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各國的政治家而言，要想辦好本國的事情，搞清楚所處時代的特性是前提。中國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末走了一大段彎路，原因之一就是對時代性質做了錯誤的判斷。當時毛澤東沿襲列寧的命題，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腐朽和垂死的階段，其腐朽性與垂死性的兩個必然的伴生物就是革命與戰爭，或者是戰爭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戰爭，“我們現在正處於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毛主席語録》第280頁）。但事實證明，毛澤東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新高潮”並沒有出現，而他對“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和强烈抵制，其客觀效果卻是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他對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熱情期許和高度肯定，則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嚴重脱序和混亂。這個例子，説明研究時代特性問題的重要。
　　
　　小平同志復出之後，高瞻遠矚地提出當前我們所處時代的主旋律是“和平與發展”，有這個判斷為前提，才有改革開放戰略的提出。在改革開放進行了近二十年後，中國仍然認為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旋律”的地位不會改變，這個基本判斷，乃是中國制定未來發展戰略的前提。
　　
　　但是人們也都注意到，冷戰結束之後，這個世界與其説變得更加有序，不如説變得更動盪不寧。在波黑、在車臣、在中東、在非洲、在中南美洲……種族仇殺、領土糾紛、内戰、政變等形形色色的局部衝突或區域戰爭，此伏彼起，輪番上演；在相對安定的亞太地區，也出現了台灣海峽的緊張局面；今年7月美國“金融遊鰐”索羅斯在東南亞掀起的金融風暴，展現翻天覆地的經濟破壞潛力，令全世界為之心驚肉跳；凡此種種，是“和平與發展”這五個字反映不出來的。雖然這些形態各異的爭端或衝突相對於“主旋律”而言可能只是“雜音”，但後者處理不好，也能令前者演奏不下去。所以，有人就試圖提出新的範疇，以全面涵蓋當今世界既有“和平與發展”，又有“衝突與動盪”的雙重特徵。
　　
　　“冷和”就是此類新範疇之一，其“和”字指“和平與發展”，“冷”字則指“衝突與動盪”。但“冷”字畢竟只是抽象的形容詞，必須調動聯想力才能把這個字與“衝突”扯到一起，且僅僅憑一個“冷”字，人們也很難聯想出冷戰後的新時代賦予了各類衝突、抗爭哪些新特點。
　　
　　有鑒於此，本文提出“棋戰”的範疇，並以“熱戰”-“冷戰”-“棋戰”作為解説百多年來時代特性演進的基本脈絡，詳述如下，以為引玉之磚。
　　
　　二
　　
　　從西方列强開始全球範圍的殖民擴張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世界近代史的“熱戰”階段。從“二戰”結束到1991年的蘇聯解體，是世界當代史的“冷戰”階段。而“冷戰”結束到現在、乃至今後數十年間，就是人類的“棋戰”時代。
　　
　　顧名思義，所謂“棋戰”，是指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甚至一國内部對立的兩大或幾大政治勢力之間，將在一種既不同於“熱戰”時代，也不同於“冷戰”時代的新型關係架構中共存，其特點類似棋手博弈時的關係，具體表現為四點：
　　
　　（一）在“棋戰”時代，“敵”、“友”界限將趨於模糊
　　
　　“熱戰”的表現形式是國家間的戰爭乃至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的表現形式是兩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的國際性陣營的全面對峙。無論“熱戰”還是“冷戰”，敵、我、友的界限是分明的。
　　
　　“棋戰”的表現形式則像兩人下棋時的情景：就紋枰上的較量而言，雙方是敵，爭輸贏時寸步不讓；但大家坐到一起下棋，又是友，在下出一手狠著的同時，遞給對方一杯茶，説一聲“慢慢想，别著急”。
　　
