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謂“不治而議論”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田敬仲完世家》)。史遷的記述，既為稷下學宮的研究者們勾畫出了一個初步的輪廓，也由此造成了不少的誤解。誤解主要來自“不治而議論”一句話。從史遷以後，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論”似乎就成為定讞。這段“信史”一直沿用至今，沒有人提出異議。如孫培青就說，稷下學士們“不擔任具體職務”，“無政事上的煩勞”；（孫培青：《學術自由的稷下學宮》，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胡家聰也認為稷下學士“不作行政官吏而參與議論政事”；（胡家聰：《稷下學宮史鉤沉》，載《文史哲》1981年第4期。）郭沫若也曾說稷下學宮“似乎是研究院的性質”，學士們“無事務工作拖累”。（郭沫若：《十批判書》，第154頁。）

　　      這樣一來，稷下學士似乎都成了不參與政治的空頭政治家、哲學家。胡家聰進一步引用了《戰國策·齊策四》的下列一段記載：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他用以說明稷下先生不作行政官吏。《戰國策》的這段記載確實容易引起誤解，如錢穆就據此得出結論，說“不治者，田駢設不宦之義，而淳於髡以終身不仕見稱，此稷下之行誼也”(《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查閱了有關史料，這些史料證明上述說法是不確的。稷下先生並不是不作行政官吏。當時確曾有不作行政官吏的人，如道家中的莊子，為了標榜自己清靜無為，所以“寧遊戲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類似莊子這樣的人是個別的。而且即使是莊子，也絕非終身不仕。史書記載他曾當過漆園吏，官雖小，畢竟也是行政官吏。而稷下先生和當時的大多數其他士一樣，則不僅僅是參與了“議論政事”。其中不少人參與了實際政治，接受過齊國統治者的任命，當過行政官吏。齊宣王曾坦白地說：“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戰國策·齊策》)。此中道出了真情。對此，史書是有記載的。現簡略摘錄於下：

　　淳於髡

　　……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複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之祠田也。以一盒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者宜禾，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於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於髡之功乎(劉向《說苑·尊賢》)?

　　淳于髡為齊使于荊(《呂氏春秋·報更》)。

　　昔者，齊王使淳於髡獻鵠于楚(《史記·滑稽列傳》)。

　　又據《史記》，“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後來淳於髡以隱語表示齎金太少，“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從這以後，齊國“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淳於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同上)。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複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淮南子·道應》篇)。上述引文中，淳於髡自稱臣，被立過上卿，出任過大使。可見錢穆所說“淳於髡以終身不仕見稱”的說法是立不住的。淳於髡參與政治，當過行政官吏。

　　孟子

　　淳於髡明白說過孟子“在三卿之中”(《孟子·告子》下，劉向《說苑·雜言》都有此語)。孟子自己雖說過“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像是無官可做，然而《孟子》書中卻說他“為卿于齊”，他的弟子公孫醜說“齊卿之位，不為小矣”。後來，他“致為臣而歸”(《孟子·公孫醜》下)，這是辭去了官職。

　　《史記》也說孟子“游事齊宣王”(《孟子荀卿列傳》)，游事與遊學不同，是參與政事的。所以孟子自己“我無官守，我無言責”的話，只是對自己未被重用而發的牢騷，不可當真，不然就不會有“致為臣而歸”了。即使孟子的齊卿之職像有些人考證的那樣，只是客卿，那也畢竟是齊的三卿之一，恐怕是齊國為原藉不是齊國的稷下先生所設的官職。這裏，孟子為三卿之一，參與了政治，當過行政官吏。

　　田巴

　　《史記》說：“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說：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魏豹彭越列傳》)。這裏，田巴當過齊將，參與了政治，當過軍事長官。

　　鄒衍

　　據《史記·平原君列傳》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錄》：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

　　這裏，鄒衍出任過齊使，參與了政治，當過行政官吏。

　　此外，荀子在稷下“三為祭酒，最為老師”，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祭酒後因以為官名。這雖然無法確定荀子究系何種官職，但他不僅僅為學宮中的學術領袖卻似乎是可以想見的，因為若僅為學術領袖而不居官職，好像就不至於發生“齊人或讒荀卿”的事情了。據《戰國策·楚策》說，荀子曾“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則在齊國當也參與了政治，當過行政官吏。

