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兩岸關係放置在美中臺的三角關係中來理解，並試圖以賽局理論來檢視臺灣在不同的美中關係之下所適宜采取的政策。在以下的討論當中，將從美國“重返亞洲”出發，探討其背後的美中權力轉移背景，然後帶入美中臺戰略三角，並以延伸關係來討論“美臺關係是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函數”，最後解釋馬英九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的改善，與未來美中關係的演變對於臺灣的影響。

　　一、“脫恐返亞”的背景：中國大陸的崛起

　　2010年是美中關係的一個轉捩點。在那一年當中，中共和周邊的國家爲了領土問題産生了一連串的衝突，包括南海主權爭議、釣魚臺問題等。又因爲南韓的天安艦被北韓擊沉，再加上延坪島砲擊事件，使得朝鮮半島情勢緊張，而美國也與韓國與日本進行軍事演習，意在威嚇北韓。作爲平壤的主要盟友，中共一方面要求各方克制，一方面又對美韓的軍事活動表示反對，結果兩大聯盟陣營劍拔弩張。除了主權和軍事衝突之外，達賴喇嘛與歐巴馬的會面、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和人民幣匯率爭議等，也讓華盛頓和北京之間衝突不斷。在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就任後所營造的美中親善關係驟然之間落入谷底。

　　在2011年11月16日，歐巴馬在澳洲表示，“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而且我們將常駐此地”（“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cific power, and we are here to stay”）。他又説，“請大家務必瞭解，美國在21世紀將全力投入亞太地區”（“Let there be no doubt: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all in”）。此一宣示增强了國務卿希拉蕊在此之前的多次發言，表明美國將“重返亞洲”，其對象就是中國大陸。歐巴馬明確地要求北京遵守國際規範，而且表示美國的軍費削減絶不會以亞太爲犧牲。此一宣示明確地回應了從2010年以來美中兩大强權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并且表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戰略挑戰和反恐之間做出了抉擇。

　　在小布希於剛就任總統之時，曾經明確地將中共視爲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但是由於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的攻擊，從2001年以降，美國在面對新興大國挑戰（主要是中國大陸）和應付緊急危難（國際恐怖主義）之間被迫選擇後者。在小布希的任內，反恐與推進民主（democracy promotion）結合，成爲新保守主義者的鵠的，與美國的官方政策。但是十年以後，情況已經大不相同。首先，美國國力在進入21世紀後停止快速增長，科林頓時期風光不再，從2007年開始又陷入金融風暴，因此感覺必須盡快結束在阿富汗與伊拉剋的戰事。其次，反恐戰場已有初步成果，包括海珊已經剷除，而九一一的元兇賓拉登也已經伏誅。另一方面，就長期而言兩地的戰事又陷於膠著，不宜戀戰，這包括伊拉剋的民主不穩、伊朗勢力坐大、反美情緒高漲，而在阿富汗美國與其盟友又無法根除塔利班，出現了當年越戰長期耗弱的局面。最後決定性的因素是十年之間中國大陸興起迅速，美國必須返防。在2011年底，美國已自伊拉克完成撤軍，而歐巴馬又宣佈將在2014從阿富汗全面撤除駐軍，在此同時，美國宣佈重返東亞。因此整體的戰略決策已經非常清楚，美國將“脫恐返亞”。

　　造成美國整體戰略轉變的，是中國大陸國力的快速崛起。大陸的GDP在2005年超越法國、2006年超越英國，2007年超越德國，成爲世界第三。在2008-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大陸由於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已經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爲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美中競雄的預期，現在已經真實地出現了，並將成爲 21 世紀國際關係的主軸。此種競爭有三個內容：人口、經濟、軍事。過去美國曾經面對兩種挑戰，一個是來自蘇聯、一個是來自日本。蘇聯有人口的優勢，其2億9千萬的人口多於美國的2億5千萬，而其經濟規模曾爲美經濟之一半，但在挑戰成功前即已解體。今日的俄羅斯僅有前蘇聯一半的人口，且其人口還在不斷地減少當中。就日本而言，其人口爲1億2千萬，少於今天美國的3億人口。在過去曾經因爲生産力的突進，令美國芒刺在背。但自從“平成不況”以後，其總體實力便逐漸衰退。觀察未來的發展，由於美國的人口有三億，居世界第三，且生産力位於世界前茅，因此能夠對於美國的霸主地位搆成威脅的，只可能是人口13億的中國大陸或人口12億的印度，特别是國力已經高速成長30年的中國。

