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農業起源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其研究目的也從探究農業起源何時、何地等問題轉向更廣闊的領域，如起源的動力機制和各種不同過程的問題。本文簡單介紹西方考古學農業探源主要概念的變遷，以及指導理論的新視野，以期對我國的農業起源探索有所幫助。
　　
　　【關鍵詞】農業起源　考古學　理論　栽培　研究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has nearly a-hundred-year history. The aim of study has moved on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n and where of origin to a wider aspect such as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various processes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is thesis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oncept on origin of agriculture from western archaeological study and the new view on guiding theory, which is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to the study on this subject in China. 
　　
　　Key words:origin of agriculture　archaeology　theory　planting　study
　　
　　農業起源研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是考古學、生物學、農學、歷史學、民族學等衆多學科逐漸融合的漫長歷史。而且，研究目的也從探究農業起源何時、何地等問題轉向更廣闊的領域，如起源的動力機制和各種不同過程的問題。本文簡單介紹一下西方考古學農業探源主要概念的變遷，以及指導理論的新視野，以期對我國的農業起源探索有所幫助。
　　
　　一、主要概念
　　
　　近年，隨着考古新發現和研究成果的激增，農業起源再次成爲國内考古界的熱點。但是，目前對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仍缺乏共識，給推進國内研究與國外溝通造成一定的障礙。而近十年來國際考古學界在農業起源研究的前沿突破，正是對“農業”及其相關概念的更新與實踐的深入探究，並逐漸達成一種新的共識。本文想對其中最主要的概念的更新與意義作一介紹，希望對中國的農業起源研究有所裨益。生計、農業、馴化、栽培，這些是在該領域研究中常用的術語，在此我們簡要回顧它們的歷史沿革與更新。
　　
　　生計　“生計”一般是指維持生活的手段或謀生方式。以前考古學家對生計形態的探討僅限於食譜。實際上，在史前研究中，“生計”經常等同於社會的生産活動。在最新的研討中，一些學者更加廣義地將其理解爲人類從自然中攝取維生物質的活動，這些物質不僅指用於果腹的食物，還包括製作服裝或建築材料的動物皮毛，可用作燃料、建材或工具原材料的木料，可用於編織的纖維，可用於染色的果實及根莖，甚至滿足某些特殊用途如裝飾品、致幻迷藥的物種。可見，學界已不再將“生計”僅限於人類的覓食行爲，而是把定義的重點傾向於人類爲維持生存而對環境或/與物種進行干涉和改變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上述提及的各類實物材料進入考古學背景無疑與其背後更加廣闊而復雜的人類開拓行爲緊密相關，而人類主動對自然資源的多元開拓則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産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考察生計形態，就應該把重點放在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上，考察人對環境的干涉、管理、操縱、改造，以及相關生態過程的改變。
　　