　　就是稷下的後生之輩魯仲連，司馬遷雖說他“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魯仲連鄒陽列傳》)，但也還是記述了他為齊將田單解聊城之圍的故事。這也說明，魯仲連是參與了政治，並且可能當過行政官吏。綜上可以看出，稷下先生不僅參與了當時的政治，而且其中不少人還當過行政官吏。司馬遷所說“不治而議論”，似乎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他在另外的地方所講“孟子荀子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傳》)；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孟子荀卿列傳》)；實際上則透露了稷下先生參與政治的消息。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作為上層建築的稷下學宮，是適應新的封建的經濟基礎而產生的，它不僅反映著經濟基礎，而且服務於經濟基礎。我們知道，齊國在廢除了世卿世祿制度以後，確立了封建官僚制，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各級官僚都由政府任命，賢士不僅有了從政的可能，而且有了從政的實際機會。在稷下學宮這樣一座培養封建統治人才的大學校裏，很難設想先生們會不參加實際政治。稷下先生為新興的封建統治階級奔走呼號，其目的就是要參與政治。正如《淮南子》所正確指出的：“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也”(《齊俗》篇)。百家的統一之處就在於“百家殊業，皆務於治”(《汜論訓》)。這裏一語破的，把務治的根本揭示出來了。這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發現了，他在《論六家要旨》裏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可見，稷下先生首先是積極參加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政治活動的政治家。其次才是參加辯論、為封建統治階級提供理論武器和從事教育和學術活動、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的哲學家、教育家。胡家聰一方面認為擔任過齊相的鄒忌可能是稷下先生，而且可能是稷下的領袖人物，一方面又認為稷下先生不作行政官吏，這在邏輯上、事實上都是說不通的。

　　二、群賢“議稷下”的盛況

　　稷下學宮存在的時期，正是封建制度形成不久，封建地主階級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時期。這時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理論武器還沒有出現。所以這時的有識之士爭相鳴放，以求自己的理論能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武器，從而被封建統治者所採用。而封建統治階級也確實需要在這種爭鳴中選擇一種最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理論，為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提供理論上的說明。這正是《孟子》所說“處士橫議”的時期，是大辯論的時期，是戰國百家爭鳴的高峰時期。稷下學宮正是當時辯論的主要場所。這一時期辯論之頻繁，是歷史上少見的。不僅派與派之間辯，同派內部也在辯；不僅先生與先生之間辯，先生與學生之間也在辯；不僅在學宮內部辯，也到學宮外部辯；不僅稷下人物之間辯，也與稷下以外的人物辯。

　　如淳於髡和孟子的辯論，是派與派之間的辯論，書面記載下來的至少就有三次：一次是辯論嫂溺是否援之以手，以此討論援救天下的辦法(見《孟子·離婁》上)；一次是辯論名實關係，並由此討論了認識論的問題(見《孟子·告子》下，《說苑·雜言》略有出入)；一次是在齊宣王宮廷，辯論宣王是否知善之為善，也由此涉及了認識論的問題(見《韓詩外傳》卷六)。

　　另外，派與派之間的辯論還有：

　　孟子與宋鈃的辯論，中心議題是義和利，孟子強調動機，宋鈃強調效果。這是中國哲學史上有名的義利之辯。

　　孟子與告子的辯論，是人性善與人性無善無不善的辯論，揭開了戰國時期人性爭辯的序幕。

　　而孟子與萬章、公孫醜等人的辯論既是同派之間的辯論，又是先生與學生之間的辯論。

　　      此外，還有稷下先生與稷下以外人物的辯論：

　　鄒衍和公孫龍之間的辯論。“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說：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敦，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這裏鄒衍提出了一套辯論應注意的原則和方法。

　　淳于髡譏鄒忌。鄒忌不是稷下先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劉向《新序》說：“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為設以微辭，鄒忌必不能及，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是以鄒忌不為稷下先生。這是在學宮以外的辯論。

　　學宮內部也經常開展辯論：

　　兒說“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田巴“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正義》引《魯仲連子》)。

　　除此之外，像宋鈃、尹文“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莊子·天下》篇)；田駢善言談，“號天口駢”，鄒衍“盡言天事，故曰談天衍”，鄒奭“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奭”(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還有魯仲連與田巴之辯(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索隱》)。這些都勾畫出當時唇槍舌劍辯論的盛況，是對當時情況的形象描繪。作為戰國中後期各學派學者薈萃中心的稷下學宮，集中了當時知名於世的大部分學者，其中見於史書記載的就有近二十名，諸如淳于髡、孟軻、彭蒙、田駢、慎到、環淵、接子、季真、宋鈃、尹文、王鬥、兒說、田巴、徐劫、鄒衍、鄒奭、魯仲連、荀況等人，還有無法確定具體人的稷下齊法家，《管子》一書的大部分為他們所作。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學宮中既有儒家、道家，也有法家、名家和墨家(我認為宋鈃、尹文是接近墨家的，與郭沫若看法有異)。儒家有孟軻、荀況等人，道家有彭蒙、田駢、環淵、慎到等人。慎到等又進而發展為法家，接近墨家的有宋鈃、尹文等人，從儒家分化出的陰陽五行家鄒衍、鄒奭等人，名家有兒說、田巴等人，田巴當過將軍，有可能又是兵家。稷下學宮是包羅各派在內的。侯外廬先生說“所謂稷下先生幾乎包羅盡當時所有的學派”(《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39頁)；張岱年先生說：“……稷下實包容各派學者，如陰陽家鄒衍，儒家荀子，皆嘗居稷下”(《中國哲學大綱》下冊，第592頁 )。學宮內部派別繁雜，各不相讓，這是引起辯論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於當時各派之間的辯難和攻擊，《孟子》、《荀子》、《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淮南子》、《戰國策》、《屍子》、《史記》等書都保存了一些片斷。

