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經濟競爭的特點
　　當代技術與知識經濟的發展和融合，最典型地體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其中，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與合作則是21世紀最閃亮、最具有活力的增長點。因此，考察新經濟與世界高科技就不能不考察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合作。

　　本節將側重從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經濟競爭的特點入手來揭示這一獨特的現象，並由此試圖為閩台兩地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合作與發展提供有意義的背景與借鑒。

　　亞太地區人口眾多，地域廣大，一方面，這一區域的各國與地區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水準相差很大；另一方面，亞太各國與地區從經濟發展戰略到具體的經濟政策又有不少相同或相近之處，它們最突出的共同之處乃是80年代中期以來都把經濟發展的視野放到了加強合作的方方面面，而經濟上的互補性又使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顯示出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強勁的勢頭。最值得注意的是亞太經濟合作在整個區域內蓬勃發展的同時，各有關國家（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也正方興未艾。正是由於在這兩個既有區別，又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的層次上的合作形式和內容的多種多樣，從而使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呈現了許多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鮮明的特點。

　　（一）泛區域合作的開放性與次區域合作的互補性

　　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投資、貿易的加強，亞太地區在世界中的份量越來越重。據統計，亞太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占到世界份額的44.8%。而這種增長的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強化和推動。與歐盟高度一體化發展的模式不同，亞太經濟合作至今只是一種多元、鬆散、層次形式不一的經濟合作模式。特別是近年來亞太各國政府在APEC框架內力圖通過非正式首腦會議的努力，以政策、雙邊協定、各種規定、企業的市場活動來輔助、調節、促進、鼓勵雙邊和多邊貿易、產業的交流與發展，這種泛區域的APEC的多邊機制的產生與活動，帶來了以下的主要特點：

　　由於亞太區域是一個新興、發展中的經濟區域，它的合作層面主要是投資和貿易，所以，在經濟活動中，只要符合各自的經濟利益，只要有合作機會，各方都會積極地參與合作，而不是去排斥它。這就產生了區內發展中國家對區內外經貿合作的開放性，即不僅同美、日等區內發達國家有著廣泛的投資與貿易關係，而且同歐盟、大洋洲等區外其他發達國家也保持著同樣廣泛的投資與貿易關係。

　　這種開放性主要體現在：第一，亞太地區絕大部分國家或地區是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各自均對資金、技術、人才、管理方法、工業製成品、消費品等有著強有力和巨大的數量需求，同時，它們又有著自身資源的優勢，尤其是廉價的素質較好的勞動力和巨大的有待開發的市場。有鑒於此，它們需要各國相互在不同層次、種類、方向、目的、用途的投資、援助和經貿交往。以新加坡為例，其外資的參與程度最高，所作出的貢獻也最大。1962-1982年間，外商獨資企業在新加坡製造業總產值的增加量中占55.2%，其中，外國總固定資產的35.9%來源於歐盟。第二，亞太的國家或地區市場相互依賴較強，帶動了它們之間的投資和貿易。至1991年9月，日本對美的直接投資總額為1390億美元，占日本國外直接投資總額3310億美元的42%。日本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正在增長。美對太平洋國家的直接投資在1982-1990年期間，從720億美元增加到1420億美元，其中對東亞（不包括中國）的投資在610億美元以上。“四小龍”對美出口占各自出口額的比重，很長時間來維持在30%以上；而美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也占其總出口額的23.9%。第三，區內各國和地區相互接納也是開放性的極為重要的表現。該區內的各種經濟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積極接納經濟發展水準不一和地緣關係較遠的國家為其新成員國，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接納了發展中的中國，也同時吸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兩個地區——臺灣和香港。拉美的墨西哥和智利也先後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的成員國已有21個，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的成員國也有15個。東盟在先後吸收了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之後，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南亞共同體”。

　　值得注意的是，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採取了一種互補性的合作方法。合作的形式是利用各自的生產及其相關要素的優勢，如技術、資金、勞力、資源和地理環境等集中搞開發區，對某些特定區域、行業進行大規模投資（獨資、合資、合作經營），搞“三來一補”、邊貿，補償貿易和不同產業的產品貿易等。這方面規模大的、形成集中趨勢的實例主要有這麼幾個區域。一是中國內地及臺灣、香港的經濟合作。台、港利用其技術、資金、有效的國際行銷管道和內地的較廉價的勞力和巨大的市場，在中國沿海一帶建立了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各種性質的開發區，或建立前店後場的關係。特別必須指出的是，最近由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更緊密的經濟貿易合作安排”已經有了更具備法律機制的啟動，並且將很快擴展到澳門地區。二是在東南亞由新加坡、印尼的廖內群島的巴丹島和馬來西亞的柔佛州三方組成的成長三角，同樣是利用各自資金、技術、勞力優勢的一種互補形式。三是在雙邊投資合作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日本和印尼在基礎產業方面的合作。日本缺少資源，政府對原材料加工也控制很緊，而印尼考慮到進口成品的費用較貴，也希望能在當地進行加工。此外，在中國與韓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合作也主要是建立在經濟互補基礎上的投資貿易合作關係。

