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宮沿革

　　稷下學宮，是齊桓公田午在西元前4世紀60年代以前創辦的，中經威王、宣王、暋王、襄王四代，其間既有興盛的時候，也有冷落的時候，直至齊王建初年開始了總衰落，最後終止于齊國滅亡。

　　西元前481年，新興地主階級在齊國取得政權，標誌中原地區普遍進入封建制社會。到秦始皇于西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結束，則戰國計有260年的歷史。而從創辦到最後結束，稷下學宮綿亙了大約150年，且是一個著名的學術文化中心。所以，我們研究戰國文化，就不能夠撇開稷下。實際上，戰國中後期的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大都直接或間接地、長期或短時地在稷下受過薰陶，或給稷下以影響。所以，除個別人以外，大多數史學家、哲學史家都承認，稷下學宮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具有很大影響的。

　　史書上明確點明出入過稷下的學者，就有淳于髡、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鄒衍、鄒奭、孟子、荀子、兒說、田巴、季真、王鬥、魯仲連等人物；還有史書未明確說明，但經近人研究認為是稷下人物的，如告子(見郭沫若：《青銅時代·宋鈃尹文遺著考》，第270頁)，楊朱(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168頁)等人物；而間接受過影響或有可能到過稷下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就有莊子、惠施、 桓團、公孫龍等人。可以說，戰國時期的思想界，基本上是被控制在稷下學宮中的。正如侯外廬所說：“所謂稷下先生幾乎包羅盡當時所有的學派”(《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第439頁)。稷下的先生和學士，都留下了自己的良言淑行。不過遺憾的是，他們的著作有的流傳下來，而大部分則散失了。然而這並不影響到稷下學宮的歷史地位。“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第153頁)。稷下學宮是我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最主要的場所，是我國文化史上一枝燦爛的花朵，是我們應該繼承的一份珍貴的遺產。

　　對這樣重要的歷史，歷來的史學家並未給予太多的重視。先秦竹簡沒給我們留下多少記載自不用說，而秦漢的典冊和帛書也沒追憶出更多的史料。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材料，它們支離破碎、殘缺不全，需要花費極大的功夫去梳理和辨別。這就使我們感到，要追蹤稷下學宮的影子，探尋其奧秘，並大致上畫出一個輪廊，實在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我們不僅要探討稷下先生、學士們的思想發展脈絡，而且要研究稷下學宮盛衰興亡的歷史原因，這對繼承珍貴遺產，繁榮祖國文化，不無裨益。這裏側重於後者。

　　二、昌盛原因

　　稷下學宮的盛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僅與經濟的、政治的、學術思想的原因有關，而且與當時統治者採取的士政策有關。這裏先探討稷下學宮興盛的原因。

　　1. 社會經濟原因 

　　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稷下學宮的創辦和興盛，首先與生產力的發展有關，主要與農業生產的發展、城市的出現及繁榮、交通的便利有關。

　　齊國是禮樂之邦，開化較早，歷來就有養士的習慣。自春秋以來，齊國已“冠帶衣履天下”(《史記·貨殖列傳》)，其工商業為諸國之冠，經濟條件較優越。早在春秋姜齊時期，齊桓公小白就曾大量招納賢士，據說當時管仲曾建議他納於“嘖室之議”，讓他廣泛地吸取意見。但此時士還不可能作為一股強有力的社會力量活躍在舞臺上。到了戰國時期，由於鐵器、耕牛和深耕易耨及施肥等耕作方法的推廣，齊國的農業迅速發展。齊國自然條件很好，本來就是“平原四達、膏腴之地”(《戰國策·秦策》)。到田齊代姜齊時，齊國的農業就更為先進了，因而糧食產量相對來說是很高的，吃用之外已有了較多的積累，儲存得“粟如丘山”(《史記·蘇秦列傳》)。再加上漁鹽蠶桑之利，使齊國的經濟條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樣的經濟基礎為稷下學宮的建立，為脫產的士登上舞臺，準備了優厚的物質條件，這是齊威王的父親田午敢於創辦稷下學宮的先決條件。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業也發展了，而隨著商業的發展，又出現了許多大都市，如周的洛陽，魏的大樑，趙的邯鄲，楚的郢，燕的薊，秦的咸陽，韓的陽翟，齊國的臨淄等。因為齊國是重視工商業的國家，所以“在各國的國都中，以齊國都臨淄(今山東省臨淄北)規模為最大，也最繁華”(楊寬：《戰國史》，1980年7月第2版，第９７～９８頁)；“大城南北約四公里半，東西約四公里”(同上書，第100頁)。以致游士蘇秦盛讚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臨淄成為一座擁有七萬戶，幾十萬人口的城市。這樣的都會城市人口集中，為稷下先生與學士們的講學和其他活動提供了方便的條件。沒有這樣的大都市，絕對容納不下一座擁有數百千人的大學宮。

