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陸景武兄輩稱叔侄（他尊稱我為滂叔），實如兄弟，我只比他虛長五歲。兒時我們同住廣州東山梅花村，彼此緊鄰，經常一起玩耍，少小無猜，留下很多歡樂的記憶。

　　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百年之慶，又逢景武兄先翁匡文公120歲紀念，陸氏故里高州舉辦隆重活動，景武兄囑我為文，故不揣譾陋，謹綴數語以見我與他三代間深厚的世交情誼。

　　先父古應芬（字勷勤）早年留學日本，即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與胡漢民元老為同時期的革命黨同志，而且私交甚篤。中華民國建立後，兩人均居中央要職。景武兄之父匡翁（一般對匡文公的尊稱）獲先父知遇，延攬於身邊，鼎力相贊。二人無論在公開場合處理政務、抑或生活上的人際交往各方面，都非常配合而且默契十足。在長時間的相處當中，論調一致，信仰相同，匡翁視家父為刻意提攜的長輩，而家父則視匡翁為不可或缺的股肱良才，知己相隨，忠誠耿耿。

　　1922年陳烔明叛變，家父時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主任，急命匡翁趕返粵西，暗中聯絡高州六縣縣長策劃討逆，為後來的討逆軍先行鋪路而卒獲勝利。後來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家父受命為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他立即派匡翁為財政部廣東南路財政處處長。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家父被蔣中正主席特任為文官長，他即召匡翁擔任簡任參事，負責將重要文件面呈蔣主席的任務。家父對匡翁倚俾之重，由此可見。

　　1931年，先父早逝，僅得年58歲。我方七歲小童（及長，我自號幼勤以紀念先父），雖為家中長男，卻完全未諳世事。據說國民政府曾撥給我家十萬元撫恤金，因我年小，由一位長輩親戚代為保管，要定期發給我們作為家用。後來不知是何緣故，這筆錢竟不了了之。總之，自我懂事以來，就自知少孤無倚，上有母親及三位姐姐，下有遺腹出生的小妹妹，我必須獨立奮鬥，才能維持生計，再求自我發展。而隔鄰陸府從匡翁以下，一家人此時對我們孤寡的溫馨照顧，格外讓我們銘感於心。

　　1933年，在廣東省主席林雲陔的推動之下，紀念先父的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在廣州石榴崗創立，林主席自兼校長，匡翁是林主席授權辦理一切籌備事務的秘書長，他感念故人，將勷勤大學辦得甚有規模。可惜抗戰期間，文、理、法、商學院四散播遷逃難，戰後復員一分為二，稱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及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先父之字勷勤不復使用了。

　　抗戰勝利，我和景武兄重會於梅花村，他入讀我幾年前畢業離去的母校培正中學，我們又多了一層前後期同學的關係。記得抗日期間，我和他的大哥景堯兄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先後修讀經濟系。當時上海淪陷，我經濟拮据，有一次參加親友婚禮，我無像樣的衣服可穿，迫得向景堯兄商借他的西裝，這件事足以說明我與陸家兄弟的交情。景武兄留學美國，一時間未能找到合適居停，我請他暫住加州洛杉磯舍下，不必負擔房租，由我照料起居，一齊早出晚歸。日後景武兄經常提及此事，總誇我這滂叔有愛心、夠義氣，讓他身在異鄉而不必受漂泊之苦。

　　當日景武兄在粵港兩地完成大學學業後，赴台奉養父母，仍刻苦自勵，從未忘記他自小即立下的留學宏願。後來壯志得酬，留學美國英國，獲得觀光管理碩士及博士專家的榮銜。此外，景武兄在台顯露才華獲重要人物賞識，得以秘書身份追隨服務於三位元老長官身邊，可謂師從三賢——外交名宿葉公超大使、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中國史地學權威張其昀大老、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國際公法專家陳治世博士。景武兄從中磨練，頗獲其真傳，以致學養更上層樓。

　　景武兄環游世界五大洲，造訪過幾十個國家。足跡遍及全世界的重要城市，實現了他開拓視野、增廣見聞的夢想，也使他旅遊專家的榮銜享譽國際。所以他常對我說：“我的美夢已成真，我這一生夫復何求了！”

　　由於身為台灣觀光學創始者之一， 景武兄執教於台灣多所著名大學，也在亞洲的日、菲、韓、新、港澳等國家及地區登上教壇，最後以資深教授資格在國立政治大學及齡退休。他一直熱心於推廣他的專業觀光學、旅遊管理學以及海峽兩岸觀光旅遊教育的合作交流，所以他退休後放棄移民加拿大溫哥華的機會，返回祖國大陸，擇居廣東順德碧桂園。他應北大、北京聯大、南開、青島大、浙大、上海師大及廣東中大等名校之聘，出任客座教授，不辭勞苦地南北奔馳。現在眼看桃李滿園，觀光日受重視而且人才輩出，景武兄老懷大慰。每次我由美國歸來，必造訪碧桂園，以他的“老有所為”為榮，亦分享他成功的快樂。

　　景武兄為人執著認真，處事不苟、待人真率親切、明辨是非，我與他真心交往數十載，彼此相敬、相惜、相知、相愛，有世交如此，確實不枉此生了。當此匡翁世伯120歲紀念之際，我謹以此拙文誠摯地述說陸、古兩家的世交情誼，表達我最深的敬意及永懷的感念。

　　古滂，革命元老古應芬之子、旅美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