　　這種互補性的合作還有一個特點，即亞太經濟區內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為避開國內的勞力成本上升和爭取更多的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配額，大都進行以迂回性貿易為目的的投資。尤其是1989年美國取消了給予亞洲“四小龍”的普惠制待遇後，“四小龍”不得不調整出口產業的政策，將勞動密集型和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如香港在印尼投資服裝加工業，利用後者的紡織配額；韓國在印尼投資制鞋和服飾品行業，臺灣在澳門投資利用澳門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配額等等。總之，這種互補性經濟合作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各國貿易與投資的發展，優化了各國不同的生產要素的配置。

　　（二）產業調整中的美日中市場為主攻方向的進出口多通道貿易主格局

　　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瞄準美國市場，以出口貿易來立國。無論是日本，還是“四小龍”、東盟，甚至中國都在外貿出口上作了極大努力，制訂了出口導向型戰略。外貿的成功，刺激了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大規模的外來投資。正是由於要達到此一出口發展戰略目標，東亞各國和地區都力圖提高本身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提高技術素質和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當然，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方向是美國市場，而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從日本進口關鍵零部件再組裝出口，從而形成了對美、日進出口的兩通道貿易主格局。目前，除日本以外的東亞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19%增加到1992年的30%。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的加速，從港口的進出量可見一斑，以香港為例，1986年集裝箱吞吐量就超過了紐約港，成為世界第二，1987年又超過了荷蘭的鹿特丹港，成為世界第一。

　　80年代，中國開始了意義深遠的經濟改革與開放，揭開了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後一個尚未納入世界市場體系的一個市場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的進程。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連續高速度發展使中國自身也成為東亞及亞太地區各國的出口發展戰略的主攻方向，從而形成了東亞地區以美國、日本、中國市場為主攻方向的進出口多通道貿易主格局。

　　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另一特徵，就是出口領域的成就同時又是與產業結構調整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抓住了由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各國地區經濟政策的調整所提供的機遇，如：1985年“廣場協定”後，日元開始升值，這嚴重地影響了日本出口企業的競爭力，為此，它只得把許多產業轉移到海外。但隨著這種變化，也大大推動了各產業、公司內部的貿易。同時，近鄰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獲得了有利的競爭條件，擴大了市場。1987年以後，臺灣和韓國的貨幣也開始升值，從而影響了它們出口企業的競爭力。為此，它們也開始把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或東盟國家，提高了兩者的競爭能力，擴大了它們工業產品的出口創匯，改變了過去單純依靠能源、初級農產品出口的狀況。

　　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再一個重要特徵是，各國都善於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調整並尋找新的市場與合作夥伴。進入21世紀，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最新一個龐大市場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注意，即將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自然也成為東亞國家和地區關注的焦點。與此相關，我們看到區域內各種新的區域與次區域合作有了突出表現，如最近不斷升溫發展的三個“10+1”合作模式的啟動就是最好的證明。

　　（三）多樣性的次區域合作成為亞太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最熱點

　　次區域經濟合作系指在一個大的地區內（如亞太地區、東亞地區等等）一些地理上鄰近的國家或鄰近國家的部分地區之間所進行的多邊經濟合作。亞太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這種合作從總體上已經逐漸進入實際的操作運行；其二是，由於東亞地區自身具有許多內在動力，它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亞太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從北往南已形成三大板塊，即東北亞、中國東南部和東南亞。在各個板塊中，又有各種更次一級的經濟開發區和“增長三角”等。東北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以及蒙古。這是亞太地區疆域最遼闊、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經濟實力最強、發展潛力最大的次區域，這個區域內各國間在自然資源、勞動力、市場、技術、資金、產業等方面的互補性也最強。關於東北亞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日本、俄羅斯和韓國學者都提出過諸如日本海經濟圈、圖門江三角區、黃海經濟圈等設想。中國東南部包括中國大陸東南部，首先是福建省、廣東省以及港、澳、臺地區。港、澳、台與大陸（內地）的經貿關係發展迅速。特別是香港與以珠江三角洲為重心的廣東省在經濟上已變得密不可分，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中國華南經濟區，最近正在醞釀的CEPA，即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密切的自由貿易安排又是一種新的次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在東南亞的經濟合作，有諸如東盟十國自由貿易區及東盟內部的“增長三角”等形式，近年來，由中國、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多國共同開發湄公河的構想也已進入實施階段。

　　亞太地區次區域經濟合作的興起是與8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經濟和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分不開的。

