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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從經貿正常化到政治正常化:兩岸政治對話的機遇與挑戰

  中山與大陸所的各位老師、教官、博士班同學、碩士班同學、大學部的同學,還有幾位大陸來的年輕學者,那今天非常榮幸能來這裏跟大家做個心得報告,我跟邵教授算是相交盛久,我們除了兩校甚爲交誼友好之外,兩家人非常好,因爲我們家的小狗和他們家的小狗關係非比尋常,今天我非常榮幸來此表達自己的看法。但在演講之前我必須先强調,今天本來來講的應該是蘇起,許多臺下的新聞記者主要是慕蘇起來的,今天可以暫時先離席,因爲蘇教授今天確實是有事不能來,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談談,兩岸在進行政治談判,特别談到簽署和平協議,它的機遇跟挑戰,究竟在哪裏?

  我認爲當前影響兩岸關係,我把他看是三個層面因素,包括兩岸關係必須放在外在國際政經體系的規範之下,也受到雙邊的互動交流各式各樣的激烈影響,更受到兩岸雙方內在的政治、經濟與會內在的制約,所以兩岸關係如果不了解外在的國際政經體系背景,不了解兩岸各項交流及實力對比,不了解兩岸雙方內在的政治經濟社會所變遷的劇變跟轉型,單純就兩岸論兩岸,其實也沒有太大因應。和平協議和政治談判易復如此,當前我們把它做個簡單的歸納,當前的全球政經情勢我給他做三個分析,第一個,我們講經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08年金融海嘯雖然已過,11年到12年全世界面臨到有關歐美債性風暴隱憂廢除,所以短期會不會引發2次經濟衰退的疑慮,那這個在目前爲止沒有明顯的答案,所以全世界的經濟前景是受到一個陰霾的壟罩,讓我們短期難得到期待,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全球內面臨的兩個問題,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都面臨到,歐美這些已開發國家都面臨到經濟成長的停滯,是一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一個高失業的問題,那開發中國家雖然沒有經濟成長停滯,但是依然有貧富差距擴大,以致於物價上漲的隱憂,那這些問題都是全球性的問題,那第三個問題,2012年是非常特别的,全世界大概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全世界200個國家經濟體當中,有超過1/4以上的國家經濟體,2012年都面臨到政治變革的大選年,臺灣最早的1月14號就舉行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那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也選完了,香港3月25號馬上進行投票,希臘也將進行國會選舉,包括中國大陸在今年的秋天就即將召開十八大,美國,也即將在今年11月選總統,韓國也要選總統,連法國也要選總統,所以當世界的經濟問題面臨到一個政治問題內在政治的規範,都會讓經濟問題變的更加復雜化,這是我們看到全世界經濟成長的概況。

