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概述了廣東地區考古發現的水稻情况，並就嶺北地區的相關資料與廣東古代水稻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英德牛欄洞遺址的古稻遺存毫無疑問屬於稻作農業起源階段，爲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增加了一個重要的地點。
　　
　　【關鍵詞】廣東　牛欄洞遺址　稻作起源　考古資料 
　　
　　Abstract: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ancient rice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ose materials found in north Guangdong with ancient rice unearthed within the same province. The ancient rice of Yingde undoubted belongs to the earliest phase of rice planting, which provides another important example for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Key words:Guangdong province　site of Niulandong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穀物種植的起源與早期農業的發展有着密切關係是無可置疑的，中國是栽培小米、黍和水稻的起源中心也是世界公認的，而古稻則是水稻起源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英德古稻的發現，對於探討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啓示。
　　
　　一、英德是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的發源地之一
　　
　　  英德古稻是通過在牛欄洞遺址發現的水稻植硅體而確認的。對牛欄洞遺址水稻植硅體形態的鑒别，目前可以確定有兩種類型，即較多的扇形植硅體和少量的雙峰形植硅體。研究表明，牛欄洞遺址的水稻植硅體無法確認有籼粳分化，其形態更多的屬於非籼非粳類型，不具備明顯的栽培稻特徵，在水稻演化序列上，可能處於從野生稻向栽培稻過渡的原始狀態，總體上屬於原始水稻類型。
　　
　　  我們知道，要確認原始稻作農業的存在，就需要兼有野生與栽培特徵、籼與粳綜合形態的古稻實物，這才是判定原始稻作農業發生的依據。牛欄洞遺址發現的水稻遺存，正是具備了這種條件，所以研究者認爲牛欄洞遺址“存在原始農業萌芽的可能性”〔1〕。由於牛欄洞遺址的年代跨度大體在距今8000~14000年，而發現水稻植硅體遺存的最早年代是在遺址第二期（T10④），即距今10000~12000年，這是迄今爲止廣東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水稻遺存，是探尋嶺南地區原始稻作農業起源極爲珍貴的考古資料。
　　
　　  目前可以確認屬於原始栽培稻的遺存是韶關市曲江區馬壩石峽遺址。張文緒、向安强教授等對屬於石峽文化Ｍ104墓葬中（距今4300～4800年）發現的稻殻遺物進行了觀測研究，“群體判别爲籼粳中間型”，“多數表現爲近於野生稻的原始古栽培稻”，“認爲石峽古稻是一個從原始栽培稻向現代稻種過渡的、籼粳正在分化、屬性模糊的雜合種群”〔2〕。對石峽遺址地層出土的炭化稻穀遺迹、遺物（含石峽遺址第二、三期文化，距今3500～4800年）進行的研究，也同樣得出這一結論〔3〕。
　　
　　  封開縣杏花鎮的苦稔崗遺址、新和村舊屋後山遺址也發現了古稻遺存，年代與石峽遺址的稻穀遺存大體相當，約在距今4000年前後。研究表明，封開杏花的古稻總體性狀處在野生稻和籼稻的過渡階段，籼粳屬性模糊，可以肯定屬於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栽培稻種群，亦即屬於一種古老的栽培稻。還應該指出，封開古稻呈現出“在嶺南地區環境作用下逐漸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4〕，這是較前更爲明確的看法。
　　
　　  龍川縣坪頭嶺遺址也發現了5粒炭化稻穀，初步認爲是傾粳稻類型的古栽培稻種群〔5〕，這一結果與封開古稻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而共同點則都屬於古栽培稻。此外，在佛山市高明區古椰遺址發現了30多粒未炭化的稻穀，據趙志軍鑒定，認爲仍爲野生稻，但尚未看到正式的研究報告〔6〕。古椰遺址的年代約爲距今3500年，就遺址環境以及共存物多見陶器和雙肩石錛等情况看，我們認爲其中也有可能屬於原始栽培稻。古椰遺址的古稻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時期唯一可見的古稻實物，爲探尋珠三角地區進入歷史時期稻作農業的發展軌迹提供了有據可尋的證物。因此，對古椰遺址古稻的觀測與研究十分重要，我們盼望着研究報告能早日問世。
