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學術文化中心，是先秦百家爭鳴的主要戰場。出入過這座學宮的稷下人物是很多的，包括淳於髡、孟子、告子、環淵、兒說、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接子、鄒衍、鄒奭、季真、魯仲連、荀子等人，還有無法確定具體作者的稷下齊法家學派。孟子之為稷下先生，《鹽鐵論》和《中論》說得較肯定。《孟子》書也可以證明。
　　
　　張岱年先生說：“一般講中國哲學史，都是講幾個主要的大家的思想。事實上，除了這些大家之外，當時還出現了許多思想家。……如果僅只是講幾個主要的大家的學說，還表現不了當時‘百家爭鳴’的盛況”（《先秦哲學史料考略》〔下〕載《中國哲學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我們研究稷下，就應該既包括孟子、荀子這樣的“大家”，又包括孟荀之外的哲學家。
　　
　　改革開放以前對稷下哲學的研究，除“大家”之外，郭沫若有《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收入《十批判書》），馮友蘭有《稷下唯物派》（收入《中國哲學史新編》），是以稷下中的一派為研究物件的。金受申有《稷下派之研究》（王雲五主編《國學小叢書》，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０年版），是以“承道家的傳統，和儒墨兩家思想支配”（金書第１頁）的慎到、彭蒙、田駢、接子、環淵、鄒衍、鄒奭、淳于髡、宋鈃、尹文等人為研究物件的。而我認為稷下是包括各派學者在內的，所以應該把稷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稷下哲學的派別很多，有必要在這裏簡略地敍說一下。
　　
　　一般傳統的看法，認為稷下有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儒家有孟子、荀子等，道家有彭蒙、田駢、環淵、慎到等，慎到進而發展為法家，陰陽家有鄒衍、鄒奭等，名家有兒說、田巴等；然而不承認稷下有墨家，郭沫若曾經斷言，稷下沒有墨家（《十批判書》第１５４頁）。
　　
　　這裏針對傳統看法作兩點說明。
　　
　　一是稷下即使沒有墨家，也有接近墨家的，就是宋鈃、尹文。俞正燮、錢穆、梁啟超、金受申、蔣維喬、蔣伯潛、馮友蘭等人曾認為宋、尹為墨家，但宋、尹是否加入過墨家團體還無確證，因此還難於下結論說宋尹就是墨家，然而從思想上說是接近墨家的。
　　
　　二是關於稷下法家，我以為應用稷下齊法家的概念，來稱呼《管子》中大部分著作的作者，以別于從趙國來的慎到這樣的法家。
　　
　　對於《管子》，郭沫若認為“它大率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一部分是齊國的舊檔案，一部分是漢時開獻書之令時由齊地匯獻而來的”（《宋鈃尹文遺著考》，《青銅時代》第２４９頁）。他認為《管子》中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諸篇為宋鈃、尹文的遺作，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劉節也認為這幾篇是宋鈃、尹文的作品，不過其思想是介於墨孟之間的（詳《古史考存·〈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
　　
　　張岱年先生否定了郭劉二說，認為“此說證據不足，缺乏充分理由”。他也排除了這些篇是慎到著作的可能性，認為《管子》一書除《牧民》、《形勢》、《權修》、《乘馬》“保存了管子的遺說”，《大匡》、《中匡》、《小匡》“是關於管仲遺事的記述”外，其他大部分應是齊國法家的著作，《心術》等四篇是齊國管仲學派的著作（詳《先秦哲學史料考略（上）》，《中國哲學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我基本同意張說。需要補充一點，齊國管仲學派基本還是齊法家。所以我認為，除張說中《牧民》第七篇外，《管子》中的大部分應是齊國法家的著作。這就是稷下齊法家。
　　
　　至於馮友蘭先生說《管子》是稷下學士的論文總集（見《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第１８２頁；《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第４５頁），則是需要商榷的。孟子、荀子兩位主要學士的著作不包括在內，怎能叫總集呢?只能說是稷下學士中一部分著作的彙編，也就是齊法家著的彙編。
　　
　　這樣，稷下的派別就如侯外廬先生所說：“所謂稷下先生幾乎包羅盡當時所有的學派”（《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４３９頁）。
　　
　　稷下哲學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哲學家作代表來劃分，則孟子以前為第一階段，其特點主要是各種思想的直接交鋒，可稱之為爭辯時期。孟子以後到荀子為第二階段，其特點主要是各種思想經過荀子之手，逐漸融合統一，可稱之為融合時期。
　　
　　淳于髡、彭蒙、兒說、宋鈃、孟子、田駢、慎到、尹文、環淵、告子、莊子，這是第一階段的哲學家。這時封建制度確立不久，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為其鞏固統治服務，因此當時的思想家們競相鳴放，都試圖用自己的哲學世界觀來影響統治者，並為其統治提供思想武器。這樣，各種思想還不太成熟，統一的、有權威的思想還未出現。所以各種思想之間展開了鬥爭，而統治者試圖在“百家爭鳴”的過程中選擇一種最有利於自己統治的思想，因此對這種思想鬥爭加以鼓勵。這就是此階段之為爭辯時期的原因。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孟子，一生都投入了辯論，被稱為“好辯”的人。他自己就多次申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他和淳於髡辯，和宋鈃辯，和告子辯，和許行之徒辯，和自己的門徒萬章等人辯。到此時已經形成了百家爭鳴的高潮。《孟子》一書是對這一階段的部分總結。
　　
　　第二階段的哲學家是接子、季真、王鬥、鄒衍、鄒奭、田巴、魯仲連，最後一個大師是荀子。這一階段哲學思想的發展充滿了融合統一的色彩。此時，為了鞏固新興地主階級政權，迫切需要結束紛亂並爭的七雄割據局面，統一已逐漸提到歷史的日程表上來了。與此相配合，在思想界也需要把第一階段在爭鳴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加以整理，或者剔除，或者吸收，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思想，以便為政治的統一提供理論根據。這一艱巨的任務是由荀子去完成的。
　　
　　荀子在稷下“三為祭酒”，留存的時間較長，他站得高些，看得遠些。他對各家都有所批評，也有過辯論，但他致力的重點卻是整理辯論中出現的各種思想，以便於吸收，致使最後形成了一個包括自然觀、認識論、發展觀、人生論等各方面哲學理論的龐大的哲學體系，成為我國先秦時代哲學思想發展的高峰。可以說，從孟子到荀子，完成了我國哲學史上從唯心主義轉變到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圓圈。
　　
　　自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稷下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稷下哲學有重要意義。
　　
　　恩格斯在論及古希臘哲學的時候說：“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68頁）
　　
　　稷下哲學對中國哲學史的貢獻猶如希臘哲學對歐洲哲學史的貢獻。稷下哲學不僅在先秦哲學思想發展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上也有很大影響。因此，稷下哲學應該是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的研究對象，它是中國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對它進行認真地研究，就不可能把稷下哲學家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正確總結出來，就不可能科學地說明先秦和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