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種世界體系——多文明世界與多國世界
　　
　　1.多文明體系共存、不分尊卑的世界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庭頓認為當今世界有六種現代文明和兩種候選文明：即印度教文明、伊斯蘭文明、日本文明、東正教文明、儒家文明、西方文明，外加候選的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後冷戰的世界新秩序將是這八種文明相互作用及相互影響之結果。
　　
　　從多文明體系及文明衝突的視角看世界，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才有的新視角，在此之前學界普遍是從國家－國家聯盟的視角去研究國際體系問題。正如亨庭頓所説：“在冷戰後世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極和多文明的政治”。文明間是沒有好壞、强弱、先進落後之分的（我個人一直對“先進文化”的提法質疑），我們不能説埃及的金字塔比今日的建築落後，也不能説莎士比亞的戲劇比不上今日的電視劇。雖然作為個人你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一般而言我們不能説哪一個國家的服裝、飲食落後於另一個國家，正像你可以愛吃饅頭，但不能説饅頭就比麵包高級，反過來也不能説麵包比饅頭高級。用筷子吃飯、用手抓飯、用刀叉吃飯其實並沒有高下之别，只是各種不同的習慣而已。
　　
　　因為無所謂好壞、先進、落後，所以文明體相處的模式只能是多元共存，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對不同的文明只能尊重而不能競爭，（到清真飯店你必須吃清真菜而不能拿大肉的菜和人家比），其奉行的哲學從西方而言是“天賦人權”的自由平等思想，從東方哲學而言是“天下大同”的理念。
　　
　　當然，以上所説的是一種理想狀態，歷史過程和現實狀況所展示的可能恰恰相反，即不同的文明體之間也會發生“孰優孰劣”的比較，並且産生“文明的衝突”。這種衝突最極致的表現，就是代表某種文明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以武力征服另一些國家，令被征服者原有的文明被摧毁。
　　
　　亨庭頓提出“文明衝突”的問題，主要是擔心文明衝突引發世界戰爭，他本人並不希望用一種文明取代其他文明，更不贊成體現一種文明的“核心國”以武力去摧殘其他文明。他主張：為避免文明的衝突引發戰爭，各國應遵守三點原則：一是棄權原則（又譯避免原則），即代表各大文明的核心國應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這是保持多極和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首要前提條件；二是合作調節原則（又譯共同協調原則），即核心國應相互協商和停止發生在彼此之間的斷裂帶的戰爭；三是求同原則（又譯共同性原則），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應探尋並努力擴展與其他文明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方面的共性。總之，人類必須學會如何在複雜、多極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亨氏這三點主張是基於理想而不是基於現實而提出，而他認為理想的文明體之間的關係是“互不干涉、合作和求同”，簡要説就是理想的文明體之間關係應當是“合作共存”而非“競爭共存”。
　　
　　2.以國家為本位、以强弱排序的世界
　　
　　但理想歸理想，現實是現實。現實中文明體固然存在，卻只是一種若隱若現的存在，文明的作用是通過曲折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而一直站在前台的則是國家，讓我們能隨時直觀感覺到的是國家的活動而非文明體的運動。國家是當今世界最基本的構成單位，最常見的國際關係是國家間關係。
　　
　　從文明維度討論問題——遵循平等原則。文明體相處的模式是强調各民族（nation,中文有時譯為國家，不夠準確）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對不同的文明只能尊重而不能競爭；從國家維度討論問題——遵循社會進化論的原則，即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國家之間有國力的强弱、制度的優劣之比，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别，有時是兩極爭霸、有時是一超多强、有時是多極世界。國家間關係大多是“中心－邊緣”的模式，是離不開競爭的，雖然很多人主張各國無論大小應一律平等，但當今的世界秩序事實上是大國、强國支配小國、弱國。我個人則認為，國家間事實上不可能平等，也不應該平等。美國同瑙努在聯大都是一票，這對瑙努而言是平等，對美國則極其不公平，這種“假平等”也無助於建構公平、穩定的世界秩序。
　　
　　當今世界其實奉行兩套理念，一套是關於各民族平等的，另一套是關於國家間競爭和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兩套理念都有實踐表現，前者如聯合國憲章體現的各國平等及聯合國大會中的會員平等投票權，後者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3.文明體與國家之關係
　　
　　在多數情況下，國家或國家聯盟是文明的代表或載體，國家的成長與文明的發達往往是同步的，即國家的强盛為文明的發達提供經濟基礎和安全保障，國家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也往往與文明的差異有關。而國家活動（包括國家的意識形態、文化教育、統治方式、管理制度）本身就構成文明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或者説必然對文明的形成和傳遞、以及在此過程中漸漸固化的文明特質造成關鍵性的影響。凡此種種，使得人們長期忽略對文明衝突的關注，似乎只在國家關係的視角下討論問題就夠了。