　　
　　  以上述情况分析，認爲英德牛欄洞遺址的古稻是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發生的先祖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雖然還缺乏距今8000年至5000年的演化證據，但牛欄洞遺址古稻所顯示的非籼非粳特徵以及處於從野生稻向栽培稻過渡的原始狀態，證明牛欄洞遺址古稻是尚未完全脱離野生稻但又已經向栽培稻方可發展的原始古稻，這正是早期稻作農業起源所具備的形態。由此可見，牛欄洞遺址古稻是栽培稻産生的重要一環。
　　
　　  石峽遺址的古稻已是一種原始栽培稻，但仍在演化、發展的進程之中，它所顯現的是“從原始栽培稻向現代稻種過渡”的形態、而且是一個“籼粳正在分化、屬性模糊的雜合種群”。因此，在其之前，還應有完全脱離野生稻，進入原始栽培稻性狀的古稻。關於這一點，封開縣杏花的古稻也給予了相關的啓迪，封開縣杏花的古稻屬於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栽培稻種群，雖然其年代較晚，但所體現的演化進程是不容忽視的。
　　
　　二、嶺北史前稻作農業推動了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的發展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周鄰地區經濟與文化的交流，這在古代社會也同樣。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也與嶺北地區的同類遺存有密切的關係。
　　
　　  與牛欄洞遺址古稻最爲相近的是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吊桶環遺址的水稻遺存。材料也主要是水稻扇形植硅體。據研究，對植硅體的認識有兩種略有區别的觀點：一是認爲屬於普通野生稻—栽培稻過渡類型，已開始了稻作訓化〔7〕；二是認爲已鑒别出野生稻與栽培稻兩種共存的水稻遺存〔8〕，説明這裏的居民已能從野生稻培育出栽培稻。這種情况最早出現在距今14000~11000年的地層中，此後栽培稻植硅體的數量增多，到較晚的年代（新石器時代中期），栽培稻植硅體的數量已達到55%以上，説明稻作農業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8〕。其實，第二個觀點是對第一個觀點的補充，這裏的水稻遺存已經反映了從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演化進程，這是遺址對稻作起源的重要貢獻。
　　
　　  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的古稻被定名爲“玉蟾岩古栽培稻”〔9〕，根據出土稻穀的特徵，推定是一種兼有野、籼、粳綜合特徵的，從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類型。就其與牛欄洞遺址古稻相比較，最大的區别就是玉蟾岩古稻已具有栽培稻性質，而牛欄洞遺址古稻不具備明顯的栽培稻特徵。即是説，在從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進程中，玉蟾岩遺址的年代早至距今14000~12000年，但其古稻已完成了演化的結果，進入了原始栽培稻的行列。玉蟾岩的古稻形態，正好填補了牛欄洞遺址古稻與石峽遺址古稻之間演化進程中的空白。
　　
　　  年代在距今8000~9000年的湖南彭頭山文化，發現大量的炭化稻穀、稻米，被定名爲“八十垱古栽培稻”，雖然從形態上仍是“一個兼有籼稻、粳稻、普通野生稻多種特徵、並正在向多方向分化的群體”〔10〕，但屬於完成野生稻與栽培稻分化的栽培稻則是没有疑問的。觀測結果還表明，八十垱古栽培稻91.7%的個體長寬比與籼稻相近，透露出其性狀組合傾籼的分化趨勢。這與封開古稻的演化方向是相同的，或許説明瞭八十垱古稻對廣東古稻傳達的信息以及所産生的影響。
　　
　　  在距今6000~7000年間，長江流域已發現了多處古稻遺存，如湖南的皂市下層文化、浙江的下山遺址、跨湖橋遺址、河姆渡文化等〔11〕。河姆渡文化的水稻遺存已屬於栽培稻的籼亞種晚稻型，説明其分化已很徹底，演化進程已經完成，屬種也已完全成熟。這較之廣東的史前水稻遺存都要進步。在江蘇草鞋山遺址，還發現了馬家濱文化時期的水田，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水稻爲具有原始栽培形態的粳型稻〔12〕，與河南賈湖遺址所見的粳型原始栽培稻〔13〕最爲接近。賈湖遺址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以前，因此，賈湖遺址的粳型原始栽培稻是目前所見分化最早完成的粳型稻。它們與廣東龍川縣坪頭嶺遺址發現的傾粳稻類型古栽培稻種群之間是否有傳播關係很值得關注。