　　人類社會發展到“棋戰”時代，大國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多變，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似敵似友、可敵可友、此時為敵彼時為友、此事為敵彼事為友、此處為敵彼處為友、此時此事此處既為敵又為友……。
　　
　　這種敵友界限模糊化的最典型表現，就是各大國之間紛紛建立“戰略性合作夥伴”的關係，就好像大家都高高興興地結成願意共同切磋棋藝的“棋友”。但“夥伴”之間原本存在的爭端與分歧並未消失，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就像面臨每一局棋一樣，雙方都想當贏家，也都為此而絞盡腦汁、不遺餘力。
　　
　　（二）在“棋戰”時代，經濟領域將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賽場
　　
　　“熱戰”發動者的目的，是併吞對方的領土、統治對方的人民、攫取和支配對方的資源。這一切背後的思想基礎是民族沙文主義，即陶醉於本民族的優越感，歧視有色人種和弱小民族，為了實現本國、本民族的利益，發動戰爭、侵略他國、奴役他國人民……等等行為，都被認為是合理的。
　　
　　“冷戰”發動者的目的，已不是直接佔領對方領土、統治對方人民。而是通過經濟封鎖和軍備競賽耗掉對方的國力，同時扶植對方内部的反對勢力，最後迫使對方政府和社會制度垮台，讓親己方的新政權上台，奉行同己方一樣的價值標準和社會制度。這一切背後的思想基礎是文化價值觀的沙文主義，即一定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本國的政治制度强加於人。
　　
　　而“棋戰”的“輸贏”則類似於棋賽。在一場棋賽中，大家比的是棋藝水平的高低，不論誰勝誰負，對局的棋手之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勝利者除了享受“冠軍”頭衔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優越感並得到比負方多的奬金外，不能再要求負方做更多的奉獻。
　　
　　參與“棋戰”的國際社會成員，至今仍未完全摒棄在價值觀方面的爭論，但在這方面取勝的重要性已漸漸被看淡。1993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埃爾·
　　
　　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指出冷戰後國際舞台上的衝突將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界限展開，而主要以文明衝突的形式展開。1996年，亨廷頓又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文明的衝突與重造世界秩序》，這本書的摘要以《西方文明只此一家，並非普遍適用》為題，發表在1996年末一期《外交》雙月刊上。粗看上去，亨廷頓强調“文明衝突”，似乎有向以“民族問題”為軸心的“熱戰思維”復歸的跡象，其實不然。在亨廷頓的幾篇大作中，非但看不到作為“熱戰思維”典型標誌的那種民族沙文主義的狂熱、即對本民族優越性和西方文明普世性的高度樂觀與自信，反而强烈地表露出對西方文明將被其他文明“淹沒”的恐懼感。評論亨廷頓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務，他的“一家之言”也不能涵蓋整個西方思想界。但是，亨廷頓畢竟是有代表性的著名學者，從他的論述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家在尋求未來世界秩序的答案時，已經開始自覺地把多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並存設定為思考問題的前提。
　　
　　在“棋戰”中，各國真正看重的是本國的綜合國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在國際排行榜上的名次。但是，正像棋手的水平必然有高有低一樣，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有强有弱也是必然的，正常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暫時落後，可能是由多種原因導致，而且“落後”只是相對於他國而言，若與自己的過去比，可能該國已經發展很快了。所以單憑“國際排名靠後”這一點，並不足以證明該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不合理的、是應當打倒的。因此，在“棋戰”中暫時領先的國家，仍然要尊重他國的民族獨立和主權完整，而且也要尊重不同於自己的文明形態、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
