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農業起源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對桂林大量史前人類遺址考古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對一些涉及桂林農業起源的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爲桂林史前人類從采集漁獵到農業耕作經濟形態的轉變，不是一個偶然的過程，而是一個長期的有意識的積累過程。
　　
　　【關鍵詞】桂林　農業起源　史前人類遺址　園圃農業　稻作農業
　　
　　Abstract：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s on analy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in Guilin, the thesis probes into questions o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Guilin and draw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turn of economic form from prehistoric gathering, fishing and hunting to cultivation was not occasionally but a process of long-term conscious accumulation. 
　　
　　Key words:Guilin　origin of agriculture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gardening　rice cultivation
　　
　　一直以來，農業的起源都是農業考古學的重點研究課題，中西方學術界均對此問題展開過深入的研究探討。在農業起源問題上有過突出貢獻的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首先將農業的産生作爲區分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標準，而不是傳統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爲主要標誌，並將農業的誕生稱之爲新石器革命，認爲其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近代的産業革命相比而毫不遜色〔1〕。此觀點一出，不斷有學者表示支持認可，農業起源無疑成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對於本國農業起源，尤其是嶺南地區的農業起源的研究，大多是把稻作起源作爲研究問題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農業是在狩獵和采集經濟的基礎上孕育的，而稻作農業只是原始農業發展到一定時候而産生出的一個較高的發展階段。稻作研究問題的過於集中，相反會使人忽視農業起源所涵蓋的真正範圍。關於嶺南地區農業的起源，陳淳曾指出“嶺南地區大量的園藝作物，如水果、蔬菜、堅果、茶葉、根莖作物和調味品種類是本地特有的，探索這些農作物和園藝作物的馴化過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應被看作是農業起源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業起源的研究中，瞭解人類對物種本身遺傳特徵的操縱和對這些物種生産環境的改造都不可偏廢，並應當從人類生存對野生物種和栽培物種之間依賴程度的消長和變化，來追溯史前經濟形態的轉變過程。”〔2〕可見，農業起源是一個復雜的綜合性問題。因此不應僅是針對稻作本身展開研究，而應根據農業起源發生的理論機制對其經濟形態的轉變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如前農業（采集、狩獵、漁業）社會的農業萌芽形態及其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原理、前農業經濟（文化）與農業經濟（文化）的關係、農業發展的歷程、植物攫取怎樣轉向植物馴化以至植物栽培等問題展開探討，這些問題恰是農業起源研究中的一些關鍵所在。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將盡量着眼於以上問題，對桂林農業起源的相關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
　　
　　一、桂林豐富的史前人類文化遺址
　　