　　
　　  嶺北的史前遺址多方面的展示了古稻的多種形態，尤其是原始栽培稻的形態，十分清晰地呈現了演化的進程。我們注意到，地處嶺南的英德牛欄洞遺址，其古稻形態似乎站到了嶺北衆多古稻遺存演化的前列，雖然我們還不能冒言地認爲牛欄洞古稻就是栽培稻起源的源頭，但英德牛欄洞古稻在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進程中的先導作用理應得到肯定和重視。反過來，嶺北史前遺址的古稻對廣東早期稻作農業發展起着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和事實。
　　
　　  誠然，在許多史前遺址的古稻中，也有出現野生稻，包括河姆渡遺址都出土有少量野生稻，它是和栽培稻同時共存的。它們的存在，絲毫不影響栽培稻的進化，而恰恰相反，正好證明古人類在馴化野生稻的過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巨大作用。探索演化歷程絶非是短時間可以完成，演化的艱辛進程還需要更多的資料來加以補充和論证。
　　
　　三、商周以來廣東稻作農業發展的考古學證據
　　
　　  商周以來，廣東地區的稻作農業進入了一個長足發展的時期，這從許多有關資料上都可以直接得到信息。
　　
　　  首先是來自粤西地區的大石鏟遺存，在封開、德慶、鬱南、羅定以及雷州一帶發現的大石鏟，以雙寬肩、舌形刃、形制較大爲特徵，這是稻作農耕有了很大發展的證據。其中有的大石鏟，舌刃較鈍，應是稻作農業祭儀所用〔14〕。在羅定背夫山周時期墓葬出土一件青銅鐮〔15〕，這件作爲貴族隨葬用品的農具雖然是用於祭祀的青銅禮器，但也應反映了當地稻作農業已達到相當的水平。至於廣州五羊的傳説，很可能表達了周時期人們對稻作農業的期待和良好的祝願，這從漢晋時期考古資料中的農耕現象可見一斑，如水田、牛耕、倉和牛圈、牛、猪等模型器及鐵鐮（M1117），再現了當時稻作農業的發展面貌。廣州漢墓中也出土有炭化稻穀（如M4029陶倉内）〔16〕和黍、小米、高粱等農作物，可惜没有鑒别到種型。
　　
　　  粤西地區是我們需要給予更多關注的地區，在高州舊城發現有南朝樑時期的炭化稻穀，當地俗稱“陳倉米”，數量很多，自20世紀60~70年代發現以來，時有出土，高州市博物館也收集了部分〔17〕，可惜的是一直没有進行詳細的研究。高州舊城是南朝樑時期（528年）高州州治的所在地，也是當時俚族首領冼夫人活動的中心地，一般認爲出土“陳倉米”的地方就是當時高州府糧倉。“陳倉米”的大量出土，應是粤西地區土著民族大力發展稻作農業的結果。南朝至唐時期的炭化稻米還見於信宜市馬嶺崗遺址和高州市亞公山遺址〔18〕，出土於袋形窖坑内，其中亞公山遺址H57出土量達0.5立方。這種袋形窖坑在遺址中較爲密集，推測可能是糧倉遺址。亞公山遺址的炭化稻米經向安强教授觀測鑒定，已遠離普通野生稻和早期原始栽培稻，更趨於栽培稻中的粳亞種類型。唐代的稻穀遺存還曾見於新興縣國恩寺的一處塔基遺址中，在出土的一件鏨金銅盒（佛函，内置舍利）内藏有一些稻穀殻〔19〕，但稻穀種型尚未確定。
　　
　　  一般而言，粳型稻米性粘、米粒短而圓，較適於高緯度或低緯度的高海拔地區種植，如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黄河以北地區。粤西的粳型稻與嶺北的粳稻有何種關係，的確耐人尋味。因爲南方地區適宜籼型稻的種植，而且籼稻米粘性較差、粒型長而窄，更適合粤人長期形成的口感和需求。
　　
　　  就上述情况而言，我們認爲，在漢唐之際，廣東地區的内陸居民已逐步形成以大米爲主要糧食的生活習慣。故宋明時期的墓葬，也更多地見到隨葬器物中放置稻穀以作祭品。如東莞市篁村清理的宋政和年間封德清墓，隨葬的四件陶壇内均殘存有稻穀〔20〕。東莞市寮步清理的明代鐘雪鬆家族墓出土的五件青花瓷小蓋罐中也都存放有稻穀〔21〕，寓意五穀豐登。廣東地區這時期的墓葬中放置稻穀，既是祭祀習俗的要求，也説明稻米已成爲粤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更是廣東地區稻作農業廣泛存在並逐步發展成爲我國主要産糧區之一的反映。
　　
　　四、結　語
　　
　　  本文概述了廣東地區考古發現的水稻情况，並對此作了初步的探討，同時就嶺北地區的相關資料與廣東古代水稻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比較和分析，這對認識廣東古代稻作農業的起源與發展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有些資料還不够明朗，但以目前所知，英德牛欄洞遺址的古稻遺存毫無疑問屬於稻作農業起源階段，爲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增加了一個重要的地點。
　　