　　
　　借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範疇來講，“熱戰”是以“民族”問題為軸心展開；勝負的表現是“我主你奴”。“冷戰”是以“民權”問題為軸心展開，勝負的表現是“我對你錯”。而“棋戰”則是以“民生”問題為軸心展開，勝負的表現是“我强你弱”。
　　
　　（三）在“棋戰”時代，將以三總分的計分方式弱化衝突力度
　　
　　“熱戰”時代的鬥爭方式是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則訴諸武力，以戰場上血肉厮殺的結果來定勝負。在“熱戰”中失敗意味著亡國亡種，用計分方式形容，“熱戰”是彼生我死的零和搏殺（對方得一，我方負一）。
　　
　　“冷戰”時代排除了直接訴諸武力在戰場上解決問題的方式，代之以報章雜誌上充滿敵意的互相指責、經貿交流上的嚴密封鎖、以及秘密的“間諜戰”和在對方内部扶植反對勢力的“代理人戰”。在“冷戰”中失敗意味著亡黨亡政，但不至於亡國亡種。用計分方式表述，這是一場彼生我重傷的一和抗爭（對方得一，我方得零）。
　　
　　而在“棋戰”時代，大國之間基本不再用武力互相威脅，也不再明確地將另一大國設定為假想敵。各國之間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仍千差萬别，但像“冷戰”那樣彼此在媒體上尖鋭地互相攻擊的做法，已漸漸被摒棄，至少相互批判的火爆程度在漸漸減弱。在“棋戰”時代，對他國進行經濟上的封鎖與制裁將日益不得人心，最終這種做法必然被經濟交流的漸漸强化所取代。
　　
　　在棋賽中，選手們爭的是“冠軍”頭衔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優越感以及比負方多的奬金。與此相似，在“棋戰”中領先的强國，通常只要求對手承認其“冠軍”地位或“超强”地位，並且能確保其得到“冠軍奬金”即最大份額的經濟利益，就滿意了，而不會再像“熱戰”和“冷戰”那樣，非把對方逼到生死存亡、以命相拼的地步。
　　
　　從負方的角度看，若想提高自己的棋藝，就必須向高手學習，不能害怕失敗就不同高手對弈。這一局雖然敗了，但我方仍有在下一局棋賽中成為贏家的機會。而且通過與高手過招鍛煉了實戰能力，還得到一些物質報酬如出場費或一定比率的奬金，並非全無所得。在“棋戰”中失敗意味著在具體爭端的得失計算上彼多我少，但我方還是有所得，用計分方式來形容，“棋戰”堪稱一場三和遊戲（勝方得二，負方得一）。
　　
　　從零和到三和，反映出抗爭的力度在逐步減弱。對抗總是不如對話，人類在學習如何更和睦地彼此相處方面，畢竟是在漸漸地進步。
　　
　　（四）在“棋戰”時代，競賽規則將日趨重要
　　
　　“熱戰”的遊戲規則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則，為了達到徹底粉碎對方抵抗能力的目的，通常不擇手段。雖然在競賽規則上有一些規定，如對戰俘的人道待遇等，但往往不能落實或不能全部落實。總體來講，“熱戰”時代是最不遵守競賽規則、最不講究競賽風度的時代。用數字表示，可謂“零規則”時代。
　　
　　“冷戰”是兩套遊戲規則對峙和較量的時代。在本陣營内部，各國形成了經貿、政治交往的秩序和對大家都有約束力的遊戲規則，但對另一陣營的國家不適用。在兩個陣營之間，除了直接訴諸武力以外，鬥爭仍然是不擇手段的：間諜、暗殺、顛覆、封鎖、造謡……無所不用其極。用數字表示，可謂“雙規則”時代。
　　
　　到了“棋戰”時代，在國際間“敵”、“友”界限模糊化、對抗力度柔弱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三大趨勢的作用下，出現了一種時代性的要求，即“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應當建立在那些普世性的、即對各國都有約束力、統一的遊戲規則的基礎上，哪個國家不按照這些規則行事，它就要相應地遭到國際社會某種形式、某種程度的抵制。正如下棋的基本前提是雙方棋手都要遵守同一競賽規則一樣，“棋戰”時代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它是一個“單規則”的時代。
　　
　　所謂“單規則”，並非指國家無論强弱都在同一時間内奉行同樣標準。正像棋賽要把棋手分成不同段位來安排比賽一樣，通常一個國際性的遊戲規則，都會為照顧某些國家的特殊性而專門訂立一些條款，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條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適用不同的規定。但是，這裡的“特殊性”是包容在“統一性”之内的，“特殊條款”仍是“單規則”中的一部分。換言之，規則總是要執行的，只是對某些國家來講，允許在特定時間内暫時放寬標準，如入會數年内可繼續對某特定産業實行保護政策，這就是“特殊性”，但過了這期限，該國還是要執行同其他成員國相同的標準。