  面對中國大陸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三十年的的經濟成長高居世界第一,從1991年到2010年它的平均的年經濟增長大概是103%,它現在是全世界第2大的經濟體,已經超過日本了,也是第2大的貿易大國,第一大的出口國,第2大的進口國,大陸認爲説大概5到10年之内當中大陸會取代美國,會成爲全世界最大的進口國,它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存底,約32兆左右美金,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説,從中國大陸GDP大概是美國1/3左右,但是以7%~9%的經濟增長,美國大概是0%~2%的經濟增長,大概10~20年之內中國就會超過美國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當然GDP這是一個所謂的人?GDP和總體GDP的差距,如大陸人平均GDP大概是5000美金,美國的GDP是45,000是不可能到同級的。讓我們來看看臺灣方面,根據過去連續三年問臺灣民眾,大陸對臺灣的發展重不重要,638%民眾認爲大陸對臺灣的發展是重要的,我們對大陸方面需不需要?50%的民眾説我們需要對大陸瞭解,我們了不了解大陸?有67%的民眾認爲不了解大陸的,主要的問題在哪裏,我們提供大陸的資訊到底是夠還是不夠?有52%人認爲其實國內提供有關於兩岸關係的資訊,是一個不足夠的,其實夠不夠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到覺得目前臺灣內部的,含中國大陸的,我記得學術界非常尊敬的,是我看過學術界極爲頂尖極爲聰明的,除了邵院長之外,就是一個我非常敬佩的學者,現在是我們國科會主委,朱敬一,他在幾年前寫了一篇文章,這文章寫的非常有意思,刊登在中國時報上,或許內容寫什麼大家都忘了,那標題是什麼?他標題上説“要接近你的朋友,更要接近你的敵人”,那這句話不是他講的,這句話是一部電影的對白,這部電影就是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道演,最佳男主角的教父二這部電影,那教父是誰演的,像我們年紀有點大的都知道,是馬龍·白蘭度演的,他已經死掉了,那他兒子是誰演的,是艾爾·帕西諾演的,那他講的是從美國到意大利的西西裏黑手黨,這個教父,老教父他要忘掉,可是他的兒子還在長大成人,因此他就把兒子找到跟前來,大意語義把白話文轉成文言文是這樣子,你老爸我快掛掉了,可是你還要長大成人,幫派裏面的這麼多,你如何文成武德,繼承父業一統江湖,送你兩句話,這兩句話叫“要接近你的朋友”,這個社會上不管是黑道白道,沒有朋友的就會成其事,及“更要接近你的敵人跟對手”,你想,你不接近對手,不接近與瞭解敵人,你怎麼死都不曉得。今天在座的諸位,如果我們認爲大陸就是我的朋友,大陸是我們親人,大陸甚至是我們炎黃子孫,同胞,甚至祖國也沒有關係,最好多接觸他多瞭解他,免的語言文化看起來似乎相通,很多關鍵的價值與利益其實並不全然相同。如果你説不是,大陸不是我們的朋友,也不是我們的親人,更不是我們的同胞,而像很多獨派所主張他根本就是我們的敵國,是我們的敵人,有這種觀點的人,更應該接觸他瞭解他,因爲不了解親人,不了解朋友,不了解同胞,還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不了解對手,不了解敵人,你怎麼死都不曉得,所以你了不了解他,跟你喜不喜歡她,一個是事實的陳述,一個是價值判斷,兩者之間應該要把他區隔的很清清楚楚,所以説泛緑的人士理論上他應該比泛藍更進一步瞭解大陸,他才能夠做出很清楚的研判。面對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在臺灣很多人談大陸好的,幾乎只談他的經濟,很多人看大陸不好的,都只看到政治;很多人看大陸都好的,會看到沿海,沿海像歐洲嘛,很多人看大陸不好的,都看到農村,農村像非洲,很多人談大陸都好的,會等於134億當乘法,所有數字乘以13億都變無限大,可是不喜歡大陸人把它當除法除一除,任何總體除以134億,包括人均所得,包括教育水準,包括所謂教育、保險、醫療占GDP的比重,全都在全球100名之後。所以這告訴我們很多人看待這個問題,都喜歡引用片斷的數據與論述,這些都是片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經驗與邏輯作爲主要判準,回歸基本面,務實的瞭解他。