　　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擁有衆多的石灰溶洞和地面、地下河流、池沼、以及各種各樣的水生、陸生動植物資源。因此，史前便有人類在這裏勞作生息、繁衍，也留下了大量的史前人類文化遺址。
　　
　　（一）中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桂林處於從舊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遺址，目前所知的有廟岩、大岩、轎子岩和釋迦岩等4處，其中廟岩與大岩遺址最具代表性。 
　　
　　廟岩遺址〔3〕，位於桂林市南郊雁山鎮東北李家塘村東500米的孤峰南麓。該遺址除發現人體骨骼外，還出土衆多的打制石器和大量獸骨、獸牙、螺、蚌等。經北京大學考古學係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14C年代測定，爲距今1.2萬—2萬年。處在舊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演化的過渡時期。
　　
　　大岩遺址〔4〕，位於桂林臨桂縣臨桂鎮二塘行政村小太平自然村東南約500米的下岩門山北麓。由A、B兩洞組成。通過考古發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史前人類生活用具數百件，以及大量的螺殻及破碎的動物骨骼。該遺址文化堆積延續時間較長，依據地層叠壓關係及出土文化遺物的變化，自上而下分爲6個時期：第一期出土單面打制的礫石石器爲嶺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同類器物的典型特徵，大致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第二期未出現磨制石器和陶器，但磨制骨器和經火燒制的陶製品的出現，説明其應屬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階段，即中石器時代；第三期出現了製作粗糙不施紋飾的圜底陶容器和製作較精的磨制骨器，應屬新石器時代早期；第四期石器仍以礫石打制石器爲主，只見少量的磨制石斧、石錛；第五期陶器種類增加，製作精良，花紋繁複，出現琢磨石器和骨制魚鏢，應屬新石器時代中期；第六期出土有穿孔石器和磨制石棒，應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末期。因此大岩遺址的年代跨度大，其上限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下限可到新石器晚期，其主要文化堆積屬新石器時代。
　　
　　（二）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桂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明顯增多，桂林附近孤立石山的溶洞，凡處相對高度在5—20米之間，向陽、比較干爽的地方，幾乎都被史前人類居住過。目前所知的人類遺址大概有30多處，其中以甑皮岩遺址爲代表。
　　
　　甑皮岩遺址〔5〕，位於桂林市南郊獨山西南麓。甑皮岩屬脚洞型洞穴，洞口朝向西南，背風向陽。洞室由主洞、矮洞及水洞3部分組成。洞口高8米，寬13米，洞内總面積約200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約5米，洞前是一片開闊的平地，並有大量池塘，洞左側有一地下溶洞。歷次發掘，發現墓葬、灰坑、火塘等多處遺迹，出土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及大量動物遺骸。陶器殘片數量很大，有紅陶和灰陶兩類，以紅陶爲多，質地多位砂質陶，少見泥制陶，製作手法都是手制，原始性强，底層的陶器是素面粗砂陶器，是目前中國已知年代最早的陶器之一，可辨器形有罐、釜、鉢、瓮，以罐類最多，有少數三足器，有絶迹和滅種的亞洲象、秀麗灕江鹿。出土人骨30多具，以屈肢蹲葬爲主。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係進行碳素測年，數據結果進行了13C校對，將甑皮岩遺址考古學文化劃分爲五期：第一期距今12500—11400年間，第二、三、四期大致處於距今11000—10300年，第五期距今8800—7600年。其中第二至第四期被稱爲“甑皮岩文化”，是桂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此外，在朝桂岩、大岩口、太平岩、丹桂岩等同一時期的遺址中均發現了螺殻、蚌殻、獸骨等堆積物，以及礫石石片及其它打制石器，部分遺址還有陶器出土。
　　
　　除了洞穴遺址外，桂林還發現不少山坡臺地遺址，如堯山遺址、象鼻山遺址、興安的大浪遺址和靈山廟遺址、資源的曉錦遺址等。其中以曉錦遺址最具代表性。
　　