　　
　　但畢竟“國家”與“文明”還是有區别的。這種區别存在的最重要證據就是國家的强弱未必能與文明的優劣劃等號。國家强盛通常被認為與該國的文明有强大生命力相關，很多國家在其强盛時都要向外推銷其文明體系。但其實有很多强國卻未必是文明的楷模。德國法西斯曾經很强，卻極度野蠻；上個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的蘇聯也曾經很强，但也不足以讓人傚法。所以，一時的經濟（軍事）强盛特别是一時的經濟發展並不能説明制度的優越和文明的發達（日本、韓國、台灣的例子）。同理，高度發達的文明國家也可能被野蠻落後的强國擊敗。如當年中國被滿洲擊敗。而被擊敗的民族也可能以其高位的文明同化征服者，形成國家敗亡但文明卻繼續發展的現象。
　　
　　强國擊敗弱國容易，但强國想消滅弱國的文明、代之以自己的文明卻很難很難。如美國可以一個禮拜打進巴格達，可以逮捕並處死薩達姆，但卻難以在伊拉克建立美式民主的社會。
　　
　　國家間的衝突乃至戰爭很常見，其中有些是由文明衝突導致，或文明的衝突在其中能發生某種影響。但也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即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與文明衝突無關，只是出於利益之爭！利益的衝突往往超越文明的同一，因此不僅不同文明體系間的國家有戰爭，同一文明體系内的國家也有戰爭，就是同一國家、同一民族内部照樣也有戰爭。當代世界的反恐戰爭，有些與文明衝突無關，有些含帶文明衝突的要素，但恐怖組織既不代表國家，也不能説是一個文明體的代表，所以反恐戰爭不是國家間的戰爭，而是某國與某恐怖組織的戰爭。
　　
　　文明體之間的關係與國家間的關係一樣，都不僅存在衝突與戰爭，而且存在交流與合作。亨庭頓在討論文明問題時，較多注意的是文明間的差異、隔絶與衝突，其實，從歷史上看，文明之間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處於不同文明體的絶大多數人民都是完全能和睦相處的。而且一個大的文明體系一定會包含來自其他文明的因子，如西方文明就至少傳承著古希臘人的民主理念、羅馬人的法治傳統、猶太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以及凱撒所謂“高貴的野蠻人”的自由精神。中華文明也受惠於多種其他文明的影響，就古代而言最顯著的是佛教的影響；就近代而言則是馬列主義的影響。
　　
　　無論衝突或合作，都可能發生國家與文明體不一致的情況：（１）同一文明體内的某國與異文明體國家結盟，如阿拉伯某國與美國結盟；（２）同一國家内的反對派基於其少數民族的文化特殊性而反對本國的統治者，（帶有“文明衝突”因素），為此去尋求異文明體國家的支持，如中國的“藏獨”、“疆獨”尋求美國支持；（３）本國内部的政治反對派在不存在“文明衝突”的情況下為爭取權力而尋求異文明體國家的支持，如内戰。
　　
　　在時間上，文明往往比國家存在的時間長。在空間上，許多國家可能同時處於同一個文明體系之中，而一個國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可能也存在文明衝突的問題。
　　
　　亨庭頓認為未來世界將出現三大趨勢：（A）西方主導的世界正在走向終結，以其他文明為背景的非西方大國（如中國、印度）正在崛起；（B）這些新興大國越來越反對西方的價值觀，偏愛他們自己的文化規範，西方物質優越性的持續衰弱將極大瓦解其文化吸引力；（C）每種文明内部藴含的主要文化價值觀念作為個人和政治認同的源泉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人類的對抗性與同一性
　　
　　無論世界的問題還是中國的問題，其實都是人類的問題，都離不開對人性的研究。而關於人性的討論，最基本的兩個派别就是“性惡論”和“性善論”，前者强調人類“動物性”的一面，比較看重人的自私、自保、競爭（爭搶）、擴張（侵略）——等特質；而後者則强調人的“靈性”的一面，比較看重人的利他、犧牲、合作——等精神。一般認為西方的政治學是以“性惡論”為出發點，如認為“政府是必要之惡”，而中國儒家的政治學説則是以“性善論”為出發點，主張“政者正也”。再以國際關係學的幾大理論為例，現實主義似乎是以“性惡論”為理論基礎，認為國家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競爭中形成力量均勢也可以導致和平穩定的國際體系産生；而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則似乎更偏向“性善論”，認為國家間的理性思考、妥協合作、相互扶助終將促成一個和平、合作的國際秩序；建構主義沒有直接回答性惡或性善的問題，但它認為人的理念對於現實國際關係結構具有決定性作用，主張各國培養共同的文化理念、建構國際集體認同，以此實現真正有序、穩定、和平的世界，這其實也是對人類理性寄以厚望的理論，可以歸入傾向於“性善論”的行列。
　　
　　以我個人膚淺的觀察，似乎在冷戰結束之前，比較流行的是基於性惡論的各派學説，無論研究世界問題還是中國問題，大家關注的重點都比較集中在人類矛盾、衝突、對抗等現象，就此提出了多種多樣的理論，如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自由民主反抗暴政的理論、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地緣政治的理論……等等，所有這些理論，就認識方法而言，都首先强調矛盾存在的普遍性，然後按照不同的分類標準確定不同類矛盾的性質，再解析矛盾産生的根源，發現矛盾激化的要素（矛盾如何上升為衝突、對抗乃至戰爭），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
　　
　　而從冷戰結束以來，一些基於“性善論”或暗合於“性善論”的新學説（全球化理論、制度趨同理論、建構主義理論、改革開放理論——等）似有漸漸抬頭的氣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人類之間固然存在對抗性，但永遠只看到矛盾、衝突和對抗的一面，凡事都要找出一個“敵人”才能給出答案，這樣的認識模式也有失片面。作為群聚型的動物，人類有自私爭鬥的一面，也有逐群合作的一面，即在對抗性存在的同時也存在相通性或同一性，後者表現為：
