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軍是清朝末年編練的一種近代化陸軍。在軍隊編制、武器裝備、訓練方法、教官素質、徵兵制度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新軍與此前的湘軍、淮軍、綠營都有所不同。但與清政府的初衷相反，新軍不但沒能挽回清王朝垂死的命運，反而成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之一。高州起義的勝利，也與新軍關係密切。本文擬就幹部基礎、高州起義前後的表現等方面，就廣東新軍與高州起義的關係略作討論。

　　一、新軍與高州起義的幹部基礎

　　中國近代新軍的編練始自1895年開始，而廣東新軍的編練是從1903年張之洞擔任兩廣總督時開始的。廣東新軍的創建，也是在武備軍、武匡軍的基礎上整編建成的。但是鑒於舊官兵素質較差，舊習慣重，張之洞在建立新軍的同时，籌辦了黃埔武備學堂（後與陸軍中學合併，成為黃埔陸軍速成學堂）和將弁學堂，以培養新軍官，接替舊軍官；此外，實行徵兵制，徵抽精壯青年入伍，以接替老兵；還專設廣東督練公所，專門負責訓練新兵。此外，還從武器配備、服裝、給養等方面加強新軍的裝備。

　　張之洞之後，岑春煊、周馥、袁樹勳、張鳴岐等先後繼任，大體還是按照張之洞的辦法來練兵，但由於總督不斷更迭，新軍也屢次改編。到1905年，廣東編練的新軍只有一個混成協。〔１〕而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後，新軍被全部遣散，而後重新召募組建。因為不受信任，與巡防營、八旗兵相比，廣東的新軍裝備、編制和數量、戰鬥力等方面都比較弱，與北洋的新軍更不能相提並論。據台灣學者劉鳳翰先生的研究發現，如果將當時國內新軍以優、良、佳、可、差分為五等，那麼廣東的新軍只能算是差等，也就是最低一等。實際上，到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廣東的新軍名為陸軍第二十五鎮（軍），實際上僅有一個步隊第49協（旅），兵力約三千五百人。〔2〕

　　廣東的新軍的特點，起碼反映出兩個重要資訊：一、廣東的光復不大可能像湖北那樣，主要依靠新軍的反正來實現；二、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影響既深且遠。以今日的眼光來評判廣東新軍，自然不能單純著眼於它當時的戰鬥力，應該說，從新軍走出來的是一批怎樣素質的人，可能更重要。一旦調轉眼光，觀察的結果就迥然不同。只要我們稍微翻閱一下民國廣東將領的履歷，就很容易發現，一大批烜赫一時的廣東將領，都出自於晚清時的廣東新軍或新軍學堂。例如：鄧仲元、陳可鈺、鄧演達、蔡廷鍇、蔣光鼐、張發奎、薛岳、陳策、梁鴻楷，等等。

　　再回過頭來觀察高州起義。不可否認，高州起義首先是革命黨人林雲陔、陸匡文等一大批革命者長期組織、宣傳和運動之下，才培養出了較好的群眾基礎〔3〕；但是，就起義本身而言，它還是需要具體的軍事指揮員。而高州起義的重要領袖，主要有林雲陔、陸志雲、林伯虎、陸匡文、周偉民、梁樹熊、陸幼剛、陸嗣曾、林樹巍、陸任宇、陸耀文、甘熙初、陸傑民、李拔萃、梁衛平、梁禹平、李卓立、梁若谷、羅輝堃、李錫頤等〔4〕。

　　從前期的部署來看，起義爆發之前，林雲陔委派林樹巍和陸匡文做新軍的工作，雖未能策動黃士龍，卻爭取到新軍標統饒景華、隊官鄒武、羅中流等的支持；陸耀文、甘熙初等則做信宜團防局的工作，從中發展出一批同盟會員，並組成“選鋒隊”（敢死隊），這支部隊，曾受過軍事訓練，有一定的作戰能力，是起義的主要武裝力量。

　　就起義的具體部署而言，林雲陔任總指揮，陸匡文、梁樹熊等在指揮部協助指揮。林樹巍率領“選鋒隊”，從信宜出發，直奔高州府衙，打響起義的第一槍；陸志雲、陸師歧、梁禹平、梁衛平等從廣州灣（今湛江）組織民軍，北上向高州挺進；陸任宇、李拔萃等則在高州城內作為回應；蘇慎初等則監視高雷道尹彭言孝的行動。各隊到位之後，林雲陔親自率隊攻進高州府衙，起義獲得勝利。〔5〕

