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千人”的稷下學官，其先生和學士們薈萃一堂，或講學，或著書，或遊學，或爭辯，造就了一批批優秀的學者，形成了生活活潑的“百家之學”。稷下學宮的學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論授徒，各成家派

　　稷下學宮在田齊政權的扶持下，比孔子時期更為徹底地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學術研究從“官府”中徹底解放出來，成為戰國時期各種職業中獨立的一種。這種職業，不事蠶桑，不事稼穡。稷下先生們雖然也擔任一定的官職，但對官職，他們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而主要從事的職業就是專門的學術研究，這種學術研究採取的形式主要是講學和著述。春秋時期的士階層，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學術研究上，他們或遊說諸侯，或收徒講學，不可能出現私人著作。到了戰國，士有了新的出路，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研究上，一邊講學，一邊著述，所以這時開始有了私人著作。如《孟子》一書，其中可能有孟子的弟子們的手筆，但其大部分是為孟子本人所著。這比起以語錄體的形式湊成的《論語》一書，就高明多了。

　　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分工的出現。對這種新的分工不少人是不理解的。《戰國策·齊策》中記載了一個故事：“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這位齊人，看到田駢只發發高議，也可以有“訾養萬鐘”的俸祿，比以仕宦為業的還要富裕，極為不滿，把田駢罵為不出嫁而有七子的女子。孟子的學生彭更也問過孟子，讀書人“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從這個諸侯，吃到那個諸侯，白白吃飯，這不太過分了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從社會分工的進步性講起，論述了知識份子的工作是研究學術、培養人才，對社會是有功績的，算不上白吃飯。由於有了固定的職業，不愁吃，不愁穿，稷下先生們就“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荀列傳》）。他們獨立思考，深入研究，立論授徒，各成家派。如孟子一掃過去對經書的迷信，發出了“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的呼喊；田巴衝擊了帝王的權威，說出了“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史記·魯仲連列傳》引《魯仲連子》）的言論；鄒衍“疾晚世之儒墨”（《鹽鐵論·論鄒》），用“五德終始”的歷史循環論為即將出現的新制度呐喊；荀子破除了對天命的盲從，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戡天”思想；季真提倡“莫為”，反對目的論；兒說“持白馬非馬之辯”，提出了邏輯學的新命題；……稷下先生們著述宏富，如汗牛充棟。稷下先生們都有很多學生，他們率領著這些學生，形成了自己一派的學術觀點。如彭蒙、田駢、慎到、環淵、接子及其門弟子是道家或稱為黃老學派，孟軻、荀況、魯仲連及其門弟子等是儒家，兒說、田巴及其門弟子等是名家，宋鈃、尹文及其門弟子是接近墨家的，鄒衍、鄒奭是陰陽家，淳於髡等是由儒家轉化成的法家，此外可能還有農家、兵家、縱橫家、方技家等等都出入過稷下，不能一一詳論。這種學派林立的局面，象徵著學術的繁榮，一直維持到學宮的結束。

　　二、競相爭鳴，彼此融合

　　戰國時代的各種學派，所謂九流十家，都在稷下學宮中留下了自己的良言淑行。由於他們各屬不同的學派，立論不盡相同，就形成了競相爭鳴的局面，他們之間唇槍舌劍，各不相讓。這種爭辯，一般是在稷下先生的定期集會時進行的。《史記·田完世家》集解引劉向《別錄》說，稷下先生這些談說之士定期集會於稷下。（《史記·田完世家》集解引劉向《別錄》）

　　這種定期集合多長時間舉行一次，史書無明確記載，不能詳考。這種定期集會，很類似於今天的學術討論會。在這種集會上，各種學術觀點都可以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辯論時，各方可能是各不相讓的，如孟子距楊墨，辟邪說；田巴持論頗高，竟然“一日服千人”（《史記·魯仲連列傳》引《魯仲連子》）；兒說“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韓非子·外儲說在上》）。從一些稷下先生的綽號，就可看出當時辯論時的那種互不相讓的勁頭。如鄒衍，號“談天衍”；鄒奭，號“雕龍奭”；淳於髡，號“炙轂過髡”；魯仲連，號“千里駒”；徐劫，號“飛兔”；田駢，號“天口駢”；……這些綽號都反映了稷下先生在辯論時的特點。談天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史記·孟荀列傳》引劉向《別錄》）；雕龍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史記·孟荀列傳》引劉向《別錄》），形容鄒奭言詞縝密，精雕細刻；炙轂過髡，“智不盡如炙轂也”（《史記·孟荀列傳》引劉向《別錄》），形容淳于髡多智難盡，就像車旁掛的盛油脂之器，潤澤靈活；千里駒，形容魯仲連反應敏銳，對論敵能窮追猛打；飛兔，形容徐劫反應神速，立論一氣呵成；天口駢，形容“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王應鱗《漢志考證》引《七略》）

　　      由於這樣，稷下學宮中出現了異說峰起的局面，孟子的性善論，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兒說的“白馬非馬”論，田巴的“離堅白，合同異”論；鄒衍的“五德終始”論；宋鈃、尹文的“情欲寡淺”論、“禁攻寢兵”論；田駢的“尚法而無法”，慎到的“勢”；……奇葩爭豔，久開不敗。