　　農業　該術語的使用有着深厚的歷史背景。最初殖民者用其特指歐洲以禾本科作物生産爲主的經濟形態，以便與土著人群的“原始”狀態相區别。學術界也没能擺脱這種偏見的影響，柴爾德的著作中刻意突出了大麥與小麥這兩種作物對人類具有最大的貢獻。這些意味着該詞誕生之初就帶有濃重的價值判斷上的歐洲中心論傾向。另一方面，那些主要由婦女們在庭院裏從事的蔬菜、花卉、香料等的種植被歸爲園藝，不算在農業的範疇内，這也是偏見産生的原因之一。
　　
　　考古學上如何界定農業的出現經歷了幾番有關基本概念到操作標準的演變。當柴爾德首次討論新石器時代革命時，馴化物種的有無成爲判斷農業出現的標誌，也就是以實物所代表的事件作爲標準。這一方法直觀簡便，爲許多研究者采納。隨後，學術界很快認識到農業的産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事件爲判斷標準只能是權宜之計，它無法客觀全面地反映其中復雜的漸變和反復。戴維·哈裏斯（David Harris）詳細考察了農業發生的特徵，將其定義爲：農業是一種包含若干馴化物種的作物生産系統，每單位土地需要比較强化的人類勞動，尤其是系統的耕種。同時，他將尚未達到這一標準的生産活動稱爲“野生食物生産”〔1〕。根據這一定義，農業被歸爲人類食物生産達到比較成熟和系統水平的經濟形態，因此後來相當一部分研究中的“農業”一詞僅指强化的農業。馴化物種在食譜中占50%以上的生計形態才被視爲農業。
　　
　　與此同時，林多斯（D.Rindos）將農業定義爲一整套影響馴化植物生長環境的人類行爲，其貫穿植物的整個生命週期。這一定義的核心在於着重表達了農業是一套行爲系統，是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的一種關係〔2〕。民族學研究中所展示的傳統農業多樣性有力地支持了這種觀點，比如世界糧農組織業已確認的八項“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就展現了多種與當今糧食作物生産所不同的農業形態，它們無一不是人類主動改造和管理環境並與其資源長期共生、相互依賴的杰作。因此一個重要的結論是，目前負責世界90％以上糧食生産量的農業形式，即已爲我們熟知的禾本科草籽作物生産只是歷史的結果，而非歷史本身，所以農業不能局限在今天的視野範圍内來界定。人類操縱環境、管理資源的行爲如此豐富，與之相對應的農業也應當是一個非常寬範的區間。布魯斯·史密斯（Bruce Smith）指出過去的研究往往涇渭分明地把狩獵采集和農業劃分成兩種對立的生計形態，實際上大量社群的經濟搆成恰恰處於這兩者之間廣大的中間地帶〔3〕,趙志軍也曾經將這類社群的生計表述爲“似農非農”〔4〕。這些人群活躍地從事着多種環境和資源的管理活動，雖然馴化物種在其經濟中不是主要或唯一的搆成成分，但他們的行爲特徵符合林多斯所定義的農業，即人類對動植物物種生命週期的持續干預。
　　
　　這種理解正在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支持和采納，將農業視作人對其它物種生命週期加以干預以維持互惠互利、共同進化關係的一系列行爲。馴化物種在生計經濟中的比例不再被作爲判斷農業是否發生的標誌，而更加關注人類是否有資源管理行爲，盡管這些行爲的實物證據在某種程度上仍存在争議。
　　
　　馴化　馴化指的是一種生物過程，是動植物物種在人類的選擇下發生基因或表型特徵的改變。它强調物種對人類控制的生物性適應，這些生物性狀的改變在植物可表現爲種皮或果皮變薄、果實尺寸增大、種籽落粒性减弱、成熟期漸趨一致、休眠期縮短甚至消失等，在動物可表現爲個體尺寸變小、吻部後縮、牙齒尺寸减小、齒列改變、兩性差异變小等。馴化物種只有依賴人類的干預才能生存，而不同物種的依賴程度有很大差异。而且馴化不一定是單向的，一旦人類停止干預，已被改變的生物性狀會發生退化。盡管嚴格來講，馴化的概念不包括人類行爲，因此它不能與“農業”相混淆，但其核心的“生物性狀變化”的發生却必須由人類的行爲來觸發。許多研究對馴化發生的人類行爲背景有詳盡的探討，林多斯指出馴化在本質上是人與其它物種共同進化的過程。哈裏斯在描述狩獵采集向農業轉變的過程時，也圍遶着“馴化的關係——人與植/動物的互動”這個核心要義。杰克·哈蘭（Jack Harlan）指出“馴化”（domesticate）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家養化”，是將其它物種置於家養環境中，也就是人的控制之下。史密斯提出馴化包括先後相續、因果相銜的三個階段：人類行爲的改變、物種基因的改變、物種形態的改變，他用“人類生態位構建”一詞强調了人對環境的影響是物種馴化最直接最關鍵的動力〔5〕。這些看法都明確地表達了共同的理念，基因或表型性狀在物種身上的改變是由人類施加的行爲所導致的，因此，反過來，對馴化物種的瞭解也能使我們探知馴化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人類生態與選擇行爲。