  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這是我們看到亞洲所有主要國家的FTA簽署的最新狀況,到今年已經有很大的變化。我可以告訴大家FTA簽的最大的三個國家,一個是印度,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韓國,當然臺灣算是最落後的,香港當然比臺灣還弱,但是首先香港本身自由化高居世界第一,它的GDP有95%以上都是服務業的,第二個,香港是全世界唯一罕見的沒有第一第二産業的,第三個,香港也跟主要夥伴中國大陸簽署CEPA,如果説簽FTA主要是貨品貿易的關税減讓跟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FTA本身對香港來説意義不是很重大。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是全世界第16大的出口大國,臺灣的GDP,出口占臺灣的68%左右,但是臺灣這麼大的出口大國,在臺灣還沒簽ECFA之前臺灣只簽了四個FTA,這跟中南美洲簽了4個FTA,這4個FTA,占我們中華民國對外出口金額的千分之二不到,當然很多人講説不錯,我們跟大陸出口占我們40%,因此我們完成FTA的40%,這是完全大錯特錯,我們對大陸的出口雖然占臺灣的出口40%,但是臺灣簽EFCA之前的早收清單,臺灣所有貨品貿易總共有8726項,扣掉ITA(國際電子資訊協議),2000項是零關稅,臺灣跟大陸的早收清單只談539項,臺灣現在還有5800項的貨品貿易需要和大陸談的,所以算完應該這麼算,我們現在對大陸的出口,占了40%,但是完成早收清單的,占了13%左右,所以用這個標準來看臺灣完成貨品貿易降稅的其實還是個位數非常少,自然很多人會無感反應,未來一定要加快貨品貿易跟服務貿易的協議簽署。中國大陸FTA比臺灣還多,韓國大家可以看到,智利,新江東,歐洲,東協,印度,歐盟跟美國,他是亞洲國家唯一一個,跟美國,跟歐盟,跟印度,跟東協,通通完成FTA而且生效他今年內5月份大概會起動所謂的中日韓三國的FTA談判,所以臺灣的壓力當然是會更大的。第二個數據給大家看,這東西是給大家做數據的,這是我把資料標出來,你們所看到的左邊,就全世界的智慧型手機,這邊是百萬支啦,這邊是百萬美金,看下面會比較清楚,就如果你們所用的是iphone,蘋果現在股價超過600塊,它的總市值已經超過5000多億美金了,以500塊美金做計算,蘋果的市值,大概在全世界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加上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香港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教廷也不是聯合國會員國,還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不是會員國,加上這些197個國家裏面APPLE的市值,高居在全世界19名,所以説他是富可敵國一點都沒錯,他比臺灣總GDP還高的,就蘋果的總市值,超過臺灣人民生産毛額的,所以你看,那這個智慧型手機的利潤是怎麼算的,我算給大家看,你們大家所看到的,硬體設備,你們大家拿出來,如果是智慧型手機,不管是apple還是三星的,還是黑苺機,還是HTC的,平均的售價大概都是600塊美金,除非自搭配門號,不然平均售價大概都是600塊美金,600塊美金怎麼算,首先就你們所看到硬體設備,包括觸控面板,包括液晶顯示器,包括邏輯晶片,包括等等,這些所有硬體設備加起來,其實只值180塊美金而已,所以一只手機裏面只值180塊,其他什麼IP嘛,智慧財産嘛,都從這邊賺到很多錢。其次從這裏智慧財産值20塊美金。其三一只手機的生産成本只有10塊美金,所以説,美國現在公平勞動協會,到中國大陸去調查鴻海富士康是否爲血汗工廠,結果發現它比其他中國大陸同一層級的勞工,福利更好待遇更好,大家還是認爲説蘋果是血汗工廠,爲什麼血汗工廠,因爲這一只手機賣600塊,他只有10塊錢是花在生産成本,其中只有3塊美金是直接給勞動成本的,它能不能轉嫁,它一定可以轉嫁的,以蘋果的利潤,富士康一定是可以轉嫁出去的,因爲他從10塊美金,變成12塊美金,對蘋果來講,進帳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鴻海這有效業者,就有效的把工資員工轉嫁,否則你無法去瞭解説,爲什麼富士康能夠連續2年~3年,每年的調薪在20%以上,只要蘋果願意把它帶入蘋果的金錢正向的話。其四是每只手機課稅10塊美金,其五維修10塊美金,其六最關鍵的品牌利潤占180塊美金,就這個品牌不管它是顆蘋果,還是一顆芭樂,還是一顆芒果,它的價值跟所有的硬體是一樣的跟什麼,跟所有硬體設備加起來是一樣的。其七是代理商60塊美金。其八是零售業40塊美金,上述加起來約600美金。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很不錯,他成爲全世界最大的製作工廠,但是他沒有享有它應該有的利潤,所以你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來講他所有的鞋類,全世界大概100雙球鞋有50雙都來自大陸方面所生産的,你們在市場上買的一雙球鞋,跟中國大陸一樣價格的,大概一打或半打價格都是一樣的,其他通通跟中國大陸生産者無關,都是爲人作嫁,所以中國大陸會抱怨説,面對所謂巨額順差其實對大陸並不公平。爲什麼壓迫人民幣幣值的昇值,從他們的角度,中國大陸有50%的商品都掌握在外資的手上,而電子商品有70%都是在外資手上,所以他們甚至做不管是iphone,還是其他像是ipad,大概大陸一只ipad平均的售價,大陸每賣一只ipad出去,大概要承擔100塊美金的貿易赤字,這些盈餘都不是他賺走的,所以説這裏面告訴我們説,未來的經濟已經很清楚的,上游的是靠IP布局,中游的是靠關鍵零組件,下游的是靠品牌跟通路,只又這三塊能夠賺大錢,其他的都非常辛苦的,當然掌握標準與規格的制定很重要,這也是爲何兩岸要進行産業合作。