　　
　　1.共同追求、維護的價值（普世價值）。各文明體之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完全不知道有其他文明存在的情況下，所制訂的法律或所奉行的意識形態（包括宗教）有共同的内容，説明人類有共同的價值目標或曰最基本的評價是非的標準。如對生命的尊重（殺人者要受刑罰），對誠信的要求（騙人者要受刑罰），對政府官員清廉和工作效率的期盼，對官員應為民謀利的要求——等等。
　　
　　2.共同利益。越來越强調國家間的互相依存、互相幫助。
　　
　　3.共同面臨的問題：艾滋病、全球氣候變暖、恐怖主義、經濟問題——等。
　　
　　4.制度的趨同。香港大公報（2008年10月17日）社評説，三十年前出現近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由吸收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為社會主義注入新生命，開拓了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並由此推動中國迅速崛起，改變了世界地緣政經格局。現時又見證了另一歷史轉折點：西方要進行大改革，由吸收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拯救陷於絶境的自由資本主義，希望使其由轉型重生。在這過程中出現了西方比較經濟學所描述的兩種體制匯聚（convergence）的現象，為兩制互動的實踐掀開新頁。
　　
　　以英國為代表的拯救銀行方案，是通過注資及擔保貸款等手段來支持幾家主要大銀行，從而建立穩定的金融業核心。這種模式與中國銀行體系十分相似：中國國家控股五大商行成為業界重心，對穩定金融業有關鍵作用。當英國銀行體系趨近中國模式之際，美國亦正在另一領域作機制創新：聯儲局通過購買商業票據，繞過銀行系統直接向企業注資。這與財政部在救援金融機構時同樣要有所甄選，因而在這兩大部門形成了選擇性地支持行業、企業的功能，起到由政府直接引導資源流向及發展方向的作用，初步具備了如中國計委（現為發改委）的經濟指導性計劃功能，故同樣是在趨近中國模式。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生産過程的物質（設備、原料、技術）層面和管理方式上本來就是相通的，市場也是相通的，所以至少在經濟層面，“制度趨同”是必然的。
　　
　　需要再費點時間討論的是在談到“普世價值”時，必須要問“民主自由是不是普世價值”？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區别價值、學説（意識形態）、制度、績效這四個層次，然後再看民主自由屬於哪個層次？個人認為：民主自由既是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一種政治制度，作為意識形態，其中含有很多體現（為能實現）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内容，作為政治制度，民主自由所實現的人類要追求的善和正義（終極價值）相比其他制度而言是最有績效的！但績效不等於普世性（比喻：價值＝人都追求跑得更快；意識形態和制度＝訓練方案和訓練實施過程；績效＝最後比賽成績。牙買加運動員博爾特跑得最快，他的訓練方法對其他人卻未必適用）。從全人類的横向及數千年歷史的縱向看，民主自由還不能説是全人類的終極價值，只是追求這種價值的方案之一和制度之一，儘管在已有的各類方案和制度中，它對普世價值落實得最多，最有績效，但它帶有明顯的基督教文明的印記，對其他文明體的人民未必適用。（如果十多億人口的中國從縣長到國家主席都靠競爭性選舉産生，後果不一定是正面的）。
　　
　　三、中國與世界的互動
　　
　　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的眼中只有“天下”而沒有“世界”，“天下”其實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中國加上其周邊的一些國家。
　　
　　古代中國人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天下”觀實際是只知有中國的王權，不知有各國的主權。在持這種“天下觀”的中國主導下，形成了一套以宗藩和納貢為主要内容的國際體系（主要存在於東南亞和東北亞）。它的主要特點是，中國周邊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承認中國皇帝的權威，接受中國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國皇帝朝貢，並接受中國的保護。在西方人看來，這種制度典型地體現出“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觀念。不過，與其説這是古代中國人的“國際觀”，倒不如説它是中國古人放大的“内政觀”，貢封制度的核心是王權之間的主從關係。在中國人看來，那些番邦的土地其實仍屬“王土”，只不過是“王土”的邊陲而已。而“王土”（即天下）以外的世界，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感興趣，既不知外面世界的存在，自然也沒有什麼“國際觀”，更沒有人去考慮什麼“國際秩序”問題。
　　
　　如果説“天下”帶給中國的是尊榮，那麼“世界”帶給中國的卻是耻辱。1840年，英國人用大砲加鴉片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剛面對新的國際社會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層，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衛的手段，不斷遭受戰敗的打擊，不斷割地賠款。面對列强在東亞的擴張，舊的宗藩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與各鄰國共同反抗外來侵略的媒介。不過，由於中國連遭敗績，宗藩制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被粉碎了。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甚至在中法戰爭中，中外軍事衝突的規模都不很大，中國實力受到的損傷有限。那時，中國儘管在歐美列强面前已是一個被欺負、被貶損的國家，但在遠東各國中仍舊維持著大國的地位。甲午戰爭後，日本一躍成為亞洲頭號强國，中國則從此墮入低谷。