　　
　　栽培　學術界對栽培的理解比較一致，它指人類管理植物以及改造其環境的一系列行爲，它與“農業”所囊括的外延基本一致。哈裏斯等學者通過舉例説明瞭栽培一詞可以廣泛涵蓋農業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所有階段的人類行爲，它包括多種促進植物生長的技術，如耕地、播種、種植、田間管理、除草、收穫、排澇、灌溉，甚至還包括有計劃的燒除活動。這些行爲不僅可施於馴化物種，也可施於野生物種，而一旦如此，實際上該物種生長也就受到了人類的干預，即使其性狀還未發生改變，也不能被視作純粹的野生種了。有學者進一步把這些行爲、行爲的對象及其目標的總體看作一個由人類社群制約和引導的資源管理系統。在這一語境中，栽培與管理、操縱、經營是同義的，這些表述都明確地體現了人類在增加資源獲取上的主動性、持續性和目的性。
　　
　　低水平食物生産　史密斯在其2001年發表的文章中，首次明確地指出從狩獵采集者到農業社群之間存在着一個廣闊的中間環節，他利用大量考古學與民族學資料詳細描述了這些社群的特點。他們往往實踐着一套有效的管理環境和資源的策略，是生態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對系統的演替起到引導或塑造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不一定擁有具有明確馴化性狀的物種，或者整體的生計形態並不倚重馴化物種，而且對馴化物種的依賴程度也可能各不相同。此外，他們的發展方向是不定的，可能會成爲强化農業社會，也可能像日本的繩紋時代那樣保持長期穩定，也可能回到狩獵采集狀態。這種多樣性爲尋找合適的術語客觀準確地概括這類社群造成了很大困難。史密斯建議用“低水平食物生産”一詞來形容這種過渡，它既對已形成共識的常用術語（如“食物生産”）有一定程度的繼承，又避免了因直接選取已被某一部分研究者習用的現成術語，如管理（husbandry）、園圃（gardening）、園藝（horticulture）、初始農業（incipient agriculture）而可能産生的誤導。而後，加裏·克勞福德指出，該詞仍不足以涵蓋人類促進物資可獲性的所有目的，因爲它們不僅包括食物，還包括其它用途的材料，因此他使用“資源生産”一詞來表述這個中間地帶。
　　
　　二、理論的進展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戈登·柴爾德（G.V. Childe）就意識到文明進程不光是事實和物質材料的堆砌，考古學家更需要從中闡述一般性的結論和原理〔6〕，農業起源的動因就是其中一大課題〔7〕。他提出“緑洲理論”來解釋農業爲何發生，佈雷德伍德在扎格羅斯山區的早期發掘正是爲了驗证這一理論。盡管研究結果否定了柴爾德的假設，但柴爾德的思考和視野爲考古學家在農業起源領域的探索開闢了一條與材料積累和技術發展平行發展的理論思路，即農業起源的動力機制問題。
　　
　　概括地講，農業起源動力機制的理論框架可以分爲三個角度：社會外部物質性的壓力、社會内部因素、關乎人類精神世界的象徵性因素，每種理論的視角在所適用的時間和空間範疇各有不相同，有的涵蓋全球，也有是洲際的、區域性的、以及更小的地區範圍。
　　
　　1.外部壓力視角
　　
　　社會外部的物質性因素是考古學家最先探討的變量，它始於深受文化生態論影響和主導的新考古學。物質性因素一般指人力難以干涉或控制的方面，比如氣候環境、資源條件、人口增長等，實際上這些變量在人類覓食系統中是互相聯繫和影響的，很難説某一個因素能够單獨觸發食物生産。因此“外部壓力説”可以簡化地理解爲人口與資源關係的失衡導致人類開始投入强化勞力進行資源生産。在這一大的理念之下，各家主張的側重點不同。自60年代以來一種流行觀點認爲人口增長是主要因素。博塞洛普（E.Boserup）〔8〕和賓福德（L.R.Binford）〔9〕最先提出該觀點，後者將此過程詳細描述爲，更新世末人口會在資源條件最優越的生境中快速增長，多餘人口會向資源條件略差的邊緣生境轉移。由於邊緣生境的土地載能没有核心區域高，而這裏的社群又不斷受到來自核心區域的人口壓力，人口增長使土地載能接近臨界值，食物供應緊張。正是在這種壓力下，狩獵采集社群不得不逐漸加强開拓以前不利用的食物種類，比如小型動物、魚類、鳥類和草籽，之後便出現了動植物馴化和早期農業。