　　都市的出現進一步加速了經濟的交流，從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當時，“齊地淄水濟水相通”(範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第232頁)，水上交通很發達。而“臨淄之塗，車轂擊”，陸上交通也是很發達的。據《荀子·王制》篇記載：北方的馬和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顏料，東方的海魚海鹽，西方的皮革羊毛織品犛牛尾，在中原市場上都能買到。可見當時的交通是相當便利的，非如此，商品流通不會這樣集中。這樣便利的交通溝通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流，同時對促進學術的交流和學士的集中也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孟子就是靠這樣的條件兩次進出齊國的。

　　有了這些條件，齊桓公田午就“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正式創辦了稷下學宮。

　　其次，稷下學宮的興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有關。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大變動的時候，是奴隸社會正式過渡到封建社會的時期。戰國七強，起初以魏為最強，中期以後，以秦齊為最強。齊國在齊威王時期，已基本上完成了封建所有制的改革，取消了以奴隸主佔有的公田制為形式的奴隸社會所有制，使齊國成為最先進入封建社會的諸侯國之一。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上層建築也發生了相應的變革。奴隸主壟斷文化的現象到此時已經絕跡，知識下逮，散在民間，接受教育再也不是多麼困難的事了。平民也可以為士，因此，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成為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他們依附于地主階級，成為地主養的士。他們中有人成為統治者的左膀右臂，地位很是顯赫，以至當時會出現士貴王不貴的言論(見《戰國策·齊策》)，把士看得比國君還高貴。還有所謂“得士則昌，失士則亡”的言論，士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因素了。

　　當時的地主階級是新興的階級，其成分極為複雜。據楊寬《戰國史》說，有些是“原來作為奴隸主階級下層的‘國人’，由於開墾‘私田’轉化成為地主”的；有些是平民，“由於開墾荒地而變為地主”的；有些是“奴隸主從奴隸主陣營中分化出來成為地主”的；有些是“工商業者在經營手工業和商業的同時，兼併土地，轉化為地主”的；有些是“農民，由於軍功得到賞田，因而變為地主”的；有些是“農民當了封建官僚從而爬上地主階級”的(第１５３～１５４頁)。因此，他們的利益是不盡相同的。這就決定了依附於他們的士階層流品複雜，派別繁多。有傾向於守舊的，有傾向於革新的，有傾向於維持現狀的；有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有主張施仁政的儒家，有主張兼愛的墨家，有主張法治的法家。他們都“持之有效”，“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 “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他們競相鳴放，為各自依附的地主階級出謀劃策，為其統治提供思想武器，並且也試圖用自己的哲學世界觀來影響統治者。因此，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發達的時代。同時，因為此時封建制度確立不久，因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為其鞏固統治服務，還不可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有權威的統治思想，因此，統治者把士集中，讓他們爭鳴。而統治者也就可以在這種爭鳴中進行選擇，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思想。

　　      就這樣，地主階級和士相互為用，他們已經密切地結合到一起了。齊國統治者重視士，士也願意為統治者服務。稷下學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旺起來的。劉向《說苑·尊賢》中有一段記載：“齊桓公設庭僚，為士之欲進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僚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者，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遂小流，所以成大也。《詩》雲：先民有言，詢於芻堯。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齊桓公由於禮遇了九九薄能者，致使“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劉向所說，是否就是齊桓公最初創辦稷下學宮時的具體情景呢?這是很可能的。