　　曉錦遺址〔6〕，位於桂林市資源縣延東鄉曉錦村後龍山山坡的一級階地邊緣的土丘上。共出土石器、陶片、炭化稻米和果核等各類珍貴文物2000餘件，并發現居住遺迹、柱洞、灰坑、土臺、堆燒窑址和墓葬，還有臨時窩棚和依山勢而建的干欄式住房遺址。石器多爲磨制石器，種類有斧、錛、鉞、鑿、刀、矛、鏃、網墜、鐲、環、鑽、鋸、礪石等。陶器器類主要有罐、釜、鉢、碗、盤等容器和炊煮、飲食器，還有器座、支脚、紡輪。尤其是出土的30000多粒炭化稻米，經廣西農業科學院品種資源研究所鑒定，是較原始的栽培粳稻，其中也有籼稻、還有一種小粒型粳稻。根據該遺址底層和出土遺物的關係，可以把該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爲三期，第一、二期文化遺存是該遺址文化堆積的重要部分。此二期文化與鄰近地區的原始文化相比，除了極個别器物受洞庭湖地區原始文化影響外，大部分是一種土著文化，其文化整體面貌均有别於洞庭湖地區原始文化以及廣西目前所發現的其他原始文化類型，屬於一種新的文化類型。因此根據考古學命名原則，把曉錦遺址第一、二期依存爲代表的集中分佈在資江上游一帶的山坡、臺地上的這一類依存命名爲“曉錦文化”。 該遺址經14C測定，年代距今5000—4500年代，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遺址的典型代表。
　　
　　二、桂林農業起源問題分析
　　
　　通過上述桂林史前人類遺址的概况，我們不難看出，時間跨度長是這些遺址的一個重要特徵，它們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時間先後順序，而是一種相互叠加，互爲補充延續的關係。筆者將在這些考古遺址發掘資料的基礎上，藉助農業起源動力機制對桂林史前從采集漁獵經濟形態向原始農業經濟形態轉變的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1.桂林農業的起源與生態環境有較大關係
　　
　　生態環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較强的制約能力。根據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我們不能把環境的改變看作文化變遷的根本動因，以免陷入“地理環境决定論”的誤區。但在史前時期，人類生産力低下，活動受生態和資源的波動影響較大，並對群體規模、栖居方式及文化發展水平有重大制約〔7〕。可見，生態環境還是影響史前人類生活方式的首要因素。
　　
　　關於農業起源，陳淳曾介紹過“人口壓力模式”、“最佳覓食模式”等一系列的農業起源的動力模式，他指出，農業經濟在産生早期是比采集狩獵更爲艱辛的一種生存方式，只要人口保持在適當水平，采集狩獵經濟可以提供比農業更爲豐富可口的食物來源，人類是不會想到舍易求難，致力於原始農業農業的開發的。因此“農業起源並非是一種人類樂意嘗試和衷心向往的發展，而完全是在一種外力促使下迫不得已的轉變。農業經濟只是在經過長期發展而成熟之後，通過改造動植物遺傳特徵，並應用先進技術創造一種人工生態之後，才能爲能用最少人力支出而獲得最大收穫的覓食方式。〔8〕桂林史前氣候温暖濕潤，生物資源豐富，這也培育了史前桂林人類的“廣譜開發”的采集狩獵文化，從前面桂林的史前人類文化遺址出土文物均可證明這一點。
　　
　　處於中石器時代的大岩遺址第二期的人類延續了之前舊石器時代的采集狩獵的經濟形態。但遺址還發現了螺、蚌等水生物的遺存，表明這時人類不再局限於陸上食物的獲取，已經開始采集貝類爲食物。當時人類的生存環境與新石器時代相比要惡劣得多。人類在惡劣的生態環境面前，只能被動地生活，因此不可能産生原始農業的萌芽。
　　
　　在大理冰期之後，全球氣温普遍上昇，進入了全新世大暖期。歷史氣候學的研究表明：自1.5萬年前，全球氣温開始上昇；距今1.2—1萬年，我國大部分地區氣候開始好轉；9000年以來，我國氣候明顯轉暖，年平均氣候比現代高2℃—3℃。〔9〕這段時期正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此時桂林所處的嶺南全境均處在熱帶氣候，十分有利於各種水、陸生生物的生長。從廟岩遺址、大岩遺址第三期文化遺存，甑皮岩遺址第一期文化遺存及其它同一時期的文化遺址可以看出，人類的經濟活動仍然以漁獵和采集爲主，貝類的采集成爲主要食物來源。新石器時代早期後段至新石器中期，嶺南各地氣候變化不大，仍是持續穩定的高温。這一時期桂林的人類文化遺迹主要以甑皮岩遺址第二至四期文化遺存、大岩遺址第五期爲代表，同時也出現了大岩口、青龍山、唐僧山等大量洞穴遺址。從出土遺存來看，當時的人類依舊延續之前的以采集和漁獵爲主的經濟生活。根據最佳覓食模式，在史前桂林這樣一個全年無冬，雨量豐沛，動植物十分豐富的地區，人們隨時都可以采集到自己所需要的食物，根本没有必要去發展原始農業，尤其是稻作農業的必要。過去曾認爲農業發生的主要證據的桂林甑皮岩遺址已有家猪飼養，但也爲最新的研究證實爲野猪。〔10〕此外這些出土的文化遺存中，也没有一件可被確切認定爲農業工具的（以下將進行詳細論述）。因此，這一時期並没有確鑿證據表明有原始農業存在。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氣候開始發生變化。距今5500以後，進入了大暖期中的新的波動期。這一波動期的分界點是距今5000年左右。此時，氣候適宜程度達到高峰並開始走下坡路，出現了普遍的降温。