　　  史前時期的水稻遺存，反映了從野生稻向原始栽培稻演化進程中的各個環節，爲歷史時期稻作農業的發展和各種型的分化形成奠定了基礎。就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稻作農業的起源與文明的起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農業經濟的形成與發展，造就了也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也是人類社會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考古資料的逐步豐富，我們對廣東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的認識一定會更加清晰。
　　
　　注釋：
　　〔1〕 江惠生主編：《英德牛欄洞遺址——稻作起源與環境綜合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
　　〔2〕 張文緒、向安强等：《石峽遺址M104古稻稃殻印痕研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7年第28卷第2期。
　　〔3〕 張文緒、向安强等：《廣東曲江馬壩石峽遺址古稻研究》，《作物學報》2006年（第32卷）11期；參閲楊式挺：《談談石峽發現的栽培稻遺迹》，《文物》1978年7期。
　　〔4〕 張文緒、向安强等：《廣東省封開縣杏花河舊屋後山遺址古稻雙峰乳突及稃殻印痕研究》，《中國水稻科學》2008年第22卷1期。
　　〔5〕 據張文緒、向安强觀察。
　　〔6〕崔勇：《佛山市高明區古椰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200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參閲馮孟欽：《珠江三角洲稻作商時期發生論》，《嶺南考古研究11》，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1年。
　　〔7〕 嚴文明、彭適凡：《仙人洞和吊桶環——華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5日；參閲江惠生主編：《英德牛欄洞遺址——稻作起源與環境綜合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79。
　　〔8〕 張弛：《江西萬年早期陶器和稻屬植硅石遺存》，載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9〕 袁家榮：《湖南道縣玉蟾岩1萬年以前的稻穀和陶器》，載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0〕 裴安平：《長江中游7000年以前的稻作農頁和陶器》，載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 參閲江惠生主編：《英德牛欄洞遺址—稻作起源與環境綜合研究》第五章《稻作起源研究》，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
　　〔12〕 鄒厚本等：《江蘇草鞋山馬家濱文化水田的發慌》，載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3〕 王象坤、張居中：《中國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新發慌》，《中國栽培稻起源與演化研究專輯》，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14〕 參閲邱立誠：《南江流域先秦時期的農耕文化》，《嶺南考古研究12》，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3年。
　　〔15〕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羅定背夫山戰國墓》，《考古》 1986年3期。
　　〔16〕 廣州市文管會等：《廣州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357；邱立誠、尚杰：《廣州發現漢代陶牛圈》，《農業考古》1985年2期。
　　〔17〕 張均紹主編：《千年古郡舊城》，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0年。
　　〔18〕 馮孟欽、郭順利：《信宜市馬嶺崗南朝至唐代遺址》；馮孟欽：《高州市亞公山隋唐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
　　〔20〕 邱立誠、王建：《廣東東莞北宋墓清理簡報》，《考古》1991年7期。
　　〔21〕 張光華：《明鐘雪鬆家族墓發掘實録》，《南方文物》2003年1期。

　　（邱立誠，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