  面對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外界最關注的就是中共“十八大”,大陸的居民大概134億,那134億裏面,事實上共産黨黨員大概有8千萬黨員,8千萬黨員今年內,大概要産生2270個黨代表,這2270個黨派會集合一周,會選出新任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跟政治局常委,它的政治運作其實也很清楚的,就134億的執政者本身,他的權力來源是來自於8000萬黨員,8000萬黨員只有2270個黨代表,花一個禮拜的時間來決定這13億人的命運跟主道政局的權利,不管好不好,這是政治運作的結果,跟一般民主國家發展並不相同。我認爲民主政治固然可以選英才,但也可能産生笨蛋。但中共政權要透過8000萬個黨員裏面,能夠爬到政治局委員這25個位置的或是7到9名常委的很少會有笨蛋,因爲笨蛋是爬不到這個位置的,因此中共領道階層可能是英才,也可能是壞蛋,但絶對不會是蠢蛋。民主選舉你可以呼嚨選民,但是在那8000萬個菁英黨員裏面,所産生的領道人,應該不可能産生腦筋不清楚的能夠當到最高領道人,所以魚有魚路蝦有蝦路,民主與否這是另一個價值看待。兩岸的和平與發展必須要精準的看待國際政經、兩岸互動與兩岸各自內在政經的發展,除了避免誤判外,也要相互理解與求同存異。

  回顧過去四年,兩岸關係之所以能取得百年來罕見的重大進展與成果,主要在於雙方領道階層秉持著“記取教訓、抓住機遇;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平等協商、共創雙贏”的精神開展兩岸關係。首先,“記取教訓、抓住機遇”主要基於,自從1987年兩岸正式開放交流以來,面對外在國際大氣候的快速變遷,與兩岸各自內部政、經、社的劇變與轉型,特别在歷經臺灣政黨輪替與風風雨雨的波折後,讓兩岸執政當局在2008年都記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希望爲兩岸的和平發展開創一個新契機。其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主要在於,面對兩岸長期以來在政治上存在的歧見,自2005年連胡會晤起,國共兩黨雙方初步建立起政治的互信與互諒,至2008年馬英九總統就任,兩岸領道人一方面緊緊抓住和平發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也秉持求同存異,而暫時擱置敏感的政治爭議,避免因政治的分歧影響到經貿與社會交流的進展。最後,所謂“平等協商、共創雙贏”,體現在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此一具有“兩岸特色”的協商機制,四年內舉行了七次“江陳會談”,簽署16項協議與一項共識,并且讓兩岸各自主管機關的政府官員,透過兩會協商機制直接上談判桌對談,同時,對於兩岸兩會所簽署的協議,雙方公營部門在執行與落實上,除了由各自層級相當的主管官員直接進行接觸外,更進展到部長層級的接觸與溝通。整體而言,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不僅讓以往的緊繃對抗趨向和緩,同時讓臺海和平穩定備受國際社會肯定。

  然而,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特别是在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面對後續性的協商與國際經濟的嚴峻挑戰,並不代表此後就一帆風順,因爲透過經濟崛起提供商機,乃至於經濟崛起後可能帶來全球權力轉移,前者所帶來的是“機會”,而後者則隱含著“威脅”,尤其眾所周知,臺灣近年來的外交困境主要與中國大陸崛起,與兩岸關係未能正常化有關。因此,如何在稍縱即逝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間隙(interval)中,借由經貿關係正常化的過程與經驗,掌握雙邊政經互動的辯證邏輯,從而爲兩岸政治互信的深化與鞏固,以及政治關係正常化提供借鑑,不啻相當關鍵。