　　
　　最初參與國際事務的慘痛遭遇，使中國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國國際地位的低下，從而唤起中國人對各國權利平等的渴望。與西方世界國家主權觀念産生的背景不同，中國人的國家主權觀念是從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中萌生出來的，中國人對國家主權觀念的理解也是與洗刷民族耻辱，挽救民族危亡、渴求獨立自主的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自豪感與屈辱感．仇外與媚外．向西方學習先進與抵制西方影響長久地．矛盾地共融於中國人的胸中（“老師總是欺負學生”是百年來始終困擾中國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命題），交替起伏，因時而異。
　　
　　總之，中華民族在現代意義上的“國際觀”是在中國與西方發生激烈衝突的嚴酷環境中産生出來的。以至中國人在20世紀多一半時間裡所追求的，只是他們在19世紀所失去的東西——民族的獨立、尊嚴和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1949年以前，中國曾進行過不懈的抗爭，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台灣、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具體例子不多舉了。1949年以後，中國外交格局先後經歷了“一邊倒”（擁蘇反美，五〇年代）、“反兩霸”（反帝反修，60年代）和“一條線”（聯美反蘇，70年代）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外交政策有很多調整和變化，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即外交的基調是鬥爭和反抗，每個階段都至少有一個假想敵。事實上，從1949年到1979年，中國對外用兵六次，這頻率是很高的。不管我們如何評説其間的功過是非，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正是以這種挑戰者和抗爭者的姿態，以强硬的不惜一戰的方式，在“强權高於公理”的國際舞台上殺出一條血路，成為美蘇兩强之外最强大的獨立力量。
　　
　　從1978年至1985年，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中國進行了一次意義非常重大的外交政策調整。中國不斷改善與周邊各國的關係，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在力爭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同時，逐步使中蘇關係朝正常化方向前進；同時繼續發展同西方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此外，中國還積極拓展多邊外交，加强與聯合國的合作，廣泛參與多邊經濟、社會領域的活動和區域性爭端的解決。這些舉措體現出中國人的“國際觀”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種變化是：
　　
　　1.放棄了以往關於大規模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認為當代和平因素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為此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務，除一如繼往地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並為此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2.中國認為，多樣化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矛盾鬥爭一面，也還有互相依賴的一面；國家之間特别是大國之間，在處理一系列國際問題時存在著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進行合作。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據世界的發展趨勢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來處理與不同類型國家的關係，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也不再重複劃分敵、我、友，團結一部分國家打擊某個或某些國家的策略。
　　
　　3.明確了“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頁)。中國不僅要加强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而且必須學習、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
　　
　　在前邊的論述中我曾提到，冷戰結束前，人們關注的重心是對抗，冷戰結束後，似有更提倡合作、和解、和平的意味或傾向。中國在冷戰結束前（約六到九年）就開始了這種思維轉型，而中國的轉變又直接推動了世界性的新思潮出現。這是中國通過改變自己來改變世界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四、中國的獨特性
　　