　　以GDP爲準來測量國力，便會發現人口的巨大意義。由於世界上各國人口分佈懸殊，而GDP是由人口和國民的生産力決定的，因此除非各國的生産力差距比人口的差距還要懸殊，否則要成爲世界大國就必須要擁有大量的人口。在前工業化時代，人口大國的中國便長期是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一直到工業革命拉大了東西方的生産力差距，才形成西方獨霸的局面。在西方各國當中，英國是先行者，繼之以法德，然後有美國。美國的快速崛起并且成爲世界霸權也是拜人口之賜。當生産力革命及於俄羅斯之時，也造就了蘇聯的强權，也就是人口優勢被生産力活化。然而工業革命和生産力的提昇終會由西方向世界的其他地區擴散，而非西方的人口大國只要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率，則借由其巨大的人口優勢，便可以逐步縮小和西方與美國的國力差距。當各國生産力的差距不再懸殊的時候，人口大國的國力優勢便會展現出來。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有43倍的人口優勢，因此其平均國民所得只要達到美國的24%，便可以在總量上超越美國。以大陸經濟在過去三十年的表現來看，這個情況是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紀的前半葉出現。

　　和以往蘇聯與日本挑戰美國不同，前者人口和美國相近，要超越美國其人均生産力要達到美國的水準；而日本的人口不及美國的一半，要超越美國（Japan as No1），需要其人均生産力達到美國的2倍以上。這兩種情況都是不可能的。結果蘇聯解體、而日本也無法持續在生産力上持續精進。中國大陸的優勢相當部分在其人口，對生産力的仰賴程度較低，因此是唯一真實有可能超越美國國力的競爭者。此種挑戰有蘇聯的特性（意識型態的差異、軍事的對立），也有日本的特性（資本主義國家、商業競爭），也有本身的特性（人口基數大）。總體而言，中國大陸讓美國覺得芒刺在背，是真實的霸權競爭者。

　　針對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權力變動，有一派的國際關係理論最具有解釋力，此即“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AFKOrganski爲其開山鼻祖，其核心概念是權力平衡不利於國際關係的穩定，權力不均衡的層級體系才有助於和平的維係。權力轉移理論正面挑戰了大多數現實主義流派所接受的權力平衡理論（BOP），是一種反對 BOP 的現實主義。其所設想的情境和未來的美中關係最爲契合，但是其預言是悲觀的。權力轉移理論認爲美中間的矛盾與衝突必然隨著二者間的權力接近而加劇。當中國大陸的權力達到美國的80%時便最有可能發生戰爭。除了預言現狀霸權和新興强權在權力接近時會爆發衝突之外，權力轉移理論也認爲國家的意圖很重要，因此如果能夠讓雙方的意圖相合，則戰爭還是有避免的可能。面對此一局面，美國便極力以交往的方式來讓中國大陸接受現有的國際秩序，使其在現狀中獲得既得利益，從而使北京從修正主義者轉爲現狀支持者，甚至要求大陸出力維護現狀（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樣的方略有其成功之處。中國大陸在美國與西方所設定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與發展，因此就此一意義而言，已經成爲現狀的維護者。不過，由於相較於權力而言，意圖是難以確認的。因此美方的策略始終是遏抑與交往兼具，也就是“兩手避險──防範”(hedging)。容或一段時間遏抑較爲突出，一段時間交往較爲顯著，但是兩者始終同時存在，以此保持最大的安全係數。相對於美國，中共則表示中國大陸作爲一個後興大國，絶對不會走一條“完全錯誤的、害人終害己的道路”。中共總理溫家寶説“中國絶不稱霸”，因而中國崛起對於各國不搆成威脅。如果依據這樣的描述，中國大陸便是一個支持現狀的新興强權，雖然在未來可能和美國之間發生權力轉移，但是由於並不懷有修正主義的意圖，因此不會破壞國際秩序，也就不會和美國進行對抗與衝突。但這是後興國家在尚虛弱時期的説法，兩次金融危機之後，北京取代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强國的可能性大增。在當前美中雙方高度相互懷疑，因此雖然一方面不斷重申交往與磨合雙方的利益，但是權力接近所帶來的矛盾還是不斷地增加。

　　二、處於美中兩强之間的臺灣

　　臺灣剛好處於在美中兩大强權之間，而且是雙方均宣示不惜一戰之所。臺灣對於美國有政治、軍事與經濟依賴，對中國大陸有經濟依賴，大陸對臺灣則有軍事威脅。在兩强間的衝突可能性震盪向上的情況之下，臺灣應如何自處？這是國家安全上最爲重要的課題。站在臺灣的角度，在我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當中，美臺關係與兩岸關係是重中之重。其中兩岸關係更是樞紐，因爲臺灣與美國和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受制於兩岸關係。爲了瞭解這其中的復雜機制，我們先從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戰略三角關係談起。