　　但稷下先生們在辯論中各抒己見，互不相讓，並不是自以為是，目空一切，而是很注意學習對方的長處，並且注意用對方的長處充實自己的思想。這就使我們看到一幅十分有趣的景象：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陰陽家以及其他各家，都表現了一種兼收並蓄、融合各家之長的傾向。如慎到，是道家黃老學派，又是法家；宋鈃既接近墨家，又能街談巷議，是小說家；淳於髡是儒而法，鄒衍是儒而陰陽，荀子則是把儒、墨、道、法諸家融為一爐的新儒家。在稷下學宮中，學派與學派之間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孟子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盡心下》）。前兩句是說，人們可以隨便選擇自己所信奉的學派，對儒、墨、楊(朱)三大勢力可以自由選擇；後一句是這三大勢力都歡迎改變了原來觀點，而轉到自己勢力一方的人。這種學術上的自由作風，反映了稷下學宮中濃厚的民主空氣。荀子把這種學風總結成“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複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荀子·正名》），就是說，稷下先生要有兼 聽並容各家學說之長的明智和肚量，而不要自以為是，目空一切。

　　鄒衍對稷下爭辯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

　　      這是說，辯論勝利了，固然是堅持了自己的觀點；而辯論失敗了，也可從對方得到自己一方所沒有的。這樣，學術辯論就有開展的價值了；也就可以克服認識上的障礙和局限性而“去宥”。宋尹主張“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莊子·天下》），就反對在辯論或認識事物時帶有主觀成見。荀子則總結了一套“解蔽”的經驗，指出“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荀子·解蔽》）。他自己在評判和自己不同觀點的學派或人物時，既不是簡單地否定，更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一分為二，既看到短處，又看到長處。如說“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荀子·天論》）

　　由於稷下先生們能夠認識到“去宥”和“解蔽”的重要性，並自覺地貫徹到學術研究和論辯中去，又注意到吸取對方的長處，所以在辯論時雖然針鋒相對，但又注意學習，用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就形成他們既競相爭鳴又彼此融合的學風。

　　如果說春秋時期的道術裂反映了天下裂的話，那麼稷下諸子通過爭辯、融合而逐漸形成的統一的學說，則不僅反映了天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勢，而且也反映了辯證法思想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必然趨勢。稷下諸子思想方面的對立鬥爭和融合統一，是中國思想史上辯證法思想的光輝體現。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在談及思想的增殖過程中所指出的：“這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個新的思想，即他們的合題。這個新的思想又分為兩個彼此矛盾的思想，而這兩個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題。這種增殖過程就構成思想群。同簡單的範疇一樣，思想群也遵循這個辯證運動，它也有另一個與自己矛盾的群為自己的反題。從這兩個思想群中產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們的合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頁）馬克思承認：“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表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4頁）這些觀點是馬克思成熟的辯證法思想的一部分，把它運用於分析稷下諸子思想的對立鬥爭和融合統一也是完全適用的。

　　三、注重現實，經世致用

　　在學與用、言與行的關係問題上，稷下學者大都注重現實，強調經世致用。《史記·魯仲連列傳》正義引用了《魯仲連子》中的一個故事，說稷下先生田巴能言善辯，但不太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只知道“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所以魯仲連批評他，說現在的問題是解決實際問題，眼下齊國的處境很困難，敵軍壓境，大敵當前，“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拿出良策妙計。如果設有良策妙計，只知高談闊論，那只不過是夜貓子叫，人人討厭，你再也別說了。田巴羞愧得“終身不談”。後來，魯仲連看到齊將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就寫了封信，用箭射到城中，送給燕將。這封信從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方面，從燕將圍聊城非智勇忠的行為方面，從歷史上類似事件的教訓方面，勸燕將撤離聊城。燕將看到這封信，“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眾，恐己降而後見辱。……乃自殺”。(《史記·魯仲連列傳》聊城從而得以收復。其他如“為人排患釋解紛亂”的事，魯仲連也做了不少。

　　類似上述的故事還有一些，但魯仲連是其佼佼者。荀子對這種學風曾加以總結，說：“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荀子·儒效》）

　　這種強調學用一致的風氣是學宮中的一種正氣。孟子強調“當務之為急”（《孟子·盡心上》），稷下齊國法家也強調“事莫急於當務”（《管子·正世》），“言必中務，不苟為辯”（《管子·法法》）。這都是說要注重解決當務之急的現實問題，不要脫離實際，空發議論。稷下先生們一般都是帶有修務圖治精神的，甚至像鄒衍這樣“作怪迂之辯”的，其五德終始的理論也是為新制度的出現服務的。其他先生們也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至於稷下先生們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建樹，多數更是為解決當時生產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服務的。如《考工記》，其中不僅記錄了採礦、冶金、兵器製造、制革、制陶、造車、建築、日用品製造等技藝，而且還把與這些技藝相聯繫的金屬學知識、凹面聚光的光學知識、勾股弦定理等數學知識、振動的聲學知識，滾動摩擦的力學知識、慣性以及空氣動力學知識等等，作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加以總結。這些無一不是稷下先生注重現實、經世致用學風的例證。

　　兩千多年前形成的稷下學宮的學風，至今還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正視其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的同時，總結其中科學性和民主性的精華，有利於我們開展百家爭鳴以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