弗蘭納利（K.V.Flannery）將這一觀點發展爲“廣譜革命”理論，認爲10000年前食物短缺迫使人類强化利用一些後來成爲馴化物種的草籽等資源，這一過程是農業發生的先决條件〔10〕。由於人口數量難以從考古遺存中直接觀察，研究者開發出一些替代指標（proxy）來衡量人口壓力。斯蒂納（M.Stiner）提出從小型動物的利用可以獲知農業起源前夜人類覓食廣譜化與人口增長的密切關係〔11〕〔12〕〔13〕。科恩（M.N.Cohen）從古病理學材料推知史前農人的健康狀况普遍比覓食者差，因此他認爲正是人口增長所引起的食物壓力使人類飢不擇食地選擇食用營養價值較差的物種，如栽培草籽作物，這種以數量换質量的策略使人類走上了依賴農業生存的道路〔14〕〔15〕。
　　
　　另一些學者强調氣候變化的主導作用，理查森（P.Richerson）等人發現更新世時全球氣候乾燥多變而且二氧化碳含量低，不適宜植物生長〔16〕，只有到全新世氣候改善後人類才有機會成功馴化作物。氣候動因的探討集中在近東地區，賴特（H.E. Wright）注意到距今13,000-10,000年間氣候從乾冷向温暖的轉變與文化演進和動植物馴化在時間上的同步現象〔17〕〔18〕〔19〕。同時，更新世末導致全球降温的新仙女木事件也被廣泛認爲是促使人類開始馴化動植物和從事食物生産的直接原因〔20〕〔21〕〔22〕。麥克裏斯頓（J.McCristton）和霍爾（F.Hole）則認爲當時近東經歷了氣候上長時間的不穩定，由此加劇的季節性變化使人類迅速耗竭了當地的野生資源，從而導致農業發生〔23〕。最近，這類主張氣候主導文化演變的觀點正在受到嚴格的檢驗和反思，馬厄（L.A.Maher）等指出現有材料並不表明氣候與文化演變之間有很好的對應關係，兩者的同步性應當比所有已知的闡釋更復雜，因此進一步的探索需要更加詳細精準的測年數據、分辨率更高的古環境數據序列、以及更精細的模型才能將古環境資料與史前人類的行爲整合起來〔24〕。
　　
　　第三種觀點着眼於人類生存環境中資源結構的變化，布賴恩·海登（B.Hayden）借鑒生態學家常用的描述生物繁殖策略和生長模式的分類方式，把資源分爲K選擇策略型和r選擇策略型，K型物種由於覓食回報率高而被優先納入食譜，他認爲隨着人類捕獵技術變得越來越有效，K類資源到舊石器晚期已幾近耗竭，人類面對資源基礎惡化而引發的糧食危機，不得不大量利用以小型動物和草籽爲主的r型選擇物種，動植物的馴化很可能就是强化利用這類資源的結果〔25〕。芒羅（N.Munro）的研究發現，近東的納圖夫（Natufian）社會即使在環境改善和人口减少的條件下仍有持續的資源壓力並采取强化利用的策略，這種資源壓力可能暗示了農業發生的原因和途徑〔26〕。
　　
　　外部壓力模型的解釋强調人類對客觀物質環境的適應，這雖然充分考慮到環境和資源條件對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制約，但是却忽略了人類無處不在的改造環境、控制自然資源的能力和主動性。這些觀點都潜在地將人類對自然的適應策略視作危機與窮途脅迫下的被動反應，如果考古解釋一味遵循這些模型，就容易落入環境决定論的窠臼，這是外部壓力模型最大的弱點所在。
　　
　　2.内部動因視角
　　
　　社會内部動因模型一般强調群體内外的互動與競争的關係。在討論群體内關係時，馴化物種的生産一般被認爲是有野心的領袖人物用來控制勞動力和社會資源的途徑。當討論群體之間的關係時，農業起源與不同地區的資源互補和交流有着密切關係。
　　
　　弗蘭納利以群體間物資交换的需求來解釋農業起源的過程〔27〕〔28〕。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居住在不同海拔的人群開發不同類型的資源，他們之間通過交换來獲取自己不開拓的種類，這使一些物種離開其自然原生地，開始依賴人類的照管而生存，這種關係促成了動植物的最初馴化，而成功的栽培和畜牧則又强化了自然資源在地區間的流動和專門生産。
　　
　　本德（B.Bender）認爲農業是强化食物生産的一種形式，這種强化的需求（區别於非主食的、小規模的食物生産需求）如何産生才是農業起源的核心問題，她强調狩獵采集群中社會關係的變化——而非技術或人口因素——是導致農業産生的深層原因〔29〕〔30〕。覓食中的剩餘物資一方面要供社群之間的交换，另一方面要供應各種再分配活動，而這兩類行爲都因包含較復雜的物資流動和信息溝通而需要一定的組織，某些人會通過調節操縱這些活動來提高個人威望，控制勞力和産品。這種對物質財富的掌控加劇了社會關係的不平等，繼而推動强化的生産需求，因此某些地區出現了農業。
　　