〔11〕通過對桂林灌陽響水岩的石笋測定，其年齡距今6400—5000年，反映區域氣候爲暖濕氣候。而在距今6000—3000年期間，資源區域的氣候從濕熱轉爲乾熱，氣候更替較爲明顯。〔12〕這一時期，桂林的氣候與現代已相差不大，冬季食物的短缺對當時人類的生存搆成一定的威脅，人類需要在采集漁獵這一類經濟形態外發展其它的經濟形態以適應其生存。這一時期桂林的文化遺址，又可分爲新石器晚期的前期與後期兩個階段。前期是以堯山遺址、大浪遺址、靈山廟遺址、曉錦第二期等遺存爲代表。在這些遺址中，不僅螺殻、獸骨等采集漁獵的遺存明顯减少，而且人類的活動範圍也發生了變化。已從過去完全依賴自然環境獲取食物的居住地——洞穴，擴展到山脚、山坡或是臺地上。結合這兩個變化，筆者推斷這一時期，極有可能已出現了原始農業。當然，這種農業不一定就是稻作農業，也可能是馴化野生塊莖類植物的園圃農業，并且這些馴化後的作物産品已經開始逐漸代替原來的采集漁獵的捕獲物。一般而言，農業是在狩獵和采集的基礎上孕育的，所以農業起源最初可能就是在山地、丘陵地區。對於當時的人類來説，他們在長期廣泛采集野生果實時，注意到某些被抛棄的塊根、地下莖、地上莖等器官具有生長出新的植株的能力；另一些植物則可以用莖、嫩枝來繁殖。於是，人們就在這些植物中選擇一些進行照料（如采集時有意識地留下一部分株枝使之再生）或栽培（將它們移植到更靠近住處或更安全的地方）〔13〕。對當時的人類來説，馴化這些野生果實不需要像穀物作物那樣耕種、加工工序繁瑣，而且收穫、食用非常方便。通過栽培、馴化這些塊根塊莖類植物，人們逐漸熟悉了植物的栽培性能，生態要求和農時節律，從而掀開了原始農業（園圃農業）的篇章。但在這一時期桂林的文化遺址中，却没能發現直接的農業工具，或是直接的農業産物遺存表明這裏曾出現過原始農業（園圃農業）。因此，這個推斷只能暫時擱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後期階段，則主要是以曉錦遺址的第二期遺存爲代表。在這一期的遺存中，出現了爲數不少的稻米遺存，這成爲了證明桂林已經出現農業，尤其是稻作農業最直接的證據。這應該也是在桂林的生態環境惡化，自然資源發生短缺後，人類爲了適應其生存需要而能動地選擇的一種經濟形態，同時這種稻作農業極有可能是在原來出現的園圃農業基礎上出現的更高級的農業階段。
　　
　　2.出土石制生産工具、陶器與農業的關係
　　
　　一些學者會把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制生産工具、陶器等遺存與農業起源聯繫在一起，認爲這些遺存在當時均已用於農業生産。筆者認爲，石制生産工具與陶器只是原始農業出現的必要條件，並非必然結果。這種觀點倒因爲果，由於没有或缺乏直接的證據證明，僅僅只是依靠推理判斷得出的結論往往會顯得很牽强。至少這種觀點對於桂林的農業起源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對於從石器來判定農業起源的觀點，很早就有學者表示過質疑。生産工具是判斷經濟類型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它也存在相當的局限性。在人類文化發展初期，一方面，很難從生産工具的形式判定其功用；另一方面，工具很少具有專門化分類，也就是説一種形式的工具可能具有很多方面的功用。……不結合其它方面的材料，不對石器采取更深入的研究手段，單純從石器的形式、或完全由人所定出得名稱來判定農業發生與發展的情况，其根據往往是很薄弱的，有時還會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14〕。在桂林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出現了很多的石斧、石錛、石磨盤、石杵等生産工具。但這些石器以中小型石器爲主，少見大型石器，因此很難證明這些石器是用於農業生産。此外，有些學者認爲石磨盤、石杵等石器是用於加工穀物的，這種觀點也是不能成立的。這些石器不僅在中國，在世界各地都被發現在采集經濟中普遍存在，它們廣泛用來加工野生食物資源，如山芋或薯類等塊根塊莖類等野生作物。從甑皮岩出土的一些石器的刃部確實發現了附着芋類澱粉顆粒，就是對這些石制生産工具用途的一個很好證明。雖然這些工具也可能被用於加工已經馴化的塊根塊莖類作物，但因爲没有直接證據證明當時桂林已經出現園圃農業，因此對於此結論，筆者也持一種保留態度。
　　
　　陶器是史前人類最重要的技術發明之一。在大岩遺址中發現了兩件燒制的泥制陶土塊，表明桂林已出現了燒制陶器的萌芽。其後在甑皮岩遺址中出現了用於烹飪的原始陶容器。之後在桂林的文化遺址中，陶器的數量明顯增加，製作技藝也在不斷提高。有些學者根據上古文獻中關於“神農耕而作陶”的記載，就認爲這些陶器，尤其是陶容器的出現是爲了煮食穀物，從而認爲已經開始出現農業。其實不然。從新石器時代桂林多個文化遺址的出土遺存可以看出，當時的人類主要以采集螺螄、蚌殻作爲主要食物來源。這些食物外殻堅硬，不可能像魚類和陸生動物，或是塊根塊莖類作物那樣直接放在火上燒烤就可以食用，而是需要用一種容器來煮食。因此，桂林新石器時代出土的這些陶器應與農業無關，而是與煨煮螺螄、蚌殻等食物有關。當然，在新石器後期的曉錦遺址第二期文化遺存中出土罐、釜、鉢、碗、盤等容器和炊煮、飲食器，因爲已經可以證明此時期已有稻作農業出現，這些陶器應該就是用於煮食穀物的器具。