　　
　　在“棋戰”時代，國際性競賽規則的制定將越來越偏重於“統一性”而減少照顧“特殊性”，WTO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條款”就明顯少於其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因此，凡是期望與國際接軌的國家，都必須做好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本國的“特殊性”以附和國際的“統一性”的心理準備。
　　
　　中國已經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簽署了許多國際宣言和協議，在諸如防止核擴散、保障人權等許多領域内，中國都承擔了國際義務。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這些充分顯示出奉行“改革開放”方針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融入國際大家庭的熱誠願望和遵守相關國際遊戲規則的堅定決心。但是美國卻以“中國經濟已達到一定水平，不能適用發展中國家條款”為由，使中國至今仍被阻於WTO的門外。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棋戰”時代，既然出現了對各國都有約束力的統一的競賽規則，在制定規則時擁有參與權、在運用規則時擁有解釋權，就顯得異常重要。美國的超級强國地位在當前世界格局中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像它一樣，在制定重大的國際性競賽規則時擁有那樣多的參與權，在運用這些規則時擁有那樣多的解釋權。
　　
　　另一個問題，就是對“違規”的裁判權。當前聯合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在發生國際糾紛的時候出來擔任“裁判”的角色，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制裁或維和行動，也都以聯合國的名義進行。美國之所以堅決反對原聯合國秘書長加利連任，就是因為加利有時不買美國的帳，傷害了美國在“裁判權”上的優勢，妨礙了美國運用“裁判權”為己牟利。
　　
　　由上所述，可知在“棋戰”時代，對弱國而言，如何在制定競賽規則時爭取更多的發言權和平等的投票權、在運用規則時爭取更多的解釋權、在挑選“裁判”時擁有一定的否決權，將變得至關重要。同時，對國際競賽規則的了解是精細還是粗淺，運用國際競賽規則是熟練還是笨拙，也將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産生積極或消極的重大影響。
　　
　　三
　　
　　“棋戰”時代的上述四個特點，已經在國際爭端和地區性爭端中清楚地顯現出來，讓我們看兩個實例。
　　
　　前幾年，大陸學者曾經就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進行過討論，有人認為是“遏制為主”，有人認為是“建設性的接觸為主”，也有人對前兩種意見兼收並蓄，認為是“軟遏制”。
　　
　　“遏制”的觀點容易引導人們忽視中美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與合作空間；“軟遏制”雖然加了一個“軟”字，仍不足以填補這片“認識盲區”。而“建設性接觸”的觀點又無法解釋美國何以要對中國採取那樣多的不友好措施。
　　
　　引用“棋戰”的範疇，上述爭論可迎刃而解。所謂“建設性接觸”，可理解為美國希望與中國結成可以共同切磋棋藝的“棋友”，但“棋友”固然是“棋友”，爭奪冠軍稱號和奬金時可是寸步不讓。美國解釋所謂“建設性接觸”和“遏制”的目的，是“在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强國之前，讓它先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所謂“負責任”，即中國必須遵守西方社會統一適用的遊戲規則。
　　
　　
　　
　　美國的優勢，在於這盤棋的遊戲規則，或者是它自己定的、或者是它已運用嫻熟的，而且有時它自己還兼任裁判員，所以對爭得冠軍和奬金有必勝的把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對中國的“建設性接觸”未必是善意的。但美國也準備承擔這樣的風險，即如果中國在沒犯規的前提下跑到了前頭，那美國也承認中國是冠軍，然後雙方開始下一輪的賽事。從這個角度講，“建設性接觸”又未必是惡意的。
　　
