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上相距萬里，時間上相隔千年，歷史座標上的兩個點，一個是中國戰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一個是阿拉伯阿拔斯朝哈裏發帝國首都巴格達的智慧館，它們都是所在社會的產兒，雖然各自經歷過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的薰染，在創辦的背景方面有著一定的差異，但它們在創辦原因、本身的性質及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卻是那樣相似。它們簡直就像東方世界的兩顆明珠，在異時異地閃爍著東方文化的光彩。

　　稷下學宮，因所在地在戰國齊故都臨淄城西門稷門之下而得名。這座學宮是田齊桓公午在西元前4世紀60年代左右創辦的。後來，經過田午的後代田因齊(齊威王)、田辟疆(齊宣王)、田地(齊暋王)、田法章(齊襄王)等四代國君的努力，尤其是威宣二王不斷地擴建，使稷下學宮成為一所容納數百千人的大學校。到齊王田建當國，齊國滅于秦始皇之手，學宮也宣告結束。先後在稷下學宮講學議論的著名人物有淳於髡、孟子、告子、兒說、環淵、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接子、鄒衍(又寫作騶衍)、鄒奭、季真、王鬥、魯仲連、荀子等，這就使稷下學宮成為名符其實的各學派的薈萃中心，它的設置，對開展百家爭鳴，繁榮戰國學術起了很大作用。

　　智慧館，阿拉伯文寫作bayt al  hikmah，也有譯作知識之家的。它始建于阿拔斯朝鼎盛時期的哈裏發麥蒙(al ma'mun，８１３－８３３年在位)之手，但何時結束尚不得而知。麥蒙于830年先建立了一座天文臺，隨後又在天文臺附近建立了這座智慧館。

　　在智慧館中工作過的著名學者是希拉城的景教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歐洲人稱之為 joannitius，８０９－８７３)和他的兒子易司哈格·本·赫裏康·侄子胡伯史·伊本·哈桑，另有伊薩·伊本·葉海亞·穆薩·伊本·哈立德等數百名學者。在這裏，學者們從事著希臘文、敘利亞文、波斯文、梵文等典籍的翻譯工作，從事著哲學思想的研究和其他科學研究工作。這一智慧館不僅是當時阿拉伯帝國的學術文化中心，而且由於不少希臘語原來著作的遺失，唯獨這一時期譯成的阿拉伯語本流傳下來，就使它在整個世界文化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從創辦原因來看，稷下學宮和智慧館有很多相似之處。戰國時期的齊國，是最先進入封建社會的諸侯國之一，因為封建制剛剛確立，為使這種新的社會制度能夠持久下去，齊國統治者迫切需要的，一個是人才，一個是為鞏固統治而製造輿論。進入封建社會以後，齊國生產力發展很快，都城臨淄成為名聞遐邇的大都會，正如戰國策士蘇秦所形容的：“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有了這樣的條件，先由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抬致賢人而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後由威王、宣王“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結果把戰國時期各國的有識之士都吸引到了齊國。齊國統治者招徠人才之後，又讓他們“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以學顯於當世”(《史記·儒林傳》)。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學術派別，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陰陽五行家等等，他們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思以其道易天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他們競相鳴放，都試圖用自己的哲學世界觀來影響統治者。而統治者也就可以在這種爭鳴中進行選擇，選擇能夠為鞏固自己統治服務的思想。

　　而智慧館的創辦，也是哈裏發麥蒙出自同樣的延攬人才和尋找理論武器的目的而建立的。阿拔斯朝到哈倫、麥蒙兩任哈裏發時期至於鼎盛時期，生產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帝國首都巴格達是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繁榮昌盛、金碧輝煌，交通四通八達，黃金、寶石、應有盡有。有這樣優厚的條件，數百名學者從帝國各處或國外來到這所智慧館，享受著很高的待遇。如這所智慧館的館長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每天騎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澆水給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間，披上休息的長袍，然後喝一杯水，吃塊餅乾，就躺下休息。有時他睡一覺，午睡醒來，燒香熏身體，然後進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湯、肥雞肉和麵包。然後再睡一覺，睡醒後喝四磅陳酒，如果喜歡吃新鮮水果，就再吃些榲桲和敘利亞蘋果”(Ibn Khallikun vol·ｉ，ｐ·298，轉引自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56頁)。麥蒙曾依據他的譯稿的重量而給以等量的黃金作為報酬。其他學者的待遇也相當優厚，這一點是與麥蒙時期的經濟繁榮相聯繫的。麥蒙的富有，令人驚訝，他在825年舉行婚禮時，新娘和新郎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席子是用珍珠和蘭寶石鑲嵌的，然後把一個金託盤裏的一千顆大珍珠撒到新郎新娘身上。麥蒙時期，阿拉伯世界進入封建社會也只有200多年，在麥蒙以前，阿拉伯帝國的理論界是比較薄弱的，麥蒙時期，尊重理性的莫爾太齊賴派才開始比較注重理論問題。麥蒙本人也尊重理性，所以莫爾太齊賴派得到他的支持。但當時莫爾太齊賴派卻遭到正統派的攻擊，為了給自己的支持莫爾太齊賴派的立場作辯護，迫使他到希臘哲學著作中找理論根據，就這樣數百名學者被召集到智慧館，從事哲學和科學的翻譯工作。