　　美臺關係是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的函數。美臺關係由美國對臺灣的態度和臺灣對美國的態度搆成，而臺灣始終對美親善，因此美臺關係係於美國對臺灣的態度。美國對臺態度主要不是由內在的因素決定（彼此安全、經濟、意識形態關係），而是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的延伸關係。所謂延伸關係，就是指兩國間的關係由兩國和第三國的關係決定。延伸關係有四種。第一、朋友的敵人是敵人：正負得負；第二、敵人的敵人是朋友：負負得正；第三、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正正得正；以及第四、敵人的朋友是敵人（或朋友）：負正得負（或正）。其中第四種關係是由敵人朋友的國力與效用來決定本身對其所采取的態度，由此決定是正還是負。如果把上述的規則套入美中臺的三角關係當中，便得到表一的結果

　　表一延伸關係與美中臺三邊互動

　　由於基本上臺灣對美國都是采取友善的態度，因此美臺關係便是由美國對臺灣的態度來決定。這表現在US(ROC和US-ROC兩欄的數值是一致的。又由於美國對臺灣的態度是美國和中國大陸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函數，適用延伸關係的規律，因此如果美中關係佳，兩岸關係也佳，則在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情況之下美國對臺灣的態度是正的，而美臺關係也是正的。如果美中關係佳，而兩岸關係敵對，則美國對臺灣的態度必然爲負，美臺關係也是負的。如果美中關係對立，而兩岸關係也對立，則美國的對臺態度是親善的，美臺關係也是親善的。最後當美中關係爲負，而兩岸關係爲正時，美國對臺的態度可正可負，端看臺灣的國力與對美國的效用而定，美臺關係也由此決定。

　　如果我們可以確定在一定的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之下臺美關係的狀態，那麼我們就可以以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作爲自變項、臺美關係作爲中介變項，來瞭解臺灣在美中臺戰略三角中所處的地位。在下面的表二當中，我們以兩岸關係作爲橫軸，以美中關係作爲縱軸，個别以正、負來描述這兩個變項的值，然後得到四種可能的狀況。如果美中與兩岸關係均爲正，則美臺關係也會爲正（表一中的第一列），而出現了“三邊家族”（Ménage à trois）的格局，在表中是處於左下角的位置。如果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均爲負，則美臺關係將爲正（表一中的第三列），並出現美國與臺灣的“婚姻型三角”（Marriage），中共成爲孤雛（outcast），這在表中是處於右上角的位置。如果美中關係爲正、而兩岸關係爲負，則美臺關係將爲負（表一中的第二列），並出現美國與中共的婚姻型三角，臺灣成爲孤雛，這是表中右下角的位置。最後如果美中關係爲負、而兩岸關係爲正，則美臺關係是難定的。如果美國因爲臺灣對於大陸友善、因此對臺不滿，使得美臺關係爲負，則出現兩岸間的婚姻型三角，美國成爲孤雛；又或是美國想要拉攏臺灣，因此對臺友善，則將出現“羅曼蒂克三角”，臺灣成爲“樞紐”（pivot）（表一中的第四列）。這樣的兩種可能是出現在表二中的左上角在所有的戰略三角可能形態當中，我們沒有討論到的有三種：三邊爲負的“單位否決型”（unite veto）、北京爲樞紐的羅曼蒂克型，和華盛頓爲樞紐的羅曼蒂克型。單位否決型不可能是因爲一旦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均爲負，則美臺關係將爲正（表一的第三列），而出現美臺婚姻。北京爲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不可能是因爲如果美中和兩岸關係均爲正，則美臺關係將爲正，那麼會出現的是三邊家族（表一的第一列）。華盛頓爲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不可能，是因爲如果如果美中關係爲正、而兩岸關係爲負，則美臺關係將爲負（表一的第二列），則將出現的是美中婚姻。所以依據延伸關係的規律，上述三種的戰略三角是沒有機會出現的。　
　　
　　表二美中臺三邊互動

