,《2005年貴州生態博物館國際論壇文集》。

　　〔8〕 彭兆榮：《旅遊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頁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