　　首先，亞太地區經濟的崛起為次區域經濟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1983年至1992年的十年間，西太平洋地區是全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在這十年中全球經濟年平均增長率超過6%的國家和地區絕大多數集中在亞太地區，它們是：中國、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臺灣和香港。進入90年代，日本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1992年亞洲“四小龍”的國民生產總值合計約為6142億美元，東盟的泰、馬、菲、印尼四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合計為3256億美元，兩者相加已接近1萬億美元。在1981-1990年的十年間，中國取得了10%的年均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在7年內翻了一番，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達23938億元人民幣。亞太地區各國這種經濟上蓬勃發展的勢頭使整個地區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亮點”。

　　其次，亞太地區80年代以來已經形成層次比較分明的產業結構和分工模式。日本在地區內扮演著資本貨物和技術供應者的角色，近兩年來，日本的國內市場也呈較為開放的趨勢；“四小龍”是地區內中間技術和資金的供應者；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則是日本、“四小龍”在地區內投資的物件國，也是廉價勞動力和天然資源的供應者。經濟上很強的互補性是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強大的內在動力。

　　第三，80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政治上的緩和為次區域經濟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如果沒有中俄關係的改善，沒有朝鮮、韓國之間經濟交流和政治對話的前提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經濟關係的密切也是兩岸關係緩和的產物。同樣,東南亞聯盟拋棄政治歧見並接納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四國，從而完成名副其實的東盟十國自由貿易區也是東南亞地區各國和地區衝突緩和的結果。

　　最後，亞太地區之所以次區域經濟合作方興未艾、蓬勃發展也是由於亞太地區地域廣大，經濟發展水準參差不齊等客觀因素存在和作用的結果。要在亞太地區這樣一個幅員遼闊、資源要素差異極大的地區形成像歐洲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那樣的集團絕非易事，有鑒於此，許多國家明智地選擇了比較實際的經濟合作形式——次區域經濟合作。

　　（四）亞太地區次區域經濟合作為主要模式而發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廣闊

　　正是由於如上所述的亞太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各個特點，這種形式的經濟合作對於本區域中的有關國家有著適用性和實用性，可以斷言，亞太地區的經濟貿易合作還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繼續以次區域經濟合作為主要模式而發展，它的前景依然非常廣闊。

　　首先，在今後的若干年內，次區域經濟合作這一形式將愈來愈表現出它的擴散效應。目前業已存在的次區域經濟，如各種合作圈或成長三角等等，將會呈現不斷深化和擴大的趨勢，例如，中國南部經濟圈的產業層次由於有更多的臺灣大企業集團的參與而進一步提高；地域範圍也呈不斷北上和向內地省份擴散的趨勢。與此同時，一些新的區域經濟合作圈正在從可行性探討階段走向實際組織和部署階段，其中包括由緬甸、老撾、泰國和中國雲南省等加盟的“黃金三角”經濟成長地帶，由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印尼的蘇拉威西島、馬來西亞的婆羅洲和汶萊所組成的東盟東部經濟成長三角和由馬來西亞北部、泰國南部和印尼蘇門答臘組成的東盟北部經濟成長三角等等。

　　其次，亞太次區域經濟合作這一模式已獲得國際機構和國際社會的好評和支援，聯合國開發署、亞洲開發銀行等都表示將在籌資、貸款等方面給亞太地區的多個經濟開發區、成長三角等以更多的支持，許多著名的跨國公司也十分看好亞太地區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景，這對亞太地區次區域經濟合作也是有力的鼓舞和支援。與此同時，亞太次區域經濟合作，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同類合作手段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這對推進世界全球化的發展也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的。

　　當然，亞太地區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也會遇到各種問題和困難，有的甚至是在中近期是無法很快解決的，有的則是在次區域範圍內根本是無法解決的。

　　首先，儘管在冷戰後時代，亞太地區的政治局勢有了很大的緩和，但是，在一些地區，特別是朝鮮半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仍然是經濟合作的巨大阻力。

　　其次，亞太地區內作為世界經濟超級大國的美國、日本等均具有比較突出的大國利己主義傾向，它們與區域內其他國家，特別是與區域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矛盾與利益衝突既是客觀存在也是不易迅速解決的。換言之，區域內的資金與市場、技術與資源的矛盾、衝突是客觀存在的，而現在在解決這一類矛盾的多邊機制與方法方面客觀上也是不太完善的。因此，在建立與完善多邊機制方面的矛盾衝突與利益協調也就會阻礙或遲緩各種不同類型的次區域合作。

　　第三，亞太地區各國之間文化上的差異性對次區域經濟合作也有負面的影響。在有些特定的次區域，各國各方雖然都表現出加強合作共同開發的意向，但由於涉及到投資等各自不同的利益的分享等具體事項時，各方的立場往往各不相同，從而影響到合作與開發的進度。 

　　最後，有些次區域經濟合作地帶是有關國家的邊遠地區，中央政府對之重視與支持不夠，也會影響地方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