　　海登的競争宴享理論與本德强調個人的控制欲在推動社群采納農業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處〔31〕〔32〕〔33〕。他提出，最先被馴化的物種都需要投入大量勞力和試驗的成本，應當不是用於果腹的主食，而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只有資源豐富的環境和復雜狩獵采集社會中富有的個人或家庭才能負擔得起這種經濟活動。在此條件下，有野心的人會利用基於經濟的競争宴享來控制勞力、忠誠和租賃，成爲推動物種馴化的力量。
　　
　　盡管這種從個人能動性出發的理論視角獨特，但漏洞非常明顯，它們都基於已經歷了漫長復雜化過程和已經成爲農業社群的民族學材料，對於用來解釋考古材料中的起源問題，還是存在許多疑點。布魯斯·史密斯提出用現有的實際證據檢驗競争宴享假設〔12〕，如果理論是合理的，那麽實证材料應當與以下兩個推論不矛盾。第一，最初馴化的物種應多爲需要投入强化勞力的非主食物種，而不是平淡無奇的日常口糧。但目前出土的早期馴化物種——如近東的大麥、豆類，東亞的稻米、小米、豆類，北美東部的藜——幾乎都出現在史前人類的日常食譜當中，而且民族學和實驗考古學證據表明最初栽培它們並不需要十分强化的投入。此外，有些馴化種如狗和葫蘆是作爲工具被馴化的，而非食用。第二，最早馴化物種的出現應當與社會經濟不平等和社群結構復雜化同步，但考古學材料顯示，在大多數地區，貧富分化和社群内部分層的出現要比農業起源晚得多。基特（I.Kuijt）也提出類似的質疑，他舉例論证，復雜狩獵采集者中的儲藏和以競争爲目的的宴享在農業起源以前並不常見，即使存在，規模也很小，它們反而是在農業出現以後快速增長〔34〕。由於實際材料與理論預期有所牴牾，從社會内部因素解釋農業起源動因的模型仍然停留在缺乏實证的假説階段。
　　
　　3.象徵性與後過程視角
　　
　　後過程考古學的觀念主義觀强調社會關係與物質性之間的密切聯繫，物的象徵性是這種關係的外在表現，“象徵主義充滿意識形態地改變了生産關係”〔35〕。科林·倫福魯（C.Renfrew）〔36〕和伊恩·霍德（I.Hodder）就是從實物證據所表現出的象徵體系演變入手，揭示早期農業的産生機制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定居生活。霍德認爲在社群規模擴大的漫長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時空感的變化使人的意識和認知也相應産生漸變〔37〕〔38〕。個人的身份認同與社會關係的强化會在生活實踐和物質投入中表現出來，物質投入越多，社會關係就越復雜和强化，反過來又會刺激更多物質投入，最終物質關係與社會關係兩者間的牽連就變得難以分割。在霍德看來，馴化物種是物質性表現的重要方面，它的出現是社會關係復雜化過程中的伴生物。更確切地説，農業的從無到有實際上滲入了社會結構復雜化乃至社會秩序重組的過程，它是物質性與社會關係兩者互爲因果、互相刺激乃至不可分割的自然結果。霍德的觀點與本德以社會關係爲切入點來剖析農業産生的内在機制不謀而合，不同的是，他以象徵性來解釋物質在社會關係中的功能，深刻揭示出社會關係復雜化的動因。
　　
　　法國學者考文（J.Cauvin）强調近東在舊石器時代末就出現了女性小雕像和牛頭，它們應該分别代表女神和男神，祖先崇拜也幾乎與村落生活同步出現，逝者的遺骸由埋入地下墓葬轉爲供奉在較爲醒目的公共場合，由此可以肯定對擬人化神只的崇拜先於馴化物種和農業經濟的産生〔39〕。因此，人類物質行爲的革命源於象徵系統的革命，如果把栽培行爲看作人類對其它物種主宰欲的外在表現，那麽這種基於人類認識到自身操控外界能力的象徵系統爲農業的産生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是，這個信仰與象徵系統模型有很多缺陷。其一，先於農業經濟出現的因素有很多，爲什麽是象徵性而非其它因素成爲最核心的必要條件呢？其二，即使上述演繹足够令人信服，那麽象徵系統或人群心理的改變最初又由何而起呢？還需要指出的是，象徵性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會内部動因模型的啓發，霍德和考文都提到了本德、海登理論中所倚賴的宴享和社會復雜化等因素，但其最重要的差别在於，前兩種象徵性模型强調物質上的强化是出於一種下意識行爲和群體的心理狀態，後兩種模型則突出個體行爲的刻意性和主動性〔40〕。後過程模型還關注誰是主要馴化者。由於女性在覓食活動、家庭生活、社群聯姻、家族傳承等事務中的角色定位，她們被認爲比男性更多介入環境管理和照料的工作，特别是在小型的園藝活動中，也與植物的象徵性聯繫得更加緊密。因此，女性很可能是物種馴化和農業起源的主導者〔41〕〔42〕〔43〕。