　　
　　3.桂林稻作農業的出現是受到長江中下游稻作文化的影響
　　
　　桂林曉錦遺址第二期炭化稻米的發現，在廣西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尚屬首次。在嶺南地區來説，也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標本。經過專家科學鑒定，這批炭化稻米屬於較原始的栽培粳稻。曉錦遺址附近均爲山丘坡地，植被茂密，食物來源豐富。在這種自然生態環境優越的條件下，曉錦遺址似乎缺少種植稻穀的動力條件。另一方面，曉錦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米爲粳稻類型，而珠江流域地區的野生稻均爲籼稻型，野生籼稻無法培育出粳稻品種。因此曉錦遺址出現稻作農業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受到長江中下游農業經濟的影響。理由大致基於以下兩點：首先，在曉錦遺址第二期時，氣候與先前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冬季食物的短缺使人們開始感受到生存的壓力。於是人們開始迅速改變之前的采集漁獵的生活模式，接受了稻作這種雖然效率低下，但更有保障的獲取食物的方式，從而能够儲存足够的食物以度過寒冷的冬季。其次，這段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作農業已經進入了到高度發達的階段，先進的農業生産使其社會早已超越了原始社會的初級階段，經濟、文化遠遠超過了嶺南地區，並對後者施加了强大的影響。稻作農業的傳播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行爲。長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業沿着湘江、資江等長江支流而下，傳播到桂林的曉錦等地，促使了這些地區稻作農業的出現與發展。因此，桂林稻作農業的出現並非是一種自發行爲，而是一種外來稻作文化傳播的結果。
　　
　　三、結　語
　　
　　從以上對桂林農業起源相關問題的論述分析可以看出，桂林史前人類從采集漁獵到農業耕作的經濟形態的轉變，不是一個偶然的過程，而是一個長期的有意識地積累過程。筆者對桂林農業起源相關問題的分析是建立在桂林大量史前人類遺址的考古發掘材料上的。但是考古發掘存在着極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預見性。出土遺存得以保存也是偶然性的，而且這些遺存與農業起源之間也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現在已經證實的農業發生最早的遺址不見得就一定是最初農業真正的起源地。關於桂林農業起源的問題會隨着後續的考古發掘，更多考古證據的出現而變得愈加明朗。因此，桂林的農業起源是一個值得我們不斷關注的重要問題。
　　
　　注釋：
　　〔1〕 陳文華：《農業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頁13。
　　〔2〕陳淳：《嶺南史前研究的思考》，張鎮洪主編《嶺南考古論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37—49。
　　〔3〕 諶世龍：《桂林廟岩洞穴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傅憲國等：《桂林地區史前文化面貌輪廓出現》，《中國文物報》2001年4月4日第1版。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工作隊、資源縣文物管理所：《曉錦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4年3期。
　　〔7〕 陳淳：《考古學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5。
　　〔8〕 陳淳：《最佳覓食模式與農業起源研究》，《農業考古》1994年3期。
　　〔9〕馬新、齊濤：《中國遠古社會史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62—81，頁93。
　　〔10〕同注〔5〕。
　　〔11〕同注〔9〕。
　　〔12〕 林强：《廣西史前生態環境》，載《廣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13〕 童恩正：《中國南方農業的起源及其特徵》，《農業考古》1989年2期。
　　〔14〕 黄其煦：《農業起源的研究與環境考古學》，《農業考古》1987年2期。

　　（唐春鬆，桂林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