　　我選用“獨特性”的概念而不用“特殊性”的概念，是因為“特殊”是相對於“一般”而言，在“歐洲中心論”者看來，西方文明發展的軌跡是“一般”，中國則是“特殊”；而在某些中國人的眼中，也可以把中國的範例視為“一般”，而視西方為“特殊”。如果從多文明體系並存的視角看，則根本不承認哪個文明是“一般”，自然也就不承認哪個文明是“特殊”。
　　
　　中國的獨特性是它在世界歷史上，既是一個燦爛文明的代表，又是一個長期排名在前列的大國强國。白魯恂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中國其實是一個文明體，這個文明體假裝自己是一個民族國家。在瑞士日内瓦大學任教的張維為教授則提出“文明型國家”的概念，試圖以二者的整合來開拓一條認識中國的新思路。
　　
　　從文明體的角度看，中華文明有自己的發展軌跡，不同於西方，要正確理解中國，就要自覺摒棄“一元論”的歐洲中心史觀。斯大林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和今日的“民主是普世價值”的説法都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的産物。其實，中國的“封建”不同於歐洲的“封建”，中國的“專制”不同於西方的“專制”，中國的“主權”不同於西方的“主權”，中國的“民本”不同於西方的“民主”。民主做為一個理論體系而言，其中包含很多普世價值，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搬西方的術語和概念研究中國的問題很難避免南橘北枳的偏差；（如中國封建社會開端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長期滯後問題——等，其實都是源於歐洲中心説才産生的問題，不説它們是假問題，至少不是好問題）而做為一種制度安排，民主則可能對一些國家並不適用。
　　
　　在歷史上，中國曾經打造過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體系，中國人心中的“天下”就是全世界（其實只是亞洲一部分），中國人的心底對自己的文明具有强烈的優越感。作為現代的中國人，我們要正確認識中國，認識自己，也要自覺摒棄“中國中心論”和“二元論”的東西文明對抗史觀。中華文化只是東方文化中的一支，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伊斯蘭文明都不是中華文明所能代表。在儒教文化圈國家中，日本、韓國的文化也各有特色，非中國所能代表。中國不能妄自尊大。講“二元論”，表面上二者兼顧了，其實仍免不了要問“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問題，最後還是回到“一元論”。有學者談中國的“新左派”，説他們永遠强調中國的發展成績和穩定的重要性，不提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永遠批評美國的國際霸權行為和國内的種族歧視行為，不提美國好的一面；這的確是事實。但另一面，在中國提倡“全盤西化”
　　
　　的人，又何嘗不是永遠做另一面的文章。其實這兩種文章都有片面性，就認識方法而言，即兩類作者都不能在心底接受另類文明的存在，不能欣賞異己文明的價值和優越性。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有極大的包容性（連最難被同化的猶太民族在中國都被同化），中國文化的多元要素（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三民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有望成為融合各家創出新模式的“候選國”。
　　
　　馬克思主義給中共注入了尊重人民、為人民謀利益的價值標準，也使中共在誕生時體内就已經有民主的基因；而中共在後來的奮鬥歷程中也多次與堅持“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合作，並且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級階段都明確了“適度鼓勵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這一切最終決定中共能選擇市場化的道路，也能接受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方法；中國不好戰，不殖民，不擴張領土，歷史上以“文化力”和“經濟力”服人而不以“軍事力”著稱。與世界各民族相比，中華民族又經歷過更多的榮辱興衰，這使得中國能夠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傳統為底藴，為構築未來的國際秩序做出更多的貢獻。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要求中國不能僅搞實力外交，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中國所主張的原則將在價值觀上具有較大的兼容性，中國古代的很多理念如“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對構建多文明體共存的世界體系仍有啟示意義。
　　
　　但上述的優勢在某種情況下也可能變成劣勢，假如出現了多元文化要素中最惡劣的組合：既有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對於資本的仇視和對於秩序的衊視，以及對“鬥爭”和暴力的偏好，又有相隨資本主義而來的貪婪與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專制與腐敗，那中國的好日子恐怕就為數不多了。作為大國，中國最大的獨特性就在於其人口規模，無論做除法還是做乘法，一連上13億甚至15億，大即變小（除法）、小即變大（乘法）。
　　