　　2. 政治原因

　　稷下學宮的繁榮昌盛與政治不統一有關。清朝顧炎武已經分析過戰國時期這種政治不統一的情況，指出當時的形勢是“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週末風俗》條下)。當時王命不出宮門，諸侯獨自為政，正是“下無方伯，上無天子”。由於天下不統一而造成百家爭鳴、異說蜂起的局面。《孟子·滕文公(下)》所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莊子·天下》篇所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荀子·解蔽》篇所說“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都是說的此時的情況。《韓非子·問辯》指出：“上不明則辯生焉”；《漢書·藝文志》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之馳說，取合諸侯。”這也都是當時的政治情況。梁啟超在分析百家爭鳴的原因時說：“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正比例，國土隸于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變遷史》，第27頁)。正所謂“此處不留人，必有留人處”。不僅遊說之士可以周遊列國，文人墨客也可以寄住他鄉。齊國給士提供了各種有利的條件，就把大批有識之士吸引到了稷下學宮中來。孟子從鄒國來，宋鈃從宋國來，慎到、荀子從趙國來，環淵從楚國來……稷下真正成為薈萃學者的中心了。

　　稷下學宮的繁榮昌盛還與新興地主階級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有關。齊國早在齊威王時期就基本上完成了封建改革。使這場政治改革得以成功的主要出謀劃策人物，一是鄒忌，二是淳於髡。鄒忌雖不是稷下先生，但卻也是在吸收了稷下先生淳于髡的意見以後，才使這場改革順利進行的。所以可以說，齊國的這場改革，是有稷下學士的一份功勞的。淳于髡對鄒忌微言進諫，鄒忌吸取了他的建議，決定了這樣的策略：對國君，“謹事左右”、“勿離前”；對於臣，“擇君子，勿雜小人”，“修法律而督奸吏”；並且要求“自附于萬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另外，淳於髡還在齊威王舉辦的酒席上，借談飲酒多少才醉的話題，用“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皆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的辯證思想，啟迪齊威王，使他終於去掉了長夜之飲的惡習，完成了政治改革的大業(見《史記·滑稽列傳》)。

　　      從這裏我們看到，稷下先生為齊國出謀劃策的梗概；並且從這裏看到，齊國的政治離不開稷下先生的忠言規勸。由於稷下先生在齊國的政治改革中發揮了這樣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這場改革之後，齊威王就更加重視他們的作用了。齊威王本來就重視人的作用，《史記》對此有所記載：魏惠王在齊國和齊威王狩獵，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問齊威王有什麼寶貝。齊威王認為寶貝不是珠寶，而是人，是能堅守四境、威懾鄰國的大臣(《田敬仲完世家》)。齊王這樣重視人，把人視為明珠，就難怪許多有識之士都願意投奔到齊國了。這樣，政治改革之後的齊國，更是人才濟濟了。

　　齊國在政治改革之後，徹底打破了奴隸社會領主貴族的世卿世祿制，一套新的封建官僚制度正式確立了。這種新的制度，以領取俸祿的官吏代替了世襲封地的領主貴族，出現了任用布衣卿相的局面。齊國統治者力求任人唯賢，而不管人的出身。當時出現了許多布衣卿相，如孟子為齊國的三卿之一，田巴為將軍，甚至連淳於髡這樣的奴隸小人，也名冠稷下，尊駕公卿，他當過齊太子的老師(《呂氏春秋·雍塞》)，當過大使(《史記·滑稽列傳》)，甚至還“立為上卿”(劉向：《說苑·複恩》)。齊威王是開明之君，他曾下令：“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戰國策·齊策》)。這樣，不僅群臣可以進諫，就是平民百姓也可以進諫，面刺國君。可想這也就更忙壞了稷下先生，他們出出進進，來來往往，奔走於稷下學宮與齊宮門庭之間，為門庭若市的熱烈畫面又增加了幾處妙筆，他們為齊國的政治真是效盡了犬馬之勞。

　　齊國的改革，使齊更加強大。“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戰國策·齊策》)；“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同上書，《秦策》)。西元前342年，齊國敗魏軍于馬陵，魏從此而一蹶不振，齊國則國威大振，成為最強大的國家。稷下先生們為齊國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貢獻，他們都受到恩寵就不足為奇了。“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劉向：《說苑·尊賢》)。為劉向這句話作注解的，就是齊國的具體歷史事實。士作為一個階層，不是獨立的階級，總要找到一個附著物，齊國由於具備了各種條件，就正好成為士的附著物。而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取得的統治權，也需要思想上的統治權為其鞏固服務。但統治思想的形成又絕不像政治改革那樣迅速，它“需要經過多方的比較、取捨、熔鑄才能形成”(《王德敏、周立升：《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東嶽論叢》1981年第1期)。稷下學宮中由於流派複雜，其思想也就形形色色。但統治階級在短期內還不好判定哪是最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哪是不利的，所以就允許各種學派長期共存，允許他們互相攻訐，自由辯論，爭長逐高，展開爭鳴。而統治階級也就可以在這種思想的交鋒中，選擇一種最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思想了。就是這樣，稷下學宮延續了150餘年。