　　在表二所呈現的四種可能當中，臺灣有不同的偏好（preference ordering, PO）。站在戰略三角的觀點，最佳的角色是樞紐，因此左上角的位置對臺灣會是最佳的。然而同一個位置有可能出現兩岸婚姻，而以美國爲敵，這就是一個相當不利的選項。左下角的三邊家族對臺灣也是相對有利的，因爲臺灣可以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大陸友善，其偏好排序僅比臺灣扮演樞紐爲差。再往下的一個選項是右上角的美臺婚姻，而以大陸爲敵。此一選項是從1950到1970年代的美臺關係，雖然仍然需要面對兩岸間的緊張關係，但是臺灣擁有美國的支持。最惡劣的一個選項是臺灣同時與美國與大陸相惡，這就是右下角的美中婚姻。總體而言，由於左上角的選項代表兩種可能，一在三邊家族之上、一在美臺三邊家族和美臺婚姻之下，因此我們給定的偏好順序是在三邊家族與美臺婚姻之間。最後，我們可以得出臺灣在這四個選項間的偏好列等爲：三邊家族（左下）優於臺灣樞紐╱兩岸婚姻（左上），優於美臺婚姻，優於美中婚姻。其順序在表二中分别用PO 1-4顯示。

　　臺灣無法控制美中關係，但可以部分控制兩岸關係。那麼爲了達到最大的效用，臺灣應該將兩岸關係向正方還是負方推動呢？在表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如果兩岸關係爲正，則臺灣可以獲得的報償是順位1或2；然而如果兩岸關係爲負，則臺灣所獲得的報償是順位3或4。因此臺灣在理性地極大化本身效用的情況下，應該要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向正面發展，而這也正是馬政府從2008年起所推動的

　　表三在2008年後的發展

　　在陳水扁政府任內，臺灣追逐高風險的傾獨路線，和北京敵對，因此兩岸關係高度緊張。而美中關係又從九一一恐怖主義攻擊事件開始逐步改善，因此美臺關係不斷低落（表一列二）。這就使得臺灣落入右下角的美中婚姻，而成爲孤雛，這是最不利的狀況。到了2008-2009年，在馬政府的引領之下，大幅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而歐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更倡議多邊主義，與北京親善。特别是從2007年便現端倪的國際金融危機，更使美中間相互需求大增，必須共同負起重整國際經濟秩序的重擔。在此種情況之下，三邊家族浮現，臺灣進入了最爲有利的位置，亦即在表三中從右下角移到左下角。然而，到了2010年美中間由於權力轉移出現許多摩擦，情勢逐漸由左下角向左上角移動，這就對臺灣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

　　 馬政府面對此一局面，基本上仍然努力與美國盡力維持準聯盟的關係（美牛事件必須在此一背景下理解），另一方面又持續與大陸改善關係，從而打開國際局面。然而，美中關係如何演變，美國對兩岸接近的反應又將如何，皆非臺北所能控制。如果華盛頓與北京回復相善，則三方可以重回三邊家族的格局。然而如果華盛頓與北京相惡，則我國必須檢視華盛頓是否願意維持與臺北的友善關係，同時必須在兩强間保持平衡的地位。此時美中均會要求臺灣表態，則作爲小國，臺灣如何抗拒大國壓力？更爲重要的是，如果臺灣在此種情況之下成爲樞紐，是否能夠借著向一邊傾斜（tilting）來從另一邊獲得利益？這是樞紐的典型行爲模式，也是臺灣所從未嘗試的。如果華盛頓與北京相惡，而華盛頓選擇降低與臺北的關係，以對敵手的朋友施加壓力，則兩岸婚姻將成形，臺灣的位置將進一步滑向中國大陸。不論是臺灣做爲樞紐，或是出現兩岸婚姻，都會帶來相當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此一態勢，其實並非僅有臺灣面對，所有中國大陸的東亞鄰國，甚至澳紐，都是在政治外交軍事上仰賴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在經濟上則仰賴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因此深切期望美中關係能夠和睦，同時又極爲憂慮一旦美中衝突，自己將兩面爲難。臺灣因爲處境特殊，面對美中可能敵對的狀況所受到的影響更爲巨大。不過，即使美中失和，臺灣的相對較佳位置還是在左上角，而非向右移動。特别是此種失和在過去經常出現，而與美中親善相交替，因此，在美中關係變動不居的情況之下，臺灣的相對較佳位置還是改善兩岸關係，也就是向左移動。

　　本文討論了權力移轉下的美中關係，以及處於兩强間的臺灣處境。在方法上采用了延伸關係的概念、以及戰略三角的分析框架，最後推演出臺灣的較佳策略，並和實際的情勢發展相比對。從陳水扁到馬英九，臺灣展現了經驗學習的行爲，從過去習得教訓。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中，我們可以看出臺灣的執政者在面對國際局勢時其選項是有限的。在這裏還欠缺分析的，是臺灣的執政者如何在改善兩岸關係的過程中盡量減少代價，而這一部分就牽涉到國內政治，非本文的分析焦點了。      

　　吳玉山  (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