   面對未來兩岸關係,個人認爲,2012年對兩岸政經發展是個關鍵性的年代。經濟上在歐債風暴襲擊下,長期以出口爲道向的兩岸經濟,在歐美經濟疲弱不振下,無可避免要承受重大的衝擊,從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兩岸的GDP都比預期中衰退及可見一斑。在政治上,繼臺灣在元月舉行總統、立委大選與香港在三月進行特首選舉後,中國大陸也將在今年秋天舉行中共“十八大”進行換屆,在强調穩定壓倒一切下,從今夏的北戴河會議到“十八大”的召開,可以説是中共權力交替最爲關鍵時刻。從520馬總統的就職演説,到今年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有關政治報告對臺政策的揭示,乃至於明年春天兩會召開對臺等重大政府人事布局的底定,兩岸關係也將逐步穩定開展。馬英九總統於五月二十日發表重要就職演説,强調:“中華民國憲法是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指道原則;兩岸政策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而我們所説的‘一中’,當然就是中華民國。依據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主權涵蓋臺灣與大陸,目前政府的統治權僅及於臺、澎、金、馬。換言之,二十年來兩岸的憲法定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歷經3位總統,從未改變”。“這是最理性務實的定位,也是中華民國長遠發展、保障臺灣安全的憑藉。兩岸之間應該要正視這個現實,求同存異,建立‘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共識,雙方才能放心向前走”。“過去四年,我們依循“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推動兩岸交流,不論是在經貿、交通、衛生、文化、教育、司法、金融等各方面,都創下歷史新高的紀録。未來四年,兩岸要開拓新的合作領域,繼續鞏固和平、擴大繁榮、深化互信。也期盼兩岸民間團體在民主、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領域,有更多機會交流與對話,爲兩岸和平發展創造更有利的環境”。一如事先眾所預料的有關兩岸的政治互動其實在上述演説中已經明白宣示,面對馬總統連任後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如何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共同爲政治上的和平穩定,經貿上的互利互惠,社會文化上的良性互動,奠定穩固與不可逆轉的基礎,這不僅攸關馬總統的歷史評價,也攸關兩岸人民的長期福祉。吾人認爲,未來四年兩岸關係雖然有其關鍵性與重要性,但在馬總統連任之後與中共領道人習近平上臺之際,短期內兩岸執政當局仍然以積極因應內部政經社會的嚴峻挑戰爲主,而兩岸關係係以穩定格局中求發展爲務。

  回顧過去四年與展望未來四年我們應該本著何種心態?如果從臺海兩岸百年曆史的長河中做若干的省思,應可得到適切的解構與評價,而不必有著不現實的期待。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割讓臺灣給日本迄今已逾117年,自從1945年日本戰敗歸還臺灣迄今66年,從1949年兩岸隔海分治以來迄今已逾62年。兩岸歷經長期的隔閡對抗乃至兵戎相見,自1987年11月2日兩岸開啓民間交流才歷經24年。1991年兩岸開啓了兩會協商對話機制雖逾21年,但自1999年7月9日因爲李登輝先生提出“特殊兩國論”,卻使兩岸對話協商中斷。一直到2008年520馬政府上臺,才又重啓兩岸兩會的對話協商,開和平發展的格局迄今只有短短四年的時間。

  事實上,雖然中共即將在今年下半年召開“十八大”,習近平也將正式接班,一般認爲在對臺政策上短期內仍將是“胡規習隨”,就北京而言,自從“胡六點”提出後,在兩岸步入“和平發展的軌道”,開創和平發展的里程碑,朝向最終的“和平統一”,策略方法與最終目標是清晰而明確的。就中共對臺政策而言,兩岸經貿上的正常化與制度化,暨兩岸政治關係的和平與穩定同樣重視,經濟與政治的齊頭並進正是推進“和平發展”的“雙軌”。在政治互信鞏固與深化下,兩岸經貿與文化則爲物質與精神文明兩大支柱。何謂深化政治互信,北京認爲堅持九二共識堅持反對臺獨,是現階段兩岸和平發展與兩會對話的基礎,要增進政治互信與深化政治互信關鍵在兩岸既要維護一中框架,更要强化同屬一中的認知與作爲。