　　3. 思想學術方面的原因

　　稷下的才子學士們，親身經歷著世變滄桑。他們都努力探求救世良方，以幹世主，以救時難。學者們猶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其著述之豐富，似汗牛充棟。他們或者“談天”，或者學“黃老道德之術”，或者“序君臣父子之禮”，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成就了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這一局面也與學術思想方面的原因有關。

　　首先，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傳播。目前，學術界儘管對孔子的評價還不統一，但有一點卻是眾口一辭加以肯定的，就是：他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開了私人講學的先河。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巨大意義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燦爛的中國文化淵源於孔子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孔子之後，墨子也收徒講學，他們“有教無類”，“桃李滿天下”，使各式各樣的人都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都有了當士的希望。可以說，沒有孔子開創的私人講學，平民就不可能受教育，知識也就不可能傳於民間，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像稷下學宮中那樣眾多的士了。稷下學者中有的人本身就是孔子的再傳弟子，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其次，要談到書籍和傳寫方面的變革。在戰國，出現了筆。筆的使用是傳寫方法的一次革命。用筆寫字比用刀刻既省力又迅速，所以使書籍的數量急劇增加，私人開始藏書了。據古籍記載，當時的學者中，不少人都有巨量的藏書。如“蘇秦發書陳篋數十”(《戰國策·秦策》)，“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篇)。書籍的增多和傳寫方法的變革，加速了思想的交流，“既研究有資，且相觀而善，足以促成學術勃興之機運”(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04頁)。稷下學者由於有了大量的書籍可以研究，所以思想更加活躍；由於傳寫方法的改革，使他們的著述更加豐富。

　　再次，自然科學的發展也促進了稷下學者思想的活躍。當時夏曆已經普遍推行，歲星紀年法也普遍應用，天文曆法對於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已有了初步認識。如齊國就有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精密地記錄了黃道附近恒星的位置和這些恒星距北極的度數，用來觀測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的運行。這些天文知識被稷下的學者所注意，並在他們的思想中有所反映，如鄒衍的陰陽五行說就與此有關。另外，後期墨家也探討了幾何學的一些問題，而齊國的醫學家扁鵲，則進行了人體解剖，對人體生理有了認識。這些對形成當時的養生說，開闊人們的視野，鍛煉人的邏輯思維能力，促進思想界把注意力從天上轉向人間，都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稷下學宮的學術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

　　最後，還應當指出，稷下學宮的繁榮昌盛與齊國統治者採取的優待士的政策有關。當時眾多的士為何不到別的諸侯國，而偏偏集中到齊國的稷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田駢有段話，道出此中的真諦：“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諸侯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尹文子·大道》上引)。齊國正是利用了士這一好名利的特點，採取了優待他們的政策，在都城臨淄“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讓他們“以學顯於後世”(《史記·儒林傳》)，“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因之，齊宣王曾“舉士五人任官”；田駢“訾養千鍾，徒百人”(《戰國策·齊策》)；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們“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戰國策·齊策》)。這種給士以優厚待遇的政策，收到極為顯著的效果，當時大多數士都曾出入過稷下，為齊國的繁榮昌盛作出貢獻。

　　但為何稷下學者還有四散的時候呢?這在下面探討。

　　三、衰落之因

　　齊國滅亡，稷下學宮結束。在它存在的這150年中，既有繁榮昌盛的時候，也有冷落蕭條的時候。它經歷了盛衰間雜、起落交替的各個階段，有很多曲折、逆流和回轉。但因為書闕有間，對這些不同的階段已不可能去詳細探討了。所以這裏不去劃分它的階段，也不想分析社會經濟、政治、學術三方面的因素對稷下學宮蕭條與衰落的影響。因為對本節的第二部分，讀者可以自己去反證，自然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外，只消指出稷下學宮隨著齊國滅亡而結束這一事實，就足以印證其政治原因對稷下學宮的影響了。因此，筆者在這裏所著重探討的，是當齊國採取不利於士的政策時，所造成的稷下學宮的衰落與蕭條。