　　中國的獨特性（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和地域面積、人口均居世界排名前五名之列的“洲際規模”的大國）決定了中國必須自覺參與國際競爭，並且要為自己確立做一個强國的奮鬥目標。美國學者過去最有代表性的觀點：中國作為美國的朋友，對美國的幫助微乎其微；但如果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對美國的傷害將難以估量。而到了今天，還有哪位美國朋友敢説中國作為朋友不重要？
　　
　　但中國正因為其大，也很有惰性。中國自鴉片戰爭敗後開始“師夷長技以治夷”，但步伐太慢，二十年後日本受美國“黑船叩關”的刺激，開始明治維新，等人家日本維新搞成了，中國仍停留在向西方學習“船堅砲利”的階段，最後釀成甲午的慘敗。歷史經驗證明，一旦中國喪失了“自覺參與國際競爭”的緊迫感，將很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惰性陷阱而衰敗。
　　
　　中國的大國地位也使它必然成為别國防範的對象。被人視為“威脅”對其他國家可能不必然，但對中國則是必然的。
　　
　　（討論：1.威脅不在於是否有傷害對方的意願，而在於是否有傷害對方的能力；2.就“意願”而言，西方認為中國a.歷史上曾經輝煌，b.西方欠中國的債，中國强盛後要西方還債，c.國家利益必須競爭短缺資源，d.意識形態仍然起作用；3.就實際情況而言，一國經濟的發展難免對他國形成擠壓，你家大樓蓋太高必然擋别人的陽光）。
　　
　　在21世紀，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一定更直接、更有力。在新世紀裡，中國改變自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培養國民健全的大國心態。最重要的是要從屈辱和恐懼的舊夢中徹底擺脱出來，充滿自信而又謙虚謹慎，能夠做到處變不驚。新中國成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五十而知天命”。站起來已久的中國人現在應該能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外部世界了。
　　
　　隨著中國的日益强大，世界各國越來越關心這樣一些問題：
　　
　　1.一個崛起的中國在國際上將扮演何種角色？
　　
　　2.它主要發揮作用的邊界在哪裡，或曰其期待的“勢力範圍”的邊界在哪裡？
　　
　　3.它準備通過何種方式、使用何種手段使其勢力擴張到其期待的“邊界”？
　　
　　4.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是怎樣的，特别是與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國將如何相處？
　　
　　5.中國自己如何界定“發展”的内涵，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還比較容易，但對於何謂“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中國人必須給出一個既帶有鮮明中國特色又能被世界理解乃至接受的答案。
　　
　　對於這些問題，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已經在闡釋和平發展理論（也有人主張“和平崛起”理論，“崛起”比“發展”至少在語感上顯得更咄咄逼人）的時候做了嘗試性的回答。但應當指出，不管是叫“和平崛起”還是叫“和平發展”，所回答的主要是“過程和手段”即上述第三個問題，其他四個問題尚沒有答案，然而，迴避另外四個問題，單純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顯然不能讓外界完全釋疑。而這五個問題合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大問題，即强大後的中國將如何在國際上自我定位？現在已到了認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文化帝國”，是以中華文明的向外輻射取得“萬邦來朝”的大國地位的，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討論中國强大以後的國際定位問題，應當從凸顯“中華文明”入手，中國要扮演的角色是：“東方文明的重要一枝——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和光大者”。為此應重新建構對當前以致未來若干年國際格局的戰略解釋框架，多强調當今的世界是“多文明體系共存的世界”，而非單純考慮國家間關係，現在的“一超多極”或“一超多元”的提法，僅僅以國家為本位而非以“文明體系”為本位，而且過多偏重國家實力。
　　
　　强調“多文明體系共存”的世界觀，其好處是：（A）把對未來世界秩序的關注更多地引向對不同文明體系“平等共存”的關注，而非總著眼於國家間的力量强弱對比。（B）引入“文明”的内涵後，“多元”或“多極”將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文明體可以是單一國家，如印度；也可以是國家集團，如西方文明由北約各國共同代表；美國將只是西方文明體系中的一枝，中國以中華文明的傳承者的國際地位與作為西方文明代表者之一的美國對話，地位將更加平等；（C）以文明差異取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有助於我國與世界的融合，有助於各國更加理解中國的現行制度；（D）在“中華文明”大旗下，可同傳統“儒教文化圈”的東北亞、東南亞各國建構新的交流機制和對話話語；（E）在“中華文明”大旗下處理台灣問題，可能開拓出更大彈性空間。
　　
　　五、對冷戰後國際新秩序的思考
　　
　　（一）百年來時代性質演進軌跡：熱戰-冷戰-棋戰
　　