　　這裡有一份關於參加高州光復的各路領袖的簡單履歷，當然，這個名單是不完整的。但其中的主要的軍事人才林樹巍、甘熙初、陸耀文、蘇慎初等，都曾在新式學堂接受過軍事訓練。從履歷來看，林樹巍是廣東陸軍速成學堂步兵科的學生〔6〕；陸耀文、甘熙初等人也都是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7〕。他們早在1909年就曾積極發展高州的三合會成員，籌備槍械，準備在高州發動武裝起義，以回應廣州的武裝起義。此外，參加化州光復的蘇慎初等人，也是陸軍學校的學生，他們從化州帶了一批部隊，為高州起義做了大量的鋪墊工作。〔8〕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批人，他們也不是首次參與武裝起義，而是先後參加過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的。

　　所以，儘管我們說，高州光復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平光復，但还是要承认新軍不僅是高州光復過程中一支重要的組成力量，更是為起義提供了的重要的幹部基礎。

　　二、“不作為”的革命

　　如前所述，高州起義是革命黨人通過長期的努力、周密部署而發動的一次成功的武裝起義。為什麼要提“不作為”的革命？這裡是針對黃士龍及其率領的新軍而提出的。

　　研究高州起義，不能忽視黃士龍。但是，由於黃士龍在廣州光復之後，曾抵制組建北伐軍營；1913年廣東宣佈獨立、參加二次革命之時，黃士龍又投靠袁世凱，與龍濟光等合作，擠垮了廣東軍政府，因而在革命史的敘述中，對於黃士龍評價一直很低。那麼，在當時究竟如何？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的革命黨都積極予以响應，高州的革命黨人也密謀起義。此時，高雷道尹彭言孝，“以時局緊張，電召信宜黃士龍部回高拱衛，黃部離城數十里不動，彭知黃不可恃，遂率桂軍三營乘夜棄城逃去，高州各屬次第光復，時局大定。”

　　黃士龍（1878-1948），字辛田，廣東花縣赤坭大石坑村人。青年時期信仰基督教，後被教會送往德國神學院讀書，後又官費留學俄國。回國後，投入江南水師學堂，之後又轉入福建馬尾海軍學校任教。之後，再赴俄國學習，撰寫有《俄國回憶錄》一書。到廣東之後，他曾擔任黃埔陸軍小學監督、廣東將弁學堂上校營長、廣東新軍第三標標統等職。辛亥革命之前，張鳴岐奏調龍濟光入粵，任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黃士龍被任命為第二十五鎮參軍官（相當於參謀長）。

　　從履歷來看，黃士龍受到良好的現代軍事訓練；從地位來看，廣東新軍只有三個標，他是其中之一的標統；可以說，他無疑是受到政府的大力栽培和重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革命黨，他雖然不像一些留學生積極參與反滿革命，但也並非完全對立。早在1910年新軍起義的時候，由於新軍有槍無彈，黃士龍認為難以成事，於是挺身而出，去做調停人，不料被清軍的子彈打穿腹部，僥倖沒死，對革命也算有過貢獻。〔13〕

　　在陳啟著先生《信宜人物事略三篇》之“林樹巍”這一部分，他談到一條值得注意的史料：“清朝粵督軍張鳴岐鑒於新軍起義與黃花崗起義兩次教訓，害怕新軍再次起義，又怕土匪參加革命隊伍，乃調動新軍遠離省會進行清剿，遣協辦參謀黃士龍率二標新軍到信宜地方進行清鄉剿匪。”〔14〕筆者雖然沒有更原始檔案文件，對陳啟著的說法進行佐證。但是，經歷庚戌、辛亥兩次廣州起義之後，廣東的新軍與防勇矛盾之大，是證據確鑿的。《宣統三年七月初六日給事中陳慶桂奏摺》中提到：“前歲（指1910年）構亂，視防勇如仇讎，日思報復。又新調廣西新軍九營駐紮觀音山一帶。粵垣人煙稠密，有巡警，有防營，有新軍，又有客兵，聚於一隅，猝然生變，其禍較革命黨為烈。”〔15〕由此可見，清政府內部也已經看到廣東新軍與防營的矛盾之深，已經成為潛在的危機。而另一份出自於軍機處的聯名奏摺，批評則更為嚴厲，其指出的辦法尤其值得注意：“廣東水陸防營共一百零四營，設備不為不多，而新軍與巡警尚不在內。平日鎮撫地方並不得力。……粵省新軍，聞不日即將成鎮，而屯聚無所事事，一切皆倚任防營。防營既有積重難返之虞，新軍復有相形見絀之感，似非國家振勵戎行之道。擬請飭下軍諮府，先將廣東地方劃定衛戍區域，畀新軍以衛戍之責，令其擇要駐紮。平日緝捕，不歸所屬，遇有大股匪徒嘯聚起事，即行相機剿辦。似此，一面練習軍事，一面綏靖地方，既可免防營逼處之猜疑，又可堅民情信倚之基礎。似於軍政民政均有裨益。”〔16〕由此看來，儘管黃士龍深受“皇恩”，但來自於清政府內部的猜疑，無疑也是讓他有所不安的。而黃士龍在高州起義千鈞一髮之際的“不作為”，從清政府內部似乎也找到了合適的註腳的。