　　
　　縱觀紛繁多樣的農業起源模型，我們可以發現理論闡釋目前存在兩種趨勢。一是由於新材料的涌現，原先那些可以涵蓋全球範圍的理論框架受到挑戰，其普適性越來越有限，信息詳細多元的傾向限制了考古學家在解釋時的自我發揮和想象空間，避免了隨意附會，提高了準確性和可檢驗程度，現在的解釋框架更多是區域性適用或僅限於遺址的個案。二是以某一因素所代表的主動力模式受到了廣泛質疑，研究者更加熱衷從物質、社會、象徵性多種因素綜合來演繹農業出現的過程。
　　
　　綜上所述，如果把佈雷德伍德的田野發掘和柴爾德的思考看作考古學研究農業起源在實踐和理論上的兩個源頭的話，那麽在近一個世紀的探求中，是否真的存在理論與實踐的分野？毫無疑問，今天的研究的確存在兩元分化的傾向。一些研究者思考的宏觀問題是超越地區範圍的、較復雜的文化演變問題；另一些研究者則關注某地域、某物種的馴化歷史。兩者與其説不同，不如説互補。前者看似凌駕於實物材料之上，但它實質上立足於後者所提供的事實，實物證據越豐富越可靠，理論演繹也越有説服力。但是，理論並不應當局限於實物證據所支持的範圍，對於其中尚未與實物證據建立明確聯繫的部分，或者尚未被現有研究範式充分檢驗或顧及的部分，我們不能輕易否定。
　　
　　三、小　結
　　
　　目前，因現代技術發展帶來的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材料和信息激增。大植物遺存的發現與統計分析、植硅石、澱粉顆粒分析等多方面的杰出工作無疑衝擊着我們對中國農業起源格局的傳統認識與後繼的實踐工作，它們除了提供嶄新的實物證據以外，也在某種意義上使我們瞭解到人類行爲在這一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形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因此，我們認爲，這些國際學界對這些基本概念的重新認識和由此獲得的開拓性成果，有益於我們探討中國農業起源新的理論框架。即以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和改造與對資源的管理爲核心來尋找實物證據和闡釋途徑。於是，人們從過去“農業是否存在”或“農業何時出現的”這一非此即彼的極端問題轉向“農業如何發生”這一過程問題的探討，這種轉化與“農業起源”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綜上所述，農業起源研究已從過去以人類適應環境變遷的被動模式，向人類行爲爲主導的理論模式轉變，並成爲當前學術探討的主流，中國的農業起源研究可以充分學習和借鑒這一理念，一方面促進對中國史前文化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用中國的案例檢驗這一理論框架，使中國農業起源的課題更好地與國際接軌，並爲世界農業起源的課題做出自己的貢獻。
　　
　　近來，中國農業起源研究成果斐然。突出表現在最早馴化物種——如稻、黍、粟——的發現，不僅將已知的農作活動年代大大提前，而且出土遺存數量多，分佈區域廣。此外，方法與技術也日漸成熟與普及，有些還達到了同類研究中的國際領先水平。但是，將國外的實踐與國内的進展做一比較，我們仍可發現整體性的差距。比如，雖然浮選法成果頻見於各類遺址報告，但是並没有像國外那樣成爲一種發掘研究的常規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相關的理論建設亟需跟上材料的激增。更高的追求是，理論的思考和認識還需隨大量新材料的分析、琢磨、推敲、反思而推進。這樣，我們才能將農業起源探索的理論與實踐更緊密而有機地結合起來，將我國北方旱地與長江流域農業起源研究提高到新的層次，以我國本土實踐的真知灼見來爲這個全球性的課題做出應有的貢獻。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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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淳，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係，教授；潘艷,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