　　司馬遷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請注意這裏的“複盛”二字，它道出了在這以前，稷下曾有一個蕭條冷落的時期，不然複盛又從何說起?這裏複盛的原因，司馬遷認為是“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那麼，冷落和蕭條的原因，自然應該是宣王不“喜”文學遊說之士了。這是否是矛盾的?矛盾是矛盾，然而是事實。宣王是由不“喜”轉為“喜”的。這有根據嗎?有的。請先看劉向《說苑·尊賢》的記載：“齊宣王坐，淳於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於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於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於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于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眾，王好味矣；古者有王嬙西施，今無有，王選于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從宣王稱淳于髡為先生來看，可見淳於髡確是知名於當世的稷下元老了。大概他回憶起了在威王時期享受到的那些好處，回憶起了威王時期稷下學宮的繁榮景象，而看到眼前宣王不甚重視這般學士文人，造成了稷下學宮的冷落與蕭條，所以發了這一大通牢騷，直把宣王說得無話可應。

　　又據《孟子》，孟子第二次來齊的時候，曾被“加齊之卿相”(《公孫醜》上)，但當宣王伐燕之後，孟子進諫，勸他送回俘虜，歸還燕國臣民，商量立君，然後撤兵。對孟子的進諫，宣王不聽。結果第二年，燕國和諸侯並力攻齊，齊國大敗。這件事對孟子的刺激頗大，他認為自己是受到了冷遇，所以一怒之下就辭了職，“孟子致為臣而歸”(《公孫醜》下)。但他對宣王還抱著幻想，所以“去齊宿於晝”，在晝等了三天三夜，眼巴巴地希望宣王回心轉意，把他召回，但宣王一直沒再召回孟子。就這樣，孟子悻悻然離開了齊國。士要求統治者對自己能夠重用，如果不被重用，俸祿再高他們也不肯受用。徐幹《中論·亡國》說：“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以奚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徐幹所強調的，正說明士列於朝是為的要受到重用，他們不僅要百僚之虛名，重要的是要能有道德之實，能夠左右朝政。孟子第一次在齊國也反映了這種情形。那是在威王時期，威王沒重用他，所以當饋贈給他兼金一百鎰的時候，他認為“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滕文公》下)?這字裏行間流露出孟子希望威王重用，而不願無功受祿的心跡。所以當時的士，最希望自己的意見被國君採納，如果老是不被採納，他們就要鬧脾氣。《鹽鐵論·論儒》中的一段，就說明了這一問題：“及暋王……矜功不休，百姓弗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入薛，而孫卿適楚。”這裏指出稷下學者四散而走的主要原因，就是暋王不納諸儒之諫。當然，荀子離齊去楚，還有一個原因，“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士的名利觀念和自尊心向來都是很重要的，從這個階層產生的初期，這種特點就已經很明顯了。

　　還有一點，就是士並不固定地依附於誰，誰厚待重用他們，他們就依附於誰，這是士流動的原因。如“燕昭王子破燕之後即位”，他為了“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就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他先替願為天下之士開路的郭隗“築宮而師事之”(見《史記·燕昭公世家》)。結果把一些士吸引到燕國去了，“鄒衍自齊國來”(劉向：《說苑·君道》)，挖了稷下學宮的牆角。徐幹《中論·亡國》中引用了荀子的一段話，用以說明怎樣才能吸引士：“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能有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稷下學宮盛衰的歷史正好說明了，士就像蟬之歸火那樣，哪里能吸引他們，他們就到哪里去。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作為二強之一的秦國，卻沒有形成像稷下學宮這樣的學術中心了。這是秦國不重視士所致。因為秦在商鞅變法以後，就一直採取崇本抑末的政策，它以農業為本，其他為末。“文學遊說之士屬於末一類，不許入秦”(範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第190頁)。秦國採取了不容納甚至是敵視士的政策，結果造成了國雖富強，但文化卻不及齊國。秦國對士的錯誤態度，最後導致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秦火給祖國文化造成了極大損失。對稷下學宮盛衰興亡的歷史，筆者就史書提供的有限史料作出了如上的分析和判斷。從這一簡略的分析中，已看出，為什麼稷下學士是“培植于齊，發育于齊，而昌盛于齊”(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第152頁)的，這就是由於社會經濟、政治、學術文化的原因，及對士的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