　　當然，應該指出，來自內部的原因並非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隨著武昌起義引發的革命浪潮席捲全國，廣東的省府廣州於1911年11月9日和平光復，兩廣總督張鳴岐倉皇出逃，陸師提督秦炳直、水師提督李准也在之前向革命黨人投誠，而廣州的新軍協統蔣尊簋也贊成革命，再加上前文提到的，黃士龍部已有部分軍官同情革命，黃士龍如果還要鎮壓高州的革命黨，那無疑是自取滅亡。因而，黃士龍對於高州起義的“不作為”，主導的原因還是辛亥革命形勢的大勢所趨。

　　結語

　　軍隊是革命的支柱。清末編練新軍，目的正是通過現代化的軍事武裝，維護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不料，武器的更新，為思想的更新創造了成長的土壤，最終新軍反過來成了清王朝有力的掘墓人。

　　與廣州光復略有不同的是，廣州光復是水師提督李准等人的主動投誠，而高州的光復則是林雲陔等一批革命家通過武力驅逐的方式實現的。但二者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一、他們都是主要依靠革命黨人長期不懈的宣傳、組織和軍事工作實現的；二、他們都離不開新軍的同情和支持；三、他們都沒有通過武裝鬥爭的過程對反革命力量進行徹底的肅清，其中廣州光復後基本保留了龍濟光的完整建制，而高州起義基本未與黃士龍部發生衝突。反動軍隊的保留，固然有當時客觀的原因，但也的確為後來“二次革命”的失敗埋下禍根。

　　李興國，中山大學歷史係碩士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

　　註释：

　　〔1〕莫雄：《清末廣東新軍與辛亥革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2〕劉鳳翰：《論新軍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討論會論文集》1983年版，第151頁。

　　〔3〕陳啟著：《信宜籍的同盟會員》，《茂名文史》第11輯，1989年10月版，第3頁。

　　〔4〕（台北）“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篇）革命開國（1-2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5年4月版，第776頁。另，詳見附表：高州起義主要參與者簡介。

　　〔5〕前揭：《信宜籍的同盟會員》，第6頁。

　　〔6〕陳啟著、羅康寧、陳坤中：《信宜人物傳略》，1989年版，第92頁。

　　〔7〕前揭《民主革命時期烈士陸任宇短暫的一生》，第4頁。

　　〔8〕卜漢池：《廣東南路光復的回憶》，《廣東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版，第312頁。

　　〔9〕梁樹熊，1917年9月任陸軍大元帥秘書。

　　〔10〕陳興：《高州風雲錄（1911-1928）》，《高州文史》第7輯，1988年12月，第2頁。另參閱《陸煥自傳》，陸景武教授家藏稿。

　　〔11〕林伯虎：林雲陔的堂兄。

　　〔12〕陸尚明：《民主革命時期烈士陸任宇短暫的一生》，《信宜文史》第9輯，第1頁。

　　〔13〕蘇濟川：《袁世凱利用黃士龍、王和順策動廣東陸軍倒陳炯明的經過》，《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頁。

　　〔14〕陳啟著、羅康寧：《信宜人物事略三篇》，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文明史料選輯》第32輯，第39頁。

　　〔15〕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7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258頁。

　　〔16〕前揭：《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7冊，第263-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