　　以上充分證明了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主要的辯論場所。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主要戰場。

　　三、“數百千人”的教育與學術中心

　　稷下學宮是一個龐大的容納數百千人的大學堂，其規模不亞于今天的大學。在這樣的大學堂裏，稷下先生把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

　　稷下先生從事教育是很出色的，他們都有很多學生——當時稱為學士。如孟子“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其中著名的有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萬章、公孫醜、充虞、陳臻、徐辟、陳代、彭更、咸丘蒙、桃應等人(據崔述：《孟子事實錄》)。田駢有“徒百人”(《戰國策·齊策四》)，《呂氏春秋·士容》篇記載過其學生向他請教的情況：“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宋鈃、尹文“聚人徒，立師學”，“率其群徒，辯其談說”(《荀子·正論》)。兒說也有弟子曾為宋王解閉(見《呂氏春秋·君守》篇)。魯仲連先是徐劫的學生(《史記·魏豹彭越列傳》)，後來才當了先生(見《隋書·經籍志》)。慎到是在齊為人質的楚太子的老師(見《戰國策·楚策》)。淳于髡是齊太子的老師(見《呂氏春秋·雍塞》篇)。荀子先是遊學于齊，自然是先當學生，後才“三為祭酒，最為老師”，成為稷下學宮的領袖人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由於徒屬彌眾、弟子彌豐，稷下學宮就成為一所容納數百千人的大學府。這個學府據郭沫若先生說，似乎制定有統一的學則(《管子集校·弟子職》篇)，這好像今天的學生守則：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這裏從飲食起居到衣著裝飾，從課堂紀律到課下復習，從尊師敬長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縝密，井井有條。稷下學宮確實是一個有相當規模的、較正規的教育中心。

　　稷下先生們在從事教育的同時，也致力於學術研究，如孟子就和萬章之徒著成《孟子》。因此，稷下學宮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相當豐富，學術著作的數量是相當驚人的，真如充棟之汗牛。計有：

　　淳于髡著《王度記》(據《禮記·雜記正義》，《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於髡等所說也)。此書已佚。《晏子春秋》(據武內義雄說，淳于髡仰慕晏嬰的為人。《晏子春秋》可能為淳於髡等人所著。見所著《中國思想史·稷下之學》)。

　　孟子著《孟子》十一篇，內篇七篇，外篇四篇，現存內篇七篇，外篇已佚。

　　稷下齊法家著《管子》八十六篇。

　　《周官》(經近人顧頡剛考證亦出於稷下齊法家之手，見《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文史》第六輯)。

　　《經法》、《十六經》、《稱》、《道原》等四種書。經裘錫圭考證出於道法家即稷下齊法家之手。《十六經》，1974年《文物》第10期，1975年《考古學報》第1期，都作《十大經》。今據1980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馬王堆漢幕帛書》，改作《十六經》。

　　宋鈃著《宋子》十八篇，已佚。

　　尹文著《尹文子》一篇，已佚。今本《尹文子》是偽書，不可信。

　　田駢著《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據董英哲說，《經法》等佚書是田駢的遺著，詳見《人文雜誌》1982年第1期：《〈經法〉等佚書是田駢的遺著》。

　　      環淵著《蜎子》十三篇，已佚。據郭沫若說，《老子》即為環淵所作，現學術界有不同看法。

　　鄒衍著《鄒子》四十九篇，已佚。《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已佚。

　　慎到著《慎子 》四十二篇，已佚。現有五篇本流傳。

　　接予《捷子》二篇。“捷”同“接”。已佚。

　　鄒奭著《鄒奭子》十二篇，已佚。

　　魯仲連著《魯仲連子》十四篇，已佚。現有清馬國翰輯本，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有佚文。

　　荀子著《荀子》三十三篇，又有《賦》十篇。有漢劉向整理過的《荀子》三十二篇。今本《荀子》是經唐朝楊倞重新編排的。

　　《考工記》，據胡家聰說為稷下先生所作。

　　《太公書》、《司馬法》，據武內義雄說為稷下先生所作。

　　《春秋公羊傳》，據武內義雄說為稷下孟子一派所傳。

　　《易傳》，據郭沫若說是荀子門人所作，張岱年先生認為，說荀子接受了《易大傳》的思想，對其作了一些概括，理由更充分 些(見《先秦哲學史料考略》)。據此，《易傳》也可能出自稷下先生之手。

　　其他如兒說、王鬥等人也可能有著作，今都不傳。

　　稷下學宮不僅學術著作宏富，而且學術思想極為活躍。稷下哲學家使用的許多範疇，諸如天、人；性、理；道、物；心性、義理；義、利；名、實；動、靜；乾、坤；陰、陽；損、益；以及精氣，五行，良知等，有些是從前人那裏繼承來的，有些則是發前人所未發。其中有些範疇如精氣，成為我國唯物主義精氣說的濫觴。其他還總結出了一些有規律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