　　對各國的政治家而言，要想辦好本國的事情，搞清楚所處時代的特性是前提。中國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末走了一大段彎路，原因之一就是對時代性質做了錯誤的判斷。當時毛澤東沿襲列寧的命題，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腐朽和垂死的階段，其腐朽性與垂死性的兩個必然的伴生物就是革命與戰爭，或者是戰爭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戰爭，但事實證明，毛澤東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新高潮”並沒有出現，而他對“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和强烈抵制，其客觀效果卻是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他對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熱情期許和高度肯定，則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嚴重脱序和混亂。這個例子，説明研究時代特性問題的重要。
　　
　　小平同志復出之後，高瞻遠矚地提出當前我們所處時代的主旋律是“和平與發展”，有這個判斷為前提，才有改革開放戰略的提出。在改革開放進行了近二十年後，中國仍然認為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旋律”的地位不會改變，這個基本判斷，乃是中國制定未來發展戰略的前提。
　　
　　但是人們也都注意到，冷戰結束之後，這個世界與其説變得更加有序，不如説變得更動盪不寧。在波黑、在車臣、在中東、在非洲、在中南美洲……種族仇殺、領土糾紛、内戰、政變等形形色色的局部衝突或區域戰爭，此伏彼起，輪番上演；在相對安定的亞太地區，也出現了台灣海峽的緊張局面和朝鮮的核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展現翻天覆地的經濟破壞潛力，令全世界為之心驚肉跳；凡此種種，是“和平與發展”這五個字反映不出來的。雖然這些形態各異的爭端或衝突相對於“主旋律”而言可能只是“雜音”，但後者處理不好，也能令前者演奏不下去。所以，有人就試圖提出新的範疇，以全面涵蓋當今世界既有“和平與發展”，又有“衝突與動盪”的雙重特徵。
　　
　　“冷和”就是此類新範疇之一，其“和”字指“和平與發展”，“冷”字則指“衝突與動盪”。但“冷”字畢竟只是抽象的形容詞，必須調動聯想力才能把這個字與“衝突”扯到一起，且僅僅憑一個“冷”字，人們也很難聯想出冷戰後的新時代賦予了各類衝突、抗爭哪些新特點。
　　
　　有鑒於此，我於1998年在香港《中國評論》上著文，提出“棋戰”的範疇，並以“熱戰”-“冷戰”-“棋戰”作為解説百多年來時代特性演進的基本脈絡，
　　
　　從西方列强開始全球範圍的殖民擴張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是世界近代史的“熱戰”階段。從“二戰”結束到1991年的蘇聯解體，是世界當代史的“冷戰”階段。而“冷戰”結束到現在、乃至今後數十年間，就是人類的“棋戰”時代。
　　
　　熱戰、冷戰、棋戰的嬗變與生産力的發展有關。人有動物性的一面，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彼此間的關係。人類的生産力越弱，在大自然面前愈感覺卑微，其動物性就愈强，即往往以同類為征服的對象。反之，人類的生産力越發展，即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也就越來越以大自然為征服對象，對自己的同類則越來越能夠寬容。
　　
　　在農業文明時代和工業文明早期，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哪部分人類擁有的自然資源多，對另外那些人類而言就具有優勢。希特勒的“生存空間”理論，其實就是建立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因此，有利於人類生存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水源、礦藏……等等，就成為人類爭奪對象；這個邏輯再向前延伸，就是一個國家控制的勢力範圍越大，它所能控制的自然資源也就越多，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最後要體現在商品的增值上，而商品增值必須通過市場來實現，一個國家的勢力範圍越大，其潛在市場也就越大，由此就發生列强爭相擴大本國勢力範圍（包括海上通道和戰略交通樞紐）的衝突，導致熱戰。“熱戰”發動者的目的，是併吞對方的領土、統治對方的人民、攫取和支配對方的資源。
　　
　　到工業文明中期特别是原子彈問世之後，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升級到可以使人類自己毁滅的程度，現代化的市場體系又使發達國家無需直接佔有他國領土也能支配他國的資源，佔有對方的市場，於是兩個陣營内部停止了為爭奪資源、市場而進行的戰爭，兩個陣營彼此之間雖劍拔弩張但最後也成功防止了兵戎相見，熱戰漸漸讓位於冷戰。“冷戰”發動者的目的，已不是直接佔領對方領土、統治對方人民。而是通過經濟封鎖和軍備競賽耗掉對方的國力，同時扶植對方内部的反對勢力，最後迫使對方政府和社會制度垮台，讓親己方的新政權上台，奉行同己方一樣的價值標準和社會制度。
　　
　　到信息文明時代，全球聯繫日益緊密，財富在國際間的流動日益加速，國與國的界限漸漸被“世界村”的新概念與新景觀模糊化，生産力的提升日益“普世化”，由此冷戰漸漸讓位於棋戰。“棋戰”的“輸贏”類似於棋賽。在一場棋賽中，大家比的是棋藝水平的高低，不論誰勝誰負，對局的棋手之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勝利者除了享受“冠軍”頭衔所帶來的精神上的優越感並得到比負方多的奬金外，不能再要求負方做更多的奉獻。進入“棋戰”時代，各國真正看重的是本國的綜合國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在國際排行榜上的名次。很多欠發達國家在經濟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後開始重新認識自身文明的價值，原來“現代化”與“西方文明”是劃等號的，而今二者已經脱鈎，不同文明的共存日益得到尊重，
　　