　　中美之間存在許多重大的分歧，這些分歧最後會激化到何種程度，令人憂心忡忡。從“棋戰”的觀點看，美國最希望選擇的是“三總分”的競爭方式，美國一定要當贏家，拿兩分，但也讓對方拿一分。像“熱戰”和“冷戰”那樣，非把對方逼到生死存亡、以命相拼的地步，已經不是美國的決策方式。1995年6月後，台海風雲突變，大陸的軍事演習使美國强烈意識到台灣問題所潛含的極端敏感性與危險性，於是美國多次表示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反對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在這局“棋戰”中，雙方爭的其實是對遊戲規則的解釋權。美國試圖利用李登輝訪美來試探中國在執行“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上能否有更大的彈性空間，而中國認為此舉是美國“犯規”，中美兩國要結成“棋友”，就必須共同遵守“一個中國”的競賽規則。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美國雖然仍堅持它自己對“一個中國”的解釋權，但總算在原則框架上附和了中方的主張。到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成功的訪問了美國，雙方明確了要“共同致力於建設戰略性的夥伴關係”，中美關係在雙方的共同努力——包括各自克制——下終於走出低谷。
　　
　　自始至終，中、美兩國都沒有簡單地把對方視為“敵”或視為“友”；雖然矛盾有目共睹，鬥爭也尖鋭激烈，但雙方還是都留出了轉圜空間；經濟上巨大的合作利益又為雙方提供了緩解憤怒的清凉劑與彌補裂痕的粘合劑；所以最後才能收到“鬥而不破”的效果。
　　
　　上例是用“棋戰”理論解讀國家間的爭端。而在一些限定條件下，一國内部的爭端也可以援用“棋戰”理論來打開思路。以台灣問題為例，現在兩岸間抗爭的焦點集中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其實爭的是對競賽規則的解釋權。而兩岸真正決勝負的主戰場，會漸漸移向經濟領域。
　　
　　兩岸當前存在著尖鋭的矛盾，但對抗的力度比起“熱戰”時代和“冷戰”時代來，仍應説是在漸漸地減輕。事實上，隨著兩岸經貿交流的日益擴展，“三通”早晚必將實現，政治談判也終有一天會開始，兩岸“敵”“友”的界限也將日趨模糊化。
　　
　　再看統一模式的問題，現在台灣有不少人主張“雙贏”，然而，任何棋賽總要決出勝負，雙贏是各得一分的和局，局部計小分時或許可以採用，但計總分時就不宜用“二總分”制。所以最後解決問題，只能用“零總分”、“一總分”、“三總分”等不會出現平局的計分方式。
　　
　　“武力統一”的“零和模式”，是“熱戰”時代的鬥爭方式，不宜再用。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國良制”之類的主張，是典型的“冷戰思維”的“一和模式”。且不論其可行性如何，僅從其“冷戰殘餘”的屬性講，也應摒棄。
　　
　　“一國兩制”則既解決了統一問題，又照顧了台灣住民的高度自治權，並保證台灣現行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不變，這可以説是大陸得二分、台灣得一分的“三和模式”，雖然這個主張是在冷戰後期提出來的，卻可以説是“棋戰思維”的先驅。將來終有一天，台灣會意識到它不可能是得兩分的一方，因此其最佳選擇是如何爭取把“可能得的那一分”擴大到最大值，而大陸也誠心誠意地替台灣考慮和爭取“那一分的最大值”，當那一天到來時，兩岸的統一也就為期不遠了。
　　
　　必須强調指出，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是不平衡的，所謂“熱戰”-“冷戰”-“棋戰”的劃分，也只是相對性的、著眼於宏觀分析、就長遠發展趨勢而言的。正像在“冷戰”時代仍然隨處可見“熱戰”的思維模式和鬥爭方式一樣，在“棋戰”時代，特别是“棋戰”剛剛開始才幾年的現在，很多人仍然沿襲著“冷戰”甚至“熱戰”的思維軌跡，“民族沙文主義”和“文化價值觀的沙文主義”仍然很有市場；一有風吹草動，有人就想重新揮舞他們早已用慣的“冷戰”甚至“熱戰”的大棒；這些是世界動盪不寧的根源。
　　
　　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提出“棋戰”範疇的目的，就是為了使我們能更快、更徹底地脱離“熱戰”或“冷戰”的思維軌道，以新的觀念、新的視角去認識實踐中面臨的的各種國際性或地方性的爭端，從而作出更穩妥、更切實、更能産生效益的對策與回應措施。
　　
　　1997年11月8日於北京

　　（原載：香港《中國評論》，1998年1月第一期（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