　　從性質方面來看，稷下學宮與智慧館也很相似，都具有多重性。它們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性。稷下學者所從事的活動有：在關鍵時刻遊說齊王，使其決定或改變重大決策；擔任行政官吏，為齊國封建化改革效力；擔負重要的外交使命；為齊國統一天下設計藍圖，規定典章制度。智慧館的學者在這方面的活動，未見於歷史記載。但它們的翻譯和科研活動都是為哈裏發麥蒙尋找理論根據服務的，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此外，它們又都是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不論是稷下，還是智慧館，都湧現出一大批學術著作，培養出了一大批著名學者。稷下的著名學術著作有：儒家類《孟子》、《荀子》、《魯仲連子》，道家類《蜎子》、《田子》、《捷子》，陰陽家類《鄒子》、《鄒子終始》、《鄒奭子》，法家類《慎子》，小說家類《宋子》，另有《管子》、《晏子春秋》、《王度記》等也都出自稷下學者之手。智慧館的學術貢獻，主要是把希臘著作譯成阿拉伯文，主要是格林、希波革拉第和代俄斯寇里提斯的科學著作，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解釋篇》、《範疇篇》、《物理學》、《倫理學》，另外還在天文學方面校正了托勒密《天文大集》裏的黃道斜角、二分點(春分和秋分的分日點)的歲差和歲實，還做過精密的測地工作。智慧館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多元機構，既是科學院、翻譯局，又是圖書館和學校，為哈裏發王朝的科學文化的繁榮做了不少的工作。

　　稷下學宮和智慧館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極為相似，它們對後代都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稷下哲學家、思想家們目睹世變滄桑，從各自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出發，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等學術見解，對先秦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的學術貢獻是相當大的。如他們在哲學方面對自然觀、發展觀、人生論、認識論、政治觀、歷史觀等各個方面都有所涉及，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範疇，建立了各種各樣的理論體系，中國哲學史中的許多概念和範疇，幾乎在稷下學者那裏都有了雛形，如道、氣、心、性，天、人、陰、陽，五行說，精氣說，水地說，天人相通，天人相分，虛一而靜……簡直就像哲學園地裏一枝枝燦爛的花朵，把先秦的哲學界裝扮得如花似錦。所以郭沫若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是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十批判書》，第153-154頁)。而智慧館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貢獻，一方面是把大量的希臘哲學和科學古籍譯成阿拉伯文，另一方面又在翻譯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創立了阿拉伯哲學的新學派。正像希提所說：“阿拉比亞的穆斯林，雖然只有很少的一點科學、哲學和文學的根柢，但是，他們從沙漠裏帶來了敏銳的感官、強烈的好奇心、難以滿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潛能，當他們征服或接觸更古老、更先進的民族的時候，他們不久就變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繼承人……在建築巴格達城後，僅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語的學術界，就已掌握了亞里斯多德主要的哲學著作，新柏拉圖派主要的注釋，格林醫學的絕大部分，還有波斯——印度的科學著作，希臘人花了好幾百年才發展起來的東西，阿拉伯學者，在幾十年內，就把它完全消化了。”(《阿拉伯通史》，第357頁)當西歐的哲學家還完全從屬於僧侶階級，是宗教的奴僕的時候，希臘的思想文化卻經阿拉伯人的翻譯得以保存，這些翻譯工作有很多是在智慧館中完成的。完全可以說，智慧館在世界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其地位的重要是不容忽視的。

　　通過稷下學宮和智慧館的比較，我們發現，文化雖然有地域的特點，但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受著歷史的統一性規律的制約。文化的發展既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又以一定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為前提。而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條件下，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尤其採取一種吸引學者、知識份子的政策，給他們以優厚待遇，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是繁榮和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重要條件，稷下學宮和智慧館的歷史說明了這一點，我國目前的現狀也正在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