　　必須强調指出，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是不平衡的，所謂“熱戰”-“冷戰”-“棋戰”的劃分，也只是相對性的、著眼於宏觀分析、就長遠發展趨勢而言的。正像在“冷戰”時代仍然隨處可見“熱戰”的思維模式和鬥爭方式一樣，在“棋戰”時代，特别是“棋戰”剛剛開始才幾年的現在，很多人仍然沿襲著“冷戰”甚至“熱戰”的思維軌跡，“民族沙文主義”和“文化價值觀的沙文主義”仍然很有市場；一有風吹草動，有人就想重新揮舞他們早已用慣的“冷戰”甚至“熱戰”的大棒；這些是世界動盪不寧的根源。
　　
　　（二）熱戰、冷戰、棋戰的解析
　　
　　（1）、（2）、（3）、（4）略；相關内容可參閲本編前兩篇選文。

　　（5）“棋戰”時代的新戰爭觀
　　
　　上述四個特點合到一起，集中反映就是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和平將越來越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協商與談判將越來越成為建構國際秩序的主要路徑，而人類對戰爭也將形成新的看法。
　　
　　首先，戰爭的目的從爭奪自然資源或擴大勢力範圍，以及由此引發的反殖民、反侵略、反霸權，逐步轉移到為維護本國制訂國際規則的地位與能力，或維護於本國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而戰。有人解釋美國兩次發動對伊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中東石油，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理由，但其實已經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為美國從20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結束後，就開始調整其石油資源的對外依賴，到九十年代，美國年進口石油中來自海灣地區的所佔比例，已下降到10％多一點，即使完全斷絶海灣地區的石油供應，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很有限。何況兩次對伊戰爭，中東石油仍然留在中東國家（包括戰敗的伊拉克）手中，並不是被美國據為己有。對重要海上通道的控制也可作如是觀，如馬六甲海峽的權益主要是在其周邊國家手中，它們選擇同美國聯盟是有種種考慮，至少不能簡單歸結為是美國用超强軍事力量逼出來的結果，説美國控制了這條水道就能讓另一些國家被“扼住咽喉”，也屬誇大其詞。還有對所謂“C型包圍圈”的討論，且不論美國主觀上是否想建構這樣一條對中國的包圍圈，就是在客觀上，美國也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它連阿富汗都搞不定，説明即使“控制”也是相對的，不可能為所欲為，更何況還有那麼多美國無法控制的國家和地區。世界上也沒有任何國家有這種能力去建構什麼“C型包圍圈”！因此，不應理會那些過度誇大美國對我的安全威脅、先入為主地從“敵意”去解釋一切的所謂“戰略分析”和“戰略預見”，那都是基於過去戰爭的經驗和理論，現在仍沿用它們，就理論而言是與時代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就實踐而言是鼓勵中國四處出擊、四處樹敵，不利於中國與世界的和諧互動。
　　
　　其次，“人們更加强調戰爭在解決相互間利益矛盾時的調節功能而非破壞功能，即便掌握了戰略主動，也盡可能地限制戰爭的目的、規模和持續時間，不動不動就想與對方分出個你死我活的最後勝負，給對手留有一定‘餘地’，把戰略主導權牢牢握於手中，讓戰爭呈現某種意義上的‘雙贏’局面，已成為全球化經濟時代新的戰爭勝負觀”。因此，不僅消滅對方國家、奴役對方的人民早已經被確認為是對人類正義與尊嚴的侵犯，就是消滅對方政權乃至大規模消滅對方有生抵抗力量，都不再是判定戰爭勝負的標準。以美國近三十年來打的幾場仗為例，“沙漠風暴”（第一次對伊拉克戰爭）和科索沃戰爭，都有意無意地遵循了現代戰爭中這種“有限、速決和給對方留餘地”的原則，以大規模削弱對方實力為作戰目標，達到目標即收兵，因此都以勝利告終，戰爭結果是强化了美國的“領袖”地位。但阿富汗戰爭和第二次對伊戰爭，都以消滅對方政權、建設美式民主為目標，實際是回到冷戰時代的作戰目的，結果深陷泥潭，飽嚐苦果；不但戰爭目的沒有達到，而且重挫美國的國際地位。
　　
　　第三，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清楚告訴人類，用窮兵黷武的方式提升國家政治經濟地位是死路一條。進入棋戰時代後，由於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增長、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强化、敵我界限的相對模糊化、和對既有國際遊戲規則的尊重漸漸普遍化，導致以武力來解決國家間的爭端越來越“非道德化”，不僅用武力處理國際關係是如此，甚至以武力來解決國内的政治分歧，也越來越受到譴責。“全球化經濟徹底斷絶了憑藉武力提升國家經濟地位的可能性。這是時代告訴我們的有關戰爭問題的一條新的戒律”，在這種趨勢下，武力的作用下降，或者説，軍事必須服從和配合經濟和政治的大目標。明白這一點，我們就知道所謂“和平崛起”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現代世界已經不存在非和平崛起的可能。一個國家要走向强盛，沒有强大的武力做後盾是不可能的。但當今世界演變的趨勢，也越來越證明中國古人“兵者兇也”的見識之高遠，即使國力强盛如美國，也因為對外頻頻用兵而導致國力迅速下降。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地區仍很貧窮，還有大量的内部問題要處理，隨著中國國家利益的擴大，中國的軍事影響也必然相應隨之擴大，但這絶不等於中國就可以動不動“不惜一戰”！中國決不能重走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發跡的老路，靠武力擴張勢力範圍絶無可能把中國帶向崛起，只能把中國帶向衰敗！
　　
　　2008年11月初稿，2010年9月修改

　　（本文為筆者給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開設的講座中的一講。）