  對臺北而言,以短期內馬政府在民調低迷民眾對其施政不滿中,兩岸關係非決策首要選項旨在穩中求進,馬總統在面臨內部諸多壓力挑戰下,在兩岸關係的互動特别是有關政治的互動,除了恪遵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的條例的規範,自然不會也不能有重大政策宣示與新意,因爲任何兩岸的政治新意只會有害無益。因爲馬政府未來一旦面對兩岸要進行政治議題談判,尚須考量到下列諸項的挑戰:

  第一,兩岸目前在政治上是擱置爭議,除非雙方能夠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否則一旦觸及主權與敏感政治議題恐將陷入僵局或談判破裂,而影響得來不易和平發展氛圍。當前兩岸關係雖與國際上敵對雙方主客觀情勢有所不同,但任何的和平框架或是協議,必然涉及到兩岸定位、外交、國防,乃至各自的憲政基礎與內部的政治現實,凡此皆非政治上的“擱置爭議”或是“互不否認”所能處理。

  第二,美、日等國基於自身國家利雖然對兩岸經貿交流正面看待(除非經貿交流溢出到政治軍事安全效應),但對兩岸的政治、軍事對話協商,則基於其國家利益考量多少認爲是朝著“改變現狀”的方向邁進,對此自然並不樂見,甚而表示疑慮與反對。第三,臺灣內部朝野在兩岸議題上仍然嚴重對立,一旦兩岸政治互信深化,特别是過度滿足北京的期待,必將促使臺灣朝野對立進一步激化。這也是爲何馬總統只能以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宣示,做爲臺灣內部朝野與兩岸間最大的公約數。四,兩岸經貿交流效益在全球金融海嘯與歐債浪潮襲擊下,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雖然感受到兩岸和平與發展的氛圍,其對個人薪資所得增長或是失業率下降,乃至貧富差距縮小等關切議題,尚未顯現出積極與顯著的效益,是以全力落實ECFA的後續性協商,大力推動陸客來臺自由行,强化外資與陸資來臺投資……等,讓臺灣民眾有感而受益殊爲關鍵與迫切。第五,多數臺灣民眾只要想到兩岸政治談判,就自然聯想到“一個中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原則與目標,也使得臺灣民眾對於進行政治談判未如經貿民生議題的協商支持度高。因此,兩岸不僅要加强政治互信,更要加强兩岸人民的互信,化解兩岸民眾的敵意與疑慮。這也是此次馬總統在連任就職演説中最具新意之一的宣示。第六,雖然臺灣方面並不排除兩岸可就任何有助和平發展議題進行對話,但馬英九在競選連任時一再表明兩岸和平協議談判以臺灣公投通過後爲前提,以公投在臺灣通過門檻之高,及兩岸互動中之敏感(短期內北京難以接受臺灣將兩岸政治議題交付公投決定),未來四年內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都屬於高難度與不可能任務。

  個人認爲,事實上,未來四年兩岸不能簽署和平協議,並不意味兩岸和平的維護與推進不重要,恰好相反,凸顯兩岸和平發展的形塑與鞏固,與選擇正確的管道與方式推進非常重要。吾人一貫認爲,在鞏固與深化兩岸的政治互信,除了應該秉持“求同存異”與“同意歧見”的“一中各表”外,面對政治互信的深化與未來可能的政治對話,甚而政治議題的談判。吾人認爲,首先應將兩岸政治性的溝通與對話界定旨在:爲深化兩岸經貿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奠定基礎;爲增進兩岸人民具體福祉權益創造條件;爲兩岸避免誤判預防危機發生與危機管理建立管道;爲兩岸消除敵視對抗邁向和平互動打造基礎。其次,傚法兩岸經貿互動交流的發展經驗,先由簡而繁,循序漸進,先求正常化再談制度化。再則,除了仰賴雙邊溝通與對話外,更應積極思索將操之在己部分先透過單邊作爲展現善意,而對方也應積極抓住機遇以求形成兩岸良性互動,而不是動輒以自身可以作爲籌碼,而向對方施壓,因爲機遇總是在相互等待與疑慮中不斷流逝。最後,面對政治議題的對話,除了先極力落實兩岸經貿社會文化等交流的效益,讓兩岸民眾有感受益做爲信心基礎,也可先由兩岸學者專家智庫學者進行廣泛私下研究與意見溝通,乃至共同研究,提供未來時機成熟時雙方協商對話互動的參考。因此,短期內北京必然期待兩岸的智庫學者也能針對有關兩岸政治定位、國際空間、軍事互信、和平架構等議題開啓溝通與交流。 面對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從今年三月的北京的“吳胡會”,到今年四月海南島博鰲的“吳李會”到馬總統的連任的520就職演説,明確提出“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的合憲合法宣示。吾人認爲,兩岸應該正確看待與區分“政治互信深化”與“政治議題對話”與“政治協商談判”三者的關係,事實上三者固然有若干相關,但絶非等同,北京現階段最爲關注的爲政治互信的深化,而非政治議題談判對話。吾人認爲,現階段的兩岸關係政治互信深化有其“基礎性”,因爲政治互信不深化,北京在對臺經貿、社會、文化……等深水區的協商上,乃至國際空間、FTA等互動上,很難務實以對,簡言之,北京將政治互信作爲對臺政策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與籌碼。民生經貿議題協商有其“迫切性”,現階段兩岸協商與協議的落實仍然在經貿與民生議題爲主。文教議題協商有其“必要性”,依據胡六點的順序,第三點即爲文教議題,相較於經貿議題爲物質基礎,此一領域則爲精神文明與意識形態領域亦屬重要,北京一貫强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政治議題談判有其“艱困性”,有關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在胡六點中固然屬於重要範疇,但其排序則是屬於第六點,事實上北京也深知兩岸有關政治議題談判,將涉及外在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現實,雙邊各自憲法與法律規範,乃至雙方各自內部的政治考量,此一議題有其相當難度。從馬總統的520連任演説,到習近平逐步接班後,展望未來四年除了要小心呵護避免和平發展格局生變外;也應進一步鞏固與深化此一格局,並避免操之過急的冒進思維與作爲,以破壞和平發展此一得之不易的成果。

  個人認爲,未來兩岸關係雖然可能開啓全面性的接觸、交流與溝通,但並不意味著開啓了全面性的對話、談判與協商。縱使兩岸進行全面性的對話與協商,也不意味著兩岸政治、外交與軍事等議題,可以如同經濟、社會、文化交流等層面能短期內獲具體結果與協議。檢諸東西德、南北韓等分裂國家或一般國際上敵對雙方,無論是簽署結束敵對狀態停戰協定,抑或簽署和平協定,其內容與要件不外乎下列諸項:雙方正式宣佈放棄以武力解決一切爭端;雙方互不干預對方內部事務,並停止破壞顛覆的不友善行爲;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正常關係,且不得在國際上孤立對方;雙方架設熱線並互派代表,以確保溝通管道暢通;雙方軍事演習與軍事建置調動應事先告知對方,並不得采取任何威脅對方安全之行爲(如封鎖);雙方設立監督委員會進行調查工作,使軍事互信機制得以建立。當然大多數的國家與敵對雙方也都體認到,終止敵對狀態、停戰協定或和平協定,雖有助於和平,但不能確保和平,和平與穩定最重要係乎於自身的實力與追求共同的利益。當前兩岸關係雖然與德國、韓國等分裂國家,乃至於國際上敵對雙方的主客觀情勢有所不同,但任何的和平框架或是協議,必然要有效解決兩岸的政治定位、外交空間、國防安全等議題。而這些議題也涉及到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現實、兩岸各自的憲法與法律規範、兩岸各自內部的政治現實考量……等復雜因素。凡此皆非政治上的“擱置爭議”或是“互不否認”階段所能處理的。因此,未來兩岸的關係如何一方面取法兩德、兩韓互動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也因應國際政經體系發展與雙方內在的政經社會變遷,以建構出具有兩岸特色的發展模式,殊爲重要。

  以上口頭報告都代表老師個人的看法,很多地方都不成熟,僅在這裏野人獻曝嘗試一些大的分享,講的不好的地方,請大家多多包涵,